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 国际视野中的越南社会主义

　　富有吸引力的投资市场

　　在越南革新之初，西方学者对越南经济走向表示了怀疑。澳大利亚学者梅兰妮·贝雷斯德福1993年发表了《越南经济：对亚洲社会主义的改良还是彻底变革?》，对越南的经济走向提出了疑问。该作者提出：“我们很难将越南的经济‘自由化’与其他亚洲国家进行对比……我们不清楚它是正向资本主义过渡呢，还是它的改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会抵制资本主义的发展。”随着越南革新政策的延续，西方投资者逐渐对这个被称为投资处女地的市场表现出了更多的兴趣。

　　目前，越南共有来自50多个国家的直接投资。从数据来看，无论是从援助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份额，还是从分配给亚洲的官方发展援助的总额来说，越南从1993年起都一直是世界各国和主要国际机构官方发展援助的主要受援国。法国学者拉维涅发现，援助机构和西方国家的态度对越南的关注与希望来自于一种对越南的感情上的偏爱，“这种偏爱说不清是对勤奋努力、饱经战乱的国家的同情?是某种内疚感?还是因为越南是联系中国和东盟的环节这一重要战略意义?”法国学者的分析，反映了曾经对越南实行殖民统治的西方国家对越南怀有的一种特殊心态。

　　尽管越南战争给美国留下的痛楚的记忆很难从美国人的记忆中抹去，但这种痛苦的记忆也难以抵挡得住越南快速发展给美国带来的吸引力。随着美国重新布局新的亚洲，越南再次成为美国人手中的一颗棋子。尤其是自2000年实现越美贸易正常化以来，美国对越南的投资飞速增长，2009年成为越南最大的外资来源国，投资额接近越南当年吸收外资总额的一半，美国还成为了越南最大的出口市场。

　　在2006年越共十大做出积极融入国际经济和促进私人经济的发展战略布局下，西方对越南市场的犹豫突然一扫而光，出现急剧转变。2006年底，越南成功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越南吸收外资出现了井喷似增长，2007年的外资协议金额从上一年的100多亿美元陡增到640多亿美元!大量外资快速涌入越南市场。然而，这种爆发性的增长几乎把越南经济体系摧毁!直接结果就是因为投资过热而无法消化，导致了2008年越南通胀率急剧上升，发生剧烈的金融动荡。

　　然后，最近几个月，投资者的注意力似乎又开始转回到了越南。根据越南官方公布的统计数据，2013年前三季度，越南共吸引外资协议金额150亿美元，同比增长36%;实际利用外资86亿美元，同比增长6.4%。其中，日本以47.4亿美元的协议额居资金来源国首位，位居其次的是新加坡和韩国，协议金额分别为39.5亿美元和26.4亿美元。与过去几年的数据相比，越南今年前三季度的数据增量不少。除日韩企业外，一些英美公司近期也跃跃欲试。外资似乎对这个市场充满期待，究其原因有二：一是投资者对越南市场潜力充满想象;二是越南政府持续采取积极外资政策。2012年，越南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1540美元，处于工业化的初期阶段，投资需求旺盛。越南目前有9000多万人口，其中1700万人口在10-17岁之间，未来10年每年将新增170万消费者。人口数量庞大的年轻人带来了对娱乐、电子和信息产品等旺盛的消费需求，这使得投资者对越南的市场潜力产生了很大的想象空间。与此同时，越南政府为弥补国内资金的短缺，对外资一向采取积极的态度，采取了包括低税收、低门槛、提供便利等刺激措施。2005年，越南以《投资法》代替了此前的《外国投资法》，内外资享有同等待遇。越南还准备对《企业法》进行修订，进一步简化外资企业行政手续。目前，越南正与美国就加入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PP)进行谈判。参加TPP意味着越南将放开对外资的监管，进一步降低电信、金融保险业的市场准入条件，因此，外国投资者对越南未来投资环境的改善充满了期待。

　　中国的好学生

　　英国《经济学家》曾提出“越南是中国的好学生”的观点，认为越南的革新在很多方面效仿了中国的做法，这个观点曾经得到广泛的认可。与此同时，英国《经济学家》杂志也有文章认为，越南在克服战争、国家分裂、贫困和孤立并在现代化上取得的成就，为发展中国家树立了榜样。世界银行曾经给予越南在社会公平方面的贡献高度评价，认为越南取得了“均衡发展”，是发展中国家的典范。2011年11月4日，世界银行驻越办事处召开了有关越南与世行合作会议，世行副行长亚当斯(James Adams)再次高度评价越南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所取得的成就，尤其是在落实扶贫目标方面。2012年，在英国智库“新经济基金会”(NEF) 公布的全球幸福指数排行榜(HPI)上，越南全球幸福指数排全球第二位，仅次于哥斯达黎加。

　　2012年2月23日美国《外交政策》网站刊登了题为《亚洲新小虎》的文章，对越南经济革新以来取得的成就高度评价，认为越南在过去四分之一世纪中创造了亚洲的经济发展典范，即使在1990年代亚洲金融危机和近期的全球经济危机中，它的增长依旧没有停止;新世纪以来，越南延续了快速增长的势头，经济年均增长7.2%，增速仅次于中国。

　　腐败是国企严重亏损的重要原因

　　日本学者堀江正人于2005年考察了越南的国有企业，认为越南经济在取得高增长的反面，还存在着很大的结构性问题，那就是如何整顿社会主义经济时代遗留下来的国有企业的问题。在国有企业中，除了极小部分的大企业，大部分是财务有问题的企业。而IMF指出，越南的国有企业有一半是“亏损或勉强盈余”。因此，对越南经济的发展前景，不能不说国有企业问题是一个很大的不安因素。而2010年越南船舶工业总公司(Vinashin)巨额亏损事件，更是把国有企业问题推到风口浪尖上。批评者认为，过去几年来越南国有企业改革推进缓慢，大量占据和耗费国家资源而获得的经济效益低下甚至亏损，因此建议推进国有企业私有化。

　　英国广播公司转载了2010年9月22日出版的华尔街日报刊登的一篇美国记者詹姆斯(James Hookway)和帕特里克(Patrick Barta)撰写的有关越南船舶工业总公司巨额亏损暴露出来的越南国有企业的问题的报道。文章批评说：越南经济的增长越来越多地依赖于私人小型企业，依赖于国外投资者大量投资于纺织品服装和电子行业，然而目前有约三分之一的经济资源掌握在越南国有公司手中。报道说，除了越南船舶工业总公司出现接近80亿美元的巨额亏损外，不少国有大型集团也面临困难，而与政治关系密切是导致这一公司面临垮台的一个原因。报道认为，2006年上台以来，阮晋勇希望迅速使越南的国有集团成为大型跨国公司，扩大了国有企业的规模，并把过多的权力下放给国有企业总经理，这是导致越南船舶工业总公司事件的主要原因。

　　然而法国学者拉维涅却看到在金融危机时，国有企业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拉维涅说，由于越南对贸易和资本流动长期加以控制，因而千方百计通过加强对进口的限制抑制亚洲危机的冲击。而且，一再拖延的国有部门革新使得越南国有企业通过国有银行信贷得以保全。以此可以解释为什么亚洲危机时越南和其他南亚国家相比下降趋势较缓而持续时间较长。

　　政权面临多重挑战

　　澳大利亚国防大学学者卡莱尔·泰耶(Carlyle A. Thayer)是西方国家研究越南问题的一个重要学者。他在2010年发表的《越南的政治合法性：挑战与回应》一文中提出：自1986年以来，越南的一党制国一直在转型的过程中，从“硬独裁”(hard authoritarian)转向“软威权”(soft authoritarian)国家。作者认为，当前国会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改革的目的是把越南从“用法律来管理国家”变成“具有法律制度依据的国家”。该作者认为越南共产党政权的合法性目前基于三个方面：意识形态、经济实践和政治改革。越南共产党通过实践的合法性来证明其政权的合法性，主要包括：强调胡志明领导抗击外国侵略者的战争取得的胜利从而实现了民族独立;自1986年以来越南经济社会摆脱了危机，经济快速增长，贫困率下降，同时维持了社会的基本稳定;1995年后，随着美国解除对越南的封锁，越南加入东南亚国家联盟以及成为WTO成员，并且担任了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主席等。然而，越南共产党当前依然面临如何成为法权国家的挑战。

　　泰耶列举了自革新以来越南政治受到来自六个不同群体的挑战，即南方抗战时期的退伍老兵、共产党党内不同政见者、党外精英、农民、退休高级将领以及民运积极分子等。其中，党内不同政见者认为：越南共产党的领导教条地遵守过时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因而他们要求放弃马克思列宁主义，用其他可能更符合越南情况的指导思想。他们中的有的人则提出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不可融合，否则将产生新的资本家集团;有的人提出建立“越南的商品市场经济”而不是“社会主义定向的市场经济”;还有人批评越南共产党的经济和政治改革步骤，认为经济改革不应优先于政治改革，而是二者同时进行;有人还提出由于越南共产党自己内部的腐败和退化，导致了越南经济社会的危机， 因此建议改革党的机构和领导体制，实行多党制，建立一种融合了旧政权的支持者的新的统一阵线。他们批评共产党一党专政导致党内民主缺失，滋生了贪污腐败和滥用权力等现象，因此需要以新的民族大联盟政府来代替越南共产党领导的政府;提出越南共产党应遵从法律法规，放弃对国家政府的干预等。

　　总之，这些不同政见者认为越南党和国家的体制和机制需要彻底地改变，代之以一个政权之间相互制衡的制度。那些持不同政见的党外精英们则要求进行民主改革，对党和国家机构领导人进行公开的民主选举，以保证公民享有完全的政治和公民权，言论自由、集会自由、出版自由以及结成政治联盟的自由等等。

　　韩国学者李汉宇也观察到了越南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些动向，他对越共十一大通过的文件、人事变动等进行了分析，认为本届大会通过的文件内容依然是社会主义体制改良与改革相折中相妥协的产物，越共十一大只不过是确认既有的渐进式改革政策的大会，无论是在政策方面还是在人事变动方面，都没有显示出今后将给整个越南社会带来大变动的迹象。李汉宇认为，越南对内维持社会主义社会的建设目标，同时追求“脱离社会主义”的经济发展;对外追求融入国际社会，同时警惕国际影响带来社会主义体制的变化的“和平演变”;党内警惕“自我演变”、“自我转化”，但也在尝试扩大党内的基层民主，隐约可见自上而下的渐进式政治改革的可能性。

　　过去两年来，越南开始着手对1992年版宪法进行补充和修订。为了体现民主决策，越南采取了公布草案供全民讨论和征集意见的方式。于是，在越南政治生活中，再次出现了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形势。一份“72知识分子版宪法修订草案”被抛了出来，引起了广泛的关注。该版宪法草案的核心内容就是废除越南共产党对国家的领导权，设立总统制，实行三权分立，建立“越南民主共和国”代替“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取消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等。值得注意的是，参与起草或签名支持该修订案的人中，甚至包括了不少刚卸任不久的越共高层领导人。在不久前刚刚结束的越共十一届七中和八中全会上，越共明确否定了该草案，继续确定越南共产党是国家唯一的执政党，新修订的宪法预计在11月份召开的国会上通过。

　　澳大利亚学者泰耶对于当前的越南政治体制的评论令人回味，他对越南政治体制改革的现状的观点是：越南显然是自由的，但不完全是民主的;当前越南共产党政权的权力已经受到了一定的抑制，但越南共产党依旧将牢牢把权力握在手中。

　　胡志明思想和越南社会主义的世界作用

　　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办公厅副主任、老挝凯山·丰威汉博物馆馆长苏瓦迪·西萨瓦认为，越南共产党七大确定把胡志明思想与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起，作为越南共产党的思想基础和行动指南，证明了胡志明思想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继承和创造性的运用和发展，尤其是结合了时代的特征。尽管苏东社会主义解体，但越南的社会主义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胡志明思想的指导下取得了胜利，证明了它的时代意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胡志明“越南民族解放英雄和杰出的文化名人”称号并非偶然，“我们认为胡志明的功劳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在越南现实化，与此同时，越南的社会主义革命胜利还产生了带动作用和吸引力，它激起了世界上很多民族对独立自由的渴望，希望能够建立起社会主义。”

　　老挝《党建》杂志2009年2月刊文《越南在保卫和发展社会主义国家方面有丰富的理论实践经验》指出：越南二十年的革新开放表明，马克思列宁主义仍然具有时代活力和指导作用。胡志明思想既作为理论指导又作为谆谆教导，在革新开放过程中，对民众的思想教育起了重要作用。越南革新开放以建立属于人民、来自人民和为人民的社会主义法权国家作为政治系统改革的重要基础。越南在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方面，一直根据实际和形势的变化以及人民的愿望不断改进。在党的建设方面，不断改进一党执政的领导方式和方法，保证党在革新开放事业中的全面领导地位并树立党在广大人民群众中的威信。

　　古巴共产党中央委员、原古共高级党校校长劳尔·巴尔德斯·比沃(Ruan Vandes Vivo)高度评价胡志明，他把胡志明比作古巴的革命先驱何塞·马蒂，他说：“何塞·马蒂就是古巴的胡志明，这不仅仅是因为何塞·马蒂在5月19日牺牲时，那天胡志明正好5周岁。”古巴认为，在反帝反殖民方面，越南是整个拉丁美洲的榜样。

　　朝鲜社会科学院学者金崔南在提交胡志明诞辰120周年国际研讨会的论文中强调：胡志明是越南中坚的革命战士，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越南的解放和独立事业，是一个伟人，他的模范作用代代相传。朝鲜人民的伟大领袖金日成主席曾经说过：“越南的革命能够成功，并且正在取得胜利，因为它以胡志明思想和路线为基础。”

　　2006年7月10日，俄罗斯共产党中央总书记根纳季·安德烈耶维奇·久加诺夫接见来访的越共中央总书记农德孟时，高度评价了越南过去25年来在越南共产党的领导下取得的巨大成就;越南共产党的理论与实践，对俄罗斯联邦共产党和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工人运动、世界革命和进步力量来说，都是无比巨大的鼓舞。

　　美国共产党主席山姆·韦伯(Sam Webb)对越南社会主义高度评价，肯定了越南社会主义建设为世界社会主义作出的贡献，同时也认为越南共产党面临挑战和调整。在越共十一大召开前，韦伯在接受越南之声记者采访时说：“越南共产党目前正在进行的改革已经证明越南共产党建设社会主义的能力，我们高度评价越南共产党的作用。”韦伯认为越南共产党把党的路线与人民积极参与社会主义建设的热情有机地结合起来，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显著成就。韦伯认为，在上个世纪90年代苏联解体和很多西方人都认为世界社会主义将就此终结的背景下，越南和其他一些社会主义国家获得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成功，证明了社会主义是站得住脚的，社会主义也是人类应对正在面临的挑战必需的解决办法。

　　越南经济革新堪称“经济奇迹”

　　1993年前苏联解体不久，俄罗斯历史学博士、越南问题专家柯别列夫就乐观地预测了越南未来的发展。他说：“冷战”结束和“意识形态世纪”的来临，开启了越南发展的全新时代。他把1986年以来越南经济革新称赞为“经济奇迹”，发展前景非常乐观，其原因是由内部和外部因素共同决定的。首先，越南领导人对经济和政治之间的关系的理解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把发展经济因素而不是军事和政治作为重点。其次，越南具有地理优势，即地处经济和社会发展居于世界上增长最快的东南亚地区。此外还有另一个重要因素，就是越南历来是儒家文化影响范围的国家之一，而迅速崛起的日本、新加坡、韩国、中国大陆以及台湾地区，都是儒家与西方社会文化元素的合成体。柯别列夫预计，越南在坚持现有政治体制的情况下，将有可能成为21世纪初的“亚洲之虎”。

　　柯别列夫还称赞越南与中国在经济改革过程中保持了政治和社会的稳定，其中最为重要的原因有三点，即：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显著改善;80%的人口是农民，而农民对从民族解放战争中成长起来的共产党保持天然的尊敬;长期的战争给越南人民带来贫穷和恐惧，人民渴望稳定;越南的政治革新采取阶段性逐步革新的办法来实现，而且宪法中对民主的问题做了重大调整，使其能满足于人民的要求。

　　越南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发展模式的异同

　　越南革新早期，世界各国学者基本一致认为，越南效仿中国实行了渐进式的社会主义改革，因而从发展道路和革新政策来说没有本质上的差异。然而，在本世纪以来，尤其是2006年越共十大以来，越南国内学者强调本国的革新具有本民族的特色，并且具有世界包容性并结合了时代特征，而不是简单模仿中国或者任何其他一种模式。西方学者也认为越南的改革与中国相比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差异，而不再是“中国的好学生”。

　　法国学者拉维涅认为：中国和越南都是转型国家，但是与东欧和前苏联国家不同，两国虽然都在快速地向市场经济转轨，但仍然保持着社会主义制度。同东欧和俄罗斯的转型道路相反，越南和中国成功地保证了宏观经济的稳定，而未曾经历 “转型衰退”，而且直到最近一直保持着高而稳定的增长率。越南和中国有一些共同特点：两国都是以农业部门作为增长和革新的驱动力;两国现阶段所面临的主要问题都是如何处理棘手的国有工业和金融部门。中国和越南有时被作为渐进主义(中国)和休克疗法(越南)的例子而对立起来。但是大多数分析家还是赞同把越南归于“渐进主义”一类，尤其是就结构革新而言更是如此。

　　莫斯科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经济学博士莫伊谢维奇对革新以来越南经济发展模式进行了考察，回答了一些越南学者关注的越南经济与“东南亚模式”的关系，在其2012年刚完成的博士论文中，莫伊谢维奇提出：在发展模式方面，越南和亚洲新兴经济体的东南亚模式是对中国改革经验的修改和综合。这个模式是来源于越南经济、技术和转变过程中的具体情况，同时加入了模型评估而得出来的。

　　美国《外交政策》网站刊登题为《亚洲新小虎》的文章认为：越南在三个方面与中国完全不同。首先，越南的经济主要依赖民众消费。家庭消费占据了越南GDP的65%——这在亚洲绝少见到，而中国的本土消费只占GDP的36%。和中国不同，越南人的消费观念较为超前，他们倾向于将收入的70%用于消费，有助于推动越南内需增长，为经济发展提供强大的后劲。其次，中国的经济快速增长主要依靠出口生产和资本投入，而越南的经济在生产业和服务业中谋得了一定的平衡，它们分别占GDP的40%左右。第三，中国FDI的60%都进入劳动密集型生产业，在越南只有20%，其它投资进入采矿、采石、石油、天然气(40%)和房地产业(15%到20%)，反映出越南旅游业的快速增长。越南接待外国游客的数量比2005年增长了三分之一。在这里，该学者看到的只是越南消费占其收入的比重远远高于中国，但未说出越南消费比例高的真正原因，那就是居民收入水平远远低于中国;而且，由于本国工业发展滞后消费需求旺盛，越南的消费品价格涨幅每年都接近甚至超过2位数，相比之下，中国的通胀压力远远低于越南。因此，就经济结构而言，无疑是中国优于越南。

　　一些韩国学者从越南革新对朝鲜的启示角度对越南的革新进行了研究。如杨云哲通过对越南的体制转换的分析研究探讨了朝鲜采用越南革新政策的可能性，得出结论认为：越南式体制转换在朝鲜失败的可能性非常大，因为越南的革新政策是以部分的政治自由化为基础的，而朝鲜为了维持世袭权力，在政治方面变通余地很小;如果朝鲜采用了越南式的发展战略，短期来看对外经济领域的活跃会带来经济增长。但由于两国产业结构不同，越南是以农业为中心，而朝鲜是以重工业为中心，最终朝鲜将面临巨大的体制转换费用。

　　韩国学者金成哲认为，越南与朝鲜在经济体系的基本性质等方面存在很多差异，但在经济对外开放方式方面，越南的经验可以给朝鲜启示。越南一直是对外依存经济，而朝鲜力图建立自立经济，但无论是越南还是朝鲜，都未能形成可以不受全球性变化约束的经济规模，这一点通过越南和朝鲜都受到社会主义大变革等世界性变化的巨大冲击得到证明。另外，朝鲜和越南都不可能跨过改善同美国的关系就能改善对外经济关系。

　　韩国学者的观点得到了中国学者的认可。2007年发表于《国际先驱导报》的一篇文章分析认为：朝鲜不会照搬越南模式。首先，两国的国情完全不同。朝鲜近20年来，经济体系长期游离于国际贸易体系之外，实行一切以军事为重的“先军政治”，国家的经济体制仍是计划经济占统治地位。在这样的情况下，认为朝鲜会在经济发展道路上完全照搬“越南经验”几乎是不可能的。分析认为朝鲜不照搬越南经济的原因是由于两国面对的国际环境不同。越南处在相对和平稳定的周边环境之中，与美国实现了国家关系正常化;而朝鲜同韩国、美国的关系有所改善，同日本的敌对状态还没有消除，其国际环境的改善还要待以时日，在这种环境下实行越南式的对外开放显然是不现实的。实际上，朝鲜从未照搬过国外现成的开放经验。事实证明，朝鲜正在探索朝鲜式社会主义道路，是在结合自己国情学习国外经验，而不是囫囵吞枣式地照搬某种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