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72章

　　“我写的序言全文的主要锋芒是对着右倾保守的。社论引了我

　　说扫盲‘用急躁冒进的办法是不对的’这些话，用来作为反对

　　急躁冒进的根据。社论表面上既反‘左’也反右，没有重点。

　　实际上重点落在‘反冒进’上面。作者引用我的话来反对我。”

　　话说1958年1月11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了有部分中央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委员和部分省、市、自治区负责人、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的中央工作会议性质的“南宁会议”。毛泽东通知的27人中，陈云、邓小平、潘复生3人因故没有到会。周恩来则是在中途到会的。

　　毛泽东的住处离广西自治区政府交际处大楼不远，这栋建筑是经常接待越南胡志明的别墅式的高大平房。他主持的会议就在这间大平房的客厅里举行。

　　南宁会议的主要议题是讨论1958年国民经济计划和预算问题，以及在社会主义建设出现高潮的形势下，如何改进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的问题。

　　会议印发了22个参考文件，其中有周恩来在1956年11月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报告的记录稿，有李先念在人大一届三次会议上报告的有关反冒进部分，有1956年6月20日《人民日报》社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的摘要，作为有错误的材料供与会者批判。

　　毛泽东在社论摘要材料上加了这样的批语：

　　“庸俗的马克思主义，庸俗的辩证法。文章好像既反‘左’又反右，但实际上并没有反右，而是专门反‘左’，而且尖锐地针对我的。”

　　吴冷西见毛泽东如此批评《人民日报》社论，他马上找到胡乔木，问毛泽东批评的《人民日报》社论是怎么回事?胡乔木说他也不清楚。两人商量后，当晚打电话回北京，要《人民日报》编辑部把1956年6月20日社论的全部过程稿，送到南宁，还要写一个关于社论起草与修改、定稿过程的简单说明。第二天，吴冷西收到《人民日报》编辑部送来的材料，他和胡乔木一起查看了社论的整个起草过程。原来，这篇社论最初是由《人民日报》编辑部起草的，中宣部在讨论时，陆定一认为不能用。他请示了刘少奇，刘少奇要他根据政治局会议精神组织中宣部起草。后来，中宣部的初稿由王宗一起草，中宣部讨论修改后，由陆定一送刘少奇和周恩来审阅。刘少奇和周恩来分别作了一些修改，还提出了一些意见。陆定一又做了一些修改，再送刘少奇。刘少奇在个别地方修改后送给了毛泽东。毛泽东看后，未改一字，只在最后定稿的清样上圈了他的名字，批上了3个字：“不看了。”

　　1月11日晚，毛泽东在会议上发表了讲话，他批评说：

　　“国务院向全国人大的报告，我有两年没看了。只给成品，不给原料，不行。要离开本子讲问题，把主题思想提出来，进行交谈。财经部门不向政治局通情报，没有共同语言。为了反对分散主义，我编了一个口诀：‘大权独揽，小权分散;党委决定，各方去办;办也有决，不离原则;工作检查，党委有责。’”“集中，只能集中于党委、政治局、书记处、常委，只能有一个核心。”

　　毛泽东又说：

　　“管‘实业’的人当了大官、中官、小官，自以为早已红了，钻到里面出不来。1956年冒进，1957年反冒进，1958年又冒进。看是冒进好，还是反冒进好?”“不要提反冒进这个名词，这是政治问题。首先没有把指头认清楚，10个指头，只有一个长了疮，多用了一些人(工人、学生)，多花了一些钱，这些东西要反。当时不提反冒进，就不会搞成一股风。吹掉了3条，一为多快好省，二为四十条纲要，三为‘促进委员会’。这是属于政治，不属于业务。一个指头有毛病，整一下就好了。”“没有搞清楚6亿人口的问题，成绩是主要的，还是错误是主要的?是保护热情，鼓励干劲，乘风破浪，还是泼冷水泄气?”“破破烂烂的一个中国，蒋委员长20年只搞了4万吨钢，理应失败。”

　　1月12日清晨，毛泽东在翻看新到的全国各地报纸后，挑了几份送给广西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刘建勋、书记处书记韦国清，并给他们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写道：

　　刘建勋、韦国清二同志：

　　送上几份报纸，各有特点，是比较编得好的，较为引人看，内容也不错，供你们参考。

　　省报问题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值得认真研究，同《广西日报》的编辑们一道，包括版面、新闻、社论、理论、文艺等项，钻进去，想了又想，分析又分析，同各省报纸比较又比较，几个月时间就可以找出一条道路来的。精心写作社论是一项极重要任务，你们自己、宣传部长、秘书长、报社总编辑，要共同研究。第一书记挂帅，动手修改一些最重要的社论，是必要的。一张省报，对于全省工作，全体人民，有极大的组织、鼓舞、激励、批判、推动的作用。请你们想一想这个问题，以为如何?

　　毛泽东

　　1958年1月12日上午7时

　　1月12日上午，毛泽东在会议上一开头就说：

　　“8年来我们为这样一个工作方法而奋斗。”

　　他所说的工作方法是指多快好省。接着，他继续批评反冒进，说道：

　　“在杭州会议上，我当着恩来发了一通牢骚。1955年12月，我写了《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的序言，对全国发生了很大的影响，是个人崇拜也好，偶像崇拜也好，不管是什么原因，全国各地的报纸、大小刊物都登了，发生了很大影响，这样，我就成了‘冒进的罪魁祸首’。”

　　“财经工作有很大成绩，10个指头只有1个不好，讲过一万次不灵。工作方法希望改良一下子。这一次，千里迢迢请同志们来一趟，是总理建议的。本来我不想多谈，有点灰心丧志。”

　　毛泽东又说：

　　“反冒进使6亿人民泄了气，是方针性错误，是政治问题。6亿人民一泄了气不得了，这一点被右派抓住了，来了一个全面反‘冒进’。右派一攻，把我们一些同志抛到距离右派只有50米远了，慌起来了。什么‘今不如昔’，‘冒进的损失比保守的损失大’。”

　　他还说：

　　“一个时期搞得快一点，多一点，调整一下是可以的，但不要提出‘反冒进’的口号。‘反冒进’挫伤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特别是农民的积极性，是错误的方针，是反对多快好省的方针的。”“最怕的是6亿人民没有劲，抬不起头来。”

　　毛泽东再次批评了分散主义，他说：

　　“我对付分散主义的办法是消极抵抗，还要小会批评，当着众人批评。事先要通一点情报，总是说没有搞好，实际上是封锁。开会前10分钟把文件拿出来，要人家通过，不考虑别人的心理状态。”“我不是攻击所有的人，是攻击部长以上的干部，攻击下倾盆大雨的人。”

　　1月12日晚，毛泽东在给江青的信中写道：

　　“今晚我又读了一遍《离骚》，有所领会，心中喜悦。”

　　1月13日，周恩来乘飞机到达南宁。

　　是日晚，毛泽东同刘少奇、周恩来谈话，直到深夜。

　　1月14日，毛泽东在会议上发表第3次讲话，主要内容是工作方法问题，共有24条。他说：

　　“我们的工作计划，又平衡又不平衡。平衡是相对的，不平衡是绝对的;净讲平衡，不打破平衡是不行的。反冒进就是讲平衡，却不知道反冒进伤了许多人的心，兴修水利、办社、扫盲、除四害都没劲了。”“要注意9个指头与1个指头的区别，一定要抓住主流，抓错了就不好。‘攻其一点，不及其余’，这种做法，历史上吃过大亏。教条主义这样搞过，因小失大。”

　　1月15日，各省市党委第一书记和国务院分管经济工作的负责人，开始在会议上汇报1958年的工作安排。这一天，毛泽东在会议上插话说：

　　“什么时候都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人民日报》今年的元旦社论写得好，因为它的主要精神是鼓足干劲，力争上游，乘风破浪，这也是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的问题。”

　　这天晚上，毛泽东找胡乔木和吴冷西到他的住处谈话。他一开始就问：

　　“今年的元旦社论是谁写的?”

　　胡乔木说：

　　“是《人民日报》的同志写的。”

　　吴冷西说：

　　“这篇社论经乔木同志作了较多的修改，并经少奇同志和周总理定稿。”

　　胡乔木说：

　　“当时主席不在北京，少奇同志说定稿时已打电话报告了主席。”

　　毛泽东说：

　　“社论写得好，题目用《乘风破浪》也很醒目。南北朝宋人宗悫就说过‘愿乘长风破万里浪’。我们现在是要乘东风压倒西风，15年赶上英国。你们办报的不但要会写文章，而且要选好题目，吸引人看你的文章。新闻也得有醒目的标题。”

　　毛泽东又重提1957年春天《人民日报》不宣传他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精神。他说：

　　“《人民日报》能结合形势写出这样好的元旦社论，为什么去年就成了死人办报?”

　　他对着胡乔木说：

　　“我当时很生你的气。我先一天批评你，第二天批评总编辑邓拓和副总编辑。当时在气头上，说话有些过重，很不温文尔雅。因为不这样就不能使你们大吃一惊，3天睡不着觉。去年4、5、6月，实际上是我当《人民日报》的总编辑。你也上夜班，看大样，累得不行。后来我想，这也不是办法，才找个人给你做助手。找不到别人，就派吴冷西去。”

　　毛泽东又转对吴冷西说：

　　“当时我对你说过，如果在《人民日报》呆不下去，就回到我这里当秘书。看来派你到《人民日报》去没有错。现在大家对《人民日报》反映比较好，认为有进步。评论、新闻都比较活泼。但是还要努力，不要翘尾巴，还是要夹着尾巴做人。”

　　吴冷西说：

　　“现在《人民日报》采取各编辑部包干写评论的办法。”

　　毛泽东说：

　　“《人民日报》的评论要大家来写，各编辑部在他们分工的范围内包干的办法是好的。但包干也要有个统帅，你这个总编辑就是统帅。你的任务是组织大家写，自己也写。有一些重要的评论你要亲自主持写，像我们前年起草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那两篇编辑部文章那样，是我亲自主持写的。”

　　毛泽东说到这里，提起他在12日写给刘建勋、韦国清的那一封谈要办好省报问题的信。他说：

　　“我之所以写这封信，是鉴于《人民日报》的经验教训，不仅中央报纸，而且省级报纸，也要认真办好，关键是党委要抓紧。

　　你们采取包干的办法写社论，可以避免一个人独揽一切，既有分散，又有独揽，这也是一种生产关系，一种工作方法。总编辑同各编辑部主任的关系应该这样，有统有分。各编辑部和各版可以展开竞赛，半年或1年评比一次，看谁搞得好。

　　写评论要结合形势，结合当时的政治气候。要看得准，抓得快，抓得紧，转得快。要像今年元旦社论这样，不要像去年2、3、4月那样，对我在最高国务会议的讲话毫无反应，闻风不动。评论要写得中国化，有中国气派，不要欧化，不要洋八股，不要刻板，要生动活泼。形式要多样化，有编者按语，有短评、时评，有专论、社论，有评论员文章，有观察家文章，编辑部文章，等等。评论是说理的，但不排斥抒情，最好是理情并茂。”

　　毛泽东说罢，问吴冷西：

　　“最近有没有到地方上走走?”

　　吴冷西说：

　　“我到《人民日报》后一直忙于内部工作，还没有到地方上调查研究。”

　　毛泽东严肃地说：

　　“《人民日报》和新华社的头头，一定要经常到地方上去，呼吸新鲜空气，了解下面的实际情况，搞好同省委的关系。你2月份就下去，到两广和福建跑一跑，既当记者，又做地方工作，你不要老呆在北京。北京官气重，只能做加工厂，没有原料，原料来自下面。你的位置应该活动一下，经常到各地跑跑。2月份下去1个月或2个月都可以，八大二次会议时再回来。《人民日报》是中央一个部门，有任务经常联系地方，还有任务经常转载地方报纸上的好东西。这对地方报纸是鼓励，也使地方上的同志非看《人民日报》不可，而且还可以把一个地方上的好东西向全国推荐。你们前些日子介绍上海梅林食品厂和浙江桐庐县的经验就很好。上海、广东和浙江省委的3个报告，要《人民日报》考虑转载。这3个报告也不是都写得很好，报纸可以摘要发表。”

　　吴冷西报告说：

　　“《人民日报》准备有计划地在第5版发表一些思想评论。”

　　毛泽东说：

　　“《人民日报》是中央机关报，不能简单地报道各项具体工作、具体业务，它的主要任务是从思想上、政治上影响全国。我赞成你们写思想评论，而且要当作一项重要的思想政治工作来做，认真做好。比方说，红与专的关系是一个重大问题，你们可以就这个问题展开议论，要号召全国各地、中央各部门、党政军民学都来注意红与专的问题。”

　　毛泽东又询问了《人民日报》内部的情况，吴冷西汇报了报社内干部的基本状况。毛泽东对他说：

　　“要学会用人。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每个人都有长处和短处。要善于用他的长处，帮助他克服短处。你不要搞一言堂，要让不同的意见能充分发表。古人就提倡‘兼听’，共产党人应该更能‘兼听’。‘兼听则明’，听到各方面的反映，就能够从中吸取各方面的营养，减少工作中的失误。”

　　胡乔木插话说：

　　“我在去年初没有抓紧宣传主席讲话，主席批评我浅、软、少，是对的。”

　　胡乔木趁机汇报了1956年6月《人民日报》那篇社论起草的整个过程，并说他那时正在起草八大政治报告，无暇顾及此事。毛泽东说：

　　“这不关你的事。那篇社论写好后曾经送给我看。我在清样上写了‘不看了’几个字。骂我的东西我为什么要看。”

　　这次谈话已经进行了近2个小时，毛泽东毫无倦意，他说他还要准备明天的讲话，胡乔木和吴冷西就起身告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