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晚年的巨大成就》（三）

　　第二十三章　真实的三面红旗（下）

　　第一节　毛泽东反对搞“浮夸风”和“共产风”

　　毛泽东在58年大跃进中，开始头脑有点热，但他自始至终反对“浮夸风”和“共产风”。

　　吴冷西说：“在会议过程中，毛主席也多次讲到办事要留有余地。本来，南宁会议订的《工作方法六十条》中，曾规定：苦战三年，争取大部分地区基本改变面貌。到了成都会议，毛主席一开始就提出究竟要多久完成十年农业计划和工业计划?他开始设想：苦战三年，基本改变本省面貌，争取七年内实现农业四十条，五年实现农业机械化。他请各省研究。在会议过程中，毛主席看到河南的计划是苦战一年，实现四五八、水利化、除四害和消灭文盲，辽宁要一年实现三自给(即粮、菜、肉本省自给)。他说，也许你辽宁是对的，我怀疑是错的，你是马克思主义，我是机会主义。河南今年办四件大事，有些可能做到，有些可能做不到，就算全都能做到，可不可以还是提五年做到。今年真的全做到了，也不要登报。人民日报硬是卡死。否则这个省登报，那个省登报，大家抢先，搞得天下大乱。一年完成不登报，两年完成恐怕也不要登报。各省不要一阵风，不要看河南说一年完成，你也说一年完成。就让河南今年试一年，灵了，让它当第一。你明年再搞。只差一年，有什么要紧。毛主席说，此事关系重大，他到武昌时要找吴芝圃谈谈。他还说，1955年合作化高潮时，周小舟看见别的省一年实现高级社，紧张得不得了。其实不要紧。李井泉就从容不迫，四川实现高级化不是五五年，也不是五六年，而是五七年，不是也蛮好吗?”

　　“毛主席说，现在报纸宣传报道上要调整一下，不要尽唱高调，要压缩空气，这不是泼冷水，而是不要鼓吹不切实际的高指标，要大家按实际条件办事，提口号、订指标要留有余地。”(吴冷西《回忆领袖与战友》第66――67页）

　　（请注意！58年3月，在在成都会议时，毛泽东就警告：不要一阵风，搞得天下大乱，不要鼓吹不切实际的高指标。毛泽东的话，人们为什么不听？高指标还越吹越凶呢？这到底是谁之过呢？）

　　58年4月上旬，“在曾希圣谈到安徽大搞水利工程时，毛主席说，现在说苦战三年改变面貌，其实三年之后还要苦战五年，才能完成40条。提口号要注意留有余地。苦战三年只能算是初步改变面貌，对于下面报上来的成绩，不可不信又不可全信。凡是有真必有假，要打个折扣才稳当一点。”

　　“在舒同谈到山东三年实现40条有把握时，毛主席说，今年是空前的一年，这样的大跃进在历史上未曾有过，我们没有经验。今年要看一年，明年胆子可能大一点，现在还是要小心谨慎，不要把事情说满了。”（同上第69页）

　　（注意！毛泽东一再强调：订计划、提口号要留有余地，不要把事情说满了，可是有些人就是不听，不仅说满了，而且还说过头，还弄虚作假。）

　　4月中旬，吴冷西说：“毛主席谈了以下意见：近来报纸的宣传反映实际不够，但也有不实之处，如指标、计划讲得过头了。现在要调整一下，压缩空气。鼓劲的话要讲，但不要华而不实。……;现在各地提出这个‘化’那个‘化’很多。……但报纸宣传要慎重。……不要随便宣传已经实现了。即使是讲订规划、提口号，也要留有余地，在时间和空间上说得活一点。否则，说一年或两年完成，那不是以后没有事情干了吗?要留给后代子孙一些事做。现在说苦战三年改变面貌，其实只是初步改变面貌，能否做到还得看一年;报纸宣传要搞深入、踏实、细致。我们讲多快好省的方针，报纸上不能只讲多快，不讲好省。我们是要好大喜功的。大而无功，其实不是好大而是好小。……;现在全国出现高潮，出现许多新鲜事物，但也鱼龙混杂，泥沙俱下。……。”（同上第71――72页）

　　（注意！58年4月，毛泽东就说，指标、计划讲过头了，他还戏言“要留给后代子孙一些事做”。报纸上不要只讲多快，不讲好省。毛泽东言之谆谆，一些人却听之藐藐。很多高指标就是在这以后出现的，因此，58年的“浮夸风”不是毛泽东刮起来的，不是毛泽东的过错。）

　　1958年8月13日，他去天津新立村参观稻田。有关领导同志和社领导汇报说，亩产10万斤。他摇头撇嘴，表示不相信。他说：“不可能的事。”他指着一位领导同志说：“你们没有种过地。这不是放卫星，这是放大炮。”有的同志为了证明亩产10万斤，让小孩往水稻站。毛泽东摇头说：“娃娃，不要上去。站得越高，跌得越重哩。”又说：“吹牛，靠不住的，我是种过地的。亩产10万斤?堆也堆不起来么!”9月在湖北省，当时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讲有一块试验田亩产上万斤。毛泽东摇头说：“我不相信。”王任重又说，这是农村工作部长亲自验收的。毛泽东还是摇头说：“靠不住，谁验收也靠不住。除非派军队站岗放哨，单收单打，看住人不往里参假才算数。”外国朋友问他，亩产万斤粮的奇迹是怎样创造出来的，他一笑了之：“不要相信这些骗人的数字。”（见许全兴著《毛泽东晚年的社会主义探索与试验》第125页）

　　58年8月29日，毛泽东在修改人民公社决议稿时，还专门写了一段话，即：“人民公社建成之后，不要忙于改集体所有制为全民所有制，在目前还是以采用集体所有制为好，以避免在改变所有制的过程中发生不必要的麻烦。实际上，人民公社的集体所有制中，就已经包含有若干全民所有制的成分了。这种全民所有制，将在不断发展中继续增长，逐步地代替集体所有制。由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是一个过程，有些地方可能较快，三、四年内就完成，有些地方，可能较慢，需要五、六年或者更长一些时间。过渡到全民所有制，如国营工业那样，它的性质还是社会主义的，各尽所能，按劳取酬。然后再经过多少年，社会产品极大地丰富了，全体人民的共产主义的思想觉悟和道德品质都极大地提高了，社会主义时期还不得不保存的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工农差别、城乡差别、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都逐步地消失了，反映这些差别的不平等的资产阶级法权的残余，也逐步地消失了，国家职能只是对付外部敌人的侵略，对内已经不起作用了，在这种时候，我国社会就将进入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时代。”（薄一波著《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册，第746－―747页）

　　（请注意！开始建立人民公社时，毛泽东就说：“不要忙于改集体所有制为全民所有制，在目前还是以采用集体所有制为好，以避免在改变所有制的过程中发生不必要的麻烦。……社会产品极大地丰富了，全体人民的共产主义的思想觉悟和道德品质都极大地提高了，……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工农差别、城乡差别、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都逐步地消失了，……在这种时候，我国社会就将进入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时代。”可是，在建立人民公社时，一些人不仅急急忙忙由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还急急忙忙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其中就包括刘少奇。）

　　毛泽东还说：“办人民公社，要试点，一个县要有一两个试点，不要一哄而起。”（同上第744页）

　　（注意！建立人民公社时，根本就没有按毛泽东的意见办，根本没有试点，几乎是在九月一个月内，就一哄而起，在全国实现公社化了。）

　　还有，在这次会上，柯庆施提出“公社实行吃饭不要钱”，有很多人同意柯庆施的意见。毛泽东明确表态：“吃饭不要钱的办法，可以逐步实行，暂时不定，明年是否实行，到时候再看。”

　　（注意！58年9月，建立人民公社时，通通都是吃饭不要钱，没有人按毛泽东的意见办。）

　　58年11月6日，吴冷西说：“当我们汇报到有些公社搞集体住宿时，毛主席生气地说，那种搞法不是给国民党对我们的诬蔑帮了忙吗?凡是这样搞的地方我都支持群众起来造反。这些干部头脑发昏了，怎么共产党不要家庭呢?要禁止拆散家庭，还是一家人大、中、小结合为好。

　　“谈到群众大炼钢铁的干劲很大，地里的庄稼没有人收时，毛主席说，1070万吨的指标可能闹得天下大乱。从北戴河会议到年底只有四个月，几千万人上山，农业可能丰产不丰收，食堂又放开肚皮吃，这怎么得了?这次郑州会议要叫大家冷静下来。”（吴冷西《忆毛主席》第93页）

　　（注意！对那些极左搞法，毛泽东生气了。）

　　还有《毛泽东传》里说，1958年11月3日到5日，是吴芝圃主持起草《十五年社会主义建设纲要四十条》，6日，就由邓小平主持社会主义建设纲要四十条的起草工作。

　　9日上午，毛泽东主要就纲要四十条问题发表意见。

　　“第一，家庭问题。针对公社化运动中在一些地方出现的拆散家庭的左的做法，他主张在纲要里写进这样的话：‘废除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不合理的家长制。在住宅方面，注意使住房适宜于每个家庭的男女老幼的团聚。’”

　　（注意！毛泽东是反对拆散家庭的。在大跃进中，究竟是哪些人，主张拆散家庭？）

　　“第二，商品问题。他说：‘许多人避而不谈商品和商业问题，好像不如此就不是共产主义似的。人民公社必须生产适宜于交换的社会主义商品，以便逐步提高每个人的工资。在生活资料方面，发展社会主义的商业;并且利用价值法则的形式，在过渡时期内作为经济核算的工具，以利逐步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列宁曾经大力提倡发展商业，因为苏联那时城乡商品流通有断流的危险。我们在1950年也曾经有过这种危险。现在运输情况不好，出现断流的状态。我看要向两方面发展：一是扩大调拨，一是扩大商品生产。不如此，就不能发工资，不能提高生活。’”

　　（注意！毛泽东反对取消商品、消灭货币。陈伯达主张消灭商品和货币，58年9月，有个中央负责同志主持制定的《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一次修改稿）》中，也主张取消商品，消灭货币）

　　“第三，资产阶级法权问题。他说：‘一部分必须破坏，如等级森严，居高临下，脱离群众，不平等待人，不是靠工作能力吃饭，而是靠资格，权力。这些方面必须天天破除。破了又生，生了又破。’又说：‘我们要恢复供给制，但要保留适当的工资制，保留一部分多劳多得还是必要的。’”

　　“第四，高指标问题。纲要中提出，到1967年要达到年产四亿吨钢。毛泽东问：‘许多问题，我不清楚你们是根据什么这样提的。工业方面为什么搞四亿吨钢?到1962年搞多少吨?(有人答：一亿吨。)五年就增长三亿吨。怎么增法?’他说：‘现在有些问题相当混乱。不仅在公社方面，就是在中央、省、地这三级里头，都相当混乱。钢、机床、煤、电四项高指标吓人，四十条发到哪一级，要做政治考虑。’”

　　（注意！请人们主意！这时，已经是58年11月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中的“共产风”、“浮夸风”和弄虚作假的危害已经充分暴露出来了，毛泽东正在纠正这些错误，而邓小平这时接替吴芝圃制定的《十五年社会主义建设纲要四十条》中的“浮夸风”等却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毛泽东说：“现在有些问题相当混乱。不仅在公社方面，就是在中央、省、地三极里头，都相当混乱。”这里的中央究竟是指的哪些人？毛泽东把四十条中的问题看得很严重，“高指标吓人，四十条发到哪一级，要做政治考虑。”后来这个《纲要四十条》没有郑州会议上讨论。）

　　“第五，工作方法问题。他说：‘第四十条，一大堆观点，使人看了不满意。中心是要解决实行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不要捆人、打人、骂人、辩论人，罚苦工，动不动辩你一家伙。要提倡实事求是，不要谎报。《人民日报》最好要冷一点。要把解决工作方法问题当成重点，党的领导，群众路线，实事求是。”（参看《毛泽东传》第893――894页）

　　（注意！由此看出，邓小平主持制定的《四十条》，不仅没有纠正当时大跃进中出现的错误，而且还在错误的道路上狂奔。）

　　为了纠正大跃进中的错误，从11月8日到10日，“毛主席带领与会同志逐章逐段阅读斯大林的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小册子，上午和下午都边读边议。他指出：现在有几十万以至几百万干部头脑发热，有必要组织大家学习这本书和另一本书《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以澄清许多糊涂观念，保持头脑清醒，否则，急于过渡，搞产品调拨，农民会起来造反的”。（吴冷西《忆毛主席》第93――94页）

　　（注意！为了澄清几百万干部的糊涂观念，他带领与会的人们逐章逐段阅读斯大林著《苏联论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可见毛泽东为了纠正一些人的糊涂观念，真是用心良苦。）

　　吴冷西说：“11月22日，毛主席原想同各大区组长商量降低1959生产指标，首先是钢的指标……。毛主席设想可否把钢产量指标从3000万吨减为1800万吨。他原想说服他们，结果反而是各组长力图说服毛主席维持原来的指标。毛主席说，他们都想打通我的思想，我硬是想不通，因为他们缺乏根据。他们有的大区明年要增加钢产两倍，有的省要增加四倍增加十几倍，有的省竟然要增加三十倍。这怎么叫人相信?”

　　“毛主席还说，中央已有12个部长写了报告，指标高得吓人，似乎要立军令状。……。铁道部长说1959年要修2万公里铁路。周总理主持制定的第二个五年计划草案，规定五年内才修2万公里，他夸下海口要一年完成，怎么完得成呢?如果真的完成了，我甘愿当机会主义者。

　　“毛主席又说，其实1800万吨钢的指标不是机会主义，能否完成还是个问题，因为今年(1958年)预计炼出的1000万吨出头的钢产量中，好钢只有850万吨，看来郑州会议读了几天书并没有解决思想问题，大家头脑还是发热。1958年钢铁翻一番就使得6000万人上山，闹得天下大乱。明年再来个翻一番以至翻几番怎么得了?”（同上95――96页）

　　（注意！请大家认真读这三段话，是哪些人在鼓吹高指标？毛泽东对高指标的危害是多么忧虑，为了反对高指标他“甘愿当机会主义者”。）

　　毛主席说，“现在有些县委不知天高地厚，说什么苦战三年可以过渡到共产主义。这不是发昏说胡话?说是‘穷过渡’，马、恩、列、斯哪里说过共产主义社会还是很穷的呢?他们都说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必要条件是产品极为丰富，否则怎么能实行按需分配呢?有些同志要‘穷过渡’，这样的‘穷共产主义’有什么优越性和吸引力呢?

　　“毛主席说，现在人民公社供给制，不是按需分配，而是平均主义。……我们现在有些同志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这非常危险。北戴河会议规定了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五个条件，哪一条也不能少，缺一条也不能向共产主义过渡。

　　“谈到这里，毛主席很动感情地说，反正我不准备急急忙忙过渡，我今年65岁，即使将来快要死的时候，也不急急忙忙过渡。（同上第98页）

　　（注意！由此看出，毛泽东是坚决反对“穷过渡”的，他认为现在就向共产主义过渡是发昏说糊话，是非常危险的。）

　　“毛主席说，凡迷信一定要破，凡科学、真理一定要坚持。资产阶级法权一部分要破除，如官僚主义、脱离群众、等级森严、娇骄二气，非破不可。但还有相当一部分不能破除，如工资制度、国家强制、上下级关系等等，还得坚持。如果把这些必要的、有用的部分也破得体无完肤，就会天下大乱，总有一天要承认错误，还得赔礼道歉。”(同上第99页）

　　（注意！毛泽东强调，凡迷信一定要破，凡科学、真理一定要坚持。对资产阶级法权要一分为二，落后的要坚决破，现在还有用的就不要破，把现在有用的破了就会天下大乱。）

　　1958年11月21日，毛泽东说：“减少任务问题。水利建设，还有别的任务，实在压得透不过气，压得太重，恐怕需要考虑一下。谭震林、廖鲁言同志搞的那个文件，要求全国今冬明春和明年夏天水利工程要搞一千九百亿土石方，还说一定一定不可少。去年冬季到今年秋季是搞五百亿土石方，一千九百亿土石方比五百亿土石方要多差不多三倍。我看这样搞下来，中国人非死一半不可，不死一半也要死三分之一，不死三分之一也要死十分之一。中国五亿农民，十分之一就是五千万人。如果死了五千万人，那个时候至少我的职务要撤，你们都可以不撤，那不是撤职问题，我这个头也没有了。你(指曾希圣——编者注)是想搞多的，你多搞也可以，总是不要死人，以不死人主原则。一千九百亿土石方，总是多了，请你们议一议。你们如果一定要搞，那也没有办法，不能杀我的头就是了。”

　　（《毛泽东年谱》第三卷，第522页）

　　毛泽东一而再，再而三说那样搞要不得，一些干部就是不听，依然我行我素。毛泽东无可奈何，1959年4月29日，他直接给省级、地级、县级、社级、队级、小队六级干部写信，信中说：

　　“第一个问题，包产问题。……包产一定要落实。根本不要管上级规定的那一套指标。不管这些，只管现实可能性。例如，去年亩产实际只有三百斤的，今年能增产一百斤、二百斤，也就很好了。吹上八百斤、一千斤、一千二百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已，实际办不到，有何益处呢?又例如，去年亩产五百斤的，今年增加二百斤、三百斤，也就算成绩很大了。再增上去，就一般说，不可能的……

　　“第二个问题，密植问题。不可太密，不可太稀。许多青年干部和某些上级机关缺少经验，一个劲要密。有些人竟说愈密愈好。不对。老农怀疑，中年人也有怀疑。……既然要包产，密植问题就由生产队、生产小队商量决定。上级死硬的密植命令，不但无用，而且害人不浅。因此，根本不要下这种死硬的命令。

　　“第三个问题，节约粮食问题。要十分抓紧，按人定量，忙时多吃，闲时少吃，忙时吃干，闲时半干半稀……在十年内，一切大话、高调，切不可讲，讲就是十分危险的。须知我国是一个有六亿五千万人口的大国，吃饭是第一件大事。

　　“第四个问题，播种面积要多的问题。少种、高产、多收的计划，是一个远景计划，是可能的，但十年内不可能全部实行，也不能大部实行。……目前几年的方针是：广种簿收与少种多收(高额丰产田)同时实行。

　　“第五个问题，农业机械化问题。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要有十年时间。……提到机械化，用机械制造化学肥料这件事，必须包括在内。逐年增加化学肥料，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

　　“第六个问题，讲真话的问题。包产能包多少，就讲能包多少，不讲经过努力实在做不到而又勉强讲做得到的假话。收获多少，就讲多少，不可以讲不合实际的假话。对各项增产措施，对实行八字宪法，每项都不可讲假话。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于人民事业有利，于自己也不吃亏。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总是吃亏。应当说，有些假话是上面压出来的。上面‘一吹二压三许愿’，使下面很难办。因此干劲一定要有，假话一定不可讲。

　　“以上六件事，请同志们研究，可以提出不同意见，以求得真理为目的。我们办农业工业的经验还很不足。一年一年积累经验，再过十年，客观必然性可能逐步被我们认识，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就有了自由了。什么叫自由?自由是必然的认识。

　　“同现在流行的一些高调比较起来，我这里唱的是低调，意在真正调动积极性，达到增产的目的。如果事实不是我讲的那样低，而达到较高的目的，我变为保守主义者，那就谢天谢地，不胜光荣之至。”（《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八册，235――238页）

　　毛泽东以上的意见是完全正确的。但有些干部并没有认真贯彻执行，四川省就没有把这封信传达到基层去。

　　四川省农业科学院水稻研究所所长马建猷给毛主席写信说：“1959年3月，我下放泸县石洞公社，4月初看到一封主席写给生产队的长信。当时 我迫不及待把这封信向社员宣读了，社员无不欢天喜地。接着，我又回本单位向职工读了，没想到，不几天，听说主席这封信不往生产队发了，许多生产队根本不知主席写过这封信。我单位支部书记批评我，说我向社员和职工宣读主席的信是歪曲主席写这封信的意图。把主席的信收起来不宣传的事，在四川不是个别县、个别位，干部对此很不满，但又不敢说。这里面究竟是什么原因?值得主席注意了解。”（《毛泽东年谱》第五卷，第468页）

　　1959年4月田家英在上海参加八届七中全会。“会议结束，田家英就返回四川农村，在大丰公社贯彻执行《十八个问题》的决定。不久，毛泽东写给六级干部的信即4月29日党内通信下达了。田家英阅读之后，欣喜若狂。特别是对合理密植和说真话这两条，更是百分之百地拥护。当时要插秧，高度密植还是合理密植，两组相反的意见争论激烈。部分干部(他们是忠实执行上级命令的)和一些青年农民为一方，主张高度密植，有经验的老农为一方主张合理密植，前者占了上风。如田家英说的，有些人好像着了魔，不根据条件，一个劲地高度密植，怎么说也不行。这回好了，有了毛主席的指示，有了武器，可以解决问题了。但是，某些特极左观点的人却截然相反，他们他们不向下传达这封信。拥有至高无上权威的毛泽东亲自下达意见，居然可以被人封锁，可见极左思潮所形成的阻力之大。田家英认定，毛泽东的信符合实际情况，表达了农民群众的意愿，他毅然突破封锁，立即组织向全公社广播这封信。这封信在农民和基层干部中引起巨大反响。大丰公社大部分没有要求的密植程度插微秧，农民有了积极性，很快完成插秧任务。(《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增定本，第58页）

　　“田家英上山(庐山)后，把我们调查的那个公社在粮食产量上的浮夸情况以及其它问题，向毛主席作了汇报，又把调查组反映劳动模范罗世发对浮夸和过度密植等问题不满的一份材料送给毛泽东。这件事引起当时四川省委主要负责人的不快，与田家英争吵。”“而且争论得很激烈。”（同上书61——62页）

　　可见毛主席当年纠正“浮夸风”和“共产风”有多么艰难。毛泽东的正确意见，四川省的主要负责人不仅自己不执行，还要封锁，对毛泽东的秘书田家执行毛泽东指示还极为不满。

　　1959年6月中旬，毛主席指出：“去年我们至少有三大错误：第一，计划过大，指标过高，勉强去完成，必然破坏比例关系，经济失调;第二，权力下放过多，结果各自为政，政策也乱了，钱也花多了;第三，公社化过快，没有经过试验，一下子推开，大刮共产风，干部也不会当家。现在粮食供应紧张，主要是虚报产量，还有吃饭不要钱，敞开肚皮，吃多了。”

　　“毛主席说，多快好省还是可以做到的，但去年太多太快就不行。去年我们只注意多快，不注意好省。什么是多快好省也不甚了了。现在钢的指标降到1300万吨，仍然是多快，因为去年只有810万吨好钢，今年60%，这样的速度在苏联也从未有过。综合平衡我们讲过多次，但还是不容易做到。事非经过不知难。权力下放过多的情况要扭转过来。……”(吴冷西《忆毛主席》第113页)

　　“毛主席还说，大跃进本来是好事，但四大指标(钢、铁、粮食和棉花指标)订高了，结果天天被动。经济工作我们究竟没有经验，群众路线究竟怎么样，都值得我们重新考虑。过去一年头脑发热，现在冷下来就是了。人不要不如猪，撞了墙就要转弯。我们搞社会主义建设没有经验，一定会出现许多新问题，应当有充分的思想准备。我过去只注意人和人的关系，没有注意人和自然的关系。过去搞民主革命，忙不过来，打仗占了大部分时间。后来社会主义革命，主要精力是搞阶级斗争。去年北戴河才开始搞经济建设，特别是抓工业。看来，我第一次抓工业，像我1927年搞秋收起义时那样，第一仗打了败仗。不仅我碰了钉子，在座的也碰了钉子。现在不是互相指责、互相埋怨的时候，而是要认真吸取经验教训，赶紧把高的指标降下来，尽快把生产计划落实。”（同上书第113-114页）

　　（注意！毛泽东对大跃进中的错误，承担了责任，并作了深刻的自我批评。）

　　59年6月20日，毛主席说，“我们不要务虚名而得实祸。我的感觉，去年北戴河会议以后，从9月到今年5月，一直是被动的。去年11月开始发现问题。这是在郑州会议的时候，一些同志起草了一个15年(1958――1972年)建设纲要，目标是年产4亿吨钢。我当时就问，要那么多钢干什么，有什么用，能不能生产那么多?那个时期就发现大家喜欢高指标，后来又发现陈伯达起草的一个文件，绝口不讲商品交换，甚至连‘商品’两字也不提。我感到一些同志思想中对社会主义经济究竟要不要商品经济，是只搞商品交换还是有商品交换，都糊涂了。于是建议大家读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目的是想使大家对社会主义经济有一个比较符合实际的看法，知道社会主义经济还是商品经济。但是，当时许多同志思想并没有转过来。武昌会议还是高指标，还没有认识平调农民是剥削农民。第二次郑州会议才解决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问题。高指标从武昌会议、北京会议到上海会议，一降再降，都没有降到实处。可见认识错误不是那么容易可以做到的。人们的思想符合实际要有一个过程。……。”（同上书第117页）

　　（注意！由此看出，直到59年6月，一些人都还在顽固地坚持高指标，叫他们读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并没有解决问题。）

　　薄一波还说：“‘事非经过不知难呀!’一个时期一股热情，谁不想搞得快一点。但愿望与可能毕竟不是一回事。毛主席首先察觉到这一点，提出‘压缩空气’，说明他的头脑清醒得比我们早，发现和判断问题的敏锐性比我们高，转变不合乎实际的看法比我们快。这的确是很不容易、很值得我们学习的。”（薄一波著《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第817页）

　　“我们都钦佩毛主席驾驭全局的本领。以上的记述再一次说明，他看问题总是比我们站得高，看得深，一旦了解了真实情况，就毫不犹豫地果断决策，工作效率之高，行动之快，在党内是无与伦比的。如果不是毛主席从纷繁的事物中，找出人民公社总的症结所在，我们的事业就可能被“共产风”所葬送。有了上述的分析，问题就清楚了，就是人民公社在生产关系的变革方面超前了，脱离了生产力发展的水平。正如毛主席指出的：‘问题只是我们在生产关系的改进方面，即是说，在公社所有制问题方面，前进得过远了一点。’”（同上书第823――824页）

　　（注意！薄一波这个人很不错，他是一个实事求是的人，不文过饰非的人，不把功劳归于自己，把过错归于别人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