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民族的历史是一个民族的集体记忆，根脉所系，魂魄所在。晚清著名思想家龚自珍说过：“欲知大道，必先为史”，“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隳人之枋，败人之纲纪，必先去其史;绝人之材，堙塞人之教，必先去其史;夷人之祖宗，必先去其史。”[1]古往今来，一切民族和国家都重视自己的历史，都善待自己的历史遗产。

　　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以来，对历史一直给予高度重视。早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同志就指出：“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在改革开放的新历史时期，邓小平同志1990年4月7日在会见泰国正大集团董事长谢国民等人时说:“我是一个中国人，懂得外国侵略中国的历史。当我听到西方七国首脑会议决定要制裁中国，马上就联想到一九00年八国联军侵略中国的历史。七国中除加拿大外，其他六国再加上沙俄和奥地利就是当年组织联军的八个国家。要懂得些中国历史，这是中国发展的一个精神动力。”[2]江泽民同志指出：“一个政党不善于从总结历史中认识和把握社会发展的规律，不可能成为顺应历史潮流的自觉的政党;一个民族不善于从历史中继承和发展本民族与世界其他民族创造的优秀文明成果，就不可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3]胡锦涛同志在主持中央领导集体学习的一次讲话时，指出：“浩瀚而宝贵的历史知识既是人类总结昨天的记录，又是人类把握今天，创造明天的向导。一部人类文明史就是人类不断在以往历史的基础上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的历史。中华民族历来就有治史、学史、用史的传统。我们党在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进程中，一贯重视历史经验的借鉴和运用。在新形势下，我们要更加重视学习历史知识，更加注重用中国历史特别是中国革命史来教育党员和人民。”“要坚持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认真学习我们党的历史、中国历史、世界历史，深入思考，科学分析，不断提高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认识水平，不断提高自觉运用这三个规律的能力，更好地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4]

　　在如何对待历史这样重大问题上，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就出现了一种对历史采取虚无态度的思潮。

　　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由于东欧巨变和苏联解体，特别是90年代中期后，随着中国社会结构的变化，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沉渣重新泛起。一些人对近代以来，尤其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历史采取了极端虚无主义的态度，在社会上掀起了“告别革命”的浊浪，在“还原历史真相”的幌子下，歪曲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和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丑化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人物，特别是毛泽东，宣扬英雄史观，贬低人民群众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的进步作用。

　　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是一种借否定人民历史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而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马克思主义指导、社会主义道路和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治思潮。这种思潮否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形成的全部历史认识体系，否定中国人民的进步史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史，达到否定四项基本原则的目的，进而乱史灭国。它实际上是把新中国恢复的历史再颠倒过去，为把中国拉回资本主义做舆论准备。这股思潮愈演愈烈，成为当前中国社会一种有比较大影响的政治思潮。这股错误思潮，具有很大的欺骗性、迷惑性和渗透性，必须高度警惕，进行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和抵制。

　　一、历史虚无主义重新泛起的背景

　　作为一种社会思潮，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泛起，并不是偶然的，而是有着深刻的国际和国内的背景。

　　1．国际背景

　　首先，它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处在低潮形势下出现的一种社会现象。

　　十月革命建立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以后，社会主义曾经有过凯歌行进的历史。以苏联为代表的原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在原有的社会主义体制在发挥出巨大的作用后，需要随着形势的变化通过改革来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制度时，却固步自封，陶醉于过去的成就，导致原有体制的僵化，影响了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发挥。更重要的是，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不能做到使社会主义发展的成果为广大人民所共享，又不能克服自身的弊端，尤其是防止党内的变质。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借助世界科技革命的最新成果，吸收了社会主义的合理因素，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进行了部分调整，缓和了国内阶级矛盾，在生产力水平方面居于优势。在西方敌对势力和平演变的情况下，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发生巨变，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自20世纪80年代末以后陷入低潮。这就为一些人鼓吹社会主义“失败论”、马克思主义“过时论”提供了某种借口，使得一些人因为社会主义实践遇到暂时困难而对社会主义丧失信心，对欧美资本主义充满向往。这种资本主义暂时强、社会主义暂时弱的局面，为资产阶级学者鼓吹资本主义优越于社会主义提供了所谓证据，也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有些人构成了一定吸引力，成为他们鼓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借口。

　　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陷入低潮的情况下，一些人从现实出发回溯社会主义运动历史，认为走社会主义道路一开始就是错的，为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创造前提的革命是不应该发生的，指导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马克思主义也被证明是过时的。所以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共产党的历史采取了虚无的态度。历史虚无主义在中国重新泛起，正是同这样的国际背景相关联的。

　　其次，它是对西方反共势力企图“和平演变”社会主义的一种呼应。

　　自从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建立以后，如何把社会主义国家从地球上抹去，就成为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痴心梦想。当武力达不到不他们的目的后，他们就转变了策略，在不放弃武力颠覆的手段同时，更多地把希望寄予社会主义国家内部势力的和平演变，加强思想文化的渗透。否定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就成为他们进行和平演变的一种重要策略和思想武器。

　　早在苏联还是西方的盟国时，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艾伦·杜勒斯在一场演说中，就提出要在苏联内部找到同意资产阶级思想意识的人，找到资产阶级的同盟军。他建议把布尔什维克的根挖出来，把精神道德的基础庸俗化并加以清除，以这种方法一代接一代地动摇和破坏对列宁主义的狂热。他还建议从青少年抓起，把主要的赌注押在青年身上，要让它变质、发霉、腐烂，把青年变成无耻之徒、庸人和世界主义者。

　　1957年7月2日，杜勒斯在记者招待会上说：几乎可以肯定，社会主义国家“将要发生一种演进性的变化”;这种“和平演变”不是一两代人能实现的，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当有记者问：“赫鲁晓夫的孙子是否将有自由了?”时，他回答说：“我并没有对这件事定过日期，但是，我愿意这样说，如果他继续有孩子的话，而他们又有孩子的孩子，他们的后代将获得自由。”[5]他们将“和平演变”的希望寄希望于共产党的后代，共产党的第三代、第四代。新中国成立前夕，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在致美国总统杜鲁门的信中说：“我们仍旧相信，中国的局面在最近的将来无论可能是怎样悲惨，无论伟大的中国人民的一部分可能怎样地处于为外国帝国主义而效力的一个政党的剥削之下，中国的悠久文明和民主的个人主义终将再度胜利，中国终将推翻外来制度。我认为我们应当在中国鼓励现在或将来能促进上述目标的一切发展。”[6]艾奇逊的用心很明显，希望中国将来共产党内部出现颠覆分子。对于西方的这种用心，1964年，毛泽东在当年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专门指出：帝国主义说，对于我们第一代、第二代没有希望，第三代、四代怎么样，有希望，帝国主义这话讲的灵不灵?我不希望灵，但也可能灵。像赫鲁晓夫，列宁、斯大林希望吗?还不是出了!”[7]帝国主义之所以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共产党的第三代、第四代身上，是因为在他们看来，这种新生代有可能对革命历史淡漠，对革命传统、理想信念淡忘，有可能向往西方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毛泽东对于帝国主义的用心保持了高度的警惕，所以他晚年提出要培养千千万万个无产阶级接班人思想，“接班人的问题还是要部署一下。要准备好接班人。无产阶级的革命接班人总是要在大风大浪中成长的。”[8]1992年初，邓小平在视察南方时的谈话中深刻地指出：“帝国主义搞和平演变，把希望寄托在我们以后的几代人身上。江泽民同志他们这一代可以算是第三代，还有第四代、第五代。我们这些老一辈的人在，有分量，敌对势力知道变不了。但我们这些老人呜呼哀哉后，谁来保险?所以，要把我们的军队教育好，把我们的专政机构教育好，把共产党员教育好，把人民和青年教育好。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对这个问题要清醒，要注意培养人，要按照‘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标准，选拔德才兼备的人进班子。”[9]

　　为了让共产党的后代对共产党的历史淡忘，西方一个重要手段就是对共产党的历史和革命史采用虚无的做法，否定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形成的历史认识，扭曲共产党的历史、社会主义的历史。他们以学术交往的名义，去影响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学家，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潮高唱赞歌。

　　在苏联，否定十月革命的道路、抹煞苏联社会主义的历史成就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在苏联巨变中起了到先行的作用。苏联巨变就是从否定苏共历史打开缺口的。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开始造成人们的思想混乱。戈尔巴乔夫上台后，推行所谓新思维，使得颠倒历史、混淆是非的种种歪理邪说大行其道。他们以“重新评价”历史为名，宣称“在历史和文学中都不应有被忘却的名字和空白点”，强调要“加深和修正关于社会主义的昨天、今天和明天的观念”，提出要“全面地”认识过去，揭露“过去的全部真实情况”。他们以否定斯大林为起点，随后把矛头直接指向列宁和十月革命，提出：“最重要的是要揭露斯大林主义所包含的列宁主义实质，许多人想牺牲斯大林来拯救列宁，这是回避了问题的实质。”“如果我们的领袖和缔造者(列宁)为某种东西打下基础的话，那就是国家实力和恐怖主义的原则。 ”污蔑十月革命使俄国离开了“人类文明的正道”，是布尔什维克党的“一个阴谋”，攻击社会主义制度是“封建式的专制独裁制度”，否定十月革命开辟的社会主义道路。他们制造了所谓十月革命不如二月革命，二月革命不如斯托雷平改革，使革命不如改良、苏联不如沙俄、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的谬说，甚嚣尘上。戈尔巴乔夫的得力助手、负责苏共意识形态、拥有历史学博士和院士称号的雅科夫列夫，在苏联解体后公开招认，他们否定革命，否定革命历史，就使得“合理的出路只有一个：放弃革命，走改良之路，痛苦的，缓伐的，在过去曾不止一次地遭到否定和扼杀的改良之路”。这股历史虚无主义恶浪，造成了苏共党内外的思想混乱，使很多人动摇了对社会主义的信仰和信心，使不少知识分子和党政干部开始向往资本主义。苏联著名社会学家塔?扎斯拉夫斯卡娅，起初还主张在社会主义范围内进行改革，但她通过看到所谓新编的历史教科书把社会主义描写得如此“腐朽”后，她放弃了对社会主义的信念，站到了拥护资本主义的立场，认为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种制度的根本区别是不存在的，成熟的资本主义具有“社会主义的特征”。[10]伊?西拉耶夫原为苏共的一名中央委员和政府部长，戈尔巴乔夫上台后被任命为部长会议副主席。由于丧失对社会主义的信仰，于1991年退党。他在1990年10月说：“和70年代相比，我好象完全换了一个人似的……我们向往财产私有化，我们向往的不仅是土地，而且包括工业企业在内的私有制。”[11]可以说，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在苏共垮台和苏联解体中起到不可替代的催化剂的作用。

　　在苏东解体后，中国成为西方反共势力推行“和平演变”战略的重点。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利用中国对外开放的机会，极力向中国推销他们的价值观念和社会制度。曾任美国国务卿的沃伦?克里斯托弗表示：对中国，“我们的政策将是设法通过鼓励伟大国家的经济和政治自由化势力，来促进中国从共产主义向民主的和平演变。”美国新闻出版署的高官也曾经露骨地表示：“美国应向中国正在成长的年轻一代灌输美国的基本价值观念，这是比传授科学知识本身更为重要的任务。”“对西方来说这是一笔明智的投资”，“不要忽视美国帮助训练一批数量可观的中国未来领导人的意义。”美国共和党参议员赫尔姆斯1987年在美国国会会议上赤裸裸地说：“现在是告诉中华人民共和国当局的时候了：这里没有免费的午餐(资助中国留学生)。慈善固然是一个因素，但决不是首要因素。我们是怀有明确的外交政策目的的。我们的目标是让在美国的外国留学生接受作为美国立国之本的自由、民主原则的熏陶。”[12]西方反华反共势力对中国故伎重演，试图借助历史虚无主义来达到“西化”、“分化”中国目的。历史虚无主义在中国重新泛起，正是对这种世界范围的“告别革命”思潮，西方反共势力加紧“和平演变”社会主义中国企图的一种呼应。

　　再次，是西方社会思潮输入中国后的反映。

　　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特别是我国对外开放力度的加大，西方各种社会思潮大量涌入我国。这些思潮对活跃我国的思想，推进我国的学术发展起到一定积极作用。但一般思潮是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属性，对人们思想具有腐蚀性作用。其中后现代主义思潮对我国思想理论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在历史虚无主义思潮重新泛起的过程中，一些人受西方后现代主义史学思潮的影响，对中国近现代历史采用了历史相对主义态度，认为客观存在的历史是不可认识的，陷入了历史不可知论的窠臼。

　　后现代主义史学思潮是20世纪70年代产生于西方的一种史学思潮。这种思潮否认历史学的客观性和科学性，否认人类社会普遍规律的存在，将历史学与文学相提并论，认为历史仅仅是一种话语，客观存在的历史只是历史学家主观的构建物，史学不可能还原历史，史学家建构的过去并不是历史的真实，只是用话语组成的文本。后现代主义史学思潮的代表美国学者怀特·海登认为：“任何历史事实都不可能超越表达这些历史事实的话语形式，历史学家和哲学家所写的著作没有什么不同，历史学家在写历史的时候，与其说是追求真理，不如说是追求语言的修辞成果。历史语言与文学语言没有什么区别，它并不享有可以讲述真理的特权，它与文学话语一样，都是书写表达某种愿望的‘虚构故事’，是人们想象的产物。”[13]

　　对新时期国内中国近现代史学界产生重大影响的美国汉学家柯文，在《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一书中，开宗明义地说：“不是历史学家的人有时以为历史就是过去的事实。可是历史学家应该知道并非如此。当然事实俱在，但它们数量无穷，照例沉默不语，即使一旦开口又往往自相矛盾，甚至无法理解。史学家的任务就在于追溯过去，倾听这些事实发出的分歧杂乱、断断续续的声音，从中选出比较重要的一部分，探索其真意。”[14]

　　显然，在柯文看来，历史研究就是史家主观诠释历史的过程，历史真相是无法探知的，一切历史都是观念史，历史学是史学家主观诠释的产物，一切历史认识都是相对的。就这样，客观历史就成为研究者任意打扮的小姑娘。历史学就彻底丧失了客观性、真实性和科学性。在这种史观指导下，对客观历史自然就会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历史虚无主义者往往以主观臆测代替对客观历史的研究，丝毫不顾客观历史实际，仅凭自己的主观意愿进行随意论人评史。根据假设来臧否历史事件和人物，例如说如果按照洋务运动的路子发展下去，中国就可以早日实现现代化了。这些人违背历史研究“必须从既有的事实出发的原则”。

《炎黄春秋》连发三篇反共学者文章 将马克思主义定义成历史虚无主义

　　2．国内背景

　　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出现也具有深刻的国内背景，既有社会原因，又有认识原因。

　　从社会原因来看。自从新时期我国确定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后，在我国就出现了一股资产阶级自由化势力，站在错误立场总结历史经验，试图借改革开放的机会，把中国纳入世界资本主义发展轨道。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反映了新时期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中的逆向发展要求，是中国社会经济变化的一种产物。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之后，当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进行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的时候，社会上就出现一股怀疑和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错误思潮，他们打着“解放思想”的旗号，在思想理论领域提出了所谓“告别革命”、“告别乌托邦”、“告别主流意识形态”。他们在反思历史的名义下，利用中国共产党经历的曲折，夸大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晚年的错误，蓄意歪曲历史，制造思想混乱。在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针对党内外出现的主张走资本主义道路、“全盘西化”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指出要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在思想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他提出的“在改革中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15]。邓小平多次强调改革开放过程中要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在邓小平生前，经过平息八九政治风波，资产阶级自由化势力受到遏制。但是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是一个长期的政治任务。邓小平同志在1992年视察南方谈话中指出：“在整个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必须始终注意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十二届六中全会我提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还要搞二十年，现在看起来还不止二十年。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后果极其严重。”[16]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由于中国社会急剧深刻地变化，资产阶阶级自由化势力采取了更为露骨的方式来达到他们的目的，加之由于改革带来的利益的不平衡，引发一些民众对中国共产党的不满，对社会主义产生怨言，使得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更为艰巨、复杂。党内民主个人主义者、少数非法私营企业主和党内腐败及变质分子成为资产阶级自由化势力的社会基础。在中国共产党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斗争没有放松的情况下，资产阶级自由化势力采取改头换面的手段，以学术的外衣，在中国大行其道。这既增加了中国共产党反对他们的难度，也迷惑了广大群众。

　　党内民主个人主义者成为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社会基础。党内民主个人主义者，特别是个别高级知识分子，缺乏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反对或不赞成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作用。诚如毛泽东在《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中指出的：“中国的许多自由主义分子，亦即旧民主主义分子，亦即杜鲁门、马歇尔、艾奇逊、司徒雷登们所瞩望的和经常企图争取的所谓‘民主个人主义’的拥护者们之所以往往陷入被动地位，对问题的观察不正确——对美国统治者的观察往往不正确，对苏联的观察往往不正确，对中国共产党的观察往往不正确，就是因为他们没有或不赞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去看问题的缘故。”[17]他们深受西方资产阶级思想特别是自由主义思想影响，一些人不能正确对待自己过去所受的不公平待遇，特别是反“右”和“文化大革命”中的遭遇，对中国共产党因为不满进而否定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历史。

　　非法私营企业主支持历史虚无主义思潮。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力度加大，在我国改革开放政策的推动下，非公有制经济在我国获得巨大发展，在推动我国经济发展、解决民生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绝大多数非公经济人士是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的，是尊重马克思主义在我国的指导地位的，相信社会主义可以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不可否认，作为资本的人格化身，随着私营企业主的阶级意识的萌生，一些私营企业主从本能会排斥马克思主义，自然而然地把资本主义看作是人类最理想的社会制度，这些人也是历史虚无主义思潮重新泛起的社会基础。他们支持一些知识分子，以“学术”的名义，采用映射史学的手段，表达他们的政治诉求。

　　党内的腐败变质分子，支持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党内极少数腐败变质分子，利用人民赋予的国家公权，迅速地暴富。他们已经蜕变为剥削阶级，马克思主义成为他们的思想禁锢，社会主义成为他们的制度束缚，共产党成为他们的政治障碍。为了摆脱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他们支持社会上的反马克思主义思潮和资产阶级自由化势力，成为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在党内的社会基础。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深入推进，由于多种所有制经济和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组织形式、物质利益、就业方式日益多样化，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明显增强，思想观念、价值取向呈现多样化趋势。人们对共产党的依赖减弱，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受到了资产阶级思想、封建残余思想的挑战，马克思主义的理想目标、价值追求与市场经济诱发的个人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消费主义思想发生了矛盾。在这种情况下，对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就出现了不同乃至反对的声音。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就是这些声音的一种。

　　从认识原因看。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重新泛起有以下几个原因。

　　第一，一些历史研究者首先在历史观上严重背离了唯物史观，放弃了马克思主义指导，缺乏正确的理论指导，重蹈唯心史观的覆辙。

　　改革开放进入深入阶段后，人们思想开始多样化，马克思主义不一定是人们的信仰，对其他思潮的认同也增加了。在这种背景下，马克思主义面临非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的强大挑战。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自我认识和挑战，触发了史学界个别中青年学者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全面的诘难和反思，否定唯物史观的科学性，贬损、否定阶级分析法和阶级斗争学说，认为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不能指导历史研究。

　　在这些年的历史研究特别是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中，马克思主义受到了一些人有意无意的冷遇或排斥。正因为如此，面对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的种种复杂的阶级斗争现象，许多人无法把握历史的真实和本质，尤其在对中国近现代历史人物评价上，造成许多错误的认识。

　　由于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轻视、否定，在中国历史研究中，就出现了对正确的理论思维的忽视，或是热衷于琐细的研究，或是生吞活剥地搬用西方的史学理论或模式。

　　有的研究者面对浩如烟海的历史资料，由于缺乏理论思维能力，或缺乏正确的理论思维，陷入历史资料中而不能自拔。由于缺乏正确的理论指导，结果就无法用批判的精神来透彻地研究历史资料，无法从总体上对历史事实进行全面的把握和本质的分析，一到对宏观历史进行解释时，就堕入历史唯心主义的泥坑，做出一些错误的判断。这样就出现恩格斯所说的：“无论对一切理论思维多么轻视，可是没有理论思维，就会连两件自然的事实联系不起来，或者连二者之间所存在的联系都无法了解。在这里，问题只在于思维的正确不正确，而轻视理论显然是自然主义地进行思维，因而是错误地进行思维的最可靠的道路。但是，根据一个自古就为人们所熟知的辩证法规律，错误的思维贯彻到底，必然走向原出发点的反面。”[18]

　　第二，一些研究者对历史采取了实用主义的态度，缺乏历史主义态度，用现实改铸历史。

　　一些历史虚无主义者从现实的某种需要出发，对历史抱着为我所用的实用主义态度，抹煞历史和现实的不同条件，将历史与现实做简单的比附，丧失基本的历史主义立场。

　　在“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名义下，他们根据现实的需要随意解释历史，一方面他们强调历史研究的现实意义，另一方面又否认历史认识的客观性，根据现实的需要任意裁剪历史。尤其是中国近现代史与现实中国息息相关，也最容易受现实的影响。不少研究者从现实主观需要出发，去反思历史、阐释历史，以现实比附历史，由此提出了“新”的观点，使历史学成为现实的工具。

　　因为现实中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否定了“以阶级斗争为纲”，要求社会稳定，要求改革，要求对外开放，有学者就从此出发，否定以阶级斗争为主线解释中国近代史，极力赞颂近代中国统治阶级的“改革”，将今天的现代化、对外开放与中国近代史上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范围内的畸形现代化和帝国主义枪炮下的中国被迫开放混为一谈，以为简单地描述近代中国史与现实中国形似而神异的现象就可以为现实提供借鉴，却忘记了研究历史要用历史观点来观察问题。列宁说：“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历史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19]。历史地去看待它，这样才能正确认识历史，科学对待现实，真正探究历史发展的规律指导现实，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为现实服务。否则的话，将历史与现实做简单的比附，往往是既误解了现实，又曲解了历史，反而造成误导。

　　第三，一些研究者在研究历史时缺乏正确的政治方向，丧失一个严肃学者应有的社会责任感。

　　历史研究作为一项社会文化事业，在中国几千年的发展历程中，形成了服务于社会的优秀传统，在提供正确的历史知识、资政育人和爱国主义教育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一个时期以来，有的研究者以“价值中立”相标榜，忽视历史研究的意识形态属性，刻意回避现实，逃避政治，遁入象牙塔，躲进小楼成一统，将历史研究变成一项精神贵族的自娱自乐的活动。正因为如此，他们在研究中陷入历史的碎片中，丧失历史是非感和政治责任感。他们貌似“客观”，实际上为近代历史上的统治者进行辩护。就像列宁所说：“客观主义者证明现有一系列事实的必然性时，总是有站到为这些事实辩护的立场上去的危险。”[20]

　　有的研究者为了自己的名利需要，或迎合市场的需求，或与所谓国际接轨，任意歪曲历史，戏说历史，将历史变成商业化的消费品。他们就像恩格斯批判的资产阶级那样：“资产阶级把一切变成商品，因而也把历史变成商品。由于资产阶级的本性，由于它的生存条件，它必然要伪造一切商品，它也伪造历史。因为在伪造历史方面最符合资产阶级利益的文章，赚钱也最多。”[21]

　　第四，有的研究者轻视对历史资料的辨伪、充分占有和正确分析。

　　历史学是建立在客观历史事实的实证研究基础上的。“即使只是在一个单独的历史实例上发展唯物主义的观点，也是一项要求多年冷静钻研的科学工作，因为很明显，在这里只说空话是无济于事的，只有靠大量的、批判地审查过的、充分掌握了的历史资料，才能解决这样的任务。”[22]“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23]

　　有些研究者根本没有充分地占有历史材料，或对历史材料的真伪不做考证，或仅凭一些表面的历史事实就大胆地立论。如将袁世凯的书面谎言作为替他翻案的证据。列宁早就指出：“马克思主义教导我们，要从发展中观察一切现象，不要只满足于作表面的描述，不要相信漂亮的招牌，要分析各个政党的经济基础和阶级基础，要研究赖以决定这些政党的政治活动的意义和结果的客观政治环境。”[24]

　　还有的人随意根据一点历史资料，没有正确的分析，就大胆地评论史实，结果导致对历史事实的歪曲。“在社会现象领域，没有哪种方法比胡乱抽出一些个别事实和玩弄实例更普遍、更站不住脚的了。挑选任何例子是毫不费劲的，但这没有任何意义，或者有纯粹消极的意义，因为问题完全在于，每一个别情况都有具体的历史环境。……如果不从整体上、不是从联系中去掌握事实，如果事实是零碎的和随意挑出来的，那么它们就只能是一种儿戏，或者连儿戏也不如。”[25]

　　第五，有的研究者否定历史认识的科学性，认为一切历史认识都是相对的，历史认识不存在真理。从这种认识出发，对过去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获得的对历史的正确认识采取了简单化否定的态度。

　　他们认为，“以前人们头脑里形成的很多近代史的评价、人物、观念，大多是传统的极左思潮的产物”[26]。在反“左”的名义下，他们全面否定了以往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在这种简单化否定中，形成了“与过去100多年中总结出来，并且由实践画了句号的对我国近代国情的正确认识完全对立的‘新体系’，并已成为一种思潮，一种时尚。”[27]

　　第六，对国外学者尤其是美国学者的历史认识采取了不加批判分析的、全盘照搬接收的态度。

　　从新时期中国历史研究发展来看，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出现与海外中国历史认识的输入是密不可分的。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内地的“告别革命”思潮最早就是在海外出现的。对新中国领导人的丑化之类的著作也是先流行于海外，后来通过非法途径传到内地，为一些人所接受。

　　历史虚无主义思潮产生的社会根源就是中国出现了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社会基础，认识根源就在于没有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因此，正本清源，摒弃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就要在中国社会坚持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方向，用法律规范和引导非公经济的发展，大力打击党内腐败变质分子;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要用马克思主义教育历史研究者，以马克思主义态度对待非马克思主义学术思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