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正统的历史课本中，李鸿章一直都被人作为卖国贼，是慈禧“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路线的执行者，先后签订《中俄密约》《中俄堪分西北界约记》《中法新约》《中日马关条约》，东北、西北、东南、西南等四面大好河山，都一一送人，说是千古罪人也不为过。但在洋务运动中，李鸿章确是主张学习西方、“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典范，先后主持北洋水师、江南制造总局，兴办实业、开矿修路、建设海防，近代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近代工业和企业、军事在中国的发展，李鸿章都有很大的功劳。

　　所以，袁伟时先生在《晚清大变局中的思潮与人物》中为李鸿章鸣不平，认为他是“庸众中的杰士”，是近代工商业、教育和军事发展的开创者，其签订卖国条约时，为尽量减少赔款，他苦力相争，后几近声泪哀求，其情其景，令人感慨，他不敢公然反对满清宫廷的投降行为，其卖国属于封建礼教思想下的“愚忠”所致。然而，在《帝国的回忆——<泰晤士报>晚清改革观察记》中，我们这位李鸿章大人，却并非是一位委曲求全、忍辱负重，将国家利益置于首位的名臣，而是在当时西方列强、满清顽固派、变法维新派、革命党之间闪转腾挪、进退自如的一名官僚，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一位“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首先，李鸿章兴办洋务，注重科技与教育、实业兴国，并非是他高瞻远瞩，而是在借用戈登的“洋枪队”杀死太平军俘虏后，遭到戈登的痛斥所致。一方面，他看到了“洋枪队”的巨大威力，即便是太平军有不畏死的信念，也不可用血肉之躯抵挡住子弹;另一方面，他显然认为戈登的人权道德观念碍事，这支军队不听其指挥。所以，才要发展现代军事及其工业，使枪杆子掌握在自己的手中，这样，才拥有在朝廷中更大的势力和话语权——有没有造反之心不好说，但“奴大欺主、店大欺客”的道理，李鸿章很明白。近代史学家都认为李鸿章之失，在于未能学会并引进西方先进的政治理念，只是“在盲目的国家中睁开了一只眼睛的人”，以至于西方教育中的“最好的那一部分”始终在他的衙门之外，但在我看来，这还是高看了李鸿章，以他当时的一贯言行，即便是他成为清国的皇帝，中国当时的体制进步也不会有多大的成果。在《泰晤士报》1901-1911年十年的中国专题报道中，有很多例症：

　　例证之一，同样为晚清名臣的刘坤一、翁同龢，秉持对外开放、学习西方先进制度，并没有成为李鸿章的盟友，相反，戊戌变法的失败，与李鸿章对慈禧的完全支持不无关系，在他看来，拿下两代帝师翁同龢，自己位极人臣、汉人第一大学士的位置便可保无忧，权力争斗中，按照平衡的原则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是他的为官之道，也是中国官场千年来“不倒翁”的独门心法，至于变法维新失败后给中国历史进程和中国人民造成的伤害，则无足轻重。

　　例证之二，同样赞同变法、并且兴办洋务的领袖“鬼子六”奕，本应该是李鸿章的同盟军和支持者，但李鸿章却支持慈禧免除奕议政王的职位，可见，所谓提倡洋务，若与自己的地位和势力相比，便随时可以抛弃，“洋务”自始至终并非其理想，而只是手段，用泰晤士报记者的话说，李鸿章所说的“我却选择了一条并不满意的路”，只是“他因为想要规避历史的严重裁决而为自己寻找借口”。

　　例证之三：1901年11月8日的《泰晤士报》刊登了长篇综述《李鸿章》，文中写道，“李鸿章对于事物的本质有着精明的判断能力，他的如簧巧舌和万能大脑，使他能够以奇异而准确的直觉，让那些带着偏见和先入观念的人对自己留下良好的印象，而他也会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地调整自己的对话方式。正因如此，在天津的那些年里，在许多外国人的眼中，他是一个富有炽热情怀的爱国者，又是一个开明的改革家，虽然他的衙门不过是无赖和腐败的中心;虽然他的军队常常骗取军饷;虽然他船上的战争物资，常常会消失于他衣架上那些贪婪的口袋里;虽然他的大多数“改革”项目，不过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地在支撑门面而已。”从这段相对客观而犀利的评价中，不难发现，作为“精致的利己主义者”的改革家李鸿章，由于没有理想和信仰的支撑，缺乏血性与牺牲精神，为自己的名利考虑多于为国家民族利益的考量，最终不仅走向改革的反面，成为历史大潮中的弃儿，还在其后的一系列条约的签订中，使得“卖国求荣”成为终身的历史印记，妄求小利，最终兵败几近亡国，输的干干净净，不是机关算尽、自作聪明又是什么?《泰晤士报》对此评价道：

　　偿还的时候终于还是来了。他费尽心力地想在最后一刻尽力避开日本对清国的战争，但结果徒劳无功。那是他的短视外交所带来的不可避免的后果，终究因此而掀翻了自己纸糊的房子。他那“由外国人训练出来的”军队和花了大笔银子买回的铁甲舰，在陆地和海洋上都被杀得落花流水，他那些增强、坚固的堡垒被证明毫无抵抗能力。他那条在名义上承担着守护重任的北方防线，被各个击破为六个支离破碎的断裂带。就连帝国的首都，也就是他专责监督的直隶省，也受到了获胜的侵略者们大举进犯的威胁。

　　所以说，改革的失败并非是保守势力过于强大，也并非是老百姓愚顽不灵，最主要的原因，在于改革家们私心太重，以至于不能精诚团结、推动变革，而是尔虞我诈、相互残杀，王安石变法输于此，晚清由改革而走向革命，同样也是这个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