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我对57年划右派分子人数的置疑 1959年，在庐山会议上，毛主席说，全国有30万右派分子。中央组织部长安子文说“是45万右派分子”。由此看出，57年全国划了多少右派分子毛泽东还不知道。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落实政策的结果，说全国划的右派分子是55万人。还维持右派结论，只摘帽子的还有5千多人，也就是说真正的右派只有5千多人。后来又说真正的右派分子只有96个人。 30万、45万、55万，到底那个接近真实呢? 我对55万右派分子提出置疑?这55万是根据落实政策时各地报的数字统计的。这时报的数字是有水分的。因为在80年代落实政策规定，落实政策的主要对象，是在各项政治运动中，因政治问题搞错了的人给予改正落实，其它问题，如学生因成绩不合格，或身体原因和品德问题受处理的一般不予落实。又因为政治问题落实后有优惠政策，如大学生本来只读一年书，如果是错划的右派，落实政策后就要当大学本科毕业生对待。由于这政策很有诱惑力，于是有些不是右派的人就想当右派。也许人们会说这是“天方夜谭”。但现实生活中这确是活生生的事实，有个人，他56年进校，57年因身体不好，自己要求退学，因他在反右中无大问题，学校照顾他，给他安排了工作当干部，当中专毕业生待遇。但在落实政策时，他硬说自己是内划右派才退学的。他争当了右派分子后，一切待遇都给大学本科生一样了。于是有人就讥笑说：过去当右派要吃苦头，现在当右派有甜头，所以有人要争当右派。人们说，当时学生中那些真正划成右派分子的学生都没有处理他退学，怎么会要一个内划的右派学生退学呢?既然当学生都没有资格，为何还照顾他留下当干部呢? 又有一个单位，57年反右时，党支部确实把某个人划成右派分子，但报上去，上级没有批准，因此，本单位根本就没有把他当右派分子对待。由于没有告诉他本人，他本人一直认为自己是右派。这是单位的失误。 因此，我认为，55万右派是有水分的。 我对只有96个右派分子的置疑?这96个右派分子是缩了水的，茅于轼的右派是改正了的，但他自己声称“是准确地打成了右派，一点也不冤枉”。加上茅于轼就应该是97个了。有的右派分子改正之后就原形毕露，马上露出右派分子的狰狞面目，他们当权之后，马上就对无产阶级进行阶级报服，方励之等人就是这样的真右派。加上方励之，至少就是98个右派了。因此我有理由说，只有96个右派是缩了水的。缩水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认识不清的，有作顺水人情的，有“沟对”捞取好处的。 安子文说的45万右派分子基本上接近真实，出入可能有，但不会太大。理由是：第一，当时安子文是党中央的组织部长，右派人数他应当基本上知道;第二，1959年给10%的右派摘帽子，摘帽人数是四万五千余人，与四十五万总数相符合;第三，按照毛泽东提出的分批摘帽的计划，是“积以时日，争取70%的右派分子能够摘掉帽子。”从1959年到1964年，已分五批共摘掉三十多万右派分子的帽子，这与四十五万的70%比较接近。 我不是否认反右扩大化，而是对有些人说的右派人数的置疑。反右扩大化是铁的事实，即使是毛泽东说的30万右派分子，也是严重地扩大化了。扩大化是不对的、错误的，应当总结经验教训，错了的应当改正，但改正也不应当扩大化，不应当弄虚作假。 应当说，要防止扩大化是有一定的难度的，划右派时要完全防止扩大化不易，改正右派时要防止扩大化也难。这既有客观原因，也有人们的主观原因：认识问题、思想问题、品德问题和政治立场问题。 第四节反右派扩大化不是毛泽东干的 一些反毛人士，为了抹黑毛泽东，把反右和反右扩大化都全部栽到毛泽东的头上，是完全错误的。因为反右不是毛泽东个人的问题，在反右派这个问题上，当时党中央的认识是高度统一的、一致的，没有出现分歧，有的中央领导同志当时比毛泽东还积极，有的中央领导同志还有抢先反右的举动。反右的文件是当时中央一致通过的，具体执行是中央书记处，把有些重要人物划成右派分子是中央书记处共同讨论决定的。黄克成同志说：“比如反右派斗争是必要的，但是扩大化了，错整了很多人，就不能由毛主席一个人负责。我那时是书记成员之一，把有些人划为右派，讨论时未加仔细考虑就仓促通过了。自己做错的事情怎么都推到毛主席身上呢?” 反右派斗争高潮时，也就是6月29日，毛泽东在《关于争取、团结中间分子的指示》中，要求“对于那些仅有右派言论，但并无右派行动的那些人，应把他们和既有言论又有行动(许多人还有历史上的劣迹)的那些极右派加区别，在对前者进行批评的时候，要完全采取说理和与人为善的态度，不要轻率地扣以右派的帽子。”（〈毛泽东年谱〉第三卷，第181页） 请注意!毛泽东说：“对于那些仅有右派言论，但并无右派行动的那些人”，“进行批评的时候，要完全采取说理和与人为善的态度，不要轻率地扣以右派的帽子。”毛泽东这里用的是“批评”，不是“批判”，更不是“斗争”。批评“要完全采取说理和与人为善的态度”。特别强调“不要轻率地扣以右派的帽子。”如北京大学化学系教授傅鹰和无党派人士张奚若等人，毛泽东就是这样对待的。 1957年4月27和29日，傅鹰两次在整风鸣放会上发言，当时在中宣部科学处工作的龚育之将其发言整理后刊登于仅供高层领导参阅的《宣教动态》上。他的这个发言相当尖锐，仅从整理所用的题目和小标题就可以看出来。其题目是“傅鹰对党和知识分子的关系提出尖锐的批评”，几个小标题是： “党对知识分子的脾气还没摸对”;“党和知识分子关系紧张是党员瞎汇报的”;“年轻党员如同国民党特务”;“我最讨厌思想改造”;“学校里的衙门习气比解放前还重”等等。毛泽东看了以后，不仅不反感，反而给予了肯定的评价。他说，“多数人的批评合理，或者基本上合理，包括北京大学傅鹰教授那种尖锐的没有在报纸上发表的批评在内。这些人批评的目的，就是希望改善相互关系，他们的批评是善意的。”（《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427页）由于傅鹰未被划为右派，北大许多与傅鹰类似的教授也都未划为右派。不仅如此，傅鹰在1962年还被提拔为北京大学副校长。 无党派民主人士张奚若，在1957年5月15日中央统战部举行的党外人士座谈会上也发表了十分尖锐的意见。他说党和政府的偏差可以用十六个字来概括：“好大喜功，急功近利，鄙视既往，迷信未来”。毛泽东虽然对他的十六字批评不满意，并对他的十六个字提出了严厉批评，但是并没有将他划为右派。他当时担任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会长，反右后仍照样当会长不误。 1957年8月1日，毛泽东又说：“深入挖期间，必须实事求是，有些单位右派少，或者确无右派，就不要主观主义地勉强去找右派。”还说：“要准确地鉴定极右派、普通右派和中间偏右分子这三种人的界限，以免泛滥无归，陷入被动，丧失同情。此点必须注意。”（〈毛泽东年谱〉第三卷，第194—195页） 但在划右派时，有很多单位就根本没有照毛泽东的指示办。有的人不仅没有右派行动，就连右派言论都说不上，也把别人划成右派分子。 十月十五日，下达的《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中说：“在根本立场上并不反对社会主义和党的领导，而只是对于局部性的工作制度，局部性的不属于根本原则的政策，工作中的问题，学术性的问题，共产党的个别组织、个别工作人员表示不满，提出批评的人，即使意见错误，措词尖锐也不应划为右派分子;同样，在根本立场上并不反对社会主义和党的领导，而只是在思想意识上有某些错误的人，也不应划为右派分子。”叫各地按这个标准来检察所划的右派。但有很多地方根本就没有按这个标准来检察所划的右派。 如果按毛泽东的指示和中央《划右派分子的标准》办，反右扩大化就不会那样严重。显然反右扩大化与一些地方和一些单位领导人的理论水平和道德品质有关。由于理论水平不高，把不是右派言论当成右派言论;由于道德品质不好，对给自己提意见的人进行打击报服。 下面几个例子也说明扩大化不是毛泽东干的： 第一个例子。请看王蒙与访问人的对话： 访问人：他们四人当时受到批评，是不是给这件事有关系? 王蒙：“可能给这有关系，说他们是教条主义。因为在这之前，他们曾发表过一篇文章，谈整个文艺形势，受到批评。他们后来写的这一篇也被毛泽东制止了，文章没有发出来。毛泽东看了这篇文章后说，‘反对王蒙的人提出北京没有这样的官僚主义，中央还出过王明、出过陈独秀，北京怎么就不能出官僚主义。王蒙反官僚主义我就支持，我也不认识王蒙，不是他的儿女亲家，但他反官僚主义我就支持。他是共青团员吗?(别人回答说：不是，是党员)，是党员也很年青嘛，王蒙有文才，就有希望。当然了，《组织部新来的年青人》也有缺点，正面人物写得不好，软弱无力，但不是毒草，就是毒草也不能采取压制的办法。’这一点给我的印象很深。接下来，他还引了王勃《滕王阁序》中最有名的两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说：‘我们的政策是落霞与孤鹜齐飞，香花与毒草共放。’毛泽东讲话的内容我记得就是这样。他讲这些，当然都是从最高意义上作为一个政治家讲的，我体会他是想通过这件事尽可能把空气搞得活跃一点，创造一个自由环境，真正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些讲话给我极大帮助，起码也有保护作用，使我的处境一下子变得很好。当然这些都发生在反右之前。” 访问人：毛泽东保护了你，后来为什么还把你打成右派呢? 王蒙：“现在有很多外国记者也这样问我，我说，不知道。我只知道反右派运动一起，各报刊对这篇小说还是给予否定，时间不长，我就被定为右派。定我为右派的过程和内情到现在也不知其详，我也不想知其详。” …… 访问人：你的小说要是放在1957年后发表，情况可能就完全不一样了。 王蒙：“恐怕更遭，幸亏他老人家说过那些话，虽然我定为右派，讲老实话对我还是比较客气、对我的处理也是最轻的，报纸上也没有大张旗鼓地要把我批倒批臭。” 访问人：这可能和毛泽东年初讲话有关系? 王蒙：“我觉得有点关系，所以从我个人来说，我很感谢老人家，起码他对我的小说保护过。当然我无权也无法要求像他这样的党和国家的领袖不断地过问我的创作、个人的遭遇，我不能那样去要求，也不应该再去麻烦他。说你一次已经三生有幸，还能等着再来?” （见《说不尽的毛泽东》下册，182—185页） 从王蒙的答问可以看出，如果按毛泽东的看法，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年青人》就不是毒草，王蒙就不该划成右派。 第二个例子。北京友谊医院院长朱仲丽的回忆：反右时，毛主席问医院划了几个右派? 朱说：划了十二三个。 毛问：医院多少人? 朱说：1100多人。 毛说：不能划这么多右派分子，至少应砍掉一半。 朱仲丽回去提出五个右派交党委，建议不戴右派帽子。但讨论结果，一个右派也未取消。 朱仲丽的回忆也说明扩大化不是毛泽东干的。按照毛泽东的意见，北京友谊医院当时就该把右派的人数砍掉一半。 第三个例子。毛泽东给中央办公厅秘书室的工作人员崔英的对话更说明问题。“1962年12月8日，在中南海的周末的舞会上，崔英同毛泽东跳舞时，毛泽东问：“具体负责哪些事情啊?” 崔英：“处理人民群众给主席的来信。” 毛：“好啊!这项工作很重要，要认真做好它……” 崔：“嗯，我一定认真工作。” 毛：“群众的来信多吗?” 崔：“多……” 毛：“都反映哪些问题呀?” 崔：“主要是……右派要求平反……” 毛：“说说看，有那些具体问题?” 崔英列举了三件典型案例说明在反右派运动中，某些地方党委不执行党的政策，甚至趁机打击报报、陷害一道工作的同志，把一些好人打成“右派”…… 毛：“你告诉我，被划成右派的材料寄来了吗?” 崔：“寄来了。”“这么多的材料，大都是右派的申诉……” 毛：“有些右派的事我是亲自过问的，你讲的这些我还不晓得……” 崔：“下面有扩大化的错误……” 毛：“详细情况不大晓得。”“你可以直接去找我……” 崔：“对右派的申诉信件，我们领导有指示，原则上不做处理……” 毛：“什么原则?” 崔：“说右派是敌我矛盾，不能平反……” 毛：“谁说的?真正错划右派，要纠正，要平反!” 毛：“回去告诉你们领导，就说是我毛泽东说的：把各地的右派申诉情况写一个综合材料，直接给我送来!” 12月9日，崔英向中央办公厅秘书室的领导传达了毛泽东的意见。秘书室的领导即让她起草全国各地右派申诉情况的综合报告。 12月14日，崔英将综合报告初稿刚刚送交了秘书室的领导审阅、尚未报送毛泽东时，突然接到了被调动工作的通知，并让她马上办理手续，交出工作证，离开中南海…… （摘自《“文革”前夜的毛泽东》第240—245页） 按照毛泽东的意见，早就应当给错划的右派分子改正、平反了。但结果不但没有即时给错划的右派改正、平反，反而把帮右派反应情况的人调离中南海。崔英现在是否还活着?如果还活着，你应该把你调离中南海的前因后果再详细说一下。 反右时的一个关键“文件”现在还未找到，就是57年5月14日晚九时，毛泽东在颐年堂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至次日凌晨一时。5月16日晚九时到17日凌晨一点二十分继续开会。到会的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彭真、李维汉、康生、陆定一、吴冷西。这两次会议的记录现在还未找到。这是由整风转为反右的两次关键会议。现在还未找到这两次会议的记录。没有找到有四种可能：一是没有记录；二是现在还未解密；三是有人借去未还；四是有人把它销毁了。 第五节 对反右运动要一分为二 第一个一分为二是：反右运动是真右派分子和共产党人双方造成的。反右运动是左右双方共同造成的，双方都有责任，不能只怪共产党，更不能只怪毛泽东。反右运动的起因主要是极少数大知识分子带头向党进攻。共产党整风是要求整“三个主义”，他们却要整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而且还来势凶猛。就因为来势凶猛，共产党才提出“反对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也就是后来邓小平多次说的，当时的右派确实是“杀气腾腾”。反右运动是一些右派人士挑起的，是他们“杀气腾腾”向共产党进攻，没有他们的“杀气腾腾”进攻，就不会有共产党的反右斗争，也就不会有反右扩大化的问题，一个巴掌是拍不响的。就连有些民主人士也说，‘墙’必须从共产党和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两方面拆，单靠一方面拆是不行的。” 现在有的人，把当时的所有右派都说得那样温柔，那样善良，是不符合当时实际的。因此，不能把反右扩大化只当成是共产党一方的过错，更不能认为只是毛泽东个人的过错。共产党反右是保卫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是天经地义的，无可非议的，是防卫。攻与防是对立统一的，没有攻就不会有防，不可能只攻不防。当时右派是进攻，共产党反右是防卫。 第二个一分为二是：反右派斗争的好处与坏处 反右斗争的好处是： 第一个好处，使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深入人心，使社会主义制 度和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巩固了四十年，直到1989年，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才开始动摇。57年新中国成立才7年多，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共产党领导的必要性、重要性，许多人还缺乏认识，还未深入人心。经过反右之后，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的领导比较多的人都不同程度地提高了认识，基本上深入了人心，比较多的人心服口服。有少数人虽心不服，但口头上也不得不服，不敢不服。 第二个好处，创造了一种好的民主形式，即：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 论。这是民主党派人士发明的，功不可没。共产党把这个民主形式接过来，“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发挥了很好的作用。这是很好的民主形式之一，因为人民很容易掌握和运用，对官僚主义有很大的威慑作用。如果现在把“四大”民主与网络民主相结合，民主就比较全面了，那腐败分子、牛鬼蛇神就无藏身之地了。 第三个好处，启发了毛泽东对马列主义的发展。反右前夕，他和其他领导 人一样，认为生产资料私有制消灭了，阶级没有了，大规模的阶级斗争也基本上结束了，有也只是残余了。由于右派的出现(存在决定意识)，他又重新思考阶级斗争问题，提出在所有制解决以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斗争还没有结束，有时还是很激烈的。要巩固社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就要“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反右前，毛泽东是横向发展了马列主义，反右后他逐渐从纵向发展了马列主义。 对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现在不少人还缺乏认识，还一股劲地说毛泽东反右后就犯了“左”的错误。其实，不是毛泽东犯了“左”的错误，而是有些人的社会主义觉悟不高，理论水平太低了，在国内国外的活生生的阶级斗争事实面前，他们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或揣着明白装糊涂，还美其名曰与时俱进，实在可悲。苏联为什么亡党亡国?它的经济实力是第二号超级大国，它的科技实力和军事实力与头号超级大国旗鼓相当，头号超级大国在它面前都望而却步，不敢轻举妄动。为什么几乎一夜之间就亡党亡国呢?这难道不是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在苏联共产党人的头脑中占支配地位的结果吗?美国如果要用武力打垮苏联是很困难的，即使打垮了，自己也要付出沉重的代价，但它用意识形态这一手，却得来毫不费功夫。
反右斗争的坏处： 第一个坏处，众所周知，反右严重扩大化了，造成严重的后果，这是共产党 很难洗去一个污点。 为什么会扩大化?我认为，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反早了。右派是应当反的，但反早了就不好。现在看来，57年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这是为什么?》社论时，应当只给右派提出警告：现在有右派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干扰整风，要排除干扰，继续整风，在整风基本结束后就反对右派分子的进攻。当时应当把鸣放中的言行进行整理分析，哪些是真正的反宗派主义、主观主义、官僚主义的言行，那些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行区分开。对前一种言行要抓紧整改。整改基本结束后，才对那些真正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进行批判，扩大化可能就小一些。但当时，宗派主义、主观主义、官僚主义还未整掉就开始反右，于是人们对真正的反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的言行和真正的右派言行很难区分，于是就导致一些干部，实际上是用“三个主义”来反右，这就不可避免要导致反右扩大化。 第二个原因，是戴右派帽子。我认为，反右是应该的，在当时那种情况下，对右派的猖狂进攻不反，是软弱无能的表现，会后患无穷。对右派人士批判、斗争都可以，但不该戴右派帽子。因为，当时右派分子的言行，主要还是意识形态问题，意识形态是复杂的，有的人是认识问题，有的人是思想问题，有的人是政治立场问题，在实际生活中这三者是很难区分的，由于不易区分，戴右派帽子就不可避免地要犯扩大化的错误。 意识形态是变化的，因为存在决定意识。社会存在变了，比较多的人的意识也要变，不变的只是极少数。由于各个人的认识能力不同，世界观不同，阶级利益不同，所处环境不同，变化也就各不相不同，有的人变得快些，有的人变得慢些，有的人变好了，有的人变坏了，有的人变成左派，有的人变成了右派。 就拿当前的拥毛人士来说，有相当一部分人在八十年代初，是反毛的。因为在当时那种背景下，许多历史事实人们不清楚，走资派还未大量出现，无产阶级主人翁地位还是稳固的，有的人随大流跟着别人反毛泽东，骂毛泽东也就很自然了。随着岁月的流逝，许多历史事实真相人们比较清楚了，走资派像雨后春笋一样的出现了，无产阶级主人翁地位消失了，由主人重新成为奴隶，许多工人的饭碗也被砸了，造成一个庞大的失业弱势群体。这时，过去有些反毛人士才恍然大悟，觉得毛泽东太“神”了，他比神还要“神”。于是在没有组织领导灌输的情况下，人们自觉自愿地掀起了一浪高过一浪的毛泽东热，拥护毛泽东，热爱毛泽东，颂扬毛泽东经久不衰，而且还不怕风吹雨打，一往无前。如果当年因他们跟着别人反毛泽东就把他们划成右派，就冤枉了。因此，我认为当年反右时不该普遍戴右派帽子，为了杀鸡给猴看，只给几个右派分子戴上帽子就可以了。 我这是后话，是事后诸葛亮，当时我也不可能提出这个问题。但作为总结经验教训还是有益的。 第二个坏处，妨碍了“双百方针”的贯彻执行，使人不大敢提意见了，这又 妨碍了发扬民主。 第三个坏处，由于反右，整风受到了严重的干扰，宗派主义基本上没有整掉， 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不但没有整掉，反而膨胀了，这就给后来造成了灾难。在58年的大跃进中，出现更严重的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这次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特别是主观主义)给党和国家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后来的官僚主义逐渐由技术性的官僚主义发展成制度性官僚主义(只为官，不为民)，久而久之盘根错节。这时要整官僚主义就更困难了，像“文革”那样的急风暴雨式的方式也没有把官僚主义整掉，毛泽东逝世后不久，官僚主义马上就死灰复燃，卷土重来。如果当年不是右派的干扰，把“三个主义”基本上整掉了，后来的许多坏事也就不会那样严重了，技术性的官僚主义也就不会发展成制度性的官僚主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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