二、联系群众的好干部 1.大老粗手里有真理 1964年2月10日，《人民日报》刊登了新华社记者的通讯报道《大寨之路》，介绍了他们的先进事迹。并发表社论《用革命精神建设山区的好榜样》，号召全国人民，尤其是农业战线学习大寨人的革命精神。此后，全国农村兴起了“农业学大寨”运动，大寨成为我国农业战线的光辉榜样。
毛主席就说过：“历代的状元没有几个出色的，倒是一些没什么文化的大老粗，能够办成事。” 1964年12月下旬，周恩来在三届人大的会议上赞扬大寨，毛主席在自己的生日里宴请陈永贵，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把介绍陈永贵和大寨的文章发往国外，这让陈永贵非常自豪。不过陈永贵还是一位懂得科学技术的农民。当然，这也是一件事情教育了他。 上世纪60年代初，大寨种了几百颗苹果树，几年下来就是不怎么挂果。陈永贵着急，请来了一位果树技术员。那位技术员在苹果园里转了转，说这些树长丰了，得剪枝。那就剪吧！剪了几天，陈永贵上山去看：只见果园里遍地狼藉，大枝小叉散落了一地。陈永贵看了心疼的了不得，好几年才长成这样！他骂技术员是“把大寨人的心给剪了”。那位技术员看了陈永贵一眼，说“不剪不结果”，手底下仍然不停。陈永贵火了，狠狠一摆手，把技术员轰走了。第二年春天，没有剪的果树花繁叶茂，仍是不挂果，剪过的果树却硕果累累。陈永贵叹了口气，又请回了技术员，说不信科学就是不行。从此陈永贵更注意把干劲和科学结合起来。他从不隐瞒自己在这方面的丢脸事，以至多次以此为例，告诫自己的部下，在技术上可不敢傲慢，可不敢翘尾巴。 然而历史的脚步推着所有人向前进，文化大革命了，大老粗开始造走资派的反了。1966看8月1日，毛主席给清华附中的学生们写了一封信，首次表示了对红卫兵造反的热烈支持。8月5日毛主席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向另一个司令部——资产阶级司令部宣战。1966年8月9日，在这一天的《人民日报》上，刊登了陈永贵的一篇文章，题目是《新大寨粉碎了孙冶方的修正主义的谬论》。1966年8月18日，毛主席在天安门接见百万红卫兵，这场百万人大会成为全面展开文化大革命的群众动员大会。此后不久，全国性的大串联也形成高潮，数以千万计的红卫兵和各色人流，涨满了各线铁路车厢。作为与井冈山和韶山并列的三大热点之一，大寨沸腾了！ 大寨这个80多户的小山村，代表了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发展方向，因而成了全国人民向往的地方。各地人民纷纷来学习取经，十几万参观学习者如潮水一般，一时道路拥塞，衣食无着。又赶上寒冬将至，当地政府不得不频频向中央告急，中央军委命令部队连夜赶制大饼、并调动直升飞机，向大寨和井冈山，空运大饼、衣服和毯子。原大寨妇女主任党支部副书记宋立英回忆说：“（参观的）特别多，一天有上万人呢！那会参观的也很辛苦的。那么多的人，也吃不上饭，自己带干粮啊，供点水呀！这里从昔阳到平定、阳泉，才有的人能吃上饭。近处的都回去了，远处的回不去了，直接给住夜吃饭。”
在数以万计的参观者的眼里，陈永贵显得极其神圣。他也出来接见群众，向人群招手致意。每逢这时，人群中就爆发出“向陈永贵同志学习，向陈永贵同志致敬”的欢呼声。虽然文化不高，但陈永贵能跟上形势，他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批三家村文章，后来又在人民日报上批反动权威。可是，针对中央《十六条》的“要文斗不要武斗”的号召，昔阳有些别有用心的人却鼓动红卫兵违反，怂恿武斗。陈永贵甚至很忧虑，许多陈永贵熟识的大队书记已被打倒，带着高帽子游街、游田，这么下去谁来当干部、谁来组织学大寨、谁来组织生产？那时的大寨，已经成为中国农业的圣地。陈永贵非常担心，如果大寨的生产出了问题，就像龙王庙被淹了大水一样荒诞。他请一位记者代笔，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陈永贵提出了自己对农村开展文革的五条建议。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不要批斗农村干部。让陈永贵惊喜万分的是没多久，他的这封信就被中央，批转给国内的各个地方。 没过几天，陈永贵开始收到全国各地表示感谢的信。上至省委书记下到生产小队长，都把他当成了救命菩萨。许多人在私下说，这样的信除了陈永贵没人写，除了毛主席没人批。郭凤莲回忆说：“经常电话就叫走陈永贵了，一般陈永贵独来独往，不带任何人。作为我们大寨人来讲，对陈永贵比较担心。因为当时武斗现象比较多一些，害怕在武斗中，陈永贵同志有什么不可预料的事情。”1966年12月15日，中共中央发出在农村开展文化大革命的通知。主要在城市里搞的运动，从此正式进入农村。两天后，陈永贵终于坐不住了，他跟县委请了假，带上一筐大寨产的苹果到了首都。陈永贵直奔京西宾馆住下，立刻求见总理。三天以后，周恩来在中南海怀仁堂会见了陈永贵。郭凤莲说：“陈永贵到北京见了周总理，周总理说，‘永贵同志，大寨有没有成立红卫兵啊？’陈永贵说，‘没有成立红卫兵’，后来总理说，‘还是要成立红卫兵组织，成立红卫兵组织，就可以对那些四旧这些东西，跟它斗争。’陈永贵从北京回来以后，我记得在一次会议上，陈永贵传达过总理对他讲话的精神大体内容，后来在陈永贵同志的领导下、建议下，就创立了大寨太行红卫兵队。” 陈永贵这次见到周恩来，还解决了他一直想解决的一个问题，那就是建一个化肥厂。当时周恩来表示，你现在回去就可以办，国家支持你！陈永贵高兴坏了，后来他说：最大收获，就是得到了一座化肥厂。从这件事情足以看出，陈永贵愿意在抓革命的同时，踏踏实实地促生产。 1967年2月17日，正月初三晚上，陈永贵主持召开了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大会。县内三十余个造反派组织参加。陈永贵明智地避开了各路人马争执不休的权力问题，主张趁春节时机，大斗黑帮走资派，猛促春耕生产。这是一个任谁也不能否定的行动纲领。可以看出陈永贵这个大老粗对文化大革命“抓革命，促生产”的理解是多么透彻，也证明了“大老粗手里有真理”这个光辉论断的正确性。如此陈永贵也就自然成了无可争议的领导者。陈永贵带头造反夺权的消息，很快就传向全国，3月5日，《人民日报》报道了陈永贵在昔阳夺权的消息，报道称，陈永贵响应毛主席号召，站在斗争前列，为全省全国劳动模范树立了光辉榜样。陈永贵说，学大寨，赶大寨，手中无权学不开！文化大革命，造走资派的反，就要向走资派夺权。2月11日，陈永贵出任昔阳县造反总指挥；2月25日，出任中共山西核心小组成员；3月15日，出任中共山西核心小组，抓革命促生产第一线指挥站副总指挥；3月19日，出任山西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在短短一个多月里，陈永贵从一位劳模一跃成为山西省的第三号领导人物，这反映了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 1967年5月1日，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了陈永贵同志。毛主席见了陈永贵，很高兴地伸出手去，握着陈永贵的手说：“永贵好、永贵好！”陈永贵激动地回答：“毛主席好！大寨人问您老人家身体好！”然后两个人在一起留影。陈永贵最受毛主席称赞的就是始终坚定不移地走在革命队伍的最前端精神。 陈永贵也有惊无险的时候。在一天深夜，陈永贵被一群大汉迎面挡住了去路。郭凤莲回忆说：“后来那天晚上陈永贵回来晚了，第二天就跟大家讲起了这个故事，他说我昨天晚上回来，在不远的地方，刚开始听见有枪声，后来司机说咱们不要走了老陈。陈永贵说那里是我的家，我一定要回我的家，咱们走吧！往前走了不远，有几个人把车就给拦了，不让陈永贵同志走。司机就下车交涉去，没有让开路，陈永贵同志见了这种情况，就下去了。陈永贵说，‘你们拦我的车有什么事呀？’拦的人说，‘陈书记，对不起，我们是奉上面的命令，上面有人命令我们。我们不能拦截您，您是我们心中的偶像，您是劳动英雄，我们对不起您……您走吧！’就给陈永贵同志下了跪。陈永贵同志说：‘起来吧，没有你们的事。你们回去吧，我要回家了。’”到底是谁的命令？为什么拦截他？陈永贵同志没有询问，所以给历史留下了一个迷。过这事，可以看出陈永贵虽然文化不高，但人民都把他看作英雄，看作偶像，他在人们心目中是崇高的。 后来，毛主席亲自给山西的派性斗争定了性：“人民内部矛盾，前世无冤，今世无仇，有些意见不对头。” 2.成为“三三制”国家领导人 1973年，陈永贵被召进北京，在北京上了读书班。几个月之后不久召开的中共十届党代会上，成了政治局委员，名副其实地成了国家领导人。 毛主席早就说过“没什么文化的大老粗，能够办成事”的话。那么，陈永贵到底有多高的文化呢？这是一个很多人都感兴趣的事情。陈永贵并不隐瞒自己的文化水平，他是在大跃进期间扫的盲。那时，他下过大力气，在县里开会的时候，总不忘了吭哧吭哧地做记录；中午散了会，大家睡午觉，他却找人对笔记，甚至要来讲话稿，补笔记。当时的县委书记张怀英，见这位43岁的汉子如此刻苦，心下很是喜爱。而那些有时间宁可睡一觉的农村干部，却替陈永贵累得慌。一位熟人笑话他说：“老陈，别借了，四十多岁的人了，再学还能当上中央委员？”后来陈永贵真的当了中央委员，甚至当了政治局委员。人们想起这句话，一时传为笑谈。其实陈永贵只是按一个劳模、一个大队书记的标准来要求自己的。如果他真有先见之明，哪怕只有当上县委书记的先见之明，他也应该学习得更刻苦，更持久一些。达到既能读又能写的水平，实际上他刚达到识字水平，便停步了。陈永贵写东西很吃力，一两句话简单批示、一两行字的条子还能凑合，上百字的短信就需要秘书代笔了。写信写报告，自然更要依靠别人记录，他只管口授一个大意，最后再提几条修改意见。由于文化水平不高，陈永贵讲话也难免有跑马和用词不当的时候。但是陈永贵的讲话，充满了老百姓的语言；而他本人又很聪明，听他讲话比听套话来劲多了！哪怕陈永贵信马由缰的瞎扯，扯的也是老百姓闻所未闻的新鲜事，会场上总是鸦雀无声。另外尽管陈永贵文化不高，可一点也没有影响他的实际工作。宋玉林说：“他的记性好，你说他也没上过学，写不了字可认得多。机密文件都认得。每天给他送保密文件，他都要看看报纸。可是他写不了，他认得多记性好，说一遍就记下了。” 1975年1月13日，陈永贵迎来了他政治生涯的最高峰，四届人大也召开了。大会任命周恩来继续担任国务院总理，而陈永贵也被任命为新一届的国务院副总理。他排名第七，排在王震之前。不过陈永贵知道，自己不是坐镇北京、批阅文件的料。明白自己的优势在于熟悉基层，自己的作用在于上下沟通，并在全国范围内推动农业学大寨运动。他还知道自己是凭着大寨和昔阳这块基地上来的，失去了这块基地，他就成了无本之木。对此，陈永贵想出了一个扬长避短的办法。1975年5月初，陈永贵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请求批准他经常下去跑跑，三分之一的时间去昔阳抓点，三分之一的时间在全国跑面，剩下的三分之一的时间在北京。他很明智地给自己这位第七号副总理设计了一套史无前例的职责，一套与中央政府的行政管理职能相得益彰的职责，不久，中央批准了他的请求。宋玉英回忆说：“跟主席提出了三三制，三分之一在大寨，三分之一在北京，三分之一在全国各地视察，那会他也经常回来。”
这个时候陈永贵又回到大寨了，他似乎找到了那分久违了的平静，可以面对以前朝夕相伴的父老乡亲。街坊邻居有个什么难题，只要他能够办到，一定尽心尽力。宋玉英说：“陈永贵这个人办的实事多，只要是能办的事情，他都能给办了。找他的人也不少，跟咱们是一个公社这厚庄，一个支部书记，他的老婆王华贞觉得不舒服，在这里没检查着（是什么病）。老陈知道了，给他帮忙，送到北京医院。后来这人提起来：‘老陈，陈永贵是我的救命恩人，不是他我早就死了！’”早在陈永贵当政治局委员的时候，就住进了北京钓鱼台，钓鱼台的条件当然不错，而且，陈永贵并没有把家属带到北京，只是自己在住，但那里毕竟不象一个家。 1975年8月中旬，陈永贵在北京的住处，又从钓鱼台搬到了交道口的一个胡同的小院里，搬出钓鱼台后，按规定，应该给陈永贵配一名服务员。陈永贵说，来一个年轻姑娘，挺不方便的，算了。中央又说，可以派一个岁数大的，陈永贵说，岁数那么大还伺候我，多不合适？就我们几个人一块过吧！我就一个人，干嘛要那么多人来照顾我？于是，这个小院就成了清一色的男人的世界。 当上了副总理的陈永贵，对他的昔阳大寨始终念念不忘。自从毛主席批准了三三制的请求，陈永贵就很少从北京住着。1974年初到1976年的年底，陈永贵回昔阳20次，先后住了252天。他在昔阳最爱干的一件事，就是突然袭击式的私访，这当然是为了避免下边事先做手脚。同时，也正是陈永贵这种务实的管理，培养出了一批批的好干部。陈永贵整昔阳整得狠，对自己和大寨也毫不留情。1973年，大寨的一个木匠，从大队会计手里要了张空白介绍信，外出为队里买木头，他自己多买了一点，以方便日后留下干私活赚外快。在事发后，陈永贵联想到大队会计的印把子，联想到全县干部的私心，便掀起了一次“纠正化公为私运动”，这场从1973年11月发起的纠正化公为私运动，割了资本主义尾巴，大大强化了社员的集体主义精神，大寨的“思想领先政治挂帅”享誉全国。回到大寨的陈永贵，依旧是每天蹲在大柳树下吃饭，也依旧是乡亲们心中，那个无所不能的老陈。原大队妇女主任宋立英回忆说：“那会儿经常回来要找他的，能弄的，他都给办了，这个人也是心软。” 3.整顿与西水东调工程 当时的陈永贵还兼任昔阳县委书记。而昔阳有几个老大难，陈永贵就开始整治这些单位。最出名的老大难有三个：一个是医院，一个是剧团，还有一个是邮电局。邮电局服务态度不好，老百姓打电话不给好好接，报纸一压就是十天半个月。有人告到陈永贵的耳朵里，陈永贵怒道：“邮电局就有人反大寨呢！”他下令邮电局整顿，派下一个工作组办学习班，让那些职工一个个地自我解剖，重新认识大寨精神。等到那些神气惯了的国家职工充分提高了认识的时候，工作组又督促他们订下制度，保证城关看上当天的报纸，别的地方三天内看上报纸。这么一整邮电局果然见好。 用类似的办法，陈永贵整顿了剧团，他还下令整顿医院。果断的撤了院长的职务，把不好好给病人看病的医生下放劳动。什么时候改造好了什么时候回来。陈永贵在北京的时候也经常打过电话去，询问情况、下达任务。他打电话总是深更半夜打，为此，昔阳县委还形成了一套值班制度，主持县委工作的人在半夜以前不能离开值班室回家，有时就干脆住在值班室，随时接受老陈的指示。陈永贵虽然不参加县委会议，但是在会议上，大家常常会提到陈永贵：老陈讲了，老陈说了……等等。陈永贵不在如在，到处都有他的影子，到处都有他的影响。 陈永贵用心抓昔阳的工作，不仅出了许多经验，还出了许多干部。昔阳向外输出的县以上干部，有三四十位，级别高的，有当了山西省省委副书记的李韩锁，当了黑龙江省委副书记的王金籽，当了国务院农林部副部长的张福元，当上地委书记或省里厅局长的，张怀英、范喜凤、李艾虎、赵满仓和李福栋等人。当上县委书记的更多得难以细数。其中名气最大的要算平定县委书记李锁寿。 自从进入政治局工作以后，陈永贵每年就约有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在全国各地视察和讲话。当然，他主要关心的就是全国各地的农业，1973年10月，陈永贵去陕西参观了延安，转了八百里秦川，留下一句名言：地是好地，就是人懒。——把陕西人说得老大不高兴。在贵州，陈永贵看到许多农民热心赶集，担着自己家的鸡鸭等农副产品到集市上卖，人心让自由市场给搅散了！他揪住这种现象狠狠地批了一通，说：“贵州的农业上不去，就是这资本主义闹的！”1974年，陈永贵去黑龙江，一望无际的黑土肥得流油，让陈永贵很是眼馋。有一回，他参观北大荒的军垦农场，见道路上有许多马粪，就批评他们不注意拾粪积肥…… 1977年6月，陈永贵去山东的东平县，看那里组织的万人万亩大会战。毛主席逝世后，各地不正之风抬头。东平县离泰山很近，当地领导就请陈永贵上泰山看看。陈永贵却说：“以后退休了再去吧！还是多看几个工程。”结果陈永贵一生没上过泰山。到了杭州，当地领导就劝他游西湖，他说：“以后再看吧！”结果一生也没游过西湖。同样，他路过黄山没上黄山，到了拉萨没进布达拉宫……对陈永贵来说，庄稼和土地是最有看头的东西。那里是红旗招展、人欢马叫……对他来说，农田基本建设场面是最美、最壮观的景象！看看现在，各级官员还看这个吗？他们住高级宾馆，搞旅游，经营房地产、包二奶、宿幼女、贪污受贿、推广转基因……，他们与陈永贵相比，何止是天壤之别？ 说陈永贵，就不能不提到声势浩大的西水东调工程。当年周恩来曾经三次来到大寨，每次上虎头山，都会询问大旱期间，昔阳县缺水的问题。而这也正是陈永贵最想解决的问题。在当上副总理之后，陈永贵拉上水利部的技术人员，在昔阳县到处找水，最后决定，在昔阳县本部的萧河水东调。这样一来，昔阳几十万亩良田将会得到灌溉，全县人民的吃水问题也总算解决了，而且还可以发展数千亩的水浇地。原大寨公社党支部书记郭凤莲说：“现在大寨也是没有水呀！大寨要打深井，要740多米深才能找到水源。那么在地面上来说，只有把洪水蓄起来，才能抗旱。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在七十年代，陈永贵同志，组织了我们村里头的人和乡里头的劳动力，修起了48华里的排水渠，修了若干个蓄水池。” 这是一个工程十分浩大的计划，小小的昔阳县需要打通一座大山，建设37华里隧道，180公里长的干渠，大大小小的渡槽无数，工程总耗资5000万元，几乎是当年山西全省水利建设资金的十分之一。1975年，这项声势浩大的工程正式上马，每天有超过五千人奋战在工地。到了1977年，昔阳县委领导干部全部上阵，还动员了机关干部、学校师生、工人、解放军上阵。他们响亮地提出了“向1980年，第三次农业学大寨献礼”的口号。郭凤莲回忆说：“当时的中央对这项工程也比较支持。其实大寨还不是受益区，在昔阳很多地方是受益区。在西水东调工程上马的时候，老百姓非常高兴，大家都是自发地敲上锣鼓开发这项工程。我记得这个工程昔阳人叫它是救命工程！现在我们县城的人吃水，或者我们附近周边的那些乡村的吃水，还是靠这个的工程（一部分）。所以昔阳这个工程要是搞不起来，昔阳人说实在的是受水利上很大的制约，所以我没听到过，昔阳人说这项工程是不应该上的工程，是什么蠢事！” 然而正当陈永贵的西水东调工程紧张进行的时候，中国的政治形势又发生了重大变化。陈永贵被解除了国务院副总理职务，西水东调工程夭折了。至死，陈永贵这个中国农业的实干家，还念念不忘造福于人民的西水东调工程。这才是“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巾”啊！ 4.无限忠于毛主席路线 在1976年，中国经历了一连串的大事：1月8日，周恩来总理逝世； 7月6日，朱德委员长逝世；7月28日，唐山大地震； 9月9日，毛主席与世长辞。主席的去世，让陈永贵失去了始终跟随的指路明灯。 形势急转直下。1978年春夏，《光明日报》发表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全国掀起一场思想解放的大讨论。虽然最直接的论据，仍然出自毛主席语录，但论点却发生意料不到的篡改。陈永贵不曾想到，各地农村，很快，以小岗村为代表的承包已经悄悄地与大寨的道路分了手。而当时任安徽省委书记的万里，任四川省委书记的赵紫阳，更是公开地抵制大寨模式。一时间“黑云压城城欲摧”。至此，大寨所走的社会主义道路，被彻底抛弃了！那时候，大寨人民的压力极大，是用文字无法描述的。原大寨妇女主任宋立英说：“大寨人说，咱们也是听党话嘛！多打粮食多卖粮食，怎么样就是极左？我去了太原，太原有我一个妹妹，姑娘也在太原。我在火车里头坐，车里头人问，‘你是哪的？’我说‘我是昔阳人’。‘你是昔阳哪一个公社的？’我说‘我是安平’。‘你不是大寨吗？’我说‘不是’。‘哎呀你和大寨人是一样的！你恐怕是大寨的’。有人说：‘大寨那是国家给的钱，什么都是国家给弄的，’还有人说：‘俺去参观过，那儿确实是干出来的，那儿的人确实是受累……’” 1978年12月18日，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强调了按劳分配的物质利益原则；批判了农村中普遍存在的阶级斗争；还宣布，今后不准批自留地、自由市场这些资本主义。对陈永贵来说，这一切，都像是针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那一段时间陈永贵的火气很大，华国锋显然看出了陈永贵的不满，便在三中全会期间专门找他谈了话。此时，胡耀帮以经以中共中央秘书长的身份主持日常工作，报纸上对大寨的宣传急剧减少。那段时间，陈永贵的压力非常大，郭凤莲回忆说：“他爱人说，‘我给你炒点白面油茶，然后给他煮上几个花生豆，打上个鸡蛋，让你吃一点，补养补养身体’，因为他的压力太大了。” 1979年3月19日，《山西日报》刊登了一组文章，内容是谈学习大寨的经验教训，其中一篇的标题是：《吃亏就在一个“左”字上——神池县部分劳动模范谈农业学大寨中的经验教训》，其它几篇的标题也瞄准了人人皆知的大寨经验。就在那一天， 1979年的3月19日，当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山西省委副书记还兼任昔阳县委书记的陈永贵，正在主持中共昔阳第七次代表大会。 上午八点半，无限忠于毛主席的陈永贵，拿着稿子走上讲台，面对1100多名代表要发表讲话。陈永贵一脸的沉重，手里拿着演讲稿。当时三中全会已经闭幕两个多月，中央的务虚会正开着，风向的变化，人人都能感觉得到。苦干了几十年却要变成被批判的问题了？……陈永贵例行公事地“祝贺大会胜利召开——”，然后就停了下来，接着，他摘下帽子，注视着会场。他提议为伟大导师和领袖毛泽东同志、敬爱的周恩来同志、朱德同志以及其他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全体默哀。此时毛主席已经去世两年半，周恩来去世已经超过三年！代表们不禁一楞，但立刻又迅速站起——低下头默哀。当代表们默哀完毕，抬头看时，陈永贵的脸上已经老泪纵横了！这位老英雄以向共和国创始人默哀的方式，沉痛地向人民告喻：毛主席的江山被改变了，真正的社会主义道路被修正了……陈永贵仍然不拿稿子，声调沉痛地继续说道：“我再提议，为悼念我县建党以来，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献出生命的共产党员、为悼念我县从第六次党代会以来，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献出生命的共产党员静默致哀！”代表们再次低下了头。为了新中国，为了人民的幸福，无数革命先烈牺牲了，如今的人民，可千万千万——不要忘记他们啊……自此，陈永贵再也没有回过他心爱的大寨…… 1979年12月17日，昔阳县革委会大楼二楼的会议室里，举行了一次县委常委扩大会。就是这次会议宣布——免去陈永贵昔阳县委书记的职务，由刘树岗来接替昔阳县的县委书记，文件非常简单，没有做任何的解释说明，这是对“不换思想就换人”进行了实实在在的说明！ 半年以后，也就是1980年的6月1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题目是《再也不能干西水东调那样的蠢事了》。这天清晨，中央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把这句对陈永贵心爱的改天换地工程的尖刻评论，送进了数亿听众的耳朵里。再不敏感的中国老百姓在这个时候也都知道了，陈永贵副总理的日子不好过了！1980年8月30日，五届人大三次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接受了陈永贵辞去国务院副总理的请求。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就在这次会议上，在三中全会曾经做陈永贵工作的华国锋，也同时辞去了国务院总理的职务，副总理与总理一同辞职！辞职之后，陈永贵虽然还挂着一个政治局委员的头衔，实际上已经基本赋闲在家，同年底，政治局开会，研究由胡泡邦接替华国锋担任中共中央主席，商讨这样的事，陈永贵没有参加。 在家闲赋的陈永贵，很快就坐不住了，他想搬出交道口的院子，换一个小一点的住所，他用学来的话解释说：“不在其位，不得其禄”。开始的时候，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并不同意，认为搬了影响不好，丢国务院的脸。但是陈永贵十分坚持，认为职务没有了，该搬就要搬！管理局无奈之下，在新建成的木樨地22号楼上，拨给了他一套12层楼上的一套三居室。1981年，农历正月初十，两辆130卡车，拉着陈永贵的全部家当，搬出了交道口小院。 陈永贵搬家之后，妻子宋玉林携幼子陈明亮前来北京，国管局按照正部级的标准每月发给陈永贵50元保姆费，那时，陈永贵的全部收入加起来，大概是200元左右。就是这样一个拿着200元工资养活全家的前副总理，在不久之后，开始受到政治舆论的冲击，有人举报他是靠造反起家的三种人，甚至要求上级追查他和四人帮的关系，一个曾经的国务院副总理，却在北京东郊农场上起了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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