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晚年的巨大成就》（三）

　　第二节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成就与损失

　　大跃进所取得的成就。从1957年11月到1958年底，核实的粮食产量4000亿斤，比上年增长2、5%。棉花3938万担，比上年增长20、1%。钢产量(剔除土钢)800万吨左右，比上年增长49、1%。同1957年比较，煤产量由1、31亿吨猛增加到2、7亿吨，发电量从193亿度猛增加275亿度，金属切削机床产量从2、8万台猛增到8万台。工业建设和农田水利基本建设都有不少的成就，北京的十大建筑、十三陵水库等，也是大跃进第一回合中建成的。应当肯定，经过第一个回合的大跃进，国家的物质技术基础有所增强。(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第709――710页）

　　还有14个第一：

　　第一台半导体收音机制成(1958年3月11日);

　　第一台电视发送设备试制成功(1958年3月17日);

　　第一台40匹马力柴油拖拉机出厂(1958年4月12日);

　　第一台最大的平炉在鞍钢建成出钢(1958年6月1日);

　　第一座实验性原子反应堆开始运转，同时建成回族加速器;(1958年6月);

　　第一个最大的武钢炼钢厂开工兴建(1958年7月17日);

　　第一台内燃电动机车试制成功(1958年9月14日);

　　第一台138吨交流电力机车试制成功(1959年1月1日);

　　第一座重型拖拉机厂建成投产(1959年1月1日);

　　第一台每秒运转万次的快速能用电子数字计算机试制成功(1959年9月);

　　第一台液力传动的内燃机车试制成功;

　　第一座大型氮肥厂，试制首批氮肥(1960年);

　　第一台1、2万吨压力自由锻造水压机制成(1962年);

　　第一艘由苏联设计中国制造的排水量、21万吨远洋货轮“跃进号”下水试航(1958年11月28日)。

　　在交通方面有：

　　1958年1月，宝成铁路全线通车(全长668、5公里);

　　1958年1月，鹰厦铁路全线通车(698公里);

　　1958年3月，昆明铁路同越南铁路正式通车;

　　1958年8月，包兰铁路通车(全长1000公里);

　　1958年10月，北京―包头―银川―兰州航线正式通航;

　　1959年2月，黔贵铁路正式通车(全长605公里);

　　1959年4月，北京-平壤国际航线正式通航;

　　1959年12月，重庆白沙沱长江大桥建成通车;

　　1960年1月，兰新铁路通车(全长1315公里);

　　1960年4月，郑州黄河大桥建成通车。

　　这些铁路和大桥的建成，对于改善西南、西北和中南内地的交通，对这些地区的经济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在水利建设方面有以下成就：

　　1958年5月，修建北京十三陵水库，给北京市人民带来了福音;

　　1958年11月，海水河拦河硕大坝合拢，使华北五条内河的淡水不再流入大海，并使海水不再返回内河;

　　1958年12月，黄河三门峡截流完成;

　　1960年1月，黄河刘家峡水库胜利截流;

　　1960年，河南省林县，红旗渠(人们号称天河)破土动工，于1969年7月竣工。

　　1960年2月，河南青铜峡水库拦河坝合龙截流;

　　1961年3月，广东省珠江三角洲排灌电力网第一期工程完成，受益农田250万亩;1961年12月，新华社报导，农村出现了一批新的电力灌溉区，如著名的广东珠江三角洲;江苏南部和北部地区;浙江杭州、嘉兴、湖州等地区;重要的产棉区河北的天津、唐山、保定、张家口地区;陕西关中地区;河南豫北和郑州、洛阳、三门峡地区;安徽史河、淠河、杭埠河地区;山西南部中部地区。还有各地修的不计其数的大小水库和堰塘。这些水利设施的建设，防洪抗旱起了很大的作用。

　　（请参看张宏志著《还清白于毛泽东》第1－8页）

　　还有与大跃进密切相关的两项伟大成就，即：大庆油田和两弹一星的建成。大庆油田建成甩掉了我国“贫油国”的帽子，基本上解决了当时我国的能源问题，而且还有多余。这不仅为把我国建成完整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打下了良好的能源基础，同时还能给有些国家提供平价石油，促成他们与我国改善关系。大庆油田建成时，正是世界石油危机，油价暴涨。如当时的菲律宾本是跟美国一起封锁我们的，由于我们卖给它平价石油，促成它提前与我国建立外交关系。

　　两弹一星建设成功，使中国真正走向世界，真正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因此，大跃进是有很大成就的。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造成的损失。大跃进在工业方面的损失，主要是国民经济比例失调，浪费了资源和资金。在农业方面的损失就大了，由于建立人民公社时刮“共产风”、“浮夸风”和自然灾害，造成了农业全面减产，加之苏联逼债，给全国人民生活造成了极大的困难，有些地方确实饿死了人。这是最大的损失，也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时的污点。

　　到底饿死多少人呢?社会上流行的说法是：饿死一百多万、一千多万、两千多万、三千多万、四千多万……都是不准确的。

　　他们中有的人说的死亡数字是根据1984年人口普查的资料推算出来的。有的人是想抹黑毛泽东编造出来的。有的是道听途说。

　　后来，国家统计局在占有大量比较翔实资料的情况下，组织人员认真调查核实，有关部门通力合作，纠正并修订了1984年人口数据失准问题，发布了《2002年中国统计年鉴》。其中涉及三年困难时期的全国人口登记统计数据是：1958年65346万人，1959年66012万人，1960年66207万人，1961年66457万人，1962年67295万人(适当溯延一年)。这一数据显示，人口是呈上升趋势的。修订的数据反映了实际，迄今各地各方无异议，既使有质疑也无从否认。

　　1959-1961年，非正常死亡人数总计1039753人，分别为1959年17853人，1960年374890人，1961年647010人(《中国灾情报告》中国统计出版社1996年)。非正常死亡指流行性疾病死亡、事故、灾难(也包括饿死的)，其中有作销户处理的，如出境投靠亲友、谋生、入赘婚嫁，长期不归，音讯秒无等，亦算入非正常死亡。

　　第三节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中的损失究竟是谁造成的？

　　把大跃进中的损失归罪于任何一个人都是不正确的，因为任何一个人，都没有那么大的本领造成这样大的损失。责任是一群人，而不是一个人或几个人。

　　在农业上的责任人主要是谭震林(他是中央管农业的)和各省市自治区的领导人不执行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他们中有的人就弄虚作假，欺骗中央，欺骗人民，搞浮夸风，刮共产风。这是造成饿死人的主要原因

　　在工业上的主要责任人是冶金部长王鹤寿、国家经委主任薄一波和国家计委主任李富春。工业上的高指标首先是他们刮起来的。特别是王鹤寿。1958年8月，毛泽东都觉得1070万吨钢有完不成的危险，他和冶金部的那一邦人却拍胸脯保证能完成。他们的浮夸对中央的影响最大，因为他们是具体在前线管业务的。

　　陆定一、胡乔木、吴冷西等人也有很大的责任，因为他们是管宣传的主要负责人。1958年3月，毛泽东就指出，《人民日报》不要宣传那些不切实际的高指标，并强调对那些不切实际的高指标一定要卡死。但是，在1958年10月以前，《人民日报》却不厌其烦的、连篇累牍的，登了许多天方夜谭的“卫星”。“人有多大，地有多大产”就是《人民日报》编辑部的人加上的。这就助长了那些弄虚作假的人进一步弄虚作假，使弄虚作假一浪高过一浪。因此，他们对浮夸风和共产风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在党中央的常委中，刘少奇有很大的责任。张宏志说，“左”倾错误的始作

　　俑者是刘少奇的说法是不正确的。因为，刘的一些“左”的言行基本上是在1958年6月14日以后才出现的，而吴芝圃、王鹤寿等人的“左”的言行，在58年1月下旬就逐渐出现了，刘的“左”的言行是在吴芝圃、王鹤寿、薄一波和李富春等人的影响下出现的。因此，刘不是“左”倾错误的始作俑者。刘少奇的问题是：在那些“左”的影响下，他有所创造、有所发明、有所前进。如他说：“十五年可以赶上美国，再有十五年等于三四个美国。”“三四十年之后可到共产主义社会。”“两三年后很多公社就会变成全民所有制。”“农民吃饭不要钱，搞供给制，乡社干部势必跟着走，乡干部一改，县干部、省干部，直到中央的也要跟着改。地方改了，军队也得改。”……

　　刘少奇这些“左”的言行，对当时的“浮夸风”和“共产风”就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对当时的错误就起了雪上加霜的作用。因此，在中央的常委中，刘少奇对当时的错误应负很大的责任。

　　在党中央的常委中，邓小平也有不可推卸责任。他在视察东北和贵州时的讲话，不是人云亦云，同意别人的意见，而是有创新。如说东北的粮食只增产20――30%是落后的表现，要增产100%才算粮食过关。他还摧促东北尽快成立城市人民公社，而且要一个市就成立一个人民公社。在视察贵州时，要求要少种多收，要成立“胡思乱想”办公室。58年11月，他接替吴芝圃制定的《十五年社会主义建设纲要四十条》中规定，1972年钢产量要达到4亿吨，按人口平均超过英国。这个纲要中的浮夸风就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毛泽东的责任说大也大，说小也小。说他的责任大，是因为大跃进是他领导的，王鹤寿等人提出那些不合实际的高指标，开始他是同意的，出了问题，他当然有很大的责任。说他的责任小，那是因为在大跃进中，他只提了“十五年钢赶上和超过英国”，“十二年实现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如果按这个时间表来逐步实现是不会出大问题的。除此而外，在整个大跃进中，就没有发现毛泽东提出过不切实际的高指标。对其他人提出的高指标，毛泽东很快就发现了有问题，“共产风”和“浮夸风”等是他最早发现的，并想了很多办法，下大力气纠正那些错误。但是，请注意!当时在常委中，响应毛泽东纠正大跃进中“左”的错误的人不多，在58年、59年整个大跃进中，还没有发现，中央其他领导人指出过大跃进中的错误，更没有发现他们提出纠正错误的办法。有的人还要给毛泽东唱对台戏，如1958年11月初，毛泽东在第一次郑州会议上就开始纠正大跃进中的错误，就是在这时，邓小平主持制定的《十五年社会主义建设纲要四十条》中的高指标却非常吓人。又如“58年11月21日，毛泽东在武昌会议上讲，现在是吃穷饭，什么公共食堂，现在就是太快，怕犯冒险主义。刘少奇插话说，农村(人均)达到150元至200元的消费水平，就可以转一批(按：指由大队所有制转为公社所有制)，将来分批转，这样有利，否则等到更高了，转起来困难多了，反而不利。彭真讲，我们搞了土改，就搞合作化，又搞公社，只要每人到了150元到200元就可以过渡，太多了，如罗马尼亚那样农民比工人收入多时就不好转了。把三化(机械化、电器化、园林化的标准)压低，早转化比晚转化好，三四年就可以过渡。（许全兴著《毛泽东晚年的社会主义探索与试验》171页）

　　因此，可以说，大跃进的严重问题，是由于各级领导人没有认真按毛泽东的意见办事，没有认真按毛泽东的意见纠正错误。

　　周恩来只是在57年发明了“跃进”一词，还没有发现他在58年大跃进的高潮中有不妥的言行。

　　陈云只是在袁保华等人的唬弄下，在大跃进中提出“土法”炼钢，现在还未发现他有其它不妥的言行。

　　朱德和林彪直到现在也未发现他俩在大跃进中的不妥言行。

　　从以上资料看出，在大跃进中的错误是很多人共同造成的，不是一个人或几个人造成的，更不是毛泽东一个人造成的。在中央的常委中，刘少奇和邓小平的责任比较大一些，因为他俩在第一线指挥，他们到基层去，不仅没有发现、制止大跃进中的错误，而且还火上浇油。

　　第四节　人们在大跃进中为什么会犯错误呢？

　　人们在大跃进中为什么会犯错误，犯错误的原因是什么?许多人把在大跃进中犯错误的原因，归纳成一个“左”字，一“左”了之。这个“左”字原因并没有使人们从中汲取教训，避免重蹈覆辙，因而，大跃进时期犯过的错误，在改革开放时期照样犯，而且还有过之而无不及，只是内容和形式不同而已。

　　人们在大跃进中犯错误的原因，既有客观原因，也有主观原因。客观原因有

　　三：

　　第一个客观原因，是人们对社会主义的客观经济规律缺乏认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是有规律的，但对规律的认识是不容易的，往往是规律遭到破坏时，人们受到惩罚时，人们才开始去重视它、认真去研究它，也只有某个事物发展得比较成熟时，人们才能逐渐认识它。58年，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历史只有四十年，中国只有八年，因而当时的党中央和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规律缺乏认识，在经济建设中要犯错误也在情理之中，不必过分苛求。现在也没有把社会主义的经济规律认识清楚。注意!这里说的是社会主义的经济规律，而不是资本主义的经济规律。我国现在不是按社会主义的经济规律搞经济建设，而是按资本主义的经济规律搞经济建设。如果说，大跃进中犯错误的原因之一，是对社会主义的经济规律缺乏认识造成的，那么改革开放中犯错误的原因之一，就是不要社会主义的经济规律。

　　第二个客观原因，是人们缺乏搞现代化的科学知识。不仅毛泽东缺乏搞现代化的科学知识，当时中央的其他领导人和许多省市的负责人以及一些专业部门的负责人都缺乏现代化的科学知识。当时农业指标不断上升，时间不断缩短，就是各省市的负责人互相攀比哄抬起来的;钢和工业的指标不断上升和时间不断缩短，就是冶金部、计委、经委的报告中提出来的，这表明那些业务部门的多数人也缺乏现代化的科学知识，才闹出那样的笑话。

　　第三个客观原因，是人们的思想方法有问题。思想方法存在的问题是多方面的：

　　一是急于求成。由于以上两个原因，就出现急于求成，就敢想代替科学、敢想代替规律、敢想代替政策，说大话不要本钱，甚至湖说八道。本来钢产量计划十五年赶上英国就是一个了不起的宏伟目标，但人们还不满足，提出两年赶上英国，这还不满足，又提出十五年后，钢产量按人均产量赶上英国，即1972年我国钢产量要达到4亿吨。本来十二年实现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就已经有一定困难了，后来又提出三年基本实现，而河南省委还提出一年基本实现。结果是欲速则不达，弄巧成拙，成为后人调侃、讥讽的资料。

　　二是一刀切，一哄而起。在那个时候，在个别地方，出现的典型，即使是完全正确的，也应当经过试点，实践证明是正确的才能推广，推广时要分批分期的进行，也不能一哄而起。如58年出现的人民公社，至少要经过两年的实践检验才能逐步推广。但58年，人民公社刚一出现，究竟是公猫还是母猫都还看不出来，就在一个五亿多农民的国家里，经济极不发达，农民文化程度又低，不经过试点取得经验，就在全国(少数民族除外)推广人民公社，在短短一个月的时间里，就在全国实现了人民公社化。搞人民公社是复杂的、深刻的、翻天覆地的社会变革。如此重大的社会变革，特别是吃饭不要钱，不经过试点，就一哄而起干起来，就肯定要犯错误，不犯错误，那才是怪事。

　　大跃进时期，人们犯了一刀切、一哄而起的错误，造成了极大的损失，但后人并没有从一刀切，一哄而起中汲取教训。改革开放以来依然在犯一刀切和一哄而起的错误。拿农村的联产承包来说，在小岗村和一些领导能力弱的公社，搞一下联产承包是可以的，但一刀切，一哄而起推广小岗村的经验，在很短的时间内，使全国绝大多数人民公社都搞联产承包也就错了，又犯了一刀切的错误。因为现在还有“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的人们，坚持按人民公社主要精神办的村或队，集体致富就搞得非常好，如河南的南街村、四川彭县的宝山村……。当时搞联产承包的典型小岗村，现在与南街村、宝山村相比，真是天壤之别，南街村是名符其实的共同富裕了，而小岗村就没有共同富裕。

　　改革开放以来，还有搞开发区一哄而起、搞房地产一哄而起、搞教育是产业一哄而起、搞学院改大学一哄而起、大学扩大招生一哄而起、搞招商引资一哄而起(一些地方没有条件，就给中小学教师分配任务，叫大家都去招商引资)、搞承包一哄而起(许多单位的公有财产都包到个人的腰包)、各单位搞创收一哄而起(这是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的根本原因)、搞私有化一哄而起(使全国人民几十年来，勒紧裤带积累起来的财富，在短短几年就流向私人的腰包，使大量工人失业、使大量农民失去土地)、建机场一哄而起、建高尔夫球场一哄而起，这难道不是在重蹈大跃进一哄而起的覆辙吗?

　　三是强迫命令，运动群众。现在，有人说，搞经济建设，就不能用战争年代搞群众运动的办法搞经济，毛主席在大跃进中的错误之一，就是用搞群众运动的办法搞经济建设。

　　这话值得商榷。在大跃进中，不是搞群众运动搞错了，而是运动群众搞错了。群众运动和运动群众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群众运动，就是发扬民主，就是动员群众，发动群众，教育群众，让群众自觉自愿地去为自己的利益而努力奋斗。这样的群众运动，在战争年代搞是正确的，在经济建设时搞也是正确的。而运动群众，就是强迫群众去干群众不愿干的事。在大跃进中，强迫命令的事不少。有些坏事就是强迫命令造成的。可是人们对大跃进中运动群众和强迫命令造成的后果缺乏认识，在改革开放时，照样搞强迫命令。

　　改革开放有无强迫命令呢?当然有。只不过表现形势不一样，不像过去那样轰轰烈烈，过去搞强迫命令运动群众还事先通知你，让你讨论讨论。虽然心不服，但嘴上还是服了。而现在搞的强迫命令，事先不让人们知道，知道了也不准你说话(在家骂娘还是可以的)，更不准你游行示威反抗，甚至还不准上访。如私有化，买断工龄，使大量工人下岗、失业，这算不算强迫命令?四千多万农民失去土地算不强迫命令?房屋拆迁中有无强迫命令?教育是产业算不算强迫命令?所谓教育产业化就是强迫学生家长多掏腰包也。

　　第四个原因，就是人们的主观原因，即有的人道德品质不好。过去，把虚报浮夸，弄虚作假，当成是一般的作风问题。这种看法没有看到问题的实质，实质是一些人的道德品质不好，搞欺骗，欺骗中央，欺骗人民，为自己升官创造条件。这种欺骗行为主要是有些省、县、乡干部搞的，但也有一些记者跟着起哄，中央和广大人民受骗是因为他们没有到现场查看受骗，而有的记者是到现场亲眼看到在弄虚作假，为什么不揭露这种欺骗行为呢?编辑部还要公开报到呢?由于是《人民日报》报道的，不仅欺骗了中央，欺骗了人民，就连钱学森这样的大科学家也受骗上当。因为是《人民日报》上刊登的，人们就信以为真。

　　由于这些品质不好的干部搞欺骗，鼓吹亩产上万斤，给人们一种假象，误认为粮食过关了，一方面搞大吃大喝，搞吃饭不要钱，另一方面国家把工作重点完全转移到工业上来，使大量的农民离开农村。这不仅影响农业生产，而且到手的粮食也没有收割回家，于是就造成当时的粮食危机。因此，生活困难时期主要是一些品质不好的干部造成的。

　　在改革开放年代，有无欺骗党、欺骗人民的行为呢?不仅有，而且还有过之而无不及，如许多假冒伪劣产品屡禁不止，许多排污企业长期阳奉阴违，有些干部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还有更严重的“打左灯往右拐”的政治欺骗……。改革开放年代的欺骗行为远远大于、高于大跃进时期的欺骗行为。大跃进时期的欺骗行为，主要表现在经济领域的产品产量上，欺骗的时间也比较短，59年底基本上就禁止了。而改革开放年代的欺骗行为，几乎深入到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角落，三十多年来经久不衰，现在还在向纵深发展。当年大学的评估检查，弄虚作假就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比大跃进时期的弄虚作假，还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要求教师干部弄虚作假人手不够，就把毕业班的学生和研究生找来一起搞弄虚作假。学校的党委书记，害怕退休教职工给检查组说实话，先给大家说：要在锅打饭吃，就不要往锅里吐口水。他的意思是说不要给检查组说实话。然后他就威胁说，谁砸学校的牌子，我就要砸他的饭碗。其实，检查组的成员何尝不知道在弄虚作假呢，只是他们把礼品、红包一拿，就不知道弄虚作假了。

　　改革开放以来，制定的纪律、法律、规章制度很多很多，为什么制止不住贪污盗窃和弄虚作假呢?因为这些只能治标，不能治本。治标虽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治本。怎样治本呢?在治标的基础上，还是要学习毛泽东的办法：一是要改造人的灵魂(首先是改造干部的灵魂)，丢掉私心杂念，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二是群众路线，群众监督，也就是要发扬真民主，而不是嘴上说的假民主。

　　这届党中央在纠正、惩处弄虚作假问题。是否纠正得过来还要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