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晚年的巨大成就》（三）

　　第五节　毛泽东对大跃和人民公社的反思

　　58年8月16日前，毛泽东是在考虑国际问题和炮打金门，主要精力没有放在大跃进上，没有打算搞人民公社。在8月17日开始的北戴河会议期间，他怀疑58年1070万吨钢可能完不成，不对外公布。但8月30日，冶金部一邦人去向毛泽东保证能够完成，并建议对外公布：1958年要生产钢1070万吨。

　　毛泽东经过9、10两个月的调查研究，他发现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问题很大，于是11月2日至10日，开第一次郑州会议，11月21至27日，在武昌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12月在武昌开八届六中全会，59年2月又开第二次郑州会议，3至4月开上海会议，5月、6月又在北京开会纠正大跃进的高指标和人民公社的“共产风”。

　　尽管在大跃进中，下面没有完全按中央精神和毛泽东的意见办，毛泽东在这些会议上还是多次作了自我批评，特别是59年6月在北京会议期间，他说，大跃进本来是好事，但四大指标(钢、铁、粮和棉花指标)订高了，结果天天被动。经济工作我们究竟有没有经验，群众路线究竟怎么样，都值得我们重新考虑。过去一年头脑发热，现在冷静下来就是了。人不要不如猪，撞了墙就要转弯。我们搞社会主义建设没有经验，一定会出现许多新问题，应当有充分的思想准备。过去我只注意人和人的关系，没有注意人和自然的关系。过去搞民主革命，忙不过来，打仗占了大部分时间。后来搞社会主义革命，主要精力是搞阶级斗争。去年北戴河会议才开始搞经济建设，特别是抓工业。看来，我第一次抓工业，像1927年搞秋收起义时那样，第一次打了败仗。不仅我碰了钉子，在座的也碰了钉子。现在不是互相指责、互相埋怨的时候，而是要从认真汲取经验教训，赶紧把过高的指标降下来，尽快把生产计划落实。（吴冷西《忆毛主席》第135页）

　　1962年1月，他在七千人大会上说：“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在中国，五十年不行，会要一百年，或者更长的时间。”“在社会主义建设上，我们还有很大的盲目性。社会主义经济，对我们来说，还有很多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拿我来说，经济建设工作中的许多问题，还不懂得。工业、商业，我就不大懂。对于农业，我懂得一点。但也是比较的懂得，还是懂得不多。”他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深有感触地说：“我们已进入社会主义时代，出现了一系列新问题，如果单有《实践论》、《矛盾论》，还不适应新的需要，不写出新的著作，形成新的理论也是不行的。”在八届九中全会上他又说：“现在看来，社会主义建设也不要那么十分急，过急了办不成，越急越办不成，要搞几年慢腾腾，要搞扎实一点，不要务虚名而遭实祸。”他曾这样形容“大跃进”时期的领导特征：“象小孩抓火一样，没有经验，摸了以后才知痛。我们搞经济建设还是小孩，无经验，向地球开战，战略战术还不熟。”

　　因此，毛泽东在以后的经济建设中非常谨慎。1964年5月10一13日，在听计委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的《初步设想》时，毛主席说：“只能有多少钱办多少事，不要以我们这些人的寿命来考虑事情;要按客观规律来办事”。“建设也是有客观规律的”。1965年6月16日在听余秋里汇报的“三五”计划时，他又说：计划要考虑三个因素，第一是老百姓，不要丧失民心;第二是打仗;第三是灾荒。要根据客观可能办事。还要留有余地，五年基本建设投资控制在800一900亿元(计委的初步意见是1000亿元)，建设项目不要搞那么多。1975年，陈永贵写的报告，建议人民公社把以生产队为基础，改成以生产大队为基础。毛主席把陈永贵的报告交邓小平办。邓小平同意陈永贵的意见，以生产大队为基础。最后，毛主席说，不要变更公社现有的所有制。

　　从以上的言和行看，毛泽东对大跃进的反思是深刻的。

　　第六节说几句公道话

　　李若建在2000年《当代中国史研究》第五期上发表了《自然灾害与自然条件对困难时期饥荒形成的影响》。文章最后说：第一，大跃进与困难时期是当代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极为特殊的阶段，也是一个值得认真研究的时代。国内学术界对这一时期的研究过于集中在政治史的角度，集中在个别领袖身上，缺乏社会史、经济史、甚至自然史的角度去研究。其实大跃进的形成是中国社会众多因素综合的结果，从国家领导到基层干部都有责任，造成困难时期人口损失的原因也相当复杂，因此对这一段历史的研究，需要更加开阔的视野。第二，对这一复杂时期的研究，应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尊重历史事实，不文过饰非，不夸张，不注入个人感情色彩，只有这样才可能从历史中汲取有益的经验教训。

　　李若建是何许人也?我不知道。但他提出了许多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下面我就对“过于集中在个别领袖身上”谈点自己看法。

　　所谓“过于集中在个别领袖身上”，就是指过于集中在毛泽东的身上。我认为，把大跃进时期造成的困难，集中在毛泽东一个人的头上是很不公道的。

　　从大跃进的由来看出，大跃进不是毛泽东提出的，搞大跃进也不是毛泽东一个人决定的，而是当时的中央反复讨论一致同意通过的，现在还未发现当时中央有人提出过不同意见，不仅没有人提出不同意见，而且有的中央领导人还提出许多不切实际的建议。有些不切实际的建议被毛泽东当时制止了，如有位中央领导人叫毛泽东在58年国庆前后，宣布全国吃饭不要钱，主张取消货币，毛泽东就没有同意。还有一位中央领导人计划1972年要生产4亿吨钢也被毛泽东制止了。有些是毛泽东当时就制止没有制止住，如公社吃饭不要钱毛泽东制止了，但没有制止住。毛泽东说，搞人民公社先要试点，不要一下子铺开。下面就是不执行。

　　邓小平说：“讲错误，不应该只讲毛泽东同志，中央许多同志都有错误。‘大跃进’，毛泽东同志头脑发热，我们不发热?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和我都没有反对，陈云同志同志没有说话。在这些问题上要公正，不要造成一种印象，别的同志都正确，只有一个人犯错误。这不符合事实。中央犯错误，不是一个人负责，是集体负责。在这些方面，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结合我们的实际进行分析，有所贡献，有所发展。”又说：“过去有些问题的责任要由集体承担一些，当然毛泽东同志要负主要责任。我们说，制度是决定因素，那个时候制度就是那样。那时大家把什么都归功于一个人。有些问题我们确实也没有反对过，因此也应当承担一些责任。”（见《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96、308、309页）

　　邓小平这些话的精神是正确的，不能把那时的错误全推到毛泽东的头上。但具体说法就不对了，如说“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和我都没有反对”。这个说法就不公正了。说周恩来只是跟着走没有反对是正确的。但邓小平和刘少奇不只是没有反对而已，而首先是他们的头脑发热，特别是刘少奇在当时中央领导人中头脑最热的一个人。请看下列事实：

　　58年4月底刘少在郑州火车站，刘少奇就叫河南省委书记吴芝圃去搞公社试点。5月又要北京、天津搞公社试验。58年8月的北戴河会议，事先并没有建立人民公社的课题，就因为河南搞了个人民公社的材料启发了大家，人民公社才提上议事日程的;关于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问题，决议上说的“三四年、五六年，或更长的时间”。可是，后来刘少奇给外国代表团讲话时，改成两三年就可以向全民所有制过度。

　　有人说：58年生产1070万吨钢是毛主席下的决心，毛主席是受柯庆施的影响。

　　这个说法也不完全正确。毛泽东提出的是用15年时间，钢赶上或超过英国。刘少奇在代表中央向工会代表大会致祝词说：15年内，钢和其它重工业产品赶上或超过英国。后来冶金工业部长王鹤寿提出：10年赶上英国，20 年赶上美国。国家计委主任李富春又提出：7年赶上英国，15年赶上美国，后来李富春又说，59年钢就要赶上英国和日本。国家经委主任薄一波说：58年钢1000万吨，59年钢2500万吨。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才问王鹤寿，58年钢能不能翻一番?

　　王鹤寿说：布置一下。王鹤寿的布置是1100万吨。

　　后来，毛泽东觉得完成1070万吨钢有困难。冶金战线的一帮人又向毛泽东保证完成任务。这时毛泽东还是信心不足，念了李商隐的诗“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

　　本来，1070万吨钢是不向外公布的，不公布还有后退的余地。又是薄一波建议向外公布的。既然公布了，就没有回旋余地了，只有硬着头皮往前闯了。

　　由此看出，1070万吨钢不是毛泽东下的决心，毛泽东问能不能翻一番，主要不是受柯庆施的影响，主要是受王鹤寿、李富春和薄一波的影响。

　　以上事实说明了什么呢?说明了“大跃进”的错误确实不是毛泽东一个人的，而是当时中央集体犯的错误，也是从中央到地方各级领导共同犯的错误。他们在贯彻执行中不断改变原来的计划，甚至毛泽东明确表示不能干的事，有的人也偏要干，如“公社吃饭不要钱”，人民公社的决议上没有，当柯庆施提出这个问题时，毛泽东明确说“暂时不定，明年是否实行，到时再看”。可是在搞的过程中，所有人民公社都实行了吃饭不要钱。甚至有的中央负责人还要建议毛主席在国庆前后，宣布全国人民都吃饭不要钱。农业部副部长王正仁到徐水县去搞试点，当年就全县向全民所有制过渡。又如毛泽东主持制定的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说的是十二年完成。可是，在贯彻时，人们又提出七年完成，最后几乎是一致同意三年基本完成，河南省委还提出一年完成 。

　　1958年8月13日，他去天津新立村参观稻田。有关领导同志和社领导汇报说，亩产10万斤。他摇头撇嘴，表示不相信。他说：“不可能的事。”他指着一位领导同志说：“你们没有种过地。这不是放卫星，这是放大炮。”有的同志为了证明亩产10万斤，让小孩往水稻站。毛泽东摇头说：“娃娃，不要上去。站得越高，跌得越重哩。”又说：“吹牛，靠不住的，我是种过地的。亩产10万斤?堆也堆不起来么!”9月在湖北省，当时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讲有一块试验田亩产上万斤。毛泽东摇头说：“我不相信。”王任重又说，这是农村工作部长亲自验收的。毛泽东还是摇头说：“靠不住，谁验收也靠不住。除非派军队站岗放哨，单收单打，看住人不往里参假才算数。”外国朋友问他，亩产万斤粮的奇迹是怎样创造出来的，他一笑了之：“不要相信这些骗人的数字。”

　　（见许全兴著《毛泽东晚年的社会主义探索与试验》125页）

　　因此，把大跃进中的错误，算在毛泽东一个人的头上，是完全错误的。

　　第二十四章　　五九年庐山会议真面目

　　打油诗．五九年庐山会议

　　鬼使神差一封信，阴差阳错悲剧生。评头品足数十载，看破红尘有几人？

　　（这里红尘：指庐山会议。）

　　第一节五九庐山真面目

　　五九年的庐山会议已过天命年了，人们不但没有遗忘，而且还在议论纷纷。但从议论中看出，真正认清五九庐山会议真面目的人并不多。这也不奇怪，因为许多人不了解真实情况，议论错了也在情理之中，但有些所谓“精英”也信口开合就不对了。因此，谈谈我的认识。

　　庐山会议分两部分，前部分是纠“左”，后部分是反右倾。对前部分认识比较一致，对后部分反右倾认识就很不一致了。这里只说后部分。

　　五九年庐山会议，从纠“左”变成反右倾的悲剧，不是有的“精英”说的：是毛泽东有意要整彭德怀，而是由十一个阴差阳错的环节造成的，这十一个环节是一环扣一环的，其中任何一个环节缺失，悲剧都不会发生。但从纠“左”变成反右倾的关键环节是李锐污蔑彭德怀和黄克诚搞军事俱乐部，紧接着跟随彭德怀访问东欧和苏联的一位上将又揭发彭德怀里通外国。这时，彭德德怀的信才变成右倾机会主义的宣言书的。

　　第一个环节，是彭德怀鬼使神差的一封信。人们常说彭德怀的信是万言书。其实,信除了标点符号外，包括台头、结尾和年月日在内只有3170个字左右。

　　为什么说彭德怀写信是鬼使神差呢?生活中有些事就很难说清处，如彭德怀过去经常与毛泽东相隔在千里之外，他一般都不以个人的名义写信，只是送材料或报告工作。这次近在咫尺却要写信，大家说，这是不是“鬼使神差”。

　　彭德怀为什么要写信?彭自己在《自述》书中说：眼看会议就要结束了，有的人在大跃进中的错误还无认识，希望主席再在会上强调一下。

　　彭的话是真是假?我认为是真。

　　那么，彭所说的“有的人在大跃进中的错误还无认识”，是指那些人呢?是不是就是指的毛泽东呢?我认为不是。因为彭信上写的那些问题，自1958年11月，第一次郑州会议以来，毛泽东就先后在一些会议上讲过了，还承担了责任，作了初步检查，也对一些问题提出了批评，并采取措施逐步解决。

　　请看毛泽东以下的讲话：1958年11月10日，毛泽东说：“我们有些同志昏了头脑，以为快要上天了。……徐水，还有什么地方，就急急忙忙往前闯”。1958年11月21日，毛泽东在武昌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苏联在准备向共产主义过渡问题上很谨慎。我看我们中国人大概包括我在内，是个冒失鬼。5亿多农民的年薪不到80元，是不是穷得要命?我们现在吹得太大了，我看不符合事实，没有反映客观实际。整个说来，认识客观规律，掌握它，熟练地运用它，并没有。所谓速度，所谓多快好省，是个客观的东西。客观说不能速，就不能速。”11月23日毛泽东在武昌会议第二次讲话中指出：“我们的脑筋正在这里压缩空气。指标问题，以钢为纲带动一切，……今年番一番是个冒险的倡议。”12月1日又说：“可能性同现实性是两件东西，是统一性的两个对立面。虚假的可能性同现实的可能性又是两件东西，又是统一性的两个对立面。头脑要冷又要热，又是统一性的两个对立面。冲天干劲是热。科学分析是冷。在我国，在目前，有些人太热了一点。他们不想使自己的头脑有一段冷的时间，不愿意做分析，只爱热。同志们，这种态度是不利于做领导工作的，他们可能跌筋斗，这些人应当注意提醒一下自己的头脑。……”12月9日，《在中共八届六中全会上的讲话提纲》中就提出“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情绪的危险性”。1959年2月1—2日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会议上，两次到会讲话。他说：“我们对于搞经济建设还是小孩子，虽然我们现在年纪不小了。应该承认这一点：向地球作战，向自然界开战，这个战略战术，我们就是不懂，就是不会……关于按客观规律、按比例，这个问题我是没有解决的，这个问题我不懂。”1959年2—3月毛泽东在第二次郑州会议上又说：“公社在1958年秋建成之后，刮起了一阵‘共产风’主要内容有三条：一是穷富拉平。二是积累太多，义务劳动太多。三是‘共’各种‘产”。……这样一来，共产风就刮起来了。即是说，在某种范围内，实际上造成了一部分无偿占有别人劳动的情况。我们对于民族资产阶级这样的剥削阶级所采取的政策，尚且是如此，那么，我们对于劳动人民的成果，又怎么可以无偿占有呢?同志们，价值法则依然是客观存在的经济法则，我们对于社会产品，只能实行等价交换，不能实行无偿占有。违反这一点终究是不行的。”3月和4月，毛泽东分别在陶鲁笳、王任重、谭震林的报告上批示：“旧账一般不算，是写到了郑州讲话里面去的，不对，应改为旧账一般要算。算账才能实行那个客观存在的价值法则。这个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只有利用它，才有可能教会我们的几千万干部和几万万人民，才有可能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否则一切都不可能。对群众不能解怨气。对干部，他们将被我们毁坏掉。有百害而无一利。……须知，这是劫财，不是善财。无偿占有别人劳动是不许可的。算账才能团结;算账才能帮助干部从贪污浪费的海洋中拔出来，一身清净，算账才能教会干部学会经营管理方法;算账才能教会五亿农民自己管理自己的公社，监督公社的各级干部只许办好事，不许办坏事，实现群众的监督，实现真正的民主集中制。”

　　（以上材料见薄一波著《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册第806—826页）

　　1959年4月29日，毛泽东给六级干部的信中又强调要实事求是，要讲真话不要讲假话，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7月10日，在庐山会议上，毛泽东又讲了上面类似的话。

　　从毛泽东以上的一系列讲话来看，彭德怀信上说那些内容，除了“左”比右难纠正一句而外，毛泽东都先后讲过了，包括“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情绪的危险性”，而且比彭德怀信上说的还要深刻、严重些，并在不断想办法解决。因此，彭那封信不是针对毛泽东的。

　　不是针对毛泽东的，又是针对谁呢?“文革”中，彭在被批斗会上说“是针对刘少奇的”。彭这话是真还是假呢?我认为是真。因为在中央领导人中，刘少奇在大跃进中讲的错话最多，直到庐山会议时，确实没有看到刘少奇作过自我批评。

　　但是，彭在当时没有写信的必要，因为他信上说的那些问题，一方面毛主席已经讲了多次了，另一方面，彭德怀信上说那些内容，彭在西北小组会上也已经讲了。彭在西北小组会上的讲话是：“1957年整风反右以来，政治上、经济上一连串的胜利，党的威信提高了，得意忘形，脑子热了一点。”“解放以来，一连串的胜利，造成群众性的头脑发热，因而向毛主席反映情况只讲可能和有利的因素。在大胜利中容易看不见、听不进反面的东西。”“从北戴河会议以后，搞了个‘左’的东西，全民办钢铁这个口号究竟对不对?……我们党内总是‘左’的难纠正，右的比较好纠正。”“去年忽视《工作方法六十条》中的一切经过试验，吃饭不要钱那么大的事，没有经过试验。”“要找经验教训，不要埋怨，不要追究责任。人人有责任，人人有一份，包括毛泽东同志在内。‘1070’吨钢是毛主席决定的，难道他没有责任!我也有一份，至少当时没有反对。主席最伟大的地方在于能及时发现问题，弯子转得快，如果没有郑州会议，经济会被破坏。”“人民公社我认为早了些，高级社的优越性刚发挥，还没有充分发挥，就公社化，而且未经过试验，如果试验上一年再搞，就好了。”又说：“政治与经济各有不同的规律，因此思想教育不能代替经济工作。毛主席与党在中国人民中的威信之高，是全世界找不到的，但滥用这种威信是不行的。去年乱传主席的意见，问题不少。”“基层党组织的民主问题要注意，省、地的民主是否没有问题呢?现在是不管党委的集体领导的决定，而是个人决定，第一书记决定的算，第二书记决定的就不算，不建立集体威信，只建立个人威信，是很不正常的，是危险的。”“什么算账派、观潮派……等帽子都有了，对于广开言论有影响，有些人不说真话，摸领导人的心里。”

　　（详见薄一波著《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册，第855—856页）

　　彭在西北小组会上的发言，比他在信上写的尖锐得多。既然意见已经说了，也就没有再说的必要了。在当时的情况下，再说，就是“脱了裤子打屁”，多次一举了。没有这封鬼使神差的信就不会出现后面的阴差阳错了。

　　第二个环节是毛泽东不该把彭信交大会讨论。彭写信不该，毛泽东把彭信交给大会讨论也不该。因为彭信一出现就没完没了争论不休。这就干扰了《庐山会议诸问题的议定记录》的讨论，把会议引入歧途。

　　毛泽东为什么要把彭信交大会讨论呢?是不是有意整彭呢?我认为毛不是有意要整彭，而是要加深大家对问题的认识。因为：一是彭信与毛泽东的一些讲话精神基本上是一致的，毛没有理由要整彭;二是毛泽东看了彭信后说了这样两句话：“这个人敢讲真话。”“容易得罪人。”(这话是批评还是表扬，笔者认为：是表扬);三是在讨论彭信时，有人对毛说，彭信有问题。毛泽东说：彭是政治局委员，给党中央主席写信有什么问题呀;四是李银桥说：“庐山会议开始是要纠‘左’，有人向毛泽东反映彭德怀在小组讨论会上说了许多反对意见的话，毛泽东不以为然，认为不就是提个意见嘛”;五是7月23日，毛批评彭他们时，也还说他们“基本正确”。所谓基本正确就是主要是正确的。因此，说毛把彭信交大会讨论是有意整彭是不正确的。但在当时，把信交大会讨论也是欠妥的。因为引起了不必要的争论。

　　第三个环节是与会者对彭信争论不休。如果与会者一致认为彭信好，就不会引起争议，如果与会者都认为彭信不好也不会引起争议。如果没有人们的争论不休，就不会有毛泽东7月23日的讲话。没有毛泽东23日的讲话，悲剧就不会发生。因此，那些对彭信争论不休的人们对悲剧的发生就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对悲剧的产生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第四个环节是7月23日毛泽东不该那样讲话。在双方争论不休的时候，他应当下令停止争论，集中精力讨论《庐山会议诸问题议定记录》。如果这样，悲剧也不会发生。可毛泽东没有这样做，他的讲话从表面看，是对争论双方各打50大板，但从字里行间来看，打在柯庆施等人身上那50大板要轻些，而打在彭德怀等人身上那50大板要重得多。这样就引起支持彭那部分人很不舒服，李锐和周小舟听了就如丧考妣，促使他们当晚在黄克诚家去讲了一些出格的话，做了一些出格的事，攻击毛泽东，说毛泽东到了斯大林晚年等等。

　　第五个环节是彭德怀7月23日不该那样傲慢。《毛泽东和他的卫士长》一书第

　　265至267页上说了这样一些话，23日毛泽东讲完话，“会议散场，……。彭德怀坐在最后一排，出去最早，等毛泽东出了会场，他已经走得老远。

　　“……彭德怀正走着，不知是蓦然发现拉下了什么东西，还是想起了什么事情，又掉头反身上坡，与毛泽东一行人碰了个照面。

　　“毛泽东站住了，向他打招呼，彭总，我们谈谈吧。

　　“彭德怀脚步不停，情绪冲动地挥手，有什么好谈的?没什么好谈的!

　　“毛泽东口吻平缓地说，没关系嘛，我们不同意见可以坐下来谈谈嘛……

　　“彭德怀甩手说不谈，要谈的都在信里写过，其余的就没什么好谈的了。他的步伐未做丝毫停顿，将毛泽东丢在身后。

　　“党的领袖遭到这般冷遇，毛泽东的不自在不用说，在场的其他中央首长亦忿忿不平，意见大极了，都异常生气。”

　　按照预定的会期该是结束了，毛泽东回到‘美庐’也是让工作人员做下山的准备。

　　第六个环节，有些中央领导同志要求继续开会。“由于彭德怀的傲慢，有些中央领导同志感到，这次会议争论的问题并没有真正从大家的思想深处达到一致，反映如果问题得不到彻底解决，今后工作难免会产生抵触情绪。于是有些中央领导同志要求继续开会。”

　　有些中央领导同志在这场悲剧中，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起了乘人之危、推人下水、落井下石的作用。毛泽东23日讲话之后，本想会议至此结束，有的中央领导同志就不该要求继续开会。他们应调和毛彭之间的矛盾。彭的态度不好、傲慢，他们应同彭私下交换意见，谈谈心，也可以对彭的傲慢态度进行严厉批评，还应劝彭，心平气和地去与毛泽东交换意见，消除隔阂，减少分歧，这才是他们应有的正确态度，才能避免悲剧的发生。在当时那种条件下提出继续开会，彻底解决彭的问题，就起到了死灰复燃、火上浇油的作用。

　　第七个环节是在继续开会时，有人提出7月23日晚，彭德怀、黄克诚、周小舟、李锐、周惠在一起开什么会，请交待。开始李锐他们都守口如瓶，滴水不漏(实际上他们是心中有鬼的。周小舟和李锐在离开黄克诚家时，李锐对周小舟说：“今晚说的话就当没有说，今后我们也少来往。”)一致认为没有说什么。但人们又揪住不放。

　　第八个环节是李锐给毛泽东的信。由于人们揪住不放。7月30日，李锐给毛泽东写了23日晚的情况，并说：“请主席相信我是以我的政治生命来说清楚这件事。如不属实，愿受党纪制裁。”

　　毛泽东看了李锐的信后，以为李锐说的是真话，把信交其他常委看后，并交大会讨论。意思是要大家不要追究那天晚上的情况了。

　　第九个环节，黄克诚以为李锐给毛泽东写信已经把23日晚的情况交待了，自己再不交待就被动了。于是黄克诚就把23日晚的真实情况全部交待了。黄克诚的交待与李锐给毛泽东的信上说的大相径庭，其中有“毛泽东到了斯大林晚年的言论”。黄克诚的交待，证明李锐的信全是谎言，是欺骗毛泽东的，也欺骗了开会的人们。

　　第十个环节，李锐在大会上揭发彭德怀和黄克诚是在搞军“事俱乐部”。李锐说假话的丑恶嘴脸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后，他为了将功赎罪，于是就反戈一击，来了180度的大转弯，在大会上揭发彭德怀和黄克诚是在搞“军事俱乐部”。还把张闻天也说成是军事俱乐部的人。李锐说：彭德怀信中的“小资产阶级的狂热病”就是张闻天加的。张闻天7月21日，准备不发言，彭德怀又鼓励张闻天说“怕什么，真理在我们手里”。

　　由于“军事俱乐部”的出现，会议的性质才由纠“左”变成反右倾。彭德怀的信的性质也变了。原来毛泽东说彭德怀的信是基本正确，现在就变成右倾机会主义的宣言书了。

　　李锐为了扭转自己的被动局面，就不惜陷害朋友，把彭德怀等人推下了深渊。因此李锐当时的亲密朋友周小舟骂“李锐是婊子养的”。

　　第十一个环节，参加会议的有位上将揭发彭德怀里通外国。由于“军事俱乐部”的出现，跟随彭德怀一起访苏的一位上将，又揭发彭德怀“里通外国”。

　　这下，彭德怀就跳到黄河也洗不清了。因为彭德怀有三顶帽子了：搞“军事俱乐部”(是李锐揭发的)。“里通外国”(是一位上将揭发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就是彭那封信)

　　在这种氛围下，彭、黄、张、周被打成“反党集团”，就不可避免了。虽然很冤，但在当时，是事出有因。这就好比黄泥巴掉在裤衩里，虽然不是屎，但别人看来就很像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