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尔街见闻报道，素有世界“影子政府”之称的比尔德伯格俱乐部今年的会议将于5月29日至6月1日在丹麦哥本哈根召开。中国今年有两位人士参会：中央经改专项小组负责人刘鹤，和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黄益平。

　　刘鹤其人其事

　　华盛顿布鲁金斯学会的中国学者李成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世界银行在2012年公布的一份主张加速市场化改革的报告中，将刘鹤列为“主要合作者”，而他也被普遍视作金融自由化的支持者。

　　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刘鹤起草383方案，作为国内新自由主义势力的政策主张向三中全会进言，主张国企外卖、土地流转、投资自由化、贸易自由化等。这些主张与8月份华尔街日报报道的《世行为中国经济设计全面改革蓝图》中世行的主张不谋而合，更与世界银行报告《2030年中国》保持一致。

　　学者杨斌认为：世界银行的政策建议来自受到国际舆论广泛批评的“华盛顿共识”，众多的经济转轨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长期改革实践表明，“华盛顿共识”政策的预期与效果是截然相反的。根据世界银行2006年的统计数据，从1980年至2005年，在“华盛顿共识”倡导的私有化风靡全球的时期，一百零五个发展中国家的平均经济增长率仅为0.8%，远远低于二战后发展中国家推行国有化促进民族工业发展的年代。

　　学者江涌称：世界银行在执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政治意志的同时，也与西方大公司、垄断资本的关系日益密切，成为“新殖民主义”全球化的代言人。世界银行援助项目的最大受益者并非受援国政府或其民众，而是利用援助项目进入受援国的西方跨国企业。给受援国开出私有化、国际化的药方，直接便利这些西方企业在受援国家攻城略地。作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发展中国家实施“新殖民主义”的重要推手，世界银行的推手力量或专政权力主要来源于三大方面：一是美国以及西方政府的政治力量;二是来自西方资金而凝聚着西方政治以及资本意志的金融力量;三是拥有一批“杰出”的经济学家所拥有或代表的知识力量。

　　2013年12月17日，接近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与中央高层的相关人士独家向和讯网透露，此前10月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向社会公布的“383”改革方案，由于未经相关部门允许，而造成中央的被动局面，“383”改革方案相关人员已经就此做了纪律检查。

　　领衔中国新一轮改革的超级权力机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简称深改组)，完整名单于2014年3月份曝光，成员43人，刘鹤入局。

　　国家发改委网站显示，5月16-17日，2014年全国经济体制改革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刘鹤任中央经济体制和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专项小组负责人、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出席会议并作总结讲话。

　　黄益平其人其事：

　　黄益平为巴克莱资本董事总经理及亚洲新兴市场经济研究部首席经济分析师。1987年，获得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1994年获得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毕业后曾担任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中国经济项目主任。2000年5月至2009年2月加盟花旗集团，先后担任花旗集团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董事总经理、亚太区首席经济学家等职。此前曾任中国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发展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北京大学访问学者、哥伦比亚商学院General Mills国际客座教授等职。

　　2008年《中国经济时报》作了一篇报道，《美国次贷危机对中国金融的影响是“甚微”吗？》提到，黄益平与摩根主席们一道，认定美国次贷危机对中国影响甚微：

　　“摩根士丹利亚洲区主席斯蒂芬•罗奇表示，由于中国经济增长强劲，美国次级住房抵押贷款市场危机对中国影响有限。花旗银行经济学家黄益平也表示，次贷危机对中国没有直接影响。同样，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郑京平8月19日认为，美国次级债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是有限的。人民银行的易纲当时(8月)也认为，引起美国次贷危机的直接原因是美国利率的上升和住房市场的持续降温，但美国次贷危机对中国经济的直接影响不大，因为目前我国银行业整体信贷资产质量还是比较好的。北大教授林毅夫甚至说，次贷危机对中国几乎没有任何直接的影响。”

　　2013年，凤凰网做那篇著名的综合报道《刘鹤正起草中国经济最新蓝图 习近平:他对我非常重要》中，提及刘鹤与国外采取策略倒逼中国国内进行激进改革。在该报道中，黄益平则以刘鹤的亲密战友的面目出现进行评论：“刘鹤很有耐心，愿意用各种方法来说服改革的反对者”：

　　“自那以来，刘鹤和其他中国决策者采取了另一个策略：与美国等国就要求中国开放封闭行业、引入更多竞争的条约进行磋商。

　　今年6月份，刘鹤向来访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二号人物利普顿(David Lipton)抛出了有关推进贸易协议的问题。利普顿曾在奥巴马政府的财政部任高官。今年春季早些时候，前美国财政部长鲍尔森(Henry Paulson)说，其他中国官员已明确告诉他中国愿意重启拖延已久的围绕一个将放开投资限制的协议的磋商。

　　双方在6月份同意重启相关谈判。中国说，中方将遵循这样一个原则：除双方约定好的某些领域之外，允许外商在任何领域投资。

　　尽管这种谈判可能持续数年，但中国做出的承诺可能会倒逼国内进行一些改革。中国前总理朱镕基在2001年就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进行谈判时曾用过这个策略。他做出了减少外商投资壁垒、下调关税以及推行其他一些改变的承诺，这在之后10年提振了增长，但同时令数万家竞争力差的国有企业被迫关闭。

　　刘鹤曾与朱镕基共商经济政策，并且与朱镕基在如何推进改革方面有类似的想法。刘鹤2010年对财新《新世纪[6.43% 资金 研报]》杂志表示，从中国长期历史的进程来看，外部压力和内部动力相统一是事物成功的关键，内部本身的动力常常需要外部压力来激活。

　　北京大学经济学家黄益平说，刘鹤很有耐心，中国官员愿意用各种方法来说服改革的反对者，这是渐进改革的特性。”

　　"影子集团"：他们在暗中操纵世界?

　　“骷髅会”、“共济会”、“罗马俱乐部”、彼德伯格俱乐部……

　　是否真的存在一个跨国界的权谋组织在暗中控制世界?

　　日前出版的一本新书《彼德伯格俱乐部：操纵世界的影子集团》给出一个肯定的答案。它由国际知名的调查者丹尼尔·伊斯图林所写，他连续15年对这个名叫彼德伯格俱乐部的组织进行追踪，在书中他向读者揭开了这个组织的神秘面纱。

　　政要、商业寡头

　　神秘的聚会

　　彼德伯格俱乐部成立于上世纪50年代。冷战初期，西方国家高层普遍认为，如果有影响力的领导人能在他们公开的姿态背后实际控制世界事务，那么，严重的经济下滑以及新的世界大战是可以避免的。于是，在1954年5月底，由荷兰亲王本·哈德组织，来自世界经济、政治、军事领域等方面的精英在荷兰的彼德伯格酒店开会，与会者同意成立一个秘密团体，并以该酒店的名字命名。从此，他们每年都在世界某地的一家豪华酒店里举行会议，秘密谋划人类社会的未来。与会者的资格很严格，必须由彼德伯格俱乐部的主席亲自邀请，附上会议筹划指导委员会成员、顾问小组、名誉秘书长的推荐信。没有人可以通过金钱、权力或其他关系打通前往彼德伯格会议的道路。洛克菲勒家族、罗斯柴尔德家族和荷兰王室是彼德伯格俱乐部的核心。

　　彼德伯格俱乐部从一开始就十分神秘。50多年中，每年的会议地点、与会者的身份从未对外公开过，日程、决议也是一个秘密。然而，在每年出席人员中，你可以找到这些熟悉的面孔：

　　重量级政要，如美国副总统、美国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的局长、北约秘书长、美国国会议员们、欧洲各国的总理们、反对党的领袖们等;世界经济的操盘手，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联邦储备银行的主席。此外，还有世界上最大的100个公司的董事会主席，比如戴姆勒·克莱斯勒、可口可乐、英国石油公司(BP)、高盛、微软等等。

　　世界性的影子政府

　　统治世界的精英俱乐部?

　　在尼克松政府将与中国建立正式联系作为公开政策之前，彼德伯格就为美国做了决定;在美国政府将星球大战计划作为官方政策之前，彼德伯格就已同意全力支持;涉嫌刺杀意大利总理阿尔多·莫罗事件;策划水门事件;涉嫌刺杀肯尼迪总统;涉嫌罢黜撒切尔……

　　在不少人眼中，彼德伯格俱乐部是改变世界的“阴谋理论”的成形地，多年来是躲藏在黑暗中掌控全球的一只手。丹尼尔·伊斯图林在书中披露，当世界范围内某个政体需要更迭，无论这是基于支持某个福利国家的需要，或是改变不稳定的资本流向，只有彼德伯格决定要解决这个问题，它才会发生。

　　首先是“任命”美国总统和世界多国领袖。他列举了几个惊人的“巧合”：

　　比尔·克林顿，1991年出席彼德伯格会议;1992年获得了民主党提名，并被选举为美国总统。托尼·布莱尔，1993年出席彼德伯格会议;1994年7月成为党魁，并于1997年被选举为首相。乔治·罗伯逊，1998年出席彼德伯格会议;1999年8月被任命为北约秘书长。1980年12月10日彼德伯格“300人委员会”命令，正式起用在法国建国伊始就被弃置的社会主义者弗朗索瓦·密特朗为法国下届总统。

　　而在国际问题上，彼德伯格俱乐部在许多重要事件中起到作用：在尼克松政府将与中国建立正式联系作为公开政策之前，彼德伯格就为美国做了决定;在美国政府将星球大战计划作为官方政策之前，彼德伯格就已同意全力支持;涉嫌刺杀意大利总理阿尔多·莫罗事件;策划水门事件;涉嫌刺杀肯尼迪总统;涉嫌罢黜撒切尔……

　　丹尼尔·伊斯图林认为，彼德伯格俱乐部试图控制美国总统、自由世界的所有主要新闻媒体机构、所有重要的政治家、金融家，以及世界上所有主要国家的中央银行、美国联邦储备银行及其货币供应、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还有所有和联合国有关的渠道。他们能摧毁任何事物：无论大小，只要是妨碍他们创造统一世界的新秩序。它的理想初衷，就是成为一个世界性的影子政府。

　　半个世纪以来

　　媒体为何对此集体失声?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几乎世界所有重要的媒体都归与会的大亨所有，他们聚会时保安级别不逊色于总统

　　如果说彼德伯格俱乐部举行的神秘性可以理解，那么，主流媒体在半个世纪以来对如此重大新闻题材却集体失语就令人不解。

　　这其中的一个重要yua因是：几乎世界所有重要的媒体都是与会的大亨所有的。并且，与其他高层精英聚会相比，其举行时的保安级别丝毫不逊色于总统。

　　会议选择的酒店通常在一个小镇，这样可以远离大都市的聚光灯和好奇的民众。此外，小镇还有一个优势：那些私人助理可以带着枪，全面监控每一个人而不会被人质疑。为保密起见，被邀请者必须独自前来，不能带妻子、女朋友、丈夫或是男朋友。个人助理不能出席会议，吃饭也必须在不同的厅。

　　而由于与会权势精英身份的重要性，由东道主国家的政府负责所有与会者及其随从的安全。他们不惜动用军队、情报机构、国家及地方警力，以及所有其他的私人警卫。与会者不用遵从东道国的现有法律法规，比如必须通关检验、携带适当的身份证明(比如护照)等等。他们举行会议的时候，任何不在“准予进入人员名单”上的人都禁止接近酒店。这些精英们通常带着自己的厨师、侍应、秘书、接线员、勤杂工、保洁人员以及安全人员。

　　此外，除非是应邀出席的媒体高级代表，记者是最不受欢迎的人物，与会者禁止接受记者任何形式的采访。这就是为什么所有报纸都可以在头版讨论G8会议时，却鲜有人报道彼德伯格俱乐部会议。

　　唯其如此，不少人对彼德伯格疑心重重，他们动用各种资源进行追踪调查，这最重要的代表人物就是丹尼尔·伊斯图林。他的《彼德伯格俱乐部：操纵世界的影子集团》被追踪者视为宝典，出版后一再重印。他何以取得这些材料?据他自述，他如今住在西班牙，却生于前苏联。他爷爷是克格勃上校，但他爸爸却是个叛逆者，进了克格勃的监狱，后来他们举家逃出苏联，因此他既有克格勃内线，又有MI6的内线，能弄到彼德伯格的名单和会议议程，甚至最后达成的协议文本。

　　如果属实，那么他书中所写的可能是真相，当然也只是事实的一部分。彼德伯格俱乐部，仍是一个谜。

　　他们都是彼德伯格俱乐部的会员……

　　《彼德伯格俱乐部》作者：[加]丹尼尔·伊斯图林

　　书摘:

　　想象一下，有这样一个秘密俱乐部，在那里，总统、总理、国际银行家以及将军们摩肩接踵;优雅的王室成员女伴确保所有人都和睦共处;那里的人发动战争、操纵市场、控制欧洲;说着他们从来不敢公开说的话。这就是彼德伯格俱乐部，它是世界上所有组织中最为机密的一个。之所以没有人愿意打破这个组织所共谋的静默或者站出来揭露它的原因，在法国广播播音员斯瑞·塞贡札克的话里可以找到：“彼德伯格俱乐部成员太有权势了，他们无所不在，所以不会暴露。”

　　荷兰亲王本·哈德相信，如果负责任且有影响力的领导人能够在他们公开的姿态背后实际控制世界事务，那么，严重的经济下滑，比如“大萧条”，是可以避免的。出于这个塬因，1954年，他被授命组织那些“志趣相投”的代表们召开第一次会议。这些代表来自世界经济、政治、工业、军事领域的所有方面。1954年5月29日至5月31日，他们在荷兰乌斯特比克的彼德伯格酒店开会。会议结束时，与会者同意成立一个秘密团体。

　　然而，作家吉欧格斯·C·海顿发现，这位德国出生的本·哈德亲王在20世纪30年代早期曾是德国党卫军的一名军官，同时也是法本化学工业公司某附属机构的董事会成员。在海顿的着作《强奸宪法》、《自由之死》里，他声称，本·哈德亲王在公司管理中利用他的纳粹历史，鼓励“超级秘密决策集团”成员称他们自己为彼德伯格俱乐部，以纪念法本公司高层倡议组建的海因里希·希姆莱【海因里希·希姆莱(1900—1945)，二战德国纳粹盖世太保总管，曾妄想取代希特勒，被希特勒下令逮捕。希姆莱逃窜过程中被盟军俘获，服毒自杀。——编者注】的“朋友圈”——这个朋友圈由一些创造财富的精英所组成，从希特勒早期受欢迎开始，一直到纳粹德国失败而解散。他们为希姆莱在国家社会主义计划中所给予的保护而回报其大笔的酬劳。战后，当本·哈德亲王成为荷兰皇家壳牌公司(荷英企业集团)首脑后，荷兰皇室小心地将亲王的这段背景隐瞒起来。今天，这家富有的欧洲石油公司也是彼德伯格俱乐部圈内成员之一。

　　在1954年的第一次会议上，制定了彼德伯格俱乐部成员的目标和任务。据一个观察家称，他们的口吻是一贯的：“彼德伯格所有会议的目的都是为了在欧洲和美国之间产生‘精英意志’，就联合统治整个世界在政治、经济和战略上达成一致。北约组织是他们采取行动进行颠覆的主要基础，因为该组织可以为他们的‘永久战争’计划提供舞台，或者至少让他们可以使用‘核讹诈’政策。”

　　政治研究员罗杰·曼尼威在他1967年10月的时事通讯——《法国外交政策》里，分析了彼德伯格俱乐部成员和戴高乐的关系。他的研究报告观点从一开始就令人震惊：“所有法国与彼德伯格俱乐部有关的人，比如乔治·彭皮杜、安东那·比内，以及盖伊·莫勒这些打压派，都是查尔斯·戴高乐核政策的强烈反对者。”彭皮杜是总理，比内和莫勒都是法国政府的部长。

　　彼德伯格俱乐部为什么如此呢?因为集团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以核威慑为攻城槌，对付那些不服从的国家，把欧洲自由国家的主权交给由彼德伯格俱乐部控制的英美世界政府。为了控制欧洲，即使法国的核力量是遏制苏联核威慑的关键力量，消除法国的核威胁仍然是必须的。戴高乐的传记作家让·拉古居尔写道：“戴高乐必须在欧洲建立起无可争议的实力地位，来对付英国以新世界帝国主义秩序为目的的自由贸易政策。这就是为什么法国必须成为世界叁极中的一极，而不只是欧洲大教堂里的一根柱子的塬因”。

　　1954年以来，彼德伯格俱乐部成员代表了所有西方国家的精英和财富——金融家、企业家、银行家、政治家、跨国公司商业领袖、总统、总理、财政部长、国务卿、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代表、世界传媒集团的总裁、军队的首脑。

　　战争通常因为拓展疆域而起，但是在现在这个全球性的时代，商业和政治共同决定着国家存亡，这其中，经济居于主导地位。不管彼德伯格俱乐部主席说什么，有一点毫无疑问——该集团用经济控制着世界贸易。实际情况是：公众对他们每年举行的会议并不知情。他们秘密聚会，讨论全球战略，在广泛的问题上达成共识。这种保密令人怀疑。

　　自艾森豪威尔之后，历任美国总统都是彼德伯格俱乐部成员。他们并不全都亲自参加会议，但都会派出各自的代表。和大多数英国政府的主要成员一样，前英国首相托尼·布莱尔是又一个彼德伯格俱乐部成员。甚至一贯高姿态的加拿大前总理皮埃尔·特鲁多，也是该集团的成员。之前，被集团邀请的人还有，联邦储备银行前主席艾伦·格林斯潘、希拉里和比尔·克林顿、约翰·克里、美林达和比尔·盖茨、理查德·珀尔等。

　　彼德伯格的成员还包括那些控制着你的视野和阅读的人——比如传媒界的戴维·洛克菲勒、臭名昭着的康拉德·布莱克(他之前拥有从《耶路撒冷邮报》到加拿大最新的《国家邮报》等超过440家媒体出版机构)、埃德加·布隆夫曼、鲁珀特·默多克，以及维亚康姆集团(国际传媒集团，涉及几乎所有传媒主要产业领域)首席执行官萨默尔·雷德斯通。是他们保护着这个秘密集团的秘密，而这可能就是为什么“彼德伯格”这个名字对你来说很新鲜的原因。

　　世界上最有权势的两个家族中的主要成员，罗斯柴尔德勋爵和劳伦斯·洛克菲勒，为了使欧洲区域化的秘密目的，亲自挑选了100位世界精英。根据目前已卸任的菲亚特公司领袖乔瓦尼·阿涅利所说的那样，“整合欧洲是我们的目标，在政治家们失败的地方，我们企业家希望获取成功”。伦敦《观察家》报的威尔·赫顿参加了1997年的彼德伯格会议，他说：“这里不制定政策，全是讨论，有些只是普通的陈词滥调，但会议就制定世界政策的基础背景形成了共识。”

　　事实上，从彼德伯格会议闭幕时起，所有那些在每年彼德伯格会议上讨论达成的各个领域里的共识，就被这些在政治和商业上强力的利益相关者通过主流媒体不遗余力地宣扬开来;与此同时，这些共识也成为驾驭那些显然是不同派别的国际力量的共同政策。一切似乎看来都“仿佛出于偶然”。

　　尽管有很多公司曾经尝试过，但没人能买到会议入场券。彼德伯格俱乐部指导委员会决定被邀请人——伦敦《卫报》的称唿很恰当：“彼德伯格人”。这些人的资格在秘密会议的50年时间里，一直都没有改变。从本质来说，他们在寻找热衷于统一世界秩序的人，一个费边式社会主义者——费边主义者坚信他们所说的“对社会一切活动的民主控制”。核心的字眼是控制。通过世界政府来实现最佳的、对个体的控制。

　　根据我在该指导委员会内部的消息人士称：“被邀请者必须独自前来;不能带妻子、女朋友、丈夫或是男朋友。个人助理【即全副武装的保镖，通常都是前中央情报局和军情六处(MI6)的人。——译者注】不能出席会议，吃饭也必须在不同的厅。即使是戴维·洛克菲勒的私人助理都不能和他一起吃午饭。与会者绝对禁止接受记者采访。”

　　为了保证会议的隐秘氛围，彼德伯格人在会议期间(通常3到4天)租用一家酒店，整座建筑里的所有其他客人都会被中央情报局和当地的秘密机构清走，以确保会议代表完完全全的隐秘和安全。会议酒店的所有图纸都被列为机密，工作人员也将被彻底甄别——质询他们的忠诚度、核实他们的背景、调查他们的政治倾向。所有可疑人员在会议期间都被排除调开。

　　东道主国家的政府负责所有与会者及其随从的安全。为了保护这些权势精英的融洽和秘密，他们不惜动用军队、情报机构、国家及地方警力以及所有其他的私人警卫。与会者不用遵从东道国的现有法律法规，比如必须通关检验、携带适当的身份证明(比如护照)。这些对彼德伯格人都不作要求。他们举行会议的时候，任何不在“准予进入人员名单”上的人都禁止接近酒店。这些精英们通常带着自己的厨师、侍应、秘书、接线员、勤杂工、保洁人员以及安全人员。

　　约翰·威廉姆斯在他的着作《大西洋主义：欧洲安全的阿基里斯之踵——自我认同与群体意志》中写道，一些西方精英出席彼德伯格会议“以完善并强化他们的虚拟共识。用他们的话说就是——对银行家和商业大亨好的，对所有其他人都好。所以，为了让人类过得更好，全球化(这种幻象)不可避免”。

 （责任编辑：新愚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