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是非自有公论 1、走资派的反攻倒算 陈永贵下台以后，中央为陈永贵保留了高干待遇，然而政治往往是最无情的。陈永贵马上就感到了走资派的反攻倒算。1980年9月，由《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新华社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一些记者，联合组成了调查组开赴山西，在大寨和昔阳等地进行了一共是40多天的探访，写出了两组内参。正是这两组内参，开始了对大寨的全面否定。第一组内参从宏观上指向大寨精神，包括《大寨走向了反面》、《一部充满谎言的“大寨斗争史”》、《“七斗八斗”给大寨造成严重后果》，第二组对准的是昔阳和陈永贵提拔起来的昔阳干部，包括《昔阳学大寨“大批资本主义”真相》、《造反起家帮派掌权》、《从帮派掌权到家庭统治》，陈永贵初次看到说大寨坏话的内容时非常生气，叫上秘书去找更高的中央领导人谈话。然而反映大寨和昔阳的问题的内参，还是铺天盖地而来。陈永贵怎么也不明白，好端端的昔阳和大寨怎么一下子就一无是处了？郭凤莲说：“从我们内心来说，不是光陈永贵一个人有压力，包括我们都有压力。我们所处的环境都一样。不仅是陈永贵处于一种冷落的环境，包括我也是处于一种冷落的环境。我不是也调到了榆次？也调离开大寨了，心情是一样的。不仅陈永贵同志有压力，包括我们来说，感到我们跟着陈永贵在大寨，给大寨群众干了几十年，好像犯了什么错误似的。”
而最让陈永贵耿耿于怀的，就是西水东调工程。陈永贵唉声叹气地说：“实事求是，西水东调本来是为民造福，咋成了蠢事？昔阳没武斗，没停产，经济飞跃，咋成了十年动乱的重灾区？大寨苦干了多年，咋倒欠了国家的债？”陈永贵幼子陈明亮说：“（父亲）跟一些来看望他的同志讲，‘西水东调不是劳民伤财的工程，也不是霸道工程。说西水东调花了那么多的钱，再努努力整个工程就结束了。西水东调工程是为了解决昔阳用水问题、吃水问题、还有农业用地的用水问题，不是我陈永贵搞的什么形象工程！我已经是政治局委员副总理了，我还需要再搞什么形象工程吗？？看着国家那么多的钱，就这样强迫西水东调下马，就这么白白扔掉了，我心疼啊，我真的心疼！’” 使陈永贵苦恼的，还有昔阳的干部处理问题。他提拔重用的人纷纷失势，调出昔阳的受到排挤，留在昔阳的先后被撤职。陈永贵觉得是自己连累了人家，对此他耿耿于怀。陈明亮说：“在我的印象中，他从来没有说，我以前是国务院副总理，现在我不是了，有多大的差别似的，没有那种感觉！觉得当副总理，跟现在不当副总理，没有什么区别。这也是我特别佩服我父亲这一点。我觉得他无论在什么样的环境下都能保持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本色。他真的就是这样一个人。” 1980年11月23日，中共中央转发了山西省委写的关于全省农业学大寨经验教训的初步总结，并加了很长的一段批语，这相当于是对大寨盖棺定论的文件。中央的批评写道：文化大革命以来，在大寨和昔阳推行极左路线，以及由此造成的严重后果，主要应由陈永贵同志负责！实事求是地说，这于大寨、于陈永贵同志是很不公平的！难道大寨和昔阳自己就能推行极左路线？没有毛主席和周总理支持，没有全国人民大干社会主义高潮，大寨能闻名全国吗？陈永贵能当上副总理吗？这表面上是指责陈永贵同志，其实际，矛头究竟对准谁，为何不明说？然而局面还在继续。1982年9月1日，中共十二大开幕，代表团里却没有陈永贵的名字。十二大以后，陈永贵永远告别了中国的政治舞台。除了为排遣寂寞，主动在北京东郊农场做技术顾问之外，他再没有担任过任何的官方职务。 山西省昔阳境内设县可以追溯到，2200年前郡县制初创时的秦始皇4年。两千多年来，昔阳出的最有影响很大的历史人物，最大的官毫无疑问就要数陈永贵了。但是在十二大之后，陈永贵又变成了一介平民。陈永贵下台后，他的家就成了昔阳熟人的落脚站。老乡进了家门陈永贵便陪着喝几盅，问问家乡的事。小辈的不知深浅，劝他少操心。他便瞪一眼说：“你懂个啥？”陈明亮说：“他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平常早晨起的也早，看到很多老人锻炼身体呀，打拳呀，他也去跟人学。自己有的时候爱甩甩膀子、甩甩胳膊，他说我自己发明了一套老陈健身操。白天的时候，他自己开始上街。因为认识他的人太多了，有时候戴个草帽，好像还怕人家认出他来。认出来以后，好多人就围住他‘永贵大叔来了？您第一个，您不用排队，’他就不好意思。”
陈永贵还提着篮子出来买菜，有一天转到附近一个蔬菜商场，陈永贵指导着柜台上蔫乎乎的菜说：“要两斤。”售货员一看，转身跑了进去，把经理叫了出来。经理见了陈永贵，极亲热地招呼他塌喝杯茶，陈永贵也乐呵呵地走进去喝茶聊天。过了一会，售货员从里面挑了一篮子最好的菜送过来，死活不肯收钱，陈永贵硬扔下钱走了。从此，他便不肯再去这家商店，说是“怕特殊化”。 陈永贵过不惯清闲日子，他在凉台上种了许多花，甚至还在花盆里种了棵玉米。他家偌大的凉台上，摆满了一盆盆的花草像个温室。干这些园艺活，陈永贵很在行。他养鸡的花都长得不错，养的鱼却不行。这点事不够陈永贵干的，他就为自己找点事做。早晨外出散步回来，有时就拿把笤帚去扫楼梯，一直从住的12层扫下去…… 陈永贵在北京人的心目当中，就是一个挺受人尊敬的永贵大叔。朴实憨厚，满手老茧，苦呵呵的干上来的不容易。陈永贵下台后，也确实是这种形象，庄稼人的朴实厚道，而且显得极为随和。倒是他的小儿子陈明亮撒着娇，不许父亲坐地铁和公共汽车，说咱丢不起那个人。又不是没有专车，干吗跟犯了多大错误似的？陈永贵并没有丢人的感觉，不象大多数当领导的一下台，便把自己关在家里不肯露面，他照样偷偷地坐公共汽车。陈明亮说：“1982年在北京，不当副总理了，一个月150块钱的工资，家里当时养活4口人，我小时候能感觉到家里经济不宽裕。因为从他每个月给零花钱上就知道。夏天热的时候，爸爸有时候说给小孙子买冰棍，不买雪糕。五分钱的冰棍可以，一毛钱的雪糕不给买。”郭凤莲回忆说：“陈永贵当时的生活比较艰苦，我们感到也非常不是个滋味。陈永贵当副总理以后，当政治局常委，都是在大寨村领的粮食。在大寨村，我们分多少，他也分多少。并没有给陈永贵一斤一两多分过。陈永贵把这些粮食送到粮站换成山西粮票，带去以后，让工作人员再换成北京粮票，陈永贵才能领粮吃饭。所以经常在家里拿一些玉米面，小米来掺乎生活，否则的话陈永贵就不够吃。” 陈永贵一直没断了和昔阳的乡亲来往，但是也一直没有回过大寨。他想回去看看，又怕给省里县里出难题。“人家去不去看我呢？”他说。再说还有许多他根本不想见的人！一天早晨起来，陈永贵告诉老伴儿说他做了个梦：梦着回大寨春耕下种去了，阳坡地怎么种，背阴地怎么种，忙活了一夜。陈永贵唉声叹气地说：“白天不劳动，叫我黑夜回村劳动去了！” 1983年春，陈永贵不甘心在看报纸和养花中度过余生，给中央写信，要求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这个要求很快就被批准，陈永贵当了北京东郊农场的顾问，他每周上一天班。帮着农场办些他们办不成的事，买些他们买不到的东西。陈永贵随和朴实，很受大家的尊敬。 2、人民心中有杆秤 1985年8月12日，陈永贵住进北京医院。他得知自己得的是肺癌，便不再吃药。因为他觉得，那是在给国家浪费钱，反正自己也没救了。医生们一直鼓励他说，能够治好。陈永贵却摇摇头说：“周总理得的也是癌，能治好还能不治？” 陈永贵住院的时候，最放心不下的就是西水东调和国家支援的问题。他曾数次和来探望他的昔阳县的老干部说，希望他们可以向国家反映反映，西水东调工程花了国家那么多钱，能坚持就坚持坚持。……陈永贵开始料理自己的后事。当了二十几年大领导的陈永贵，共有存款8023元。本来他想都交党费，但家属反对，他就不再坚持了。宋玉林说：“因为这个我还和他吵了一架。他说，‘我一辈子靠毛主席成长起来的，我这钱都要交了党费。总共咱们攒的也没多钱’。我就跟他说，‘我也是个共产党员，你交党费我也同意，可你都交了党费了，小淘气再有几个月就上大学了。上学以后要交学费，还要买点书本了，你不留一部分、一个钱没给我留下，我咋办？’我不明提，他就不给我留。那才给留下一部分，交了一部分。” 临终前5天，受陈永贵同志委托，中央办公厅专门把大寨的新老干部接到北京，最后见陈永贵一面。郭凤莲回忆：“陈永贵同志提出了几个人：‘郭凤莲、宋立英、梁便良还有……反正是6个人，说让他们来看看我。因为我活着的时候，他们跟我干了几十年，临死我要见见他们。’（我们）到了北京下车直接奔到了陈永贵住的北京医院，到了病房以后看老陈。一看那个样子，跟他在大寨的时候，根本上都变了！瘦得皮包骨。见到我们，他眼泪也没有了，一点力气也没有了。陈永贵同志说：‘你们也不要掉泪了，我也回不去了，我就是再见上你们一面。我回不了大寨了，我也见不上大寨的人了。你们回去代我问个好……大家跟着我干了几十年，没有落下什么，没有得到什么，但是得到了一身罪名，挨了这么多的骂！给群众解释：大寨是干出来的、大寨不是吹出来的、也不是国家用钱扶持起来的！……老少人们怎么干的我都清清楚楚，你们也清清楚楚的……凤莲你在班子里头数你年轻，看你以后要是有机会见到中央领导，你给反映反映大寨人的心愿、反映反映我的话。我这满肚子的话就是：大寨是艰苦奋斗、辛辛苦苦干出来的、靠汗水改造出来的，不是吹出来的！……要给说上这个话。凤莲，回去跟孩子说一下，让他好好学习，长大了不要当官，咱们就是实实在在干一些事……” 1986年3月26日，陈永贵在北京逝世，终年71岁。尽管陈永贵没能生前回大寨看一看，但是当他的骨灰运回大寨时，大寨人民却表现出了无限尊敬。郭凤莲回忆说：“凌晨五点动身，从北京动身把骨灰送回来。在半路上，听说可能司机也累了，那个车还打了个弯儿。我们——原来班子里头的人到昔阳和阳泉交界处那个地方，去把老陈的骨灰接回来。从昔阳城回到了大寨，进这个村口的时候，那一片全部的人，那个黑压压的一片，都跪下来了！我感到不仅仅是大寨人。大寨人是跪到前面去了，但是村里头的人、不认识的生面孔太多了！从大寨的村口，一直跪到前面一大片，迎接老陈的骨灰回来。对于大寨人来说，陈永贵同志走的时候是一个健健康康的人，几年后回来了，骨灰回来了却不是他人！人们心里特别难受，特别痛苦！”
悲痛欲绝的人民 据原大寨党支部书记宋立英回忆，乡亲们为陈永贵搭了一个灵棚，要求昔阳县领导来祭奠。然而，他们得到的消息却是：如果不拆掉这个灵棚，县里的领导就不来参加。宋立英回忆说：“（领导）要黑夜就给拆了这个灵棚，郭凤莲那时候也不在咱这儿了，后来把她叫回来，郭凤莲说：‘咱们今天晚上不拆！陈永贵那时候领导咱们是黑夜加班干的，难道这灵棚咱也加了班、也要黑夜拆？咱不拆！明天早上他来这里咱们再拆。’拆了结果呢？县里的五大班子也没有来！”郭观莲说：“后来跟着骨灰上山以后，撒了一些。大家说不要再撒了，咱们把陈永贵骨灰还是留下来吧！我记得从那个山上下来以后，梁便良同志就就摔倒了、休克了。就在咱们小学校那个门口，大伙都去看他。但是也没有给陈永贵开个追悼会，这个我们感到是一辈子的委屈。” 陈永贵去世的当天晚上，新华社发布了消息：全国著名劳动模范、原山西省大寨大队党支部书记、北京东郊农场顾问陈永贵同志，因患肺癌，医治无效，于1986年3月26日2时35分，在北京逝世，终年71岁。 陈永贵没有后悔，他说：“我这一辈子能够和毛主席连在一起，也算是不枉活了一场了。人是注定要死的，我没有给毛主席丢脸。我作为一个农民，成为党中央的政治局委员，谁能想到呢？我敢说，我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一个农民。今后，再也不会有毛主席那样伟大的领袖，会把一个农民捧到那样高的地位的人了。” 最后，让我们以当时唱遍全国各地的歌曲《敢叫昌明换新天》作为结尾来纪念陈永贵同志吧！ 一道清河水，一座虎头山， 大寨那个就在那山下边。 七沟八梁一面坡，层层梯田平展展！ 牛羊胖乎乎，新房齐崭崭， 炕上花被窝，囤里粮冒尖， 银光满屋喜气多，社员梦里也笑声甜！ 一朵红花开，百里光闪闪， 陈永贵是大寨的好领班。 铁手磨光金锄把，汗水洒满块块田。 年年新套套，步步夺丰产。 怀揣社员心，眼向全国看， 依靠贫下中农掌大印，永不褪色的好党员！ 一条阳光道，万马奔向前， 这就是大寨的英雄汉。 扁担挑走烂石坡，镢头开出米粮川。 困难一层层，歌声一串串， 冰天造大坝，雪地移高山， 哪怕灾害有千万，敢叫日月换新天！
毛主席的忠诚战士陈永贵同志永垂不朽！ （完） 2012年2月12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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