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在文化与文学艺术领域历史虚无主义者集中精力虚无中国近现代史外，也把视角伸向文化与文学艺术领域，通过影视媒体等大众文化形式传播他们的观点，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丑化，认为中国文化先天不足，需要用西方文化来改造;在一些描写新民民主义革命时期的文学作品中，漠视甚至消解中国共产党的巨大作用，嘲笑革命;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进步文艺、革命文艺和改革开放前的文艺进行了贬损; 在近代中国，历史虚无主义是作为同“全盘西化”论相伴生而出现的一种错误思潮。持“全盘西化”论者往往对民族文化、历史遗产采取轻蔑、虚无的态度，表现为民族文化虚无主义。在20世纪30年代首先提出“全盘西化”主张的陈序经就声称：“西洋文化无论在思想上，艺术上，政治上，教育上，宗教上，哲学上，文学上，都比中国的好。就是在衣、食、住、行的生活上，我们也不及西洋人的讲究。”他提出：“今后中国文化的出路，惟有努力去跑彻底西化的途径。”[65]胡适同样认为中国什么都不如人，主张以充分的世界化作为中国文化的出路，他的具体方案则是要求仿照“美国模式”。这种“全盘西化”论者同文化复古主义一样，同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方向相违背的，受到了马克思主义者的抵制和批判。五四运动以后，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特别是人民革命的胜利，新中国的建立，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确立，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成就，广大人民群众的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得到极大发扬，所以这种错误思潮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受到了有效抑制。 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社会再次出现了一股否定传统文化、鼓吹全盘西化的思潮。对传统文化采取虚无最典型的是1988年6月11日至28日在中央电视台播出的政论片《河殇》。该片认为，“必须重建中国人的文化——心理结构。这将是一项极为艰巨复杂的文化——哲学的系统工程”。[66]该片把华夏文明的摇篮——黄河和中华民族的象征——龙作为剖析中华民族文化心态的依据，把对民族和历史责任感的追求看作是一个民族的心灵的痛苦，并且，“它的全部痛苦就在于：文明衰落了”。黄河文明“已经衰老了”，“它需要补充新的文明因子”。还把人类文明划分为内陆文明与海洋文明两大单元，“需要我们创造的，是崭新的文明。它不可能再从黄河里流淌出来。”表示“我们不再拒绝大海的邀请了”，黄河所造就的内陆文明最终要融入海洋所造就的海洋文明。 《河殇》宣扬的民族虚无主义和全盘西化思想引起了社会各界的质疑和反对。诺贝尔奖获得者、美籍华人杨振宁和李政道更是表达了对民族虚无主义的不满。1988年9月9日，诺贝尔奖金获得者杨振宁教授在南开大学演讲谈到电视剧《河殇》时说：“文化传统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事情，是一个多方面的事情。中国的文化传统是世界最悠久的文化传统之一，中国的文化传统是世界唯一的在同一地区，从古时候一直延续到今天的传统。中国的文化传统西方人非常羡慕，为什么呢?因为它里面有非常良好的部分，教育传统就是其一。当然任何一个复杂的事情，任何一个几千年的传统，任何一个几亿人的历史背景，不可能纯粹是好的，其中有许多复杂的成份，对此是要讨论的。我觉得，《河殇》这个电视片作了一个贡献，它可以激发大家去思考、研究、反思。这个电视片里特别提到了三个象征，都是中国的传统象征，是中国历史的象征，是中国民族的象征：一个是龙传统或龙的神化;一个是长城;一个是黄河。我想全世界都承认这三者是中国传统象征。在这个电视片里，我最不能接受的是，把这三个传统都批评得一无是处。这个电视片认为，如果不把这种传统抛弃，中国就没有希望，我认为这是一个大错。”[67] 李政道教授也撰文强调：“中华民族的文化发源于黄河。当黄土文化移入了长江流域，使长江居住的黄人结合了北方的黄人。黄河的黄水流入了大海，使海外的华人也永远连接了这伟大的河流。黄帝的儿女们，我们必须团结，发扬民族理想，建立自尊、自信。……没有过去的经典力学就不会有今日的量子力学，不懂得经典力学，就不可能了解量子力学。同样地，一个只依赖过去的民族是没有发展的，但是，一个抛弃祖先的民族是不会有前途的。5000年的黄土文化值得我们骄傲，希望我们今后的创业，也能得到未来子孙们的尊敬。黄帝的儿女们，我们只要有志，不必害怕目前的贫穷。盼能启新自兴，望弗河殇自丧。”[68] 《河殇》反映了坚持全盘西化的知识分子对中国、对西方的态度。它在表达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整体批判以及对西方文明的深深向往和崇拜时，所体现的历史虚无主义和全盘西化的态度和倾向，确实伤害了中华民族的自尊心和自信心。这也就是它为什么引起大量的质疑和批判的一个重要原因。 历史进入21世纪以后，有人继续坚持鼓吹曾经驳倒的“中国文明西来说”，其中谈论“三星堆文化”的书，就是虚无中国文明起源的标本。该书作者武断地认为，“‘三星堆’文明绝非内生，它属于外来文明，其来源是‘西方’。”“人类其实只有一个‘文明子宫’”，“是指地中海东部沿海地区，主要包括北非、巴比伦、犹太人以及希腊人。”“三星堆古国是古代中东地区闪米特人建立的政权，三星堆文明实质上更是闪米特文化的遗泽。”“时间不同的中东不同群体来到中国，给中国带来了形态各异的不同文化。”针对这个作者的武断，有批评者指出：“一个无所事事的人在网上浏览，偶尔点击了‘三星堆’，在缺乏文化学、历史学、人类学、民族学、人种学、民俗学、社会学、语言学……(少列些学科，就算饶了它们吧)等学科知识的前提下，对‘三星堆’文化作了漫无边际的生拉硬扯。”[69] 历史虚无主义在文艺领域里也有大量表现，特别是历史剧的创作中。 描写中国近现代历史的一些文学作品中，对中国共产党的先烈们进行消解，张扬所谓人性的大旗，不加分析地挞伐暴力，曲解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巨大作用。电视剧《走向共和》以近代中国人都在“寻找共和道路”的名义，美化李鸿章、袁世凯;电影《色戒》用抽象的人性化手段丑化抗日志士，美化汉奸。有学者针对历史剧中存在的历史虚无主义，指出，历史剧必须尊重历史。对历史上实有的人和事，特别是对那些有重大影响的人和事的描述和评价，尤其要慎重，决不能不顾及历史的记载、史实的鉴证和历代史家的评论，单凭自己的想象和好恶，任意进行编造，以致把历史篡改得面目全非。历史学和历史剧之间的错乱现象，使得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年无所适从，产生了严重的思想混乱。有的宣扬错误的历史观、歪曲历史真相的所谓历史剧不胫而走，而按照历史的真实性写出的历史学著作，在群众中反倒十分隔膜。这种情况如不改变，几代以后，不少人将不知历史为何物。 在文艺评论中，历史虚无主义全面否定五四以来特别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和影响下的进步文学、革命文学和改革开放以前的建设文学，对参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作家如鲁迅、郭沫若、矛盾、丁玲等人极力进行贬损和嘲讽，对张爱玲、周作人等人的作品极尽吹捧之能事，认为新中国成立前的进步文艺和革命文艺是革命的附庸，建国后前17年的文艺是“极左”政治的产物，没有任何文艺价值，宣称要与中国现当代文学传统“断裂”。
4．在个别主流媒体和非主流舆论宣传领域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在个别主流媒体和非主流舆论宣传领域也不同程度地存在。 个别主流媒体。改革开放以后，个别主流舆论宣传领域，为了论证改革开放的必要性，为了宣传改革开放的成就，有意无意地贬低改革开放前新中国建设的成就，通过宣传和夸大改革开放前的不足，乃反衬今天改革开放的伟大和辉煌成就。特别是在2008年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年和2009年纪念新中国成立60周年的个别舆论宣传中，割断历史的联系，把前30年与后30年对立起来，用前30年的不足来说明后30年的成就。个别新闻媒体甚至把建国前30年描写得一团漆黑，甚至连20世纪30年代都不如，对改革开放前的新中国历史采取了虚无的态度。这种做法，并不能达到宣传主流意识形态的目的。 在非主流舆论宣传阵地。改革开放以后，在主流舆论阵地以外，出现了一些民间兴办的非主流舆论宣传阵地。这些非主流舆论宣传阵地，是适应市场的需要而兴起的。它们的生存主要靠满足市场需要，市场就是它们的上帝。为了迎合市场需要，特别是资本的需要，非主流舆论阵地中一些媒体，成为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重要传播渠道，成为与主流舆论阵地相对抗的主要阵地，也成为西方敌对势力利用的重要工具。抢占意识形态阵地成为一些非主流舆论宣传阵地的重要使命。南方的《南方周末》和北方的《炎黄春秋》就是这类媒体的代表，是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向大众传播的重要渠道。 《南方周末》是南方报业集团下属的子报，是一份在全国有很大影响的报纸。发行量曾经达到150多万份，拥有众多读者。这份报纸是最早走向市场的报纸之一。该报的广告用户主要是具有跨国公司背景的大公司。该报以敢于报道现实的敏感问题著称。一些历史虚无主义主义思潮的文章是通过该报为大众所知晓的。该报已经成为挑战主流意识形态的主要媒体。 《炎黄春秋》是在北京出版的一份以传播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为主要内容的历史杂志。这个杂志，名义上是一个关于历史为主的综合性杂志，打着“秉笔直书”的幌子，实际上一个政治性很强的杂志，借谈历史来影射现实，表达他们的诉求。这个杂志最近几年，几乎每期至少都有一篇非毛化的文章，个别文章已经开始批判邓小平。这个杂志因为有以李锐、杜导正为代表的一些离退休高级干部作顾问和编委，所以在社会上有比较大的影响，特别是在一些离休干部和知识分子中有很大的影响，订户达十几万份，成为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主要传播阵地。 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对社会上大众的影响主要是通过非主流舆论宣传阵地来实现的。由于非主流舆论宣传阵地利用了执政党在管理意识形态方面的漏洞，特别是打着一些合法的旗帜，假借客观公正之名，对普通民众具有很大迷惑性和欺骗性。 历史虚无主义的观点集中为：第一，否定革命，认为革命是一种破坏性力量，只起到破坏作用，五四运动以后救亡压倒了启蒙，只有资产阶级性启蒙才具有建设性作用;第二，把五四以来中国人民选择社会主义方向视为偏离人类文明主流和走上歧路;第三，认为经济文化落后国家没有资格搞社会主义，新中国建设的社会主义是“农业社会主义”、“封建社会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第四，认为党的历史是一系列错误的延续和堆积。 从新时期历史虚无主义的表现来看，历史虚无主义的要害就是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马克思主义指导、社会主义制度和人民民主专政，美化历史上特别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的统治阶级、汉奸、叛徒。历史虚无主义的认识根源是唯心史观。他们不是从历史发展的实际情形出发，而是凭主观，基于自己的需要，任意解读历史，虚构历史，歪曲历史，否定历史，重构历史，为中国历史特别是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发展寻找没有任何根据的“历史规律”和“发展道路”。
[1]《龚自珍全集》上册，中华书局1959版，第22页。 [2]《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57-358页。 [3]《江泽民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01页。 [4]《人民日报》2003年11月26日。 [5] 见赵云献主编：《毛泽东建党学说论》(下)，人民出版社2003年11月版，第1031-1032页。 [6] 转引自刘洪潮主编：《西方和平演变社会主义国家的战略策略手法》，湖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12月版，第35页。 [7] 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1159页。 [8]《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87页。 [9]《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80页。 [10] 参见[美]大卫?科兹等：《来自上层的革命》，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91页。 [11] 参见[美]大卫?科兹等：《来自上层的革命》，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65页。 [12] 转引自刘洪潮主编：《西方和平演变社会主义国家的战略策略手法》，湖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12月版，第101-102页。 [13] 转引自杨共乐：《后现代主义史学述评》，《高校理论战线》，2003年第6期。 [14] 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中华书局2002年8月版，第41页。 [15]《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38页。 [16]《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9页。 [17]《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87页。 [1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00—301页。 [19]《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12页。 [20]《列宁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63页。 [21]《马克思恩格斯文库》，俄文版第10卷，第104页，转引自刘大年：《中国近代史问题》，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36页。 [22]《马克思思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卷，第118页。 [23]《马克恩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卷，第217页。 [24]《列宁全集》第10卷，中文第1版，第190页。 [25]《列宁全集》第28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64页。 [26] 冯林主编：《重新认识百年中国》编后记，改革出版社1998年1月版。 [27] 李文海：《关于中国近代史的几个重大问题》，沙健孙、龚书铎主编：《走什么路一—关于中国近现代史上的若干重大是非问题》，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401页。 [28] 郑焱：《打破束缚，更新观念》，《学术研究》，1994年第4期。 [29] 凌峰：《李时岳关于近代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答记者问》，《学术研究》，1988年第6期。 [30] 李文海：《关于中国近代史的几个重大问题》，沙健孙、龚书铎主编《走什麽路——关于中国近现代史上的若干重大是非问题》，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1月版。 [31] 陈飞等：《要不要革命—关于中国近现代史若干重大原则和是非问题的争论》，陈飞、盛源主编：《回读百年：20世纪中国社会人文论争》，第5卷，大象出版社，第962页。 [32] 王学典：《二十世纪后半期中国史学主潮》导论，山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33] 李泽厚：《开辟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新阶段》，《文汇报》，1986年12月30日。 [34] 凌峰：《李时岳关于近代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答记者问》，《学术研究》，1988年第6期。 [35] 郭世佑：《中国近代史研究需要理论突破》，《史学理论研究》，1993年第1期。 [36] 转引自龚书铎等著：《历史的回答——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几个原则争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 版，第1页 。 [3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68页。 [3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71、773页。 [39] 周清泉：《中国近代史应当提到世界史的历史范围内研究》，《成都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5年第3期。 [40] 资中筠：《爱国的坐标》，《读书》，1996年第6期。 [41] 马勇：《辛亥革命：现代化的主观意图与客观效果》，《近代史研究》，1995年第1期。 [42] 李慎之：《从全球化的观点看中国的现代化问题——在重估中国现代化问题主题研讨会上的发言》，《战略 与管理》，1994年第1期。 [43] 郭莹：《精英人物与中国近代化进程》，《学术月刊》，1994年第1期。 [44] 辛岩：《“无本者竭，有本者昌”——湘军、太平军与文化传统》，《原道》第1辑。 [45] 丁守和：《要正确评价历史人物》，载《光明日报》1996年7月23日。 [46] 李泽厚、刘再复：《告别革命—回望20世纪中国》“用理性的眼睛看中国——李泽厚和他对中国的思考(序)”，第4页，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5年版。 [47]李泽厚、刘再复：《告别革命—回望20世纪中国》“用理性的眼睛看中国—李泽厚和他对中国的思考(序)”，第10页，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5年版。 [48]李泽厚、刘再复：《告别革命—回望20世纪中国》“用理性的眼睛看中国—李泽厚和他对中国的思考(序)”，第5页，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5年版。 [49]李泽厚、刘再复：《告别革命—回望20世纪中国》，第74页，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5年版。 [50]李泽厚、刘再复：《告别革命—回望20世纪中国》，第68-69页，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5年版。 [51]李泽厚、刘再复：《告别革命—回望20世纪中国》，第70-71页，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5年版。 [52]李泽厚、刘再复：《告别革命—回望20世纪中国》，第79页，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5年版。 [53]李泽厚、刘再复：《告别革命—回望20世纪中国》，第76页，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5年版。 [54]李泽厚、刘再复：《告别革命—回望20世纪中国》，第74页，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5年版。 [55]李泽厚、刘再复：《告别革命—回望20世纪中国》，第66页，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5年版。 [56]李泽厚、刘再复：《告别革命—回望20世纪中国》，第66页，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5年版。 [57]李泽厚、刘再复：《告别革命—回望20世纪中国》，第119页，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5年版。 [58]李泽厚、刘再复：《告别革命—回望20世纪中国》，第141页，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5年版。 [59]李泽厚、王德胜：《关于文化现状、道德重建的对话》，《东方》，1994年第5、6期。 [60]李泽厚、刘再复：《告别革命—回望20世纪中国》，第140-141页，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5年版。 [61]李泽厚、刘再复：《告别革命—回望20世纪中国》，第129-130页，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5年版。 [62]李泽厚、刘再复：《告别革命—回望20世纪中国》，第72页，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5年版。 [63]李泽厚、刘再复：《告别革命—回望20世纪中国》，第179-180页，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5年版。 [64] 谷方：《评“告别革命”论》，沙健孙、龚书铎主编《走什麽路—关于中国近现代史上的若干重大是非问题》，第84页，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1月版。 [65] 陈序经：《中国文化之出路》，载罗荣渠主编：《从“西化”到现代化》，北京大学出版1990版，第363-364页。 [66] 转引自 陈哲夫、江荣海、吴丕：《20世纪中国思想史》(下)，山东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128页。 [67]《杨振宁谈<河殇>》，载《工人日报》，1988年10月7日。 [68] 李政道：《读<河殇>有感》，载《光明日报》，1988年11月4日。 [69] 张诒三：《猜想<三星堆文化大猜想>》，《博览群书》2005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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