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贫县30多个。全区大部分穷困的职工工资在300-500元之间。南疆地区处于低保的城镇人口40%以上。特别是经济转轨时期的阵痛，使一些地区的社会问题不能很好解决，如医疗保障、退休养老等问题：以贪污腐败为突出特点的不正之风盛行，公款吃喝、权钱交易，一些不平等现象形成消极效应。列宁说：“有苦难的地方就有宗教。”当社会还不能有效遏制这些问题时，部分社会成员“在宗教中寻找安慰，正如一些人在酒中寻找安慰一样。加之，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农牧民收入增长缓慢；南北疆经济发展差距拉大，尤其是偏远的少数民族聚居区经济增长迟缓等问题，使少数民族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相对处于劣势。全疆56个贫困县儿乎都分布在边境、少数民族聚居区，贫困人口也大部分集中在少数民族群众中。这种反差，给广大群众尤其是少数民族群众造成了心理上的不平衡，加之教育、文化发展落后。这些问题都有可能被别有用心的人所利用，宗教极端分子和民族分裂土义分子趁机煽动群众的不满情绪，而这种不满情绪又会激发人们的宗教感情，如果不能加以正确的引导，这种偏激的宗教情绪必然会被民族分裂分子引向极端。可见，新疆地区出现的恐怖主义犯罪与经济发展的相对落后和群众生活的相对贫困是相伴而生的。以和田地区为例，所辖7县1市均为国家重点扶持的贫困县（市），目前仍有35万多人未解决温饱，去年的财政收入只能保证供养人口两个月的刚性支出。到目前为止，财政欠发职工个人资金达2.4亿元，职工住房公积金、医疗费长期拖欠得不到解决。国家级贫困县于田县有174个行政村，有清真寺792座，而中小学校仅122所。在农村几乎达到全民信教的程度。许多学生考上大学后却上不起学，被迫去学经文。甚至连公安人员破案的差旅费有时也无法解决。有的地方电力不足，看不上电视，听不到广播。2000年南疆地区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和喀什、和田二地的总人口占了全新疆的48.36%，可GDP只占全新疆的8.1%，人均GDP为1999.6元，只是全疆平均水平的28%，全新疆的70%的贫困县集中在这些地区。与内地和其它地区形成巨大反差，一些少数民族群众由此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产生怀疑，把精神寄托于信仰宗教上，进而被民族分裂分子和非法宗教势力蒙蔽利用。
此外文化教育事业的滞后，也使宗教极端思想的渗透有了机会。一定的信仰，总是一定信仰主体价值取向和价值选择的外在体现，其深层根基在于主体的内在需要。当主体既不能通过理性的途径又不能通过实践的途径达到感情需要的满足时，他就必然诉诸宗教，用超自然的力量弥补自身的虚弱。由于西北穆斯林群众大多生活在贫困偏远地区，文化水平低下，交通信息闭塞，反动势力经常利用一些社会问题煽动教民，制造事端，破坏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事实表明，哪里的宗教氛围浓厚，那里的群众基础就相对薄弱；哪里的非法宗教活动盛行，那里的“三股势力”就猖撅；越是经济贫困和教育、文化落后的地方，宗教问题就越突出。近年来，在资金和教育方面国家给予了大力支持，加强了新闻广播网络在农牧区的覆盖率，促进了农村文化生活基础设施的建设。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改革开放以来，在大力发展经济建设的同时，政治思想教育工作力度并没有与经济建设并驾齐驱，而是呈现出减弱的状态。我们忽略了对广大群众，特别是对青少年的政治思想教育，使得边远地区的人民群众不能感受到改革开放以来新疆发生的巨大变化，识别不了民族分裂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的反动思想。尤其是宣传文化阵地建设薄弱，不能有效地承载抵制和反击分裂势力和极端宗教势力政治渗透的任务。全疆已有清真寺24000多座，是全区各类基层文化设施总数（包括各级文化馆、文化站、图书馆、广播站、电影院场）的五倍以上，在乡村，宗教活动的覆盖面和影响力远远大于群众性文化阵地的作用。
四、民族问题引发伊斯兰极端势力的产生。
西北地区伊斯兰教具有鲜明的政治性和民族性，宗教问题并不是单一存在，往往与政治问题和民族问题相交织。如在新疆信教群众中尤其是信仰伊斯兰教的少数民族中，由于宗教感情与民族感情、宗教心理与民族心理、宗教习俗与民族习俗、宗教文化与民族文化、宗教意识与民族意识相互交错、相互渗透，有时甚至难以严格区分开来，宗教问题往往与民族问题是相互交织在一起的。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对某个民族宗教信仰的态度，常常被看作是对其民族态度的体现。这种宗教情结作为一个民族心理素质的一部分，对于强化民族群体的凝聚力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如果没有正确的引导，很容易出现宗教狂热等负面问题。在新疆特别是宗教氛围浓厚的南疆贫困农村，维吾尔族群众经常把是否信仰宗教看作是不是一个真正维吾尔族人的重要象征。同在一个居民区，信教的人会受到普遍的尊敬，不信教的人却受到来自各方面多种形式的歧视和压力。宗教狂热与民族因素相联结，通常会导致其潜在的排他性过度膨胀，极易成为引发与其他民族的矛盾和纠纷的诱因。事实上，近些年来发生的影响民族问题的事件有相当多是因为宗教因素引发的，有的即使起因不是宗教因素，但在事件发展过程中由于宗教因素的介入又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事态的发展。值得注意的是，境内外民族分裂主义分子始终在把宗教作为进行破坏民族团结，分裂国家统一的罪恶活动的“杀手锏”。西方敌对势力、周边伊斯兰极端势力、境内外“东突”势力正是利用这一特点，借助宗教煽风点火，挑起事端。
五、从文化内质上讲，伊斯兰教传统信仰文化与现代社会不相适应成为非法宗教势力产生的原因之一。
一方面，伊斯兰传统文化的封闭性，阻隔了民族文化与民族心理的交融，这种语言文化上的隔阂不健康的发展会在一定范围内产生民族离心倾向，甚至形成分裂意识。在伊斯兰教的作用和影响下，区内穆斯林各民族逐步形成了回族为主体的汉语族文化圈和以维吾尔族、哈萨克族为主体的新疆少数民族文化圈，在两大语言文化体系之间、体系内各民族之间，以及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心理隔阂，主要体现在少数民族对汉族的防备心理和反汉排汉情绪。这种非正常的民族心理常常被少数坏人所利用。狭隘民族意识越强，离心倾向就越重。另一方面，部分教义思想的狭隘性，使其在一些领域与社会进步不协调。如伊斯兰教强调“真土至上论”禁锢了教民的思想，使其容易安于现状，缺乏创造性、开拓性；伊斯兰教对于“穆斯林”和“异教徒”的理念，不利于民族团结和相互融合；教派门宦和宗教特权的存在，与改革开放的大趋势不相适应，等等。再一方面，部分宗教人士和信教群众落后的观念与现代进步文明相冲突，严重影响了其自身发展。有的宗教人士怕受世俗的影响不看电视，不听广播，不用电脑，“两耳不闻窗外事，心中只有《古兰经》”，既听不到党和政府的声音，也看不到社会的发展进步，宣讲教义时跟不上时代的步伐，甚至与党和政府“两个声音”；部分信教群众宗教意识过于浓厚，公民意识和法制观念淡薄，不重视科技和教育，大局观念不强，在计划生育、子女入学、收缴公粮、城市改建等方面不配合政府工作，引发新的社会矛盾和问题。
六、伊斯兰教本身具有强烈的排他性和政治参与性，为极端主义提供了生存的土壤。
伊斯兰教是入世性很强的宗教。宗教礼俗已深深地融入穆斯林各民族的日常生活中，民族内部的社会政治、道德行为、饮食起居、取名婚丧、人际来往等无不打着宗教的烙印。宗教信仰己成为这些民族文化的核心和维系社会道德的主要精神力量，支配着穆斯林的精神世界。对于虔诚的穆斯林来说，伊斯兰教就是其精神主宰、行为准则与生活方式。这种根深蒂固的宗教情结，很容易淡化其公民意识和法规观念，也容易形成教内集权和宗教上的盲从行为。在一些教民聚居区，宗教上层和极端分子之所以能一呼一百应，煽动教民聚众闹事，原因就在这里。其次，伊斯兰教强调“万物非土，唯有真主”、“天下穆斯林是一家”、“不是穆斯林就是异教徒”，这种强烈的排他胜，既可以形成信众内部强大的凝聚力，也可以被用来制造民族矛盾和教派冲突。朴素的宗教认同感和狭隘的民族意识，使“二股势力”有了赖以生发的土壤。极端势力和分裂势力断章取义，歪曲教义，宣扬“圣战”，虔诚的穆斯林容易讹传误信，产生极端宗教情绪和过激行为，有的成了分裂分子和极端分子的帮凶。相当一部分维族群众把信仰伊斯兰教看作是民族行为，有的甚至把政府打击处理的民族分裂分子和宗教极端分子当作“民族英雄”，把帮助和掩护他们视为“义举”。在群众基础比较薄弱的一些地区，不但分裂分子能够受到庇护，而且很容易发展势力或纠合起新的反动组织。另外，由于我国的穆斯林在世界观还是和伊斯兰教世界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以致一些人认为，奥萨马·本·拉丹是民族英雄，而不是恐怖分子。“他的行为是一种奉献，而不是为个人利益，不像美国攻打伊拉克，美国才是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