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年代的乌克兰：

　　欧美主流史学界是如何捏造和歪曲乌克兰历史的　

　　Yet More Anti-Stalin Lies Exposed: The Ukraine:

　　Collectivization, Famine; the Military Purges of 1937-1938; the so-called‘Katyn Massacre’

　　讲演人：格雷弗·弗教授

　　2014年5月23日北京大学

　　本稿为格雷弗·弗（Grover Furr）教授为北京之行准备的“苏联斯大林时代的继续革命”之系列讲演的第三部分：揭露更多反斯大林谎言：乌克兰：集体化，饥荒，1937-1938年的军队肃反，所谓的卡廷惨案。

　　一、介绍

　　晚上好!首先我要感谢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会的邀请，使我可以在今晚与大家交流，对此我感到万分荣幸。

　　这是我此次在北京的“斯大林时期苏联历史上的继续革命”系列演讲中的第三部分。主办方希望我结合自己最近的研究就以下几个主题谈一谈看法，包括：苏联集体化运动;1937-1938年的大清洗[1];被反共的乌克兰民族主义者污蔑的所谓“乌克兰人为大饥荒[2]”(Holodomor，乌克兰语为Голодомор, 意为“通过饥饿蓄意杀灭”，"Extermination by hunger" "Hunger-extermination";Holodomor词源来源于‘Морити голодом'，意为“通过饥饿杀害民众” "Killing by Starvation"，更有人将其视为苏联政府在乌克兰制造的通过人为饥荒对乌克兰民族进行的种族灭绝，是“Famine-Genocide in Ukraine”。这个词如下文所言，是反共产主义分子有意模仿“Holocaust”(纳粹对犹太人蓄意进行的种族大屠杀)一词所生造的词汇);1937-1838年的大清洗，其中据说有大概682000人被处以死刑;1937-1938年的军队肃反，也即“图哈切夫斯基事件”;还有所谓的“卡廷大屠杀”。

　　这些事件每个都长期被反共意识形态者视作攻击共产主义的焦点。反共者把这些事件归诸斯大林犯下的所谓的“暴行”。但根据前苏联的档案和一些新的证据的最新研究表明，我们所了解的这些事件全都发生了极大的改变。

　　多亏了这些新证据，我们才得以满怀信心地宣布，反共主义者对这些事件的观点都是错误的。真相是这样的：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斯大林本人在任何时间犯下了任何暴行。但是现在的苏联历史学界被反共者们霸占着，他们绝不会承认这个真相。这些反共人士完全是出于意识形态，而不是基于真实历史的角度去塑造那些反对斯大林所需要的“残暴故事”，目的在于证明他们攻击斯大林的合理性，进而证明对斯大林时代的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运动发动攻击的合理性。

　　类似的行为还有反共作家针对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的攻击，其动机也是相同的。我怀疑这些反共反毛的主张也是错误的。我并不是中国史研究领域的专家，所以对此也不能说的更多。但是，发现真实的斯大林时期的苏维埃历史要求我们必须揭露那些违背历史真相的谬误，反驳那些由反共意识形态者们故意散布的谎言。对此我们能做的有：

　　1、学习、搜集和研究现在可以利用到的众多的前苏联档案，还有现存于哈弗大学和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的其他各种相关文献，比如托洛茨基档案等等。

　　2、时刻关注挑战反共者历史叙事的最新研究成果。

　　3、探索我们自己的历史研究方法，力图尽量真实客观地去发现真实的历史，无论结果如何，都要尽可能完美的展现证明推理过程。

　　我已经照此从事这项工作很多年了，我今晚所讲的每一件事都在我已经出版或即将出版的文章和专著中有案可稽。

　　二、集体化运动和1932-1933年的饥荒：到底发生了什么？

　　饥荒已经在俄国出现过无数次。俄国学者在1988年时对俄国历史上从公元736年到1914年间记录在案的饥荒做出了一系列统计。在乌克兰也同样发生过很多饥荒。这一千多年来的饥荒历史和12年内发生的三次重要的农作物歉收引发的饥荒的历史是理解1932-1933年饥荒和苏维埃政府采取的对应措施的基本背景。

　　1917年，俄国发生了两次革命，这一年出现了严重的农作物歉收，并导致了1917-1918年的城市饥荒。在整个20世纪20年代，苏联有以下一系列饥荒：1920-1923年的伏尔加和乌克兰饥荒以及1923年的西西伯利亚饥荒;1924-1925年伏尔加和乌克兰再次发生饥荒;1928-1929年发生在乌克兰的一次严重而很少被研究的饥荒。

　　1928-1929年的乌克兰饥荒是苏联当时七年以来由自然灾害引发的第三次饥荒。这次饥荒是导致当时全国范围内大规模的粮食供应危机的最主要原因。

　　对于苏联领导人来说，在讨论关于苏联农业必须改变的大讨论中，乌克兰饥荒显然是最重要部分之一。(马克·B·陶格 2001a 169-70)

　　集体化运动　　

　　农业集体化运动[3]的目的在于终结几个世纪以来不断折磨俄国和乌克兰的一轮又一轮的饥荒。集体化是一场改革——一场显著改善农村人口安全与生存条件进而改善全部人口安全与生存条件的改革。集体化的目的不是为了对农民“课税”或“剥削”农民，抑或压榨农村的剩余价值。相反，在1929-1939年的十年里，苏维埃政府在农业方面投入了一百多亿卢布。“他们主要的目标是通过使用当时能利用的最为现代的、先进可靠的方法来增加粮食产量”(陶格 2004, 70)

　　斯大林和布尔什维克将集体化视为为快速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唯一方法，以此来根除浪费严重、耗费人力的土地私有的耕作方式;通常是在众多分散的小块土地上先进行集体化，而后其就成为更大规模集体化的基础。他们以这种大规模的、高度机械化的美国大农场农业为样板建设国营农场(苏维埃农场)。

　　农民反对集体化的抗议

　　农民的抗议的确存在。根据OGPU(苏联国家政治保卫总局)1931年3月的报告，在集体化运动中，有大概百分之五的农民参与了抗议活动。这也意味着绝大部分农民并没有参与这种抗议。绝大部分的抗议都得到了和平的解决;OGPU的报告称，只有不到百分之二的抗议是诉诸暴力解决的。

　　许多农民是积极支持集体化运动的，特别是当本地那些既有经验又十分热情的积极分子耐心地给农民解释了集体化的目的以后，支持者的数量进一步增加。一些农民“自发组成集体农庄，主动合并他们的土地。”(陶格 2004, 75)

　　陶格的结论是：

　　集体化运动的目标十分清晰且必要，即要在在一个经常被饥荒折磨的国家提高粮食产量。先前进行的十分成功的国营农场的经验也为集体化运动提供了支撑，同时国家的大规模投资也为集体化运动提供了保障。

　　许多历史学家宣称，农民普遍反对集体化甚至不惜发动叛乱，因此是集体化导致了“饥荒和失败”。陶格相信事实并非如此：

　　这些研究轻视了或者说忽视了[一系列的东西，包括]粮食的实际产量数据，造成歉收的环境因素，从饥荒和作物歉收的境况中不断进行的农业恢复，1930年代的粮食大丰收，这些年中苏维埃农场的机械化，苏联的人口增长，苏联时代就粮食产量和消耗量而言的长期的发展。(陶格 2004, 87)

　　简而言之，集体化运动对苏维埃和乌克兰的农民，对整个苏维埃社会而言都是成功的。当然，这也依赖于农业劳动者的辛勤劳动。

　　……集体化使苏联的传统农业实现了高度的现代化，并为1970年代和1980年代相对而言的巨大的粮食产量和消耗量奠定了基础。(陶格 2006, 109)

　　在任何年代都没有“完美”的计划。1932年当然也不可能有。毫无疑问苏联犯有很多错误，也不可能不犯错误。但是要是不集体化才会是最大的错误。

　　证据尤其显示，集体化运动使得资源如拖拉机、种子援助、食品救济的动用和分配成为可能，这些都使得农民在严重的饥荒中还能生产出大量的粮食。这在俄国历史上是史无前例的，在苏联历史上也是罕见的。因此，这项研究显示，集体化运动无论对农业造成了什么样的负面影响，从实际效果上看，确实促进了苏联的农业现代化，有助于苏联农业的发展。(陶格 2006, 112)

　　三、1932-1933年的饥荒

　　目前有两种关于这次饥荒的错误的解释被广泛接受。乌克兰民族主义者宣称，饥荒是因为斯大林和布尔什维克领导层为了出口而故意从乌克兰农民手中扣下了粮食;另一种说法是为了镇压乌克兰独立运动，斯大林和布尔什维克领导人故意使乌克兰人民挨饿;或者两种原因兼有之。这种断言的动机很复杂，因为没有证据能证明他们的说法成立。

　　这就是所谓“乌克兰人为大饥荒”(Holodomor)的神话。作为对犹太大屠杀的有意模仿，这一神话最早源于离散于各国的乌克兰人，这深受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OUN)和党卫军第14“加利西亚”志愿兵师退伍兵以及乌克兰反抗军(OUN-UPA)的影响并在其中广为流传。上述力量曾站在纳粹一方战斗，并在红军挺进乌克兰时随德国部队西逃。事实上，纳粹形塑了早期的“人为饥荒”神话，并把造成“乌克兰大饥荒”的罪名扣在犹太人头上。

　　当1991年乌克兰独立后，这些力量再次涌入这个国家，并且对历史-意识形态方面的种种问题施加决定性的影响。他们提高乌克兰反抗军的历史地位，要求将这些曾经屠杀了大量犹太人、波兰人、苏联公民的罪犯当做“为争取独立而战斗的英雄”。(这里的假设就是“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以某种方式可以成为大屠杀的借口。)

　　所谓“乌克兰人为大饥荒”(Holodomor)的神话绝对没有任何证据支撑。毋宁说，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完全出于政治动机而编造的东西。但这种说法已经被乌克兰国家官方所接受，现在已经被强行灌入乌克兰学校的教学活动中，并为乌克兰学者所推广。因为完全没有证据支撑，所以“乌克兰人为大饥荒”(Holodomor)干脆就被简单地当作“理所当然”来处理。这个话题已经成了一个非正式的“讨论禁区”，在乌克兰国内，禁止在公共场所进行任何和这种观点相左的讨论。(在乌克兰在各国的移民社区中，情况同样也是如此)在“橙色革命”的领导人尤先科担任总统时，尤先科曾一度有意通过一项法律，以刑事惩罚威胁那些敢在公共场所对这个观点提出质疑的任何人。

　　一个更加“主流”但仍然还是政治化解释的说法是：大饥荒应该归咎于农业集体化和国家过度的粮食征集，正是后者导致了灾难，管理失控，人民造反，以及最终的饥荒和饿死人的悲剧。这是俄国官方的说法。这种说法和以上诸种说法同样缺乏实证来源。

　　环境因素导致了饥荒

　　1932-1933年饥荒的主要原因应该是环境问题造成的粮食歉收。这些环境因素包括：一些地区的干旱，另一些地区罕见的大暴雨;农作物感染了严重的黑穗病和锈病;各种害虫疫病，包括亚洲蝗虫、甜菜象虫、草原蛾、毛毛虫等;还有严重的鼠患。粮食歉收十分严重，整个苏联的粮食可供应量明显少于整体人口的粮食需求量。

　　以上这些现象是人类活动与环境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到处蔓延的严重的杂草问题，是由于本该从事除草工作的劳动力短缺造成的。因为农村人口大量迁徙，留下的农民多是老弱病残，自然会造成劳动力短缺。许多耕地闲置或者产量不高，则是因为大量农村人口迁入城镇以及剩余农民因饥荒而变得衰弱不堪或濒临死亡这两方面原因所致。

　　马是犁地播种及其他农业活动中最重要的牵引畜力。1931-1932年的饥荒中饿极了的让农民吃掉了马的主粮——燕麦，导致很多马匹要么饿死，要么严重羸弱。虽然苏联政府进口了一些拖拉机和其他机械，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马匹缺乏导致的动力短缺，但并不足以完全克服这个问题。

　　许多土地已经连续多年耕种粮食，这导致土壤枯竭，肥力严重下降。农庄和农业部门很难再找到新的土地用以建立农耕区，农地关系十分紧张。但是到了1933年，在充足的劳动力的条件下终于迎来了粮食的丰收，这次饥荒终于结束了。这意味着1931年和1932年的劳动力也是充足的。所以这些年粮食的减产主要应归结为上述的环境因素。

　　苏联领导层没有充分理解环境因素的重要性。无论是他们自己的信息收集人员、OGPU(苏联人民委员会国家政治保卫总局)还是当地的党的领导人，都没有意识到这些问题。因此，他们将饥荒原因归咎于诸如管理混乱、决策层失误甚至扩大到农民反抗、富农怠工消极破坏等人为因素。至少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最重要的环境因素没有被理解，人们反而相信那些认为粮食本应该丰收的报告。如此一来，唯一符合逻辑的解释自然就成了饥荒是由下列各种严重的怠工反抗活动所致，包括：乌克兰民族主义者明目张胆的破坏;农民藏匿粮食;农民和其他一些人囤集居奇待价而沽;农民因不情愿而在农田里消极怠工;党、集体农庄和其他机构的共谋等等。

　　不过苏维埃政府极大地减少了谷物的出口，并开始运送粮食和种子到乌克兰及其他受灾地区。

　　陶格引用的证据表明不少农民虽然不喜欢集体农庄，但是仍然在努力的参与农庄的工作，还有许多农民“始终都很积极地在农场工作……(他们)支持这个集体化的系统。”(陶格 2004, 85)

　　因此，整体而言，农民实际上接受了集体化。

　　粮食出口问题

　　像沙皇政府一样，苏联政府也出口粮食。但在1932-33年间，苏联政府面临着这样的局面：即使所有的出口都被停止而非被大幅度削减——正如它们曾经被削减的那样——食物也不足以养活全部人口。

　　饥荒的严重程度和在地域上的扩展，1932-33年锐减的粮食出口，对种子的需求，和近几年来在苏联内部出现的混乱，这一切都说明即使是从根本上禁止粮食出口也不足以防止饥荒的发生。这一情况让我们难以接受那些认为是1932年的粮食收购和刻意的种族灭绝行为导致了大饥荒的观点。1932年的歉收才是使大饥荒不可避免地发生的根本原因。(陶格 1991，88;89.)

　　面向集体和个体农民的粮食征递，也就是采购配额，被好几次大幅度地削减，以保证他们度过粮食紧缺的时期。一部分已经收购的粮食又被归还到了农村。而正是这些经常被执行得很严厉的粮食收集工作，被那些“故意论”的信徒所强调并理解为苏联对农民的漠不关心甚至是故意惩罚和杀害的证据。

　　此外，苏联政权还要用这种征购手段去养活生活在城市和工业地区的四千万人，他们也正在挨饿，这是1932年的收成显得不足的另一项证据。在1932年5月，苏联政府将私人的谷物交易合法化了，但在1932-33年间只有很少的粮食是通过这种途径卖出的。这也表明1932年的收成相当不足。

　　大约10%的乌克兰人因为饥荒或与之相关的疾病而死去，但90%的人活了下来，其中绝大多数是农民，农民出身的军人或是农业工人。活着的农民必须在食物不足的情况下辛苦耕种，直到创造了1933年的收成。他们在继续劳作时获得了苏联政府的明显的救助。否则一个因死亡而数量减少，受到饥饿的削弱，拥有牲畜更少的人口，是绝对不可能在1933年成功获得丰收并终结饥荒的。这是另一个说明1932年的收成极为微薄的证据。

　　苏联政府的救助最早在1933年2月7日开始，它包含了500万吨用于缓解饥荒的食物，其中就有给乌克兰的，而对拖拉机等机械的分配被特别地倾向于乌克兰，“一个由设置于机器-拖拉机站的几千个政治部所组成的网络对1933年的丰收起到了巨大的贡献”(陶格1991， 72-74)。此外还有其他措施，包括为着播种和收割而派遣的特别委员会，这些委员会管理着工作，给农民分发种子和食物援助物资。

　　在陶格看来：

　　总之，饥荒是由自然因素引发的，而政府在第二年帮助农民获得了更大的收成，从而终结了饥荒。

　　这与那些西方的反共人士和乌克兰的民族主义者的论调是针锋相对的。那些所谓“Holodomor”，或者所谓“故意的饥荒”和“人为的饥荒”的解释不简单是在很多重要之处出现了错误。这种论调的支持者通过省略一些会破坏他们的解释的证据来歪曲历史。这不是历史，更是伪装成历史的政治宣传，我把这些称为“有脚注的宣传鼓动”。(陶格，2012b，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