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越南社会主义革新的历史与现实

 　　什么力量撬动了越南革新的步伐?

　　1945年9月2日，胡志明在河内的巴亭广场宣布越南独立，成立越南民主共和国。但直到1975年，胡志明领导的越南共产党在中、苏等社会主义国家的援助下，先后战胜法国和美国殖民统治，解放了南方，才实现了国家的统一，并改国名为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此后，全国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

　　1.原有经济体制陷入困境，经济结构严重失衡

　　在全国统一以前，越南北方于1954年获得解放，从那时起就按照苏联模式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经济上实行高度集中计划化的社会主义模式，在政治上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一开始，就对民族经济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旨在迅速建立单纯的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两种成分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到1974年，国有和集体经济成分占工业总产值的97.7%，占农业总产值的69%，占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的71.4%。非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只有少量的个体形式散落在一些地方。1975年，南方获得解放后，随即发动了一场“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农业实行合作化”运动。1976年召开的越共四大做出决定，五年内南方完成社会主义改造。于是，大批人口被赶到条件艰苦的“新经济区”，大部分工厂停止生产经营，大片农田丢荒，商业凋零，西贡(1976年改名胡志明市)及其周边已经具备一定规模的资本主义生产被全面破坏，资本家、知识分子和技术工人等上百万人逃往国外。

　　越共四大还继续保持战争时期的思维，强调优先发展重工业，忽视轻工业和农业生产。上世纪70年代中后期，中国和苏联减少了对越南的援助，使得原来主要靠外援的很多大规模建设项目由于缺乏后续物资而成了烂尾工程，工厂开工不足而纷纷关门倒闭。尽管红河三角洲和湄公河三角洲素有“世界两大谷筐”之称，但生产的粮食却满足不了本国需要，每年需进口粮食100多万吨。

　　2.农业和工业领域基层萌动变革，闯关成功

　　在上述背景下，一些地方开始偷偷寻求出路。上世纪70年代末，越南海防市永富地区的农民自发性地偷偷实行了土地承包制。当事情被发现后，主管干部受到了纪律处分。但时任越南国务委员会主席的长征不公开地组成考察团到当地进行调查，并把调查结果上报中央。对于上述新做法，起初有人拥护，有人反对，有人怀疑、犹豫，有人则不知所措。但实践的结果表明这些新观念、新做法有利于生产发展，有利于人民生活改善，符合社会主义管理原则。为此，越来越多的人从反对、怀疑转向认可、接受。最后，中央认为海防的做法值得肯定。于是，1979年9月，在四届六中全会上，越共中央认可了以永富省为代表的基层自发改革，会议决定，推行以促进粮食生产和消费物资生产为中心，以物资刺激为主要手段的“新经济政策”。因此，四届六中全会被誉为越南经济体制革新的里程碑和转折点，开启了越南经济改革的探索之门。

　　四届六中全会后，越南出台了一系列新的政策，给农民、企业和非国营经济放权、松绑。农业方面，1981年1月，中央书记处发布第100号指示，允许农民以个人和劳动组的形式对农产品进行承包，这就是具有历史意义的100号承包指示。当时，把产品承包到劳动者个人的方式限制于：把一定面积的土地承包给合作社的社员，社员通常只承包三个环节：耕地、管理、收割，而在其他五个环节中进行合作。如果最后收割的产品超出了承包额，社员就可以自己享有。书记处的100号指示依然维持合作社的集体所有、组织生产和管理。1988年4月5日，政治局召开会议后，颁布了《关于革新农业经济管理的决议》(简称10号决议)，确认了合作社作为自主、自管的经济单位，以农户家庭社员为单位从合作社进行承包。在落实10号决议的过程中，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工业方面，上世纪70年代末，时任胡志明市市委书记的阮文灵选择胡志明市的一些企业作为试点，允许这些企业在完成国家计划任务之外，可以到市场上寻求原料进行生产，之后将其产品在市场上销售。然而，阮文灵这一思路与时任越共中央总书记的黎笋推行的方针政策相背离，1981年被逐出中央政治局。但阮文灵坚持自己的做法，他私下请长征到胡志明市参观考察。长征对阮文灵的做法表示赞同，之后阮文灵再次得以重用。1981年，越南政府颁发了第25号决定，允许把经营自主权下放到企业，企业的产品可以分为三个部分(完成中央的指令性生产的产品、企业间自主性经营产品、可在自由市场上销售的产品)。上述这两个文件的颁布，大大地激发了农业和企业生产者的积极性，生产逐渐得到恢复。1981-1985年，某些国民经济指标开始恢复到战争前的水平。

　　3.流通和分配领域联动改革失败，经济陷入混乱

　　除了在农业和工业领域进行尝试以外，越南还尝试对流通和分配领域进行改革。隆安省在改进分配流通方面进行了最早的探索。从1981年开始，该省制定了按照协商价格进行买卖的政策，代替此前按照国家定价标准进行买卖的政策，废除了按票证供应的制度。该省在本地市场实行了“高价买入、高价卖出”的做法。隆安省的这个政策，对于之后在全国范围内实行市场机制具有重要意义。之后，在国内其他一些地方开始实行价格双轨制，即生产资料除了按国家供给的较低价格购买以外，还有一部分按市场价格购买，二者的差价由国家财政进行补贴。为了防止粮食价格出现暴涨暴跌，保留了干部员工和部队武装人员的粮食购买证。这种补贴机制让国家财政难以为继。1985年6月召开的五届八中全会决定，进行第二次价格-工资-货币政策改革。价格方面，商品价格从双轨制变为单一市场价格，取消国家配给价格;取消商品购买票证，对全部商品价格进行重新定价。工资方面，以1985年8月大米价格为基准，制定新的工资标准。货币方面，从1985年9月起进行新旧货币的兑换工作，以1000个旧币兑换1个新币。

　　上述价格-工资-货币联动改革在很短时间全面铺开，而当时的经济发展条件还不足以支撑这么大规模的改革，因而造成了全社会从未有过的震动。1985年，通货膨胀率飞速上涨到191%,1986年更是飞升到775%。最后，价格-工资-货币联动改革宣告失败，负责货币改革的政府副总理和其他官员受到撤职等纪律处分。越南经济陷入了严重的混乱状态。

　　4.外交备受孤立，经济被封锁

　　除了国内出现了上述各种严峻的挑战外，越南的国际形势也极其严峻。

　　越南在抗美和抗法战争时期，获得了中苏等国以及其他国家的大力支持。然而，在统一后不久，由于黎笋执行反华路线，越南与中国关系恶化。越南还在1978年底出兵柬埔寨，其他国家也逐渐停止了援助，只有苏联每年不到20亿美元的援助，也主要用于购买武器弹药。军费开支占国家财政预算的50%以上。美国等西方国家对越南进行封锁和严厉的经济制裁。1979年中越边界战争爆发后，越南经济出现了严重的负增长(1979年工业总产值同比下降4.52%，1980年又比1979年下降了8.7%)，经济几乎走到崩溃的边缘。在国内经济生产基础还未建立而又失去外援的情况下，越南人民生活比抗美战争时期还要艰难。

　　5.外部改革风云波及，促越南领导层内思变革

　　在越南陷入困境的同时，国际局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动。世界社会主义阵营里，波兰从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出现了严重的危机;而苏联则在1986年2月召开的苏共二十七大上，提出了政治“改组”、“改革”、“革新”等概念;匈牙利以及民主德国也启动了短暂的改革进程。尽管此时越南与中国还处于敌对状态，但中国的改革开放通过间接途径对越南产生了触动。除此之外，东亚地区的日本已经崛起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韩国、新加坡等国以及中国台湾、香港地区一跃成为亚洲“四小龙”;其他东南亚国家通过发展出口加工模式成为了新兴经济体;这些来自外部的信息通过各种渠道不断传入越南，触动了越南的一些有识之士的神经，于是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了变革的思考。

　　6.最高领导的更换给越南革新带来重要契机

　　1986年7月，越共中央总书记黎笋去世，长征出任越共中央总书记。8月，长征组织召开越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要求按照新观点重新起草越共六大政治报告。此次会议指出，时代发展要求越南必须正确认识马克思列宁主义和社会主义，必须从越南和世界的实际出发，独立自主地制订自己的路线、方针和政策，选择适合于越南国情的发展模式，并强调这是在理论认识和实践活动中，思想领域“新与旧”之间的一场斗争。长征着手改变黎笋的路线，重新组织撰写越共六大政治报告草案。1986年12月，越共六大召开，这被认为是越南革新正式全面开始的标志。

　　在越共六大上，长征主动退出总书记职位，把阮文灵推上了越共中央总书记职位，从而开启了越共领导班子任期轮换制的先河。阮文灵上任后，他开始了大刀阔斧地改革，包括调整人事、调整经济政策和外交路线，带领越南从危机和被封锁状态逐步走了出来。

　　因此，越南学者把阮文灵喻为越南的邓小平，但越共中央理论委员会前秘书长杨富协教授认为：越共前书记长征是越南社会主义革新的总设计师。在越共“六大”报告中，他提出以人民群众利益为根本、尊重商品经济、竞争规律、价值规律，提出“越南可以跨越资本主义但不能跨越商品经济发展阶段”等改革的重要思想。

　　笔者为此特向长征的孙子、现任越南社会科学院东北亚研究所所长邓春清求证。邓春清说：“杨富协教授的观点是正确的。实际上，越共六大报告在前任总书记黎笋去世前就已经起草完毕，但其去世后，长征主持中央工作，对六大报告起草内容做了全面的调整，扭转了整个方向，这才使六大开启了革新的总步伐。”长征在六大上的全力引退，开启了越共领导班子轮换制度的先河，并且提出了干部年轻化的思想，从而奠定了越南的政治革新的基础。尽管谁是革新的总设计师看法不尽相同，但领导人的更替，长征和阮文灵等有改革魄力的领导人上台执政，可以说是越南革新的一个重要契机。

　　越南社会主义革新的成就与不足

　　(一)成就方面：

　　1.确立了越南社会主义的制度框架

　　首先，在经济领域，越南确立了建设社会主义定向的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

　　目前，建立社会主义定向的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写进了宪法和法律，从而使得越南革新的大方向有了法律依据。在所有制方面也有了根本的革新，实行了各种经济成分相互交叉、混合的多种所有制，其中国有经济占主导地位。国家对经济的管理，也从对市场经济活动以行政性命令进行直接的干预，转变为通过法律、政策、战略、规划、经济社会发展计划和其他宏观调控手段来管理。

　　其次，在政治方面确立把建设“社会主义法权国家”作为政治制度建设方向。

　　经过几十年的实践探索，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越南政治体制已经从强调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路线转变为努力建设“属于人民、来自人民和为了人民的越南社会主义法权国家”。所谓社会主义法权国家，包括以下的要素：(1)国家尊重法律，遵守宪法和各部法律;(2)明确规定法权国家系统各部分的关系及职能;(3)国家机构的活动原则是国家权力统一，立法、司法和行法机关分工明确，相互协调和监督;(4)国家重视、保护和保障公民的权利(人权);(5)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与世界各国和谐相处，遵守所加入的国际公约和国际条约，并保证其在国内的实施;(6)法权国家的基础是社会主义定向的经济体制;(7)法权国家在越南共产党的领导之下。

　　为了实现社会主义法权国家的目标，越南进行了行政改革、国会的改革、司法改革和党的自我革新等几个方面的政治系统革新。在实践中，上述政治系统改革也卓有成效，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得以实现，越南共产党的执政地位继续得以巩固。

　　2.国家综合实力增强

　　经济活力增强，政治民主化加快，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改善，国际地位得到提高。

　　20多年来越南的社会主义革新事业在经济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被认为是世界上除了中国以外建设社会主义最为成功的国家。但纵观过去25年来的革新，越南经济结构逐渐转为合理，工业和服务业比重不断上升，从革新开始时期农业占绝对比例，到近几年农业、工业建筑业和服务业三次产业的比例大约为20%：40%：40%。革新25年来的经济平均增长率大约6.5%，其中2001-2010年经济增长年平均速度达到7.2%。2008年，越南人均GDP从1986年的不到100美元上升到2012年的1500多美元，2008年就已经从一个世界最不发达国家跃升为人均GDP1000美元以上的世界中等收入国家。尽管遭受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以来的国际金融危机的强烈冲击，经济出现较大波动，但GDP增长率最低也保持在5%以上，呈现出较强的修复能力。

　　在政治方面，越共十大以来，党内民主和社会民主不断得到加强。在选举、信息公开、质询制度等方面有较为突出的表现，因而受到外界高度关注。越南国会和越南祖国统一阵线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在处理好党政关系和人民群众当家作主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越南国会已经被认为甩掉了“橡皮图章”的帽子，不再是举手表决机器。公民社会对党和政府的管理进行了较为有效的监督，对防治贪污腐败和揭露社会弊端发挥了越来越大的作用。越共十一大以来，越共着力加强了党的建设和反腐败。2012年2月，越共十一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当前党的建设的一些紧迫问题》的决定，提出了解决当前腐败问题总体思路和要求。这项工作率先从越共中央政治局开始逐级展开，以单位和个人方式开展总结和自我检讨。经过几个月的内部讨论，在2012年10月初召开的越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上，政治局集体和一名政治局委员(实际上是越南总理阮晋勇)在大会上承认在工作中出现了错误，请求中央委员会给予处分。尽管中央最终并未做出处分，但这些举措，引起了越南国内百姓的高度关注，得到群众首肯。2012年11月，越南国会通过了《防治贪污腐败法》(修正案)，该法律规定越南国家公职人员必须填报个人财产申报表，并在一定范围内公示，从而使得国家公职人员财产和收入申报开始变得更加严肃和有法可依。群众期望该法律能够对解决被称为越南“国难”的腐败问题产生良好的效果。尽管有人表示质疑，但越共政治改革的决心普遍得到了国内外舆论的正面反映，甚至有人认为越南走到了中国之前去了。

　　在外交方面，革新以来，越南逐渐改变其一边倒的对外路线，按照多样化、全方位的原则不断调整其外交政策，积极而主动地融入到全球化进程中。越南已经从革新前一个封闭和被封锁的国家，到目前已经与190多个国家建立了外交或经贸关系，越南在国际和地区的影响力不断提高。越南外交的拓展对其经济产生了积极影响，越南外贸依存度不断提高，近几年接近160%;外国直接投资大量流入，外资已占其全部投资总额20%以上，外贸出口和GDP贡献率达到18%左右，有效缓解了越南工业化急需的资金和技术。

　　在文化和社会建设方面，越南的革新成果是突出的。越南已普及九年义务教育，2005年越南在校学生2200万人，占全国人口总数的28%。越南的人口识字率超过了95%。2010年，越南大学和大专院校在校学生为180万人，预计2015年将达到300万人，到2020年达到450万人。

　　在科技普及方面，越南是东南亚地区因特网发展速度最快的国家，过去几年平均年增长率超过32%。2010年，因特网服务要普及到全国所有的大专院校和高中，所有的高中学生都能熟练地使用计算机，100人中有8.4个因特网用户，其中30%是宽带。使用因特网的人数占总人口的30%～40%，每100人有电脑10-15台。

　　在医疗方面，越南致力于建立基层医疗网，以保证边远地区群众享受各种必需的医疗服务。目前，所有的乡有固定的医疗站。据国际机构公布的数据，越南人均寿命达到了74岁。越南的贫困率也逐年下降，2010年贫困户已经下降到10%以下。

　　3.明确了越南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和发展方向

　　越共十一大在总结革新经验得失的基础上，在越南《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国家建设纲领》(2011年补充和发展草案)里，提出了越南社会主义的八个基本特征，即：“我们正在建设的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民富、国强、民主、公平、文明的社会;人民当家作主;具有以现代生产力和主要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高度发达的经济;具有浓郁民族特色的先进的文化体制;人们生活温饱、自由、幸福，并具备了全面发展的条件;全体越南各民族平等、团结、互相尊重互相帮助，共同发展;建立了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的属于人民、来自于人民和为了人民的社会主义法权国家;与世界各国人民建立了友好与合作关系。”

　　实际上，越共十届十中全会已提出了今后越南革新的总体方向，即：政治上，要坚持党的领导和马克思列宁主义——胡志明思想，目标是建成“有效力、有效果、有管理能力的社会主义法权国家”;经济上，要完善社会主义定向的市场经济体制，同时有效使用各种资源;文化上，要全面发展本民族文化，使之成为“社会精神的根本”;社会建设上，要“建设民主、共识的社会”，强调共同主义、社会公平、民主和文明，关注低收入群体，尤其要注重民族团结问题。在对外关系方面：越南继续要维护国家的独立、统一和主权完整，保证政治安定和社会有序，并扩大对外关系，努力提高越南的国际地位和影响。总体目标是，到本世纪中叶，国家基本完成社会主义的过渡阶段，实现了工业化和现代化。

　　(二)不足：

　　1.经济、政治和党的建设等方面存在困难和严峻的挑战

　　在经济方面，越南政府为了迅速摆脱欠发达状态，跟上周边国家的发展速度，革新速度优先的粗放式的经济增长方式。这一增长方式对于越南迅速增加财富改善人民急需的物资需求有明显效果，但也留下了一些后患，包括资源浪费严重、经济结构不合理、生态环境恶化等。并且，为了保持高增长，越南需要从国外大量进口生产资料和建设物资，而国内产品出口所获外汇远远赶不上进口所需，因而连年出现贸易逆差，外汇缺口严重，进而影响了本国货币的估值，导致本币贬值严重，汇率不稳，宏观经济失衡。

　　与此同时，新世纪以来，越南为了准备和适应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并与国际接轨，加大了开放和融入国际的步伐。2006年入世前后，越南经济对外依存度急剧上升。在还没有做好准备的情况下，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对越南经济造成了巨大冲击。2008年，越南消费者物价指数(CPI)全年接近23%，年中8月份曾经高达28%以上，引起了国内恐慌和周边国家的高度关注，担心其将引发第二次亚洲金融危机。尽管越南政府迅速采取急救措施取得了一定短期效果，并借助全球性金融危机而导致需求的急剧下降，从而缓解了越南的通胀形势，避免了更为严重的后果，但实际上，越南的经济问题并未因此而从根本上得到解决。从2008年至今，越南的物价指数依旧不见稳定，2012年尽管实现了CPI涨幅控制在10%之内的目标，全年CPI实际涨幅为6.8%，但在世界各主要国家纷纷推出宽松货币政策的大环境下，通货膨胀依然是威胁2013年越南宏观经济稳定的最主要因素之一。

　　经济的不均衡发展还带来了越南社会贫富差距加大、社会不稳定因素增加等问题。越南政府已经注意到了这些问题，并提出了按可持续发展方向调整经济结构的思路，但同时继续强调经济快速发展，即“又快又可持续的发展”。这些思路能否奏效，目前尚有待观察。

　　在行政和政治体制改革方面，尽管越南长期坚持行政体制改革，但实际效果并不理想。目前，办事效率低、效果差、政策变动多、前后不协调的问题依然突出。尤其是近几年来越南加快民主政治改革步伐，对重大事项需要通过民主征求意见方式加以表决，因此越南政府制定的一些长远战略性规划项目，如高速铁路的修建，因短时间难以让群众见到成效而最终被国会通过投票方式否决。此外，为了刺激投资和吸收外来资金，越南政府长期以来实行较为宽松的税收政策，企业税率低且很多项目实行了税费减免，加上征收环节漏洞百出，官员贪污腐败严重，国家税收实际上不少是流进了主管官员的私人腰包，尽管这一政策似乎有助于“藏富于民”，但需要国家财政投资的大项目如基础设施等却因国库亏空而得不到建设，长期以来成为制约越南经济发展的瓶颈。

　　而在党的建设方面，伴随着开放程度的加深，党内风气日渐蜕化，贪污腐败现象越来越严重，严重削减了越南共产党在人民心目中的地位和形象，甚至危及到了政权的稳定，腐败问题这一“国难”长期难以消除。为此， 越共十一大以来，越南再次敲响了反腐重锤。2012年2月，越共十一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当前党的建设的一些紧迫问题》指出：“党内不少党员干部思想道德退化，严重影响到了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这是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是当前一个全局性的和最紧迫的问题。”可见，越共认为腐败问题已对政权的稳定和社会主义制度构成了严峻挑战。

　　越南社会主义革新的特征

　　1.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相结合的改革进程

　　如前文所述，越南的革新经历了自下而上的一个过程。在革新前，一些地方的农民偷偷地进行产品承包、家庭承包(当时被称为“黑承包”、“偷承包”)，直到后来通过书记处的100号指示正式承认了其合法性。而此后，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为了破除生产的约束，越共中央政治局推出了在农村全面实行承包制的10号决议。可见，在农业方面，100号指示和10号决议的出台，不仅是党的新思维的结果，而且其根源于人民群众的创造。

　　而在工业领域，其改革也是发自于胡志明市的一些工厂的自发性计划外生产，最后推动了政府25号文件的出台。隆安省的价格工资的自发性改革，也为此后党和政府发动全国性价格-工资-货币联动改革提供了经验。

　　与此同时，在推进改革的过程中，领导集体和领导人个人也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正如长征和阮文灵个人对于确定越南革新进程所发挥的巨大作用。据杨富协介绍，在六大召开前些年，长征看到国家日益困难，于是用很多时间广泛听取了学者们的意见，并且亲自下到地方和基层进行考察。作为总书记和越南一流的理论家，长征总是善于听取别人的意见，深刻把握本国和世界的形势，并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系列观点，形成了党关于革新的路线、主张的基础。

　　总之，越南的改革进程，是把群众的创见与党的主张相结合的一个过程。在1986年六大之后，每次党代会都是以党的文件的形式推动革新事业，从而使得越南革新进程转向了自上而下的推动过程。越南革新的进程是单向的，改革没有回头路。自从六大以后，对于改革问题，越南依然有很多争论，但争论的不是改革不改革的问题，而是如何进行改革的问题。越南党和群众对于越南革新的作用，用杨富协的话来说，就是：“革新是人民群众的事业，与党的领导密切相关”。

　　2.这是一场渐进式的全面综合的体制改革

　　越南学者认为：越南的革新是全面而有侧重点的革新，符合每个时期每个阶段的情况，是逐步而有序进行的。越南的革新在经济、文化、政治和社会各个领域全面进行，但是，革新并非同时在各个领域、各个环节同步进行。革新以经济革新为开始，发展到政治、文化和社会的革新;是从路线到政策、从国内政策到对外政策的革新;是从思维、认识、思想的革新到实践的革新。在革新过程中，必须把发展经济作为中心任务，建设和整顿党是关键，并与不断提高文化素质——社会精神的基石结合起来。以上三个方面的协调发展，是保证国家全面和可持续发展的先决条件。

　　与此同时，越南革新在对外关系方面也呈现出逐渐融入世界的过程。越共六大报告主张：争取有利的国际条件，在和平共存的原则上与世界各国发展关系;1988年5月政治局13号决议提出了“增友减敌”、在尊重独立、主权、互利的原则上实行多样化的国际关系。七大报告提出：越南希望成为世界群体中所有国家的朋友，为和平、独立和发展而奋斗。八大报告强调：对外工作重心转向服务于经济社会。1997年12月召开的八届四中全会决议指出：要最大限度地动员和发挥内力、提高国际合作效率、提高自力自强的意志，在融入国际的过程中保持本民族特色，多样化、多方化发展对外关系，要在独立自主的基础上融入国际和进行国际合作。越共九大报告指出：越南愿意成为国际社会的朋友和可以信任的合作对象，为和平、独立和发展而奋斗。越共十大报告提出：越南要主动而积极地融入国际，同时在其他各个领域扩大国际合作。越共十一大报告继续强调要积极主动地参加到国际事务中，并在国际舞台上发挥重要作用。可见，伴随着改革的进程，越南在国际舞台上体现出越来越多的自信心。

　　总之，越南革新并非同时全面铺开，而是有重心、有重点地经过精心规划，有步骤地逐一推进。

　　3.这是一场社会主义性质的改革

　　越南始终强调，革新不是改变社会主义的性质，而是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完善。1989年越共在六届六中全会上指出，越南的革新必须坚持“五项基本原则”。 2006年越共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指出：“革新不是放弃社会主义，而是更正确地认识社会主义和更有效地建设社会主义。” 2011年越共十一大在修改补充后的《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国家建设纲领》再次强调：“从现在起到21世纪中叶，全党、全国人民必须努力奋斗，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定向的现代化工业国。”

　　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越共十一大报告指出：“我国的社会主义定向的市场经济，是共产党领导下的、由国家管理的、按照市场机制运行的多种经济成分的商品经济体制，它既要按照市场经济规律来运行，又受到社会主义本质和原则的指导和支配。”

　　同样，在政治系统革新方面，越共十一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法权国家”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