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题：政府为何只讲爱国，不敢提爱国的九大条件？

　　人心之中所包藏的，大都是感情与理智二者。为情义殉节的，是孤臣烈士，游侠淫奔，杀身守志，不计利害的人的所作所为;以智慧称道的，大都是辨理析疑，权衡名实的理学哲家。施用情感所依靠的是万物的贞操，但凡用之于性情中人身上，势必得到回报，然而如果以至诚的情感对待无操守、无底线的权谋家，就显得愚笨;施用智慧皆赖于对万事万物的格物致知，准确把握，因时制变，其缺陷就在于过于理性，使人感觉麻木冷漠。“情之用百事之贞，而其蔽也愚，智之用万物之理，而其蔽也靡”此之谓也。

　　若论古人情感之盛，大约谁也不如厕平，其愤世忧国，至于自沉;若论智慧的通达，可能谁也不能与老聃比肩，其了迭世谛，骑牛而逝。这二者各于情感、理智之上登峰造极。

　　当今的中国，人心散乱，感情智识，两无可盲。正因为其无情，所以认为公共的安危，与自己的休戚荣辱毫不相干，这叫做无“爱国”心。也正因为没有智识，也就分不清物与我的界限，这叫做没有“自觉”心。国人无爱国心者，其国恒亡。国人无自觉心者，其国亦殆。二者俱无，国必不国。

　　爱国心为立国之要素，此欧人之常谈。中国语言，亦有所谓忠君爱国之说。但是中国人看待国家，常常与社稷齐观，所以他们对于爱国的解释，是与忠君、爱党同意的。就是从本质上这样认为：当初首倡义兵，救万民于水火，拯苍生于倒悬从而艰难缔造大业的是我们的父辈祖辈，所以我们享有现在这种执政地位理所应当，人民拥护我们这种执政地位，就是“爱国”志士，人民不拥护，就是汉奸走狗。好像人人都必须为他的政权之兴亡更替自我牺牲，丝毫没有自由权利与身心幸福可言。

　　人民何故必建设国家，其目的在保障权利，共谋幸福，斯为成立国家之精神。吾国伊古以来，号为建设国家者，凡数十次，皆未尝为吾人谋福利，且为戕害吾人福利之蟊贼。吾人数千年以来所积贮之财产，所造作之事物，悉为此数十次建设国家者破坏无馀。凡百施政，皆以谋一姓之兴亡，非计及目民之忧乐，即有圣君贤相，发政施仁，亦为其福柞攸长之计，决非以国民之幸福与权利为准的也。若而国家实无立国之必要，更无爱国之可言。

　　近代欧美人对于国家的定义，乃为国人共谋安宁幸福之团体，人民权利，载在宪章。至于“犬马民众，以奉一党”之事，虽有僭者，莫敢出此。欧人之视国家，既与中国大异，则其所谓爱国心者，与华语名同而实不同。所以想要让爱国教育得到推行，不可不教会民众把爱国与忠君、爱国与爱政府的概念分离开来。

　　华夏有两亡，有四忠：“两亡”便是顾炎武先生在《日知录》中提出的“亡国”与“亡天下”，改朝易服、更换国号、江山易主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后世顾颉刚先生将其引申为政权的更替与民族的兴亡，至为精辟。“四忠”即神忠、人忠、犬忠、狼忠。雅量高致、文武筹略、以天下兴亡为己任者为神忠，仗义疏财、让舍以民、急公好义者为人忠，为保一家一姓之天下而不惜伏地流血、助纣为虐、阻谏质纳者为犬忠，见风使舵，攀龙附凤，首鼠两端，心志残忍，损人利己者，为狼忠。

　　所谓神忠者，国际大同主义精神也，羊续、郑当时、尹翁归、白求恩、曼昆、诺贝尔即对此道奉行不辍，此一节已超越爱国主义范畴，姑且不论;‘人忠’则正是每个国人都应努力奉行的理念，也唯有‘人忠’的理念才能保证真正的以人为本，人忠的核心是：谁能让国富民强，百姓安居乐业，人民就忠于谁。这种忠诚是有偿的，不是绝对的，什么时候你不代表广大人民的利益了，百姓就有权推翻你，从新改组政府。

　　然而诡诈的独裁者生怕将爱国教育与忠君教育分开，百姓将不再为自己无偿牺牲，执政地位也会受到冲击，所以他们将犬忠与爱国混为一谈，并将践行犬忠之人封为爱国烈士，使其封妻荫子，并录入教材，广而告之，以固政权。对于那些着力践行神忠的人，就动用舆论说他们不着边际，志大才疏，没有立场，或隐而不提;对于那些因为践行‘人忠’而背叛自己的人，就污蔑他里通外国，卖国求荣;对于践行‘狼忠’的人，就谴责他们投机倒把，没有底线。

　　这样一来，百姓就长期陷入‘党国不分’、‘君国不分’的蒙昧怪圈，而统治者则可以长期坐享其成、蠹政害民了。

　　案例一：

　　唐玄宗眼泪汪汪道：“安禄山和史思明就要攻克睢阳，打进长安了，怎么办才好呢?”

　　郭子仪道：“您为什么不试着派个人对他们进行‘犬忠式’爱国主义教育呢?”

　　唐玄宗道：“睢阳太守张巡粮草不济，兵力不足，爱卿不说给他们添兵加粮，反而说要对他们进行爱国教育，为什么呢?”

　　郭子仪笑道：“如果‘犬忠式’爱国教育不能帮助陛下击溃叛军，臣甘领死罪!”

　　唐玄宗于是派南霁云这样跟张巡及其部下宣传：“

　　爱国就是对大唐的忠诚和热爱。历数往昔，许多仁人志士都具有强烈的忧国忧民思想——魏征、尉迟敬德、秦琼等等，他们以国事为己任，前仆后继，临难不屈，保卫大唐，关怀民生，这种可贵的精神，使陇西军事贵族历经劫难而不衰。爱国的内容十分广泛，热爱大唐的山河，热爱民族的历史，关心大唐的命运，在危难之时英勇战斗，为大唐捐躯，都是爱国主义的表现。在陇西军事贵族200年的发展历程中，大唐子民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的民族精神，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正是由于对大唐的深切热爱，勤劳智慧的大唐儿女共同开拓了辽阔的疆域，创造了辉煌灿烂的文化。肩负着实现‘中兴大唐，平定祸乱’的我们，要热爱大唐的大好河山，积极维护大唐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大唐的领土寸土不能丢，不能被安禄山、史思明等反唐势力所分裂侵占。”

　　张巡听罢，第二天就杀了自己的结发妻子，并把她烹煮，给军士们当饭吃。军士们也都个个士气高昂，英勇作战，以一当十。叛军一连六个月寸步未尽，弹尽粮绝，险些被拖垮。

　　张巡死后，郭子仪轻而易举的击溃了处于强弩之末的叛军。

　　唐玄宗赞道：“多亏有张巡在，我的政权保住了！赶快把他的画像放入‘凌烟阁’纪念馆，并将其生平事迹录入教材，以便我在危难时刻再对百姓进行宣传！”

　　案例二：

　　战国时的法家慎到说过：“做个忠君爱国之人固然是好的，但忠君爱国并不能救乱世，相反，如果是处在一个混乱的、百废待兴的时代，忠君爱国只会加重那个时代的混乱。”如何理解这个道理呢?舜的父母很坏，却生了舜这样一个圣贤的好儿子。舜的父亲一次次要把亲生儿子舜置于死地，舜每次都逃过了劫难，原谅了父亲。夏朝的桀是最坏的皇帝，那时却出了不少忠君爱国之人，结果使他的过错显得格外突出，真象是罪恶滔天一样。孝子不会出在慈父之家。[老子说：“六亲不和有孝慈。”意思是说，家庭有了变故，有了危机，才能看出儿女的孝引来。]忠君爱国不会产生在圣明的君王执政的时代。[老子说：“国家昏乱才有忠君爱国之人。”

　　只有当国家、民族处在生死存亡之际，才会有忠君爱国出来殉国赴难。]一个英明的领导人懂得了这个道理后，就会要求部下既要忠君爱国，但不能过分，所管的事、所负的责任不能超越其职权范围，否则，就走到了爱国的反面。

　　[汉朝的名臣、易学大师京房在中央政府当官的时候，因政见不同与石显有了矛盾，后来京房被下放到魏郡做太守，而石显还在中央。京房害怕了，就上书给皇帝说：“我的学生姚平对我说，我对你只是小忠，还说不上是大忠。为什么这么说呢?从前秦始皇在位的时候，赵高用事，有一个叫正先的臣子，看出赵高居心叵测，就非难、讽刺赵高，被赵高假以罪名杀了，从此赵高在政治上树立了威信，形成了赵高欺上瞒下、一手遮天的政治势力。到了秦二世，天下大乱，赵高指鹿为马，也可以说是正先促成的。现在我京房奉你的命令出来做地方官，希望你不要让我落个忠君爱国正先那样的下场，那就要让我的学生姚平耻笑了。”

　　由京房所讲的这个故事看，正先揭发赵高的阴谋，对秦始皇以及秦国来说可说是忠君爱国了，可是这爱国的结果，是自己脑袋搬家不说，反而促使赵高形成了专权的党羽和乱政的权力，最后导致天下大乱。那么这种不知思考、偏激狭隘的爱国又有什么好处呢？]

　　案例三：

　　蒙恬堪称大秦帝国的一代“骁雄”(非枭雄)，他不仅打仗能够显示出英勇威武的大将气概和不一般的战略、战术指挥才能，而且在治理边塞和巩固国防等方面也是一把好手。可英雄背后往往都隐藏着各色的小人，致使很多英雄经常不是战死在沙场，而是饮恨不能善终。蒙恬的死可以说是带着悲壮、无奈与叹惋。

　　蒙恬的弟弟蒙毅，他深受秦始皇宠信，位至上卿(高级执政官)。蒙毅法治严明，从不偏护权贵，满朝文武，无人敢与之争锋。某日，内侍赵高犯有大罪，蒙毅依法判其死罪，除去他的宦职，但却被秦始皇给赦免了。从此时起，蒙氏兄弟便成了赵高的心病。

　　公元前210年冬，秦始皇赵政游会稽途中患病，派身边的蒙毅去祭祀山川祈福，不久秦始皇在沙丘病死，死讯被封锁。中车府令赵高想立公子胡亥，于是就同丞相李斯、公子胡亥暗中谋划政变，立胡亥为太子。因早先赵高犯法，蒙毅受命公正执法，引起赵高对蒙氏的怨恨，因此，黑手就首先伸向了蒙氏。

　　秦始皇死后，赵高担心扶苏继位，蒙恬得到重用，对自己不利，就扣住遗诏不发，与胡亥密谋篡夺帝位。他又威逼利诱，迫使李斯和他们合谋，假造遗诏。“遗诏”指责扶苏在外不能立功，反而怨恨父皇，便遣使者以捏造的罪名赐公子扶苏、蒙恬死。扶苏自杀，蒙恬内心疑虑，请求复诉。

　　使者把蒙恬交给了官吏，派李斯等人来代替蒙恬掌兵，囚禁蒙恬于阳周。胡亥杀死扶苏后，便想释放蒙恬。但赵高深恐蒙氏再次贵宠用事，对己不利，执意要消灭蒙氏。便散布在立太子问题上，蒙毅曾在始皇面前毁谤胡亥，胡亥于是囚禁并杀死了蒙毅，又派人前往阳周去杀蒙恬。

　　使者对蒙恬说：“你罪过太多，况且蒙毅当死，连坐于你。”蒙恬说：“自我先人直到子孙，为秦国出生入死已有三代。我统领着30万大军，虽然身遭囚禁，可我的势力足以背叛。但我知道，我应守义而死。我之所以这样做是不敢辱没先人的教诲，不敢忘记先主的恩情。”

　　使者说：“我只是受诏来处死你，不敢把将军的话传报皇上。”

　　其亲随士兵都长叹道：“蒙将军难道不忠君爱国吗?竟无罪而被处死?”

　　使者背诵赵高的旨意，说：“大秦政府说你有罪，你如果说没有就是叛国，就是狡辩!我们应该誓死拥护政府!”

　　蒙恬不忍负忠君爱国之名，泣道：“我的罪过本该受死，我奉命从临洮到辽东构筑长城，挖沟渠一万余里，这其间不可能没挖断地脉，这便是我的罪过呀！”　　于是吞药自杀。

　　由此观之，爱国主义在专制社会中，不过是阴谋家铲除异己的一把利剑而已。

　　案例四：

　　早年重耳出亡时，先是父亲献公追杀，后是兄弟晋惠公追杀。重耳经常食不果腹、衣不蔽体。据《韩诗外传》言，有一年逃到卫国，一个叫做头须(一作里凫须)的随从偷光了重耳的资粮，逃入深山。重耳无粮，饥饿难忍。当向田夫乞讨，可不但没要来饭，反被农夫们用土块当成饭戏虐了一番。后来重耳都快饿晕过去了，为了让重耳活命，介子推到山沟里，把腿上的肉割了一块，与采摘来的野菜同煮成汤给重耳。当重耳吃后知道是介子推腿上的肉时，重耳大受感动，声称有朝一日做了君王，要好好报答介子推。在重耳落难之时，介子推能如此肝脑涂地，忠心耿耿，实属难能可贵。

　　然而在晋文公称霸中原之后，却听信小人之言，将介子推及其一家全部烧死。

　　面对晋文公这类一心只想着功名大业的枭雄霸主，却还想要自己的犬忠式‘忠君爱国’得到回报，不也是痴心妄想吗？对于什么样的国家该尽职尽责，对于什么样的政府该鞠躬尽瘁，对于什么样的领导人应该剖肝沥胆，仁人志士能不细心加以推究吗？

　　案例五：

　　南宋末年，奸佞当道，朝政腐败，民不聊生。元军接连攻城克府，为昏庸腐朽的赵氏政权敲起了丧钟。

　　戍边大将陆秀夫据守一隅，拼死抵抗，元军一时受掣。郝经、窦默、姚枢、刘侃劝道：“自古兴亡有更替，逆顺有大体。赵宋王朝气数已尽，您现在负隅顽抗，除了给草地白白增加肥料之外，又有什么益处呢?不如归降!”

　　陆秀夫恶狠狠的斥责道：“元军暴虐，若得天下，必定饕餮放横，致使百姓流离失所。况且自古不‘忠君爱国’的人，一定没有好下场，你们这些卖国贼终究不得好死。”

　　四人于是不再说什么了。

　　次日，陆秀夫所守之地陷落，其见无计可施，唯有以死殉国，于是劝说妻子先行跳海，自己随后即至。

　　妻子疑惑道：“王朝更替的事哪一朝哪一代没有呢？赵家不也是夺了柴氏的基业才有天下的吗？当时柴氏宗族和北周子民有为此而跳河的吗？《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可见天道就在于使人弃旧图新，革故鼎新。《大甲》也说：‘顾天之明命。’不堪帝德的人终究会被取代，这是历史的规律，我为何要因为历史的治乱周期而自杀呢？”　　陆秀夫道：“这是爱国主义的需要!”于是将自己的妻子推下海，随后背着八岁的小皇帝赵昺一起跳了下去。

　　赵昺泣道：“朕犯了什么过错，为什么非死不可呢?难道不可以逃往江南避难吗?”

　　陆秀夫道：“江南现在一定已经被元军攻下，并沦为人间地狱了，您去那里只能受到敌军的折辱，怎么对得起列祖列宗呢?您再坚持一下就死了，不要废话太多!”

　　陆秀夫死后，忽必烈对征南大将军伯颜说：“古之善取江南者，惟曹彬一人，今汝不杀，是吾曹彬也!”

　　于是伯颜攻取江南，全凭恩泽，未杀一人。

　　天下初定之后，忽必烈又拜郝经、姚枢、窦默、刘侃先后为相，励精图治，休养生息。

　　事实证明，元军攻取江南既没有像陆秀夫说的那样，烧杀抢掠，使其沦为地狱，郝经等四人也没有因为不‘忠君爱国’而不得好死。

　　爱国主义教育的核心价值观总试图这样告诉我们：‘但凡是外姓入侵，必然得烧杀抢掠，暴政虐民，把天下搞得一团糟，也必然要戕害前代的领导核心。’

　　如果不这么说教，那么为一家一姓守卫政权的理论依据就不复存在了。所以在犬儒、顺民、市侩、禄蠢所凝尽心血刻画的稗官野史里：曹丕必然私下凿船沉江，暗害献帝;满清也必然诛杀朱氏余孽，不留一人。他们当政之后，百姓也必须无一例外的‘追思前朝，力图光复’。

　　但是登位之后，罢战抚民，并且招降前朝旧臣似乎是每一个善弄权术的帝王家都会做的，于是爱国主义教育中所描绘的由于外姓入侵所衍生的恐怖景象便一一落空。

　　案例六：

　　宰相牛僧儒上书说：“由於农业发展迅速，以及灌溉的所需。我们必须于秦汉所发展的郑白渠基础上，再行开凿太白、中白和南白三大支流，亦即建造‘三白渠’。”

　　唐宪宗道：“资金不够，而且当地有大面积的居民。”

　　牛僧儒道：“爱国主义教育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唐宪宗道：“资金不够就无法招佣民工，当地有大面积的居民就涉及拆迁问题，这两个问题都很棘手，您不想办法给老百姓找银子，以便给他们实实在在的补贴，却说什么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有什么用呢?”

　　牛僧儒道：“我们可以这样向他们宣传：‘啊!大唐，我的大唐!你是大树，我是树叶，一片叶子便是一片春色;大唐!您是土壤，我是禾苗，输出您全部血液为了我的收获;大唐!您是长江，我是小河，我愿用涓涓细流壮您浩荡的行色;大唐!您是太阳，我是云朵，终生守护您的辉煌、您的灿烂、您的圣洁;大唐!今天，我们又一次庆祝您的生日，看到您新的振兴、新的开拓!古老的文明，镌刻在残矛断戟上，勇敢与忠贞、高风与亮节浸沉在历史的每一页，而这一切，早已成为融在我心中恒的情结。苦，为了您!甜，为了您;生，为了您;死，为了您!您的忧虑便是我们的忧虑，您的欢乐便是我们的欢乐!啊!大唐!我的大唐!您是希望，您是信念，您是我们一切拼搏、进取的依托。”

　　于是遭遇强拆的百姓也不敢有怨言，被无偿征用的民工也不敢稍有怨愤。

　　当年，流离失所的百姓比往年增加了四成，而牛僧儒的个人收入翻了九倍。

　　据陈高傭先生所编《中国历代天灾人祸表》所录，唐宪宗当政时期，国家人口由4000万锐减到了2500万。 　　 　　至于那1500万因何消失，实在令人惊疑。我们只知道，李唐宗室在哪里搞一次爱国主义教育，哪里便是灾难不断。

　　案例七：

　　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林则徐以虎门销烟、奋力抗英而闻名中外，成为一代名臣、民族英雄，为后人称颂。但也是因为禁烟和抗英，使林则徐成了朝廷的一名“罪臣”，遭受了5年悲壮的流放生活。

　　林则徐在广州的禁烟功绩，最初得到了道光皇帝的充分肯定。1839年7月28日，道光帝阅毕林则徐的虎门销烟报告，欣喜万分，誉为:“可称大快人心事!”

　　不久,林则徐过55岁生日,道光帝又亲笔书写“福”、“寿”二字的大楷横匾,差人送往广州,以示嘉奖。不久,林则徐先后被任命为两江总督、两广总督。但时隔不久,林则徐所面临的形势就迅速恶化起来。1840年6月,英军派舰队封锁珠江口,进攻广州。林则徐严密布防,使英军的进攻未能得逞。英军受阻后沿海岸北上,于7月5日攻占定海,8月9日抵达天津大沽口,威胁北京。

　　这时,道光帝惊慌失措,急令直隶总督琦善前去“议和”;又命令两江总督伊里布查清英军攻占定海的原因,究竟是由于“绝其贸易”还是“烧其鸦片”,意欲将林则徐作为“替罪羊”。从此,各种诬陷、打击和指责连续降临到林则徐的头上。琦善是妥协派的骨干,当然不会错过这一陷害和打击林则徐的机会。他声称英国所不满的只是林则徐一人,只要清廷惩治林则徐,所有问题都可解决。其间,林则徐两次上奏,大胆陈述禁烟抗英的合理性和正义性。道光帝翻脸,指责林则徐简直是一派胡言,实在可恶!9月29日,道光帝下旨,革了林则徐的职,并命令“交部严加议处,来京听候部议”。这只是林则徐受到的初步惩罚,后面还有更严重的惩罚在等待着他。10月25日,林则徐又收到吏部文件,通知他暂留广州,等待新任钦差大臣博尔济吉特·琦善的审问和发落。1841年5月1日,林则徐又接到圣旨:降为四品卿衔,速赴浙江镇海听候谕旨。到镇海后,林则徐积极参与了当地的海防建设事宜,力图“戴罪立功”。不久,接替琦善的靖逆将军奕山在率军与英军作战中打了败仗。为了开脱罪责,他竟造谣说,英方是愿意议和的,他们恨之入骨的只有林则徐一人。言外之意,就是必须再次惩办林则徐,英方才能罢兵议和。道光帝求和心切,便把广州战败的责任再次归罪于林则徐,说他在广州任职时没有积极筹划防务,以致英军发起进攻后,奕山招架不住。6月28日,道光皇帝下旨,革去林则徐“四品卿衔”,“从重发往新疆伊犁,效力赎罪”。

　　林则徐抗英有功，却遭投降派诬陷，被道光帝革职，他忍辱负重，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7月14日)踏上戍途。在赴戍途中，仍忧国忧民，并不为个人的坎坷而唏嘘，当与妻子在古城西安告别时，在满腔愤怒下写了“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激励诗句。这是他爱国情感的抒发，也是他性情人格的写照。

　　道光二十一年十一月初九日到新疆。林则徐不顾年高体衰，从伊犁到新疆各地“西域遍行三万里”，实地勘察了南疆八个城，加深了对西北边防重要性的认识。林则徐所译资料中发现沙俄对中国的威胁，促成了他抗英防俄的国防思想，成为近代“防塞论”的先驱。于是他明确向伊犁将军布彦泰提出“屯田耕战”，有备无患。他还领导群众兴修水利，推广坎儿井和纺车，人们为纪念他的业绩，称为“林公井”“林公车”。林则徐根据自己多年在新疆的考察，结合当时沙俄胁迫清廷开放伊犁，指出沙俄威胁的严重性，临终时曾大声疾呼，告诫国人：“终为中国患者，其俄罗斯乎!吾老矣，君等当见之。”果不其然，百余年之后，数百万领土已被蚕食鲸吞，历史证明了林则徐是正确的!

　　以上是林则徐广为人知的事迹。另一件事却反映了这位‘忠君爱国’之人不为人知的一面。

　　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开始，朝廷重新起用林则徐，调任陕甘总督、陕西巡抚、云贵总督。道光二十五年九月奉召回京候补，十一月以三品顶戴署理陕甘总督。二十六年(1846年)四月，授陕西巡抚，七月初九(8月30日)抵陕上任。这时的陕西，各种社会矛盾十分尖锐：鸦片战争时，清廷为解决军费困难，除调拨陕西征收的盐税外，还强令陕西捐银一百多万两。鸦片战争后给外国侵略者的赔款也摊派到陕西，仅西安府咸宁、长安两县的赔款银，年征收就在二万两以上，相当于上缴正银数的三分之一;加上各地接连发生灾荒，劳苦群众生活异常艰难;渭南、富平、三原、大荔、蒲城等地的“刀客”与当地回民联合起来，反抗官府的斗争此起彼伏。

　　林则徐在镇压农民起义的过程中，未有丝毫容让，铁腕无情，大开杀戒，屠戮少数民族达两万七千八百四十多人。

　　由此可见，林则徐之所谓‘爱国’，无非是忠于大清社稷而已。当朝廷社稷与基层百姓发生尖锐矛盾时，林则徐“不省下民呼吁之冤”，竟还毫不犹豫的站在了满清政府一边。 　　 　　如果爱国主义失去了正常的理智和感情作为根基，却以犬忠作为其内涵，那么哪里高喊‘爱国’，哪里就必定灾难不断！

　　案例八：

　　方孝孺(1357～1402年)，明代散文家。曾从宋濂学习，他的文章、学问为宋濂诸弟子之冠。但他轻文艺，重教化，以明王道、致太平为己任，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任汉中府教授，蜀献王聘他为世子师。

　　惠帝时任翰林侍讲，颇受信任，凡大政多所咨询，当时《太祖实录》及《类要》等书皆由他总裁。惠帝建文元年(1399年)燕王朱棣发动争夺皇位的战争。惠帝廷议讨伐，诏檄也都出于方孝孺之手。朱棣夺得皇位后要他投降并命他起草诏书，他却写了“燕贼篡位”四字，朱棣要灭其九族，方孝孺说：“灭十族又何妨?”朱棣就把方孝孺的老师一家也算上，为师族。灭九族时，对已死去的要劈棺鞭尸。根据历史记载，其宗族亲友株连者达800余人。因此方孝孺也是历史上唯一一位被诛灭十族的人。

　　一句“灭十族又何妨”，好个大义凛然的架势啊！只是不知那些与方先生素未谋面的人为何要替他的犬忠式“忠君爱国”付出生命甚至家庭的代价呢！ 　　 　　假使朱棣是个无道昏君，这种牺牲倒也还有其价值所在。可惜这又是位励精图治的主子，大明朝绝无仅有的两位有道明君之一。 　　 　　是历史颠覆了方孝孺！　　案例九：

　　比干生于殷武乙丙子之七祀(公元前1125年夏历四月初四日)，卒于公元前1063年。为商朝贵族商王太丁之子，名干。比干幼年聪慧，勤奋好学，20岁就以太师高位辅佐帝乙，又受托孤重辅帝辛。干从政40多年，主张减轻赋税徭役，鼓励发展农牧业生产，提倡冶炼铸造，富国强兵。

　　商末帝辛(纣王)暴虐荒淫，横征暴敛，比干叹曰：“主过不谏非忠也，畏死不言非勇也，过则谏不用则死，忠之至也”。遂至摘星楼强谏三日不去。纣问何以自恃，比干曰：“恃善行仁义所以自恃”。纣怒曰：“吾闻圣人心有七窍信有诸乎?”遂杀比干剖视其心，终年64岁。

　　韩非子对此评价道：“君子知事不知身，小人知身不知事，圣人俱焉！” 　　没错，若想使自己的一腔爱国热血得其所用，那么接受武王的邀请，一起重修宇内，再造乾坤，无疑是上佳的选择，何必徒效犬忠呢？我中华正因为有比干这类人作历史教材，才致使诸葛亮、魏征、寇准、包拯、文天祥、于谦、海瑞、史可法、郑成功、林则徐、李广、李靖、陆秀夫、屈原、萧何、夏完淳、苏武丶介子推、关羽、周泰、岳飞、张骞、陈智祖、左宗棠、蒙恬、方孝孺、杨业、比干、苏武这些分不清忠于政府与忠于天下区别何在之人此起彼伏，也造就了所谓的“爱国者”鲜有善终的时代悲剧！ 　　 　　假使他们能对“两亡”、“四忠”有所明辨，那么治乱周期来临之际的种种刀兵纷争，十成之中倒可以减去四五成。

　　案例十：

　　魏征的《谏太宗十思疏》堪称封建史中谏官直臣的佳作。其中“臣听说要想让树木长得高大，一定要稳固它的根基;想要河水流得 长远，一定要疏通它的源头;要使国家稳定，一定要积聚它的民心。源头不深却希望河水流得远长，根不稳固却要求树木长得高大，道德不深厚却想国家安定，臣虽然愚笨，(也)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何况(像陛下这样)明智的人呢?”这一段论述十分精辟，可谓道尽了古今兴衰的内因。同时为后世忠君爱国之人提供了一个报效祖国的良好途径——直言鲠议。

　　问题就在于如果统治阶级做不到像李世民那样虚怀若谷，那么作为平头百姓的我们，又该怎么办?还一个劲的直言鲠议吗?魏征先生没有告诉我们答案!

　　遂使一代又一代的孤臣烈士、良善百姓一次又一次的跳入“古者圣王之制，史在前书过失，工诵箴谏，庶人谤于道，商旅议于市，然后君得闻其过失也”的文化陷阱之中。

　　防范原则：

　　其一，爱政府与爱国是两码事，将其混淆为一者必有专制之图。 　　 　　其二，我们爱的是人民拿出爱国心抵抗被人压迫的国家，不是政府利用人民爱国心压迫别人的国家。 　　 　　其三，我们爱的是为人民谋幸福的国家，不是单纯让人民为政府做牺牲的国家。

　　破解之道：

　　凡是百姓深爱其国，乐意为其奉献一切，大都因为以下九个原因：

　　1.其父母在本国生有所乐，老有所养，殷实富裕，安居乐业。

　　2.州县乡里与宗族的情谊可令人感怀亲慕。

　　3.国家公职人员在教训、习俗方面，爱民深厚，无处可寻。

　　4.山林泽谷的财源可使人维持生计。

　　5.本国地形险阻，易守难攻。

　　6.本国刑罚严厉而令不法奸佞畏惧。

　　7.本国赏赐明正而令正直之士鼓舞。

　　8.本国人民对意识形态与本国敌对之国确有深仇大恨。

　　9.在本国无论处于何等身份，只要有功于社会，都有被提拔擢升的机会。

　　如果这些条件都被政府和特殊利益集团所毁坏，任何百姓都有权利对“爱国”说不，否则就是犬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