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诉你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前世今生

　　二、历史虚无主义的表现

　　历史虚无主义思潮作为新时期一种影响比较大的社会思潮，在思想文化诸多领域都有反映。主要体现在中国近现代史研究领域，集中攻击点在中共党史领域，同时在文化、文艺、新闻舆论等思想文化领域也有反映。

　　1．在中国近现代史研究领域

　　历史虚无主义在中国近现代史研究领域的出现最初源于对马克思主义指导与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关系的认识。对于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方法及其运用成果的重新认识，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那时还是在基本肯定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方法及研究成果的前提下进行的。到了80年代后期，这种审视反省，逐渐走向了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方法及其研究结论的怀疑。与此同时，文化、思想领域对马克思主义的怀疑和批判，加剧了史学界的这股风气。中国近现代史因为直接关系着当代中国的走向，因此不少文化思想界的学者由对现实的认识转向对中国近现代史的认识，通过颠覆原有的中国近现代史基本认识来达到改变现实的目的。

　　20世纪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中期，由于国内政治形势的变化和国际上苏联、东欧的剧变，马克思主义面临反对教条主义和与时俱进的问题，同时面临非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挑战。一些人对以往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中的一些重要理论、方法进行了诘难和反思，甚至对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初形成的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及其指导下的基本认识提出了质疑和否定。

　　大陆史学界一些学者，基于中国现实主题的变化，以重新认识百年中国为名，在对以往的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的反思中，对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中的一些重大理论、方法进行了重新审视，对中国近现代史上的重大历史事件、重要历史人物进行了全面翻案。他们认为以前的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现实的政治倾向太浓厚，片面地强调阶级斗争的分析方法，把复杂的历史现象简单化了，使历史研究失去真实性与学术性。

　　所以，要更新观念，从新的角度去审视和把握近代历史现象，才能使近代史的研究出现新的局面[28]。他们要全面突破近现代史研究体系，建立一种新的“研究体系”，重新检讨半殖民地半封建这一提法，是要为设计新的近代史构架寻找理论基点[29]。在反“左”的名义下，全面否定了以往的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并在这种简单化否定中，形成了与过去百多年中总结出来，并且由实践划了句号的对我国近代国情的正确认识完全对立的“新体系”，这种否定已成为一种思潮，一种时尚[30]。

　　20世纪90年代社会文化保守主义与中国近现代史学界的翻案风相呼应，融汇成一股否定革命、告别革命的声浪。1995年，香港出版了据李泽厚、刘再复两人就近现代中国历史文化的谈话，经整理编成的一本书——《告别革命》。该书声称，要告别一切革命，要告别辛亥革命以后的中国革命，还要告别二十一世纪的革命。这本书成为全面否定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方法及其指导下的中国近现代史研究成果和中国近现代革命的的代表作，“告别革命”遂成为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代名词[31]。

　　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在中国近现代史研究领域的具体表现为：

　　⑴否定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中的马克思主义指导

　　毛泽东关于中国近代史的论述，是传统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直接理论基础。否定传统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必然要对毛泽东关于中国近代史的论述提出怀疑。有学者认为，“毛泽东这时对历史学的要求是战时要求;毛泽东这时所提出的重现和评估中国历史的标准，是战时标准。”“相对于当时的战争条件而言，这样要求、这样去做，完全是应该的。随着和平建设时代的到来，这种要求和标准现应得到调整和转换。”[32]

　　⑵否定近代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

　　近代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一个核心概念。这一概念受到严重质疑和挑战。

　　“告别革命”论者之一的李泽厚，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提出：“我们关于中国近代史的一些非常基本的概念、范畴、命题、判断，……有的则是流行多年，奉为定论，其实却似是而非，大可商榷。例如，‘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性质’的概念和命题，便是如此。”[33]

　　如果说这时李泽厚还只是要求对这一概念进行科学的论证和说明的话，到了1988年就有学者公开认为“两半论”，其“失误在于忽视了资本主义在中国发生和发展的巨大进步意义，尤其是资产阶级在政治上、文化上对封建主义的斗争。由于没有认识半殖民地半封建不是统一整体，导致在反帝的任务完成之后，反封建的任务迟迟没有完成。”该学者还提出，“确切地说，重新检讨‘半殖民地半封建’这一提法，是要为设计新的近代史构架寻找理论基点。”[34]

　　到了20世纪90年代，有人提出，“以新民主主义的理论原原本本地指导通史的近代史研究，……值得推敲。”“半殖民地半封建的道路从本质上说是一条中国式的，或大体适合中国国情的资本主义道路”[35]。作者在这里把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改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道路，把一种社会性质的事实认定，改成为“中国式的，大体适合中国国情的资本主义道路”这样一种带有感情色彩的价值判断。显然，这种看法是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进行辩护，从根本上颠覆了中国近代革命的合理性，使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建立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都丧失了历史依据。

　　⑶美化帝国主义殖民化

　　随着新时期现代化建设的推行，对外开放力度的加大，外资在中国的作用越来越大，海外中国近代史研究观点的涌进，一些学者开始重新审视近代中国的侵略与反侵略，要重新检讨近代中国的中西关系。尤其到了20世纪末，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推进，刘晓波等人公开美化帝国主义殖民化，提出要重新认识“殖民化”，主张要从“经济全球化”的高度重新认识帝国主义“殖民化”问题，认为“殖民化在世界范围内推动了现代化进程”，“如果没有西方的殖民征服，人类将永远沉睡，得不到发展。”[36]

　　有人片面地理解马克思1853年在《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和《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谈到英国在印度的“双重使命”：“英国在印度要完成双重的使命：一个是破坏的使命，即消灭旧的亚洲式的社会;另一个是重建的使命，即在亚洲为西方式的社会奠定物质基础”[37]，并以此为理论依据，去肯定“殖民征服”的“功劳”。他们却有意忽略马克思的论述：“英国资产阶级将被迫在印度实行的一切，既不会使人民群众得到解放，也不会根本改变他们的社会状况，因为这两者不仅仅决定于生产力的发展，而且还决定于生产力是否归人民所有。”“只有在伟大的社会革命支配了资产阶级时代的成果，支配了世界市场和现代生产力，并且使这一切都服从于最先进的民族的共同监督的时候，人类的进步才会不再像可怕的异教神怪那样，只有用杀害者的头颅做酒杯才能喝下甜美的酒浆。”[38]显然，马克思的意思很明显，殖民地国家只有推翻殖民统治取得独立才能进行建设，并没有替殖民主义统治进行辩护的意思。

　　有些人对近代反侵略斗争进行了不同程度的非议，对西方的殖民战争和侵略进行了不同程度的肯定，肯定西方侵略对近代中国的“刺激”和“震醒”，过分强调西方现代化国家对中国近代现代化的示范作用和“比较利益”。

　　对于近代中国的反侵略斗争，有人认为，无论是清王朝的抵抗，还是封建农民自发的三元里抗英斗争和义和团运动，“在形式上都是民族自己的斗争，而在实质上，都是站在维护本民族封建传统的保守立场上，对世界资本主义历史趋势进行本能的反抗，是以落后对先进，保守对进步，封建闭关自守孤立的传统对世界资本主义‘自由贸易’经济变革的抗拒。”[39]还有人认为近代中国政府和人民对不平等条约应该遵守，因为“即使是不平等条约，也是国家信誉所系。”[40]

　　历史虚无主义认为，“现代化的发展与民族的独立不存在必然的关系”[41]。所以，近代中国人民若不反抗西方侵略，“如果当时执行一条‘孙子’战略(不是《孙子兵法》的孙子，而是爷爷孙子的孙子)，随便搭上一条顺风船，或许现在的中国会强盛得多。比如追随美国，可能今天我们就是日本。”[42]

　　显然，上述观点彻底颠覆了马克思主义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指导下的对帝国主义侵略和中国人民反侵略的认识。不管上述作者抱着何种动机，实际上模糊了对近代中国帝国主义侵略和中国人民反侵略这个问题的历史本质，马克思主义中国近代史研究者对此进行了驳斥。

　　⑷替中国近代统治阶级翻案

　　在新时期中国近代史研究中，随着对中国近代史发展的基本线索的认识不同，尤其是评价历史人物的史观、角度的改变，对历史人物的评价有了极大的差异。以往被正面称赞、肯定的历史人物，从林则徐、洪秀全、孙中山到鲁迅、毛泽东，往往受到否定，以往受到批评或者基本否定的人物，受到了称赞、颂扬。一些研究者在近代史人物研究中，存在着对一些人物拔高的现象，或者评价过低，存在简单化的毛病。对以往人物研究的不足地方，予以纠正，是历史研究深化的表现。但对以往研究中过左的地方，反弹过分了，出现了整个翻案的情况。

　　对历史人物评价的翻案，集中体现在曾国藩、李鸿章、袁世凯、慈禧等人身上。“在文化史家的视野中，他们(按：指曾国藩、西太后、李鸿章、奕訢、张之洞、袁世凯——作者注)理所当然地是一批足可称为文化精英的杰出的历史人物。”[43]

起底《炎黄春秋》：长期反毛反共却屹立不倒

　　2．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别名——“告别革命”

　　新时期中国以经济建设为社会的主题。“时代精神”已由激烈的“革命斗争”转向现代化追求。“革命”不再是社会关注的焦点，稳定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前提，改革成为社会发展的动力。有学者对以往中国近代史研究以革命为中心提出质疑，并将对现实的认识反观于近代中国。认为那个时候也应稳定压倒一切，也要保守主义，因此要求调整研究范式由“革命范式”转向“现代化范式”。1989年中国国内政治风波后，加之国际上苏联东欧的剧变，使国际上掀起一股反对革命的浪潮。这种浪潮也反映到中国近代史研究中来，对近代中国的革命进行了否定，不加分析地推崇一切体制内的改革、改良，高潮就是从《告别革命》一书的出版。该书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理论问题，是20世纪90年代学术界尤其是在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中淡化意识形态、轻视唯物史观、轻视阶级分析方法的倾向的集中体现，集中揭示了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要害——“告别革命”。因此，新时期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可以称之为“告别革命”论。

　　“告别革命”论作为一种思潮，可以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当时出现的“救亡压倒启蒙”的思想就开始寓有把“救亡”也就是把革命看作一种消极的否定力量之意。这种思想可视为“告别革命”论的早期形态。1989年在纪念五四运动70周年时，有人把“告别革命”的思想推进了一大步。除了继续坚持“救亡压倒启蒙”的观点以外，认为“现在的主要问题是‘革命的后遗症’”，把攻击的矛头直接指向了革命。这时有人发表题为《论五四以来的革命与破坏主义》的文章，认为五四运动是“破坏运动”，进而把改良奉为上策，提出要改良不要革命的观点。这是“告别革命”论的重要观点。到了20世纪90年代，国际上社会主义运动的遭挫和国内八九年的政治风波，使“告别革命”的思想愈演愈烈。它表现在哲学、文学、艺术、历史特别是近代史方面，尤其对近代中国农民运动进行了大肆攻击。

　　这首先是从否定太平天国开始的。早在1989年，冯友兰的新版《中国哲学史新编》第6册，认为太平天国搞的是“神权政治”，退回到了中世纪，闹了十几年只是“一个笑话”，没有任何进步意义。同年作者在接受《新观察》发表专访时，开宗明义地就表示“否定了太平天国，给曾国藩翻案”。

　　在这个观点的影响下，1994年《原道》杂志发表了青年学者的《“无本者竭，有本者昌”——湘军、太平军与文化传统》一文，认为“文化上的荒谬注定了太平天国军事斗争的失败”，“洪秀全等人因此没有表现出中国传统文化塑造的人格美”，“湘军将领死的则留下了湘军精神，活着的则成为中国近代自强运动的中坚。”[44]

　　在否定太平天国的基础上，有人否定了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运动，表示“很难得出农民运动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这个普遍的结论”。还有人专门撰文，对解放后有关农民战争史的研究，从指导思想到研究方法再到史料运用，全面加以否定。

　　近代中国农民运动被否定后，在反对所谓“激进主义”、推崇“保守主义”的名义下，近代中国“凡是追求变革进步的多被加以‘激进’名义而否定，而维护‘君道臣节’即专制统治的则被称为‘稳健’而肯定，认为正是‘激进主义’阻碍了中国现代化进程，并由此进而抬高洋务运动，贬低戊戌变法，抬高清政府‘新政’，贬低辛亥革命、五四运动。”[45]

　　这种否定近代中国革命运动的思潮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发展到高潮——《告别革命——回望20世纪中国》的出版。该书是1995年由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推出的、刘再复主编的系列丛书《文学中国丛书》的一本。

　　《告别革命——回望20世纪中国》就是李泽厚、刘再复反思20世纪中国的平时对话录的录音汇编。根据对话者之一的刘再复在该书序言中所说：“这部书稿，我们最初起名为《回望20世纪中国》，后来又加了一个正标题为《告别革命》。这一正标题也可说是我们的整部对话录的主题。影响二十世纪中国命运和决定其整体面貌的最重要的实践就是革命。我们所说的革命，是指以群众暴力等急剧方式推翻现有制度和现有权威的激烈行动(不包括反对侵略的所谓‘民族革命’)。尽管这些行动在当时有其各种主客观原因或理由，但到今日，是应该给予以充分反省、总结和接受其经验教训的时候了。对20世纪的中国来说，这可能才是最根本的反省。”“我们决心‘告别革命’，既来告别来自‘左’的革命，也告别来自‘右’的革命。二十一世纪不能再革命了，不能再把革命当作圣物那样憧憬、讴歌、膜拜，从而再次悲歌慷慨地煽动群众情绪，最终把中国推向互相残杀的内战泥潭。当然中国更不能冒充世界中心而向外输出革命。二十一世纪应当是中国进行自我调整、自我完善、自我壮大的世纪。”[46]这番话点出了这本书的实质和要害。

　　很明显，20世纪中国只是李泽厚、刘再复关照现实、进行反思的素材，他们是根据现实的需要，从现实出发去回望20世纪中国历史的。现实既是他们“告别革命”的出发点，又是他们“告别革命”的落脚点。显然，过去的革命作为一种已经发生的历史事实，是“告别”不了，他们“告别”的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一种革命观。未来的中国是否能“告别革命”也不是凭他们主观就能决定的。毋庸讳言，《告别革命——回望20世纪中国》的对话者对历史采取了一种历史唯心主义的做法。按照“告别革命”论者的说法，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爆发的革命，似乎是可有可无的，如果改良搞得好，革命是可以避免的。显然，这是历史唯心主义者观察历史运动的看法，它完全无视历史发展是有规律可寻的客观历史运动。

　　事实上，正如刘再复所说的，他们的对话，“就是反省了二十世纪中国的基本思路。这些流行于社会并被我的心灵接受过的思路，除了上文已经提过的暴力革命有理的思路外，还包括历史决定论思路、辨证唯物论思路、政治伦理宗教三位一体的思路、阶级斗争与暴力革命有理的思路、两项对立的思路、意识形态崇拜的思路等等。与这种思路不同，对话录主张以经济为本，主张阶级合作、阶级调和、主张多元共生、主张改良渐进，主张开放舆论，主张政治与文学的二元论，主张社会与政治的区分，主张历史发展的二元背反，主张重新确立人的价值等等。”他还说，“我们所以要回望二十世纪中国，就是为了使故国人民从百年风浪中吸取经验教训，避免发生悲剧性的圆圈游戏。”[47]他们正是站在今人的立场，为了今后的需要，用他们现在的观念去回望二十世纪中国，去改铸已经发生的历史。正如刘再复所言，“在中国宏观走向的思考中，我和李泽厚都是温和派”，“而我在‘六·四’之后所写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自我迷失》，也悟到中国知识分子充当激烈的革命家并非好事，中国只有和平—改良—建设才有出路。”[48]他们正是站在改良的立场，抱着“改良优于革命”的观念来评判20世纪中国革命的。

　　从《告别革命》一书内容看，该书评论历史部分的只占少部分，因此不是一本历史著作。这本小书是谈话记录，谈不上什么理论依据，没有论证。因此更多的只是一种看法，谈不上是严肃的观点。《告别革命》的思想，其攻击中国近现代革命史的一些基本观点，早在1994年在国内的刊物上已经发表。在20世纪90年代出现，它反映了这个时期对马克思主义的一种态度。

　　在《告别革命》一书中，他们对革命尽诋毁之能事：

　　“一急就想革命，革命是一种最激进的办法。”[49]“革命就容易使人发疯发狂，丧失理性”，“革命的残忍、黑暗、肮脏的一面，我们注意得很不够。”[50]“革命不仅造成像法国那样的砍杀数千人的微观断头台，还制造了一种千百万人人头落地的宏观断头台。这就是大规模的战争，大规模的政治运动。”“革命确实有巨大的破坏力量”，“革命可说是一种能量的消耗，而改良则是一种能量积累。”“革命只是一种破坏性力量，它破坏了一种政治框架之后，并没有提供新的政治框架，因此，革命后一定会留下政治真空，除了再次专制，别无选择。”“老是革命，整个民族的生命能量就在革命中耗尽了。我们的民族现在已经成了一个非常累、非常疲惫的民族。知识分子更疲倦了，这完全是革命运动弄疲倦的。”[51]“革命其实是一种很情绪化的东西，革命时总以为靠一股气，一股劲就可以解决问题。”[52]“在战争中还是高科技决定一切。”“自我调整和自我完善就是一种改良，改革。就是和平进化。”[53]“改良可能成功，革命则一定失败。”中国在20世纪选择革命的方式，“是令人叹息的百年疯狂与幼稚。”[54]

　　他们高度肯定改良，抽象地认为改良比革命好。“我确实是温和的改良派。”“我赞成英国式的改良，不赞成法国式的、暴风骤雨式的大革命。这种革命方式付出的代价太沉重了。我一直是这个主张。我以为改良比革命好。”“应当对国内国外几次影响很大的革命，包括法国革命、俄国革命、辛亥革命等等重新认识、研究、分析和评论，应该理性地分析和了解革命方式的弊病，包括它给社会带来的各种破坏。当然也不是完全否定革命带来许多好的东西。”[55]按照他们所说的理性，应该是指扬弃情绪、扬弃道德义愤的思考，实际上二人对革命的看法几乎完全是情绪化的东西，近乎攻击和漫骂。

　　他们否定太平天国革命运动。“洪秀全迷信在革命战争时期的经验，把他们扩展到整个社会生活所遵循的普遍原则来推行，违反了现实的要求需要。如男营女营，废除家庭，这在战争时期和军队中可以做到，但在和平时期的正常社会生活中就完全行不通。”“这表现了农民革命和农民战争某些共同规律性的现象。”[56]

　　他们把革命归结为“激进主义”的产物，否定辛亥革命。认为辛亥革命“谭嗣同是近代激进主义的开头。”[57]“谭嗣同的‘激进’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58]“现在看来，他所带来的负面效应也相当大。这一效应影响到革命派。甚至可以说一直影响到现在。”“辛亥革命是搞糟了，是激进主义思潮的结果。清朝的确是已经腐朽的王朝，但是这个形式存在仍有很大意义。宁可慢慢来，通过当时立宪所主张的改良来逼着它迈上现代化和‘救亡’的道路;而一下子痛快地把它改掉，反而糟了，必然军阀混战。”[59]

　　他们高度评价康有为。“康有为是中国近代史上最具创造性的伟大思想家。”“康有为这种把大同理想和现实行为分开的做法说明他头脑相当清醒。毛泽东总是做不到这一点，他常常要求理想与现实的同一，结果现实行为总是太急，太浮躁，太浪漫。”“康有为从改良的总思路出发，认为中国社会的转型先走‘君主立宪’的道路，现在看来也是很可取的，至少，他提供了另一种可能性，这种可能性也许可以避免二十世纪中国这麽多的内战，包括暴力革命、军阀混战、政治运动等。”[60]

　　他们否定孙中山。“二十世纪中国的第一场暴力革命，是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当时中国可以有两种选择，—是康梁所主张的‘君主立宪’之路;一是孙中山主张的暴力革命的道路。现在看来，中国当时如果选择康梁的改良主义道路会好得多，这就是说，辛亥革命是不必要的。这样，我就否定了孙中山最重要的革命业绩。也就是说，现在我评说孙中山，就不像十五年前出版《中国近代思想史论》那样热烈地歌颂孙中山的革命了。”“孙中山永远值得人们敬仰的，恐怕不在于他的革命行为本身，而是他的革命人格。”[61]这种说法显得逻辑很混乱，孙中山的革命人格不就是通过他的革命行为体现出来的吗?

　　他们称赞胡适，贬低李大钊。“胡适和李大钊关于‘主义’和‘问题’的辩论，终于有了一个结果，看来，还是不能靠李大钊的‘根本解决’办法，而应当靠‘一点一滴的改良’。批判胡适这句话，真是很大的错误。”[62]

　　他们贬低马克思主义中国近代史认识。“总之是强调所谓‘三次革命高潮’是近代史的主线。把义和团运动也视为中国近代史的革命的一次高潮和历史的发展动力，尤其荒谬。”“这种拔高义和团的观念就是‘斗争哲学’、阶级斗争史观在起作用。以革命为神圣价值尺度，就会导致人为地拔高义和团的作用。”相反，他们认为那种把中国近代史的主流看作是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的观点是比较公平，比较符合历史实际。“洋务运动、维新运动，确实对中国步入现代社会起了前奏的作用，这样看，才是自然的。反之，否认洋务运动、维新运动而把义和团说成是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动力，就太唐突，太古怪。”还认为洋务运动跨出了中国现代化准备期的第一步。“评价这一运动，不能着眼于晚清官僚集团的主观动机，而应着眼于它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实际作用，如果我们摆脱阶级斗争史观，就不能不承认洋务运动为中国走入工业化社会奠定了第一块基石，其积极意义不可抹杀。”[63]

　　《告别革命》上述错误的言论和背离马克思主义的倾向，在20世纪90年代引起思想界、学术界的注意。针对这股否定革命的思潮，马克思主义中国近代史研究者进行了反驳。《求是》杂志连续发表评论，揭示了这种言论的荒谬。许多学者写文章批判这种错误的观点。

　　马克思主义理论界认为，在《告别革命》中，“一部中国近代史被完全颠倒了”[64]。这正是背离了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结果。对中国近代史有必要再认识，问题是如何再认识。对以往的马克思主义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有加以发展和完善的必要，但并不等于简单地否定就了事。李泽厚、刘再复的《告别革命—回望20世纪中国》对过去的历史和历史认识采取了非历史主义的态度，从自己的主观需要和现实需要出发，对历史采取了任意剪裁的态度。历史对他们来说，只是一种交谈的素材和表达观点的载体。这并不是一种严肃的学术态度，与他们所鼓吹的“理性态度”是严重向背的。不管他们在主观上是想如何“理性”，实际所做的确是非理性的做法。不管他们主观上是如何“爱国”，实际上却是严重地“误国”。

　　但是，应该看到，时至今日，“告别革命”思潮不仅在学术界仍有较广泛的影响，在社会上也有广泛的认同。这说明反对历史虚无主义思潮任务仍然任重而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