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美国左派青年对格列佛•弗教授演讲的回应 回应格列佛•弗教授与被美化的斯大林时代（系列一）
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犯下的指控的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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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na
2014年3月8日，格列佛•弗（Grover Furr) 教授在马萨诸塞州剑桥郡的马克思主义教育中心发表演讲。其演讲内容主要是关于他的著作《赫鲁晓夫撒谎了》（Khrushchev Lied)。下文是一名参加其讲座的美国左翼青年Enna（他自认为是一个共产主义者）对弗教授声称有证据证明托洛茨基和布哈林都与外国帝国主义势力勾结，并领导了在苏联内部的破坏活动和对苏联高级领导人的谋杀，以企图在苏联复辟资本主义的简要回复。
“（在司法程序中）被告人本人认罪并不是必要的。要求被告人认罪在法学上是一个来自中世纪的原则。”
——尼古拉•布哈林
弗教授，我首先想感谢您今天来到马克思主义教育中心，并发表讲话。我今天想提出的问题与您的书《赫鲁晓夫撒谎了》也许并不直接相关。
您在《文化逻辑》杂志（Cultural Logic）上发表了两篇长文，第一篇的题目为《史蒂芬•科恩的布哈林传记：关于赫鲁晓夫时代的虚假“揭秘”》（Stephen Cohen's Biography of Bukharin: A Study in the Falsehood of Khrushchev-Era 'Revelations）和《列昂•托洛茨基与德国和日本勾结的证据》（Evidence of Leon Trotsky's Collaboration with Germany and Japan）。
您在前一篇文章中声称“与我们今天拥有的证据相一致的假说只有一个：布哈林确实犯下了他自己所供认的罪行。然而，有些人可能会说，布哈林仍然可能是无辜的，甚至不顾事实，而认定他一定是无辜的。”
而在后一篇文章中你宣称，“考虑到今天现有的证据，只存在一个客观的结论：我们的假设被证实了。我们不得不得出这样的结论，列昂•托洛茨基勾结德国和日本的官员，以帮助他重返苏联掌权。”
在认真阅读您关于这些问题的作品，并参考了一些一手和二手资料来源后，我对您的论点提出以下反对意见，并饶有兴味地等待您的回复。
首先，如果莫斯科大审判的判决是正确的话，那么就是存在一个巨大的阴谋。一大批苏联政府官员、党员（现任和前任）以及军事领导人曾和纳粹德国、日本帝国、波兰情报机构和英国情报机构合作。然而，迄今为止没有任何来自这些国家档案的证据证实这些非同寻常的指控。例如，历史学家和学者数十年来一直在研究纳粹德国的档案，但迄今没有发现任何证据可以证明存在这样一个巨大的阴谋。
你声称托洛茨基档案包含证据证明1932年存在一个他与里奥廷（注：前莫斯科区委书记）和季诺维也夫结成的集团（包括前右派反对派的其他人员）。而这也得到了J•盖蒂(J Arch Getty）和彼埃尔•布鲁诺（Pierre Broue）的档案证据所证实。然而，既没有任何证据能推测出该集团会从事恐怖行动或破坏活动，也没有任何证据支持这一观点。而且事实上有证据证明，在“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投降斯大林、公开承认他们的罪过和向斯大林派表达忠心后，这个集团在1933年5月就破裂了。他们脱离反对派而使托洛茨基怨恨不已。当年5月23日托洛茨基的一篇文章将两人描述为可怜的、悲惨的而卑下的家伙。7月6日，他再次抱怨他们，并用严厉的笔调谴责他们的投降。集团的领导层（如果不算那些低一层次的工人们）已经彻底消失了。托洛茨基的两个非公开策略现在均已成为废纸。”
而且，托洛茨基在苏联有地下追随者并不能证明他与纳粹德国或日本帝国有勾结。这里的问题不是托洛茨基与谁接触过，而是事实上他是否与外国势力勾结从事间谍活动。但没有任何证据支持这样的结论。
托洛茨基当然反对斯大林的政治路线，没有人会否认这样的事。而且他确实仍然与苏联（内部的人）保持联系。我们当然可以讨论托洛茨基的路线是否错误，如果得以执行是否可能给苏联带来灾难性的影响。为了继续辩论，我们姑且承认这一点。
但即使如此，有人执行错误的政治路线并不意味着就是一个间谍。政治上的反对力量也不是叛国和与法西斯和帝国主义列强勾结的代名词。当一方面你承认没有实物证据能证明阴谋，另一方面当需要提供确凿证据时，你又说“缺乏证据”仅仅是“暂时还没有证据而已”。我们认为最有可能的一个原因是，任何人都不应指望这样的阴谋会被以任何形式记录下来，尤其是在档案里更是有意回避了相关信息”。保密性和安全性要求这样的信息只能口头交流。”但在我看来，这并不能为以下理由作出解释：
每一个阴谋都会留下这种或那种形式的纸质文档（如纳粹策划种族大屠杀的万湖会议（1942年）、水门事件、伊朗门等等），尽管他们尽了最大努力来保持秘密，但是仍然有各种不同类型的文件证明他们的存在（包括备忘录、收据和报告等）。你的立场是认为布哈林、托洛茨基和他们所谓反苏活动的各种不同同谋者都能想方设法不留下任何证据。这将使他们得以成就人类历史上首次如此精密管理阴谋的壮举，不得不说实在令人难以置信。
根据您的观点，20世纪30年代苏联大审判中的各被告供认都是确凿有效的，应该被当作证据。然而，在这些审判中，没有任何确凿的旁证能被用来佐证被告的供认。没有确凿旁证支持的自供很容易使人们疑问被告是被迫以这种或那种形式自证其罪。
你宣称被告的供认是有效的，因为没有证据证明被告受到威胁、折磨、或者因某种许诺而被诱供。”然而，我们从学者编写的已经解密的苏联档案中得知，苏联的司法系统确实存在着各种不同的逼供方式。譬如你一直称道的学者J. Arch Getty在他编写的选集《恐怖的道路：斯大林和布尔什维克的自我毁灭，1932-1939》（The Road to Terror: Stalin and the Self-Destruction of the Bolsheviks, 1932 - 1939)中就提到了这一情况。
逼供方式包括：
-设定逮捕嫌疑人数量的配额（471-476页，170号文件）。
-内务人民委员会指示监视和惩罚犯罪嫌疑人家属（477页，170号文件）
-各种形式的单独禁闭。（3页）
-折磨（489页）
人们完全有理由怀疑存在这些逼供行为下被告供词的有效性。事实上，我会进一步说明这些做法是与共产主义道德观相互矛盾的。
在盘问和司法程序中，没有旁证情况下依靠被告自供而进行有罪推定或者威胁犯罪嫌疑人的家属都不能算是有效的共产主义实践。作为共产主义者，我们的目标不是坚持维护这种方法和由此带来的成果，而是要谴责这些手段。
现在让我们看看尼古拉•布哈林案例和他供词的有效性。
虽然话这么说，我们没有证据证明布哈林在他的审判前遭受到折磨。你和他的传记作者史蒂芬•科恩（Stephen Cohen）都这么说。但是布哈林是在狱中坚持了三个月后，直到他的妻子和刚出生的儿子受到威胁时才做出供词的（科恩，375页）。仅这一点就让我们怀疑布哈林供词的有效性。
此外，根据科恩对布哈林审判案的描述，他（布哈林）声称愿意完全“承担一切政治责任”以挽救他的家庭……同时断然否认或巧妙地反驳他同谋参与了任何实际的犯罪。”我们知道，他曾写信给斯大林请求宽恕。所以按常理说，也许他希望通过认罪获得一定程度的宽赦。
虽然也有理由可以说那些遭受审判的人没有遭到折磨。事实上布哈林传记的作者科恩也未声称布哈林遭到折磨。但是科恩认为，布哈林一直没有认罪，直到他的家人受到威胁。你用庭审笔录佐证声称布哈林确实承认犯下了具体的罪行，而科恩也使用了相同的庭审笔录。根据这份笔录我想提出以下相关问题：
- 布哈林否认自己参与了1918-1919年杀害布尔什维克领导人的阴谋。而且，他断然否认参与任何间谍活动。
- 他拒绝讨论与共同被告进行过任何共谋破坏活动。又是什么使苏联总检察长维辛斯基（Vshinsky)在1938年3月11日的结案陈词中说道“布哈林害怕承认有罪，就如同魔鬼害怕焚香一样。他在此否认了他的罪行。”
我们从这一陈词中能得出什么结论呢？用所有可应用的方法进行研判，都发现缺乏确凿的证据，这使我不得不怀疑诉讼程序的有效性，而且由此得出的结论就是，被告实际上是无辜的。
根据上述陈述和事实使我得出的结论是，不仅布哈林和托洛茨基不存在与外国列强之间勾结的巨大阴谋，而且无论是尼古拉•布哈林还是列昂•托洛茨基都是无辜的，他们没有犯下1930年代大审判指控他们的任何罪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