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苏联解密档案和托洛茨基档案所见的苏联历史

　　"The Soviet Union's History Seen from the Trotsky Archives and Russian Declassified Documents after the Cold War."

　　讲演人：格雷弗·弗（Grover Furr）教授

　　2014年5月20日北京清华大学

　　本稿为格雷弗·弗（Grover Furr）教授为北京之行准备的“苏联斯大林时代的继续革命”之系列讲演的第二部分。

　　A.导言

　　自俄国十月革命以来，苏联历史便一直遭到篡改。首先撒谎的就是那些试图倾覆革命的势力。

　　因被击败而流亡的孟什维克们出版了许多书籍和报刊，直至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末。也正是他们奠定了美国和或许其他地方的俄罗斯研究的基础。

　　“白军”(The “Whites”)，或曰专制保皇势力，以野蛮的行径攻击布尔什维克。他们终被挫败之后走向流亡，主要是在西欧。他们也发行了不少书籍和报刊，并且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赞助了恐怖分子和间谍组织在苏联的活动。

　　“白军”是反动的民族主义集团，它和包括白俄罗斯和乌克兰部分在内的其他民族主义者，在1919-1920年间支持企图颠覆革命的协约国武装干涉。而到了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白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民族主义者急剧右倾，甚至滑向了希特勒的纳粹阵营。

　　二战爆发后，他们和其他所谓的“民族主义者”与纳粹联手对抗苏联红军，杀害了成百上千万的苏联战俘以及西迁的百姓。在西方他们获得了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支持。乌克兰民族主义者进入学术界尤多，开始在学术的掩盖下制造反共宣传。

　　1991年苏联解体后，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离开加拿大、美国和西欧回到乌克兰。他们于是开始主导学校和大学的历史研究以及大众媒体上的历史讨论。2000-2009年间，他们成为一股独占鳌头的势力，推动乌克兰政府进行反共的历史歪曲。他们在乌克兰现政府中很有权势。

　　除了这些公开的反共势力之外，布尔什维克党内也存在一些反共力量。1929年，列夫·托洛茨基(Leon Trotsky)被逐出苏联。之后他组织并领导了一场无所不用其极地攻击布尔什维克党领袖的运动。

　　托洛茨基于1940年8月被斯大林下令暗杀。在赫鲁晓夫(Khrushchev)于一九五六年苏共二十大上发表秘密报告之前，托洛茨基少有影响，而赫鲁晓夫的报告简直让托洛茨基看上去像一个先知、一个天才。这使得托派的活动死灰复燃，如今也是许多国家重要的反共力量。

　　B.赫鲁晓夫说谎

　　就其实际上对世界历史的冲击而言，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可以说是二十世纪甚或迄今为止最具影响力的演讲了。他在其中把斯大林描画成实行恐怖统治长达二十多年的嗜血暴君。这次报告直接导致非共产主义阵营国家里约一半的共产党员在两年之内纷纷退党。

　　1961年苏共二十二大上，赫鲁晓夫及其追随者对斯大林进行了更为恶毒的攻击。此后大批苏联历史学家为赫鲁晓夫的谎言添砖加瓦。这些假话为冷战时期如罗伯特·康奎斯特(Robert Conquest)之类的反共者所沿用。它们也进入了左翼话语，不仅经由托派和无政府主义者的著作，而且还经由那些“亲莫斯科”(pro-Moscow)的、当然不得不接受赫鲁晓夫那个故事版本的共产主义者。

　　在戈尔巴乔夫(Mikhail Gorbachev)和叶利钦(Boris Eltsin)时代，先是苏联的职业历史学家，随后是俄罗斯的职业历史学家，把赫鲁晓夫的谎言进一步放大。戈尔巴乔夫编造了层出不穷的反共谎言，为苏联回归剥削制度和最终放弃社会主义改革、重返资本主义掠夺制造了意识形态烟幕。

　　2005-2006年期间，我研究并写下了《赫鲁晓夫说谎》一书。其长副标题如下：“在1956年2月25日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臭名昭著的秘密报告所揭露的斯大林[和贝利亚(Beria)]的每一条罪行都被证明是完全错误的。”

　　在我的书里，我理出了61条赫鲁晓夫针对斯大林的指控或某些情况下针对贝利亚的指控。接着，我根据前苏联档案曝光的证据研究了其中的每一条指控。令人惊讶的是，61条中有60条都能被证明是明显的错误。

　　赫鲁晓夫竟能伪造一切并与之撇清干系长达50年之久这个事实，表明我们仍需重新审视其他所谓的斯大林及他领导下的苏联的“罪行”。

　　我的书已被翻译成六国语言，由中国社科院马维先教授翻译的中文版(《反斯大林的卑劣行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也将在近几个月内面世。

　　1）赫鲁晓夫党羽和西方反共者

　　赫鲁晓夫赞助许多苏联历史学家在成千上万的书籍和文章中润色他的谎言。著名的例子包括罗伊·麦德维杰夫(Roy Medvedev)[1]的《让历史来审判：斯大林主义的起源及其后果》和亚历山大·勒科瑞奇(Aleksandr Nekrich)的《1941年6月》。

　　赫鲁晓夫党羽的谎言被西方反共作者利用并在苏联外反复散布。重要的例子是罗伯特·康奎斯特所写的《大恐怖：斯大林三十年代的清洗》和其他很多书籍。康奎斯特的所有著述严重依赖赫鲁晓夫时代的资料，尽管他同时还不加辨别地援引了各种反共的书籍和文章，譬如亚历山大·奥尔洛夫(Alexander Orlov)[2]的《斯大林肃反秘史》。

　　另一本严重依赖赫鲁晓夫时代说法的重要著作，是史蒂芬·F·科恩(Steven. F. Cohen)的《布哈林(Bukharin)和布尔什维克革命》，出版于1973年以后已多次重印。我和我的莫斯科同事弗拉基米尔·L·波布罗夫(Vladimir L. Bobrov)已经发表了对上书第十章的详细研究。科恩在他的书中追溯了布哈林从1930年到他于1938年3月受审、被处死的生平，可我们的研究展示了两件事。首先，科恩几乎仅仅是依赖赫鲁晓夫时代的说法。

　　其次，我们展示出，事实上科恩从赫鲁晓夫时代援引而来的每条陈述都是错误的。通过仔细研究苏联解体后公布的前苏联的档案，我们能够证明这一点。就跟我对待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一样，我们用这个档案的证据来表明，科恩取自赫鲁晓夫时代的陈述和事实论断是错误的。

　　2）戈尔巴乔夫及其后

　　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自1985年担任苏共中央总书记，并于1990年3月15日当选为苏联总统。他在1987年发动了一场甚至比赫鲁晓夫在1961年11月苏共二十二大后所发动的都更激烈的运动。在他首肯之下，据说数以百计的书籍和数以千计的文章不只将斯大林，还将所有前苏联的领导人涂抹成恶魔。西方反共学者在苏联出版的第一部著作就是科恩关于布哈林的书，该书也受到戈尔巴乔夫本人的赞扬和资助。

　　戈尔巴乔夫和之后的叶利钦都承诺，伴随着沿资本主义路线的经济“改革”(perestroika，即“重建”)，他们还会力求苏联历史的“公开性”(glasnost，即“开放”)。许多前苏联的档案因此短时间地部分向研究人员开放，尽管几乎仅仅是向反共的研究人员开放。但在1995年，很多或者说大部分的档案又被重新“分类”，重新保密，不再对学者开放。当局没有给出任何理由，不过我们都能猜到这是由于文件无法支撑当前官方授定的反共版本的苏联历史。

　　如今档案汇编又不断地出版着。它们都非常重要!但这个过程被反共学者们严密地监控着，还经常与一个打着“人权”旗号而受索罗斯基金会(Soros Foundation)等西方集团资助的极端反共组织“纪念协会”(MEMORIAL Society)相关。大多数关于莫斯科审判、军队肃反、“叶若夫时期”(Ezhovshchina)或“大恐怖”(Great Terror)以及1930年代高层政治的其他重大事件的调研证据都被设为机密，学者无从参阅。现状仍然如此，尽管照俄罗斯法律，75年之后的文档应当解禁，以供学术之用。但这没有兑现。

　　然而，也有很多重要的档案已经印发，有时来源模糊。但通过仔细地辨认、收集、研究，我们现在已经可能发现许多或大部分斯大林时期重大事件的真相。这也是我今年在北京，在这所大学和赞助我北京之行的中国社科院演讲的主题。

　　C.谢尔盖·基洛夫谋杀案

　　1934年12月1日大约下午4:30，列昂尼德·瓦西里耶维奇·尼古拉耶夫(Leonid Vasil'evich Nikolaev)，一位失业的党员，开枪射中了列宁格勒布尔什维克党第一书记谢尔盖·基洛夫的后颅。尼古拉耶夫继而试图爆头自杀，但未击中而晕倒。

　　起初，他似已声称，是他自己要杀基洛夫。一个星期不到，他就供认他不过是党内秘密组织策动的阴谋的一个环节，而这秘密组织正是由反斯大林、支持基洛夫之前一任列宁格勒第一书记格里高利·季诺维也夫(Grigory Zinoviev)的党员构成。

　　对尼古拉耶夫所指认的图谋者及这些图谋者所指认的牵连者的审讯带来了许多比较局部的招供和一些比较全面的招供。谋杀发生后的三个星期以内，就有14人因参与阴谋而被指控。他们受审于12月28-29日，被宣告有罪并被迅速处决。

　　基洛夫谋杀案更大的意义在之后的三年逐渐浮出水面。这股将谋杀案头目引向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Kamenev)的线索导致了1936、1937和1938年三次莫斯科“摆样子公审”(show trial)，还有1937年被熟知为“图哈切夫斯基事件”(Tukhachevsky Affair)的对军事领袖的审判。

　　赫鲁晓夫在他的“秘密报告”之中对基洛夫遇刺的官方版本提出质疑。他的党羽想尽一切招数要把谋杀的主使推到斯大林。找不到相应的证据，他们就最终虚构了一个尼古拉耶夫因为自身原因铤而走险的详尽故事。然而，斯大林谋害基洛夫的版本仍在坊间流传，广为苏联内外的人所认同。

　　1990年以来，尼古拉耶夫独立行动的观点已被官方接受。而斯大林被认为是要借此谋杀案来陷害先前的或假定的敌人，迫使他们坦白从未犯下的罪行，处决他们，最终惩处成千上万的人。

　　我的目标是要解决基洛夫谋杀案。我尽可能客观地审查所有的证据，加以适当的怀疑，不携带任何先入为主的结论。我研究得出的主要结论是，尼古拉耶夫绝非“孤胆枪手”。苏联的调查人员和起诉早在1934年12月就得出了正解。一个藏在背后的季诺维也夫分子阴谋组织，尼古拉耶夫作为其中的一员，杀害了基洛夫。

　　D.托洛茨基在20世纪30年代

　　1）右派和托派集团

　　哈佛霍顿图书馆的托洛茨基档案在1980年1月开放之后不久，托派史学家皮埃尔·勃鲁埃(Pierre Broué)发现了列夫·谢多夫(Leon Sedov)和他父亲托洛茨基的通信。这些通信足以证明苏联内部托派和其他反对派之间的集团的存在。1932年中某时，谢多夫告知父亲如下：

　　集团已经建成。季诺维也夫分子、斯登-罗明纳兹(Sten-Lominadze)集团和托派(原“投降派”)成员纷纷加入。

　　萨法尔(Safar，按指Safarnov)和塔克汉(Tarkhkan，按指Tarkhanov)集团尚未正式加入——他们的立场过于极端;但他们很快就会进入集团。正是在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被流放之前，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正在为着集团的事宜而与我们的人谈判，此时，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作出了关于他们在1927年的重大失误的声明。

　　几乎同时，美国历史学家阿奇巴尔德·盖提(Arch Getty)发现托洛茨基至少曾秘密致函拉狄克(Radek)、索科利尼科夫(Sokol'nikov)、普列奥布拉任斯基(Preobrazhenskii)、科伦泰(Kollontai)和李维诺夫(Litvinov)。前三者在公开改变观点以前属于托派。盖提并未找到那些信件——发现的只是些挂号信收据。盖提据此领会到这意味着托洛茨基档案也已被“清洗”过。信件已被移除。其他材料也免不了被清洗。

　　“清洗”这类档案唯一的缘由，无非是为了去除那些可能证明托洛茨基有罪的、对其声誉有恶劣影响的材料。信件遭到移除的事实，正如对致函拉狄克的问题的一个调查所显露的，无论如何都能说明托洛茨基在1930年代曾经说谎。他自食其言地声称他从未与苏联内的反对派保持联络;并且自相矛盾地说，他绝不会接受一个在他的支持者和其他反对派团体之间的秘密集团。

　　很明显，勃鲁埃觉得这个事实的意味令人不安。他绝口不提盖提对托洛茨基与苏联内部支持者和其他人物通信或者托洛茨基档案曾遭清洗的发现，尽管勃鲁埃非常肯定地引用了盖提的出版物(一篇文章和一本书)。

　　可见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学者们就已证明，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集团在事实上存在，其成型于1932年，而且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也亲身参与。谢多夫还前瞻到萨法尔诺夫的加入，后者无论如何也还有一个自己的小集团。

　　1937年1月下半月，正值第二次莫斯科审判之时，谢多夫在与荷兰语的社会民主主义报纸《人民》(Het Volk)的访谈中说漏嘴，曝出托派曾与1936年8月第一次莫斯科审判的被告有所联络。谢多夫特别点到了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斯米尔诺夫(Smirnov)。说到拉狄克和皮亚塔科夫(Piatakov)，谢多夫补充道：“托派与他们的联络少过其他人。更准确的说：根本没有联络。”这不过是谢多夫企图收回关于拉狄克和皮亚塔科夫的失言。

　　但谢多夫甚至都没有试图收回这前面的信息：托派确然与“其他人”有所联络：斯米尔诺夫、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这场访谈，包括说漏嘴的部分在内，发表在1937年 1月28日地方版的《人民》。说漏嘴一事这也被共产党的报刊所留意。(见Arbeideren, Oslo, February 5, 1937; Abejderbladet, Copenhagen, February 12, 1937.)幸好有了盖提，现在我们知道党报是对的。谢多夫的谈论还真是说漏嘴了。我们知道谢多夫是在撒谎，因为盖提已经发现了托洛茨基给拉狄克写信的证据。托洛茨基确确实实在与拉狄克接触。谢多夫评论的第一条，说接触比之其他人更少，倒是确切的。

　　这样一来，在托洛茨基档案的确认下，我们就有了充分的、非苏联方的证据来佐证如下事实：

　　* 一个季诺维也夫派、托派和其他反对派组成的“集团”的确在1932年形成，其中至少囊括了斯登-罗明纳兹集团、或许包括萨法尔诺夫-塔克汉诺夫集团(无论如何都与之有所接触)，以及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本人。

　　*托洛茨基确实一直在与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以及其他人联络，也许是经由他的儿子兼首席代表谢多夫。

　　*托洛茨基确实至少与拉狄克和皮亚塔科夫接触过。

　　*正如拉狄克在1937年莫斯科审判时证实的那样，托洛茨基确曾在1932年的春天寄了一封信给当时正在日内瓦的拉狄克。

　　*我们没有什么理由接受托派史学家皮埃尔·勃鲁埃的结论：说这个集团是短命的、朝生暮死的。勃鲁埃没有证据支持他的结论，我们却了解到了托洛茨基档案曾在某个时候被清洗过。

　　2）20世纪30年代的托洛茨基

　　远在赫鲁晓夫之前，托洛茨基就把斯大林描画成了搞大屠杀的嗜血屠夫，把1930年代的莫斯科审判描画成捏造构陷。20世纪50年代以前少有人相信他。然后两件事发生了。一是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二是伊萨克·多伊彻(Isaac Deutscher)的三卷本传记，尤其是最后一卷，《流亡的先知》。

　　1980年1月2日，哈佛托洛茨基档案公诸众人。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美国史学家盖提和世界首屈一指的托派研究者勃鲁埃，发现了托洛茨基故意掩盖其与苏联反对派联络的谎言。但是勃鲁埃没有探究其发现的深意。

　　我却一直在研究这些。如果了解到不是斯大林，而是托洛茨基在他1934年之后的著述中肆意歪曲几乎任何关乎苏联和斯大林的事，那么这会震惊，甚至搅扰许多人。是托洛茨基在30年代发明了关于莫斯科审判的虚假故事。

　　托洛茨基的所有传记作者，无论是同情的还是敌对的，都轻易忽视了这一点。作为一种症候，这昭示了当代左翼置身的死胡同：托派无视大白于众人20年以上的真相：托洛茨基在30年代对斯大林和苏联的书写充斥着故意的谎言。

　　我正在写作一本关于30年代的托洛茨基的书。这本书将会在2015年出版。

　　E.莫斯科审判

　　新近的证据确证了下述结论：

　　*1936年8月、1937年1月和1938年3月莫斯科审判中的被告是有罪的，至少犯有他们供认的那些罪行。“右派和托派分子集团”确实存在。该集团策划发动政变——即他们所谓的“宫廷政变”(dvortsovyi perevorot)——暗杀斯大林、卡冈诺维奇(Kaganovich)、莫洛托夫(Molotov)等人，即他们所谓的“宫廷政变”。该集团的确刺杀了基洛夫。

　　*右派分子和托派分子均与德国和日本密谋策划，还有军队同谋者参与。如果“宫廷政变”失败，他们希望通过在入侵事件中向德国或日本效忠来执政。

　　*托洛茨基本人以及他的一些支持者直接与德国和日本合谋。

　　*尼古拉·叶若夫(Nikolai Ezhov)，作为1936年到1938年底内务人民委员部(NKVD)的头号人物，同样参与了同德国人的密谋。

　　所有反共学者皆认为三场莫斯科审判中的证词是内务人民委员部以某种方式捏造的。但他们没有提供任何证据给予证明，也没有做任何论证来替这些非常可观的疏漏辩护。实际上马修·E·利昂(Matthew E. Lenoe)之类的反共学者只是选择忽视这一点及大量其他证据。

　　现实中，从来没有人成功证明莫斯科审判中的任何一点是伪造的。然而，在高度政治化和一边倒的苏联历史领域，莫斯科审判变成了无中生有，所有被告都是被“陷害”的。这样的立场不仅居于“主流”位置，而且是唯一得到容许的观点。无论谁说莫斯科审判可能不是胡乱构陷的都将面临嘲笑甚至更糟的事情。因此，有很大的职业压力让人们把审判视为罗织罪名，却没有动力叫人对此做任何认真的研究。

　　任何客观的调查都必须正视必需的核实。因此，本节我们将讨论两个问题。一，基洛夫在第一场莫斯科审判中的证词是什么?二，我们能在多大程度上证实或证伪这次审判的证词?

　　1936年8月19日至24日第一场公开的莫斯科审判是有大量的调查做铺垫的。这些调查生成的档案，如口供、陈述记录以及一些实体证物，仅有一小部分被公开，绝大部分到现在仍然是绝密。没有研究者能够接触到档案的全部内容，我们当然也不能。

　　像任何其他研究者或调查员一样，我们面临着以客观的标准来评估所有证据的任务。反共的研究者仅仅假设审判对被告者的指控乏善可陈，斯大林是要借此摧毁“前”反对派。事实上，没有证据表明斯大林以摧毁前反对派为目标：从来没有过这样的证据。相反的是，有充分的证据表明基洛夫谋杀案之前斯大林试图安抚前反对派，或者说那些他认为是前反对派的人。斯大林相信，他们的反对立场已经是往事了，因为他们就是这样保证的。

　　1）方法论问题

　　如何评定材料的真实性?我们实际上能合理地期待从这些材料中认识到什么?这个问题也是反共学者所面临的，虽然他们不直接这么说。他们有审讯稿、审判笔录和调查材料。他们选择性地向我们披露其中的一部分，此外，我们还拥有他们无论出于何种原因而遗漏了的证据。

　　对莫斯科审判做全面的审查超出了本文的范围。但我想强调一点：没有证据表明在这些审判中的任何一名被告是被诬陷、被误判或是无辜的。没有一丝一毫证据表明被告没有犯下他们被指控的罪行，而他们也认罪了。也没有人拿出证据证明被告是被迫以某种方式按照检方或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口授作证的。赫鲁晓夫时代，尤其是戈尔巴乔夫时代被解禁的档案和报告中，并未包含可以认定被告无罪的证据。所有解禁报告的所有结论都只是(确证被告有罪的)断言。

　　充分的证据表明，部分被告至少没有把真相全盘托出，雅戈达(Iagoda)和其他被告，包括叶若夫，在审判中歪曲和隐瞒了一些事情。但这种欺骗并不能开脱任何被告的罪状，这只会在我们既已掌握的他们罪行与阴谋的画卷上又添一重。据我们所知，被告的证词反映了他们想说的话。

　　评价莫斯科审判证词的关键问题，在于通过不可能被检方安排、植入或以其他方式制造的证据来考察审判中各陈述的独立确证性。当然，仅仅是缺乏独立性并不意味着证词或口供是检方伪造的。巧妙的阴谋设计中可能根本没有独立的证据。这只不过意味着我们无法将证词和独立的证据进行比较。不过即使我们不能证实证词间的独立性，我们还是可以评估不同被告、不同时间所做的各个陈述间内在的一致性。

　　幸运的是，莫斯科审判之外甚至是苏联之外的一些证据确实存在，所有这些外部证据均倾向于证实被告的供述。

　　2）审讯的证词是伪造的吗？

　　所有反共学者都“回避这个问题”。他们先入为主地认为，审判证词是以他们并未确指的某种方式伪造的。做此预设无异于效尤受缚于意识形态的反共研究者。在研究苏联历史的史学家中，很容易就能找到作出这种预设的人，却找不到谁证明了这一预设，或拿得出任何相关证据。从未有过任何证据证明莫斯科审判中的证词是伪造的，或被告被迫说出由他人编派或口授的供词。

　　不过，虽然没有证据表明这次审判的证词是伪造的，却有很多相反的证据：证词是真实的。下面是1937年1月的证词和其他公认的事实之间相互佐证的几个例子：

　　*拉狄克等人作证说他们反对对个人的暗杀(1937 Trial 71;101-2)。这与雅戈达独立做的证词一致，这一点我有专章讲述。

　　*拉狄克声称，他在1932年春收到了来自托洛茨基的信，这可由盖提在哈佛托洛茨基档案中找到的挂号信收据证实。(92)

　　*拉狄克作证说，布哈林曾告诉他，他(布哈林)已经“走上了恐怖主义的道路”。(99)从1971年儒勒·恩贝尔-德厚(Jules Humbert-Droz)在瑞士出版的回忆录我们可以知道，在此之前很久布哈林就已经决定暗杀斯大林。

　　*索科利尼科夫作证说，“早在1932年秋”，季诺维也夫分子和托洛茨基分子的“联合总部”就已决定策划对斯大林和基洛夫的恐怖主义行动。(147)这与瓦连京·阿斯特洛夫(Valentin Astrov)的供词一致，他是布哈林的追随者之一，其供词一种已公开发表。阿斯特洛夫本来有机会在苏联垮台后矢口否认这一说法，但他明确拒绝这样做。阿斯特洛夫还坚持认为，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调查人员对他很尊重，并没有对他做出逼迫行为。

　　*穆拉洛夫(Muralov)说，伊万·斯米尔诺夫曾告诉过他自己出国会见谢多夫的事。(217)在他的《关于莫斯科审判的红皮书》(Livre rouge)中，谢多夫承认自己曾与斯米尔诺夫会面，虽然他声称这次会面是完全清白的。

　　*穆拉洛夫表示，舍斯托夫(Shestov)在1932年给他带来了谢多夫的一封信，内容是用隐形墨水写的秘密消息。(218)我们知道谢多夫会使用安替比林写秘密信息，因为至少一封这样的信保存在了哈佛托洛茨基档案里。他在信中建议他的父亲托洛茨基也用隐形墨水回信。

　　*拉狄克说，正是他自己向托洛茨基建议，让忠于托洛茨基的军事指挥官维托夫特·普特纳(Vitovt Putna)代表托洛茨基与德国和日本进行谈判。与此对应的是布琼尼元帅(Marshal Budienniy)所记录的普特纳后来的供述。

　　此类的大部分证据可能会被解释为伪造的——假如有任何证据证明口供以及所谓的阴谋，已由内务人民委员部写好脚本的话。但没有证据显示在审判中造假的任何有关阴谋，而我们也有证据表明，审判并非提前设计的。

　　这些事实不允许任何称职且客观的研究者未经思考就简单地摒弃审判记录中非常重要的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