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大传》（第七卷 九天揽月）第273章

　　2月14日上午，毛泽东吃过早饭，在住所接见了吉林省和长春市党政负责人，和大家一一握手，询问每个人的名字，是哪个地方的人，做什么工作?他高兴地说：

　　“好啊，你们是五湖四海呀，哪个省来的都有。做革命工作嘛，不一定都在家门口，可以多跑几个地方，可以多做些工作嘛。”

　　毛泽东这次来长春时，随身带了不少农业书，他还让吉林省委的人帮助借了一批关于土壤学的著作阅读。所以，在这次谈话中，他主要是谈农业问题，他说：

　　“你们要把农业搞上去。农业搞不上去，其它工作都会受到影响。用小农经济的办法不行，要搞大农业，要改善生产条件，要实行科学种田。”

　　毛泽东问大家有没有看过土壤学方面的书籍，他还向大家推荐了中外土壤学的几个版本。他又说：

　　“我赞成一位土壤学家的观点：‘没有瘠薄的土地，只有拙劣的耕作技术’。地薄不打粮，人可以改良土壤嘛。”

　　毛泽东给大家讲了土壤的团粒结构，接着说：

　　“要加强对农业的研究，破坏了土壤的团粒结构，土壤就会变得板结，要注意研究土和水的关系。”

　　毛泽东询问吉林省有哪些肥源，他对大家提出的草炭很感兴趣，又询问草炭的形成和效用。他说：

　　“要多搞农家肥。”

　　毛泽东又讲到肥料被农作物吸收的道理，说这是细菌帮助的结果。他顺便又提出一个问题：1斤土壤里有多少细菌?在场的所有人都没有回答上来。他又问：

　　“东北地冻天寒，冬季搞不搞农田基本建设?怎么个搞法?”

　　一位负责人介绍了吉林省常用的“拉刀切土”法：即头一天在挖开的暖土上划出深格，第二天表层虽然冻实了，但沿着格印，就很容易把冻土一大块一大块地撬起来，露出下面的暖土。他一听就打听：附近有搞的吗?他还打算前去看看。

　　此时的吉林省，粮食的单位面积产量比较低，有人主张放弃一部分土地，集中力量提高单产，但这样总产量就会有所下降。省委负责人问毛泽东怎么办好。毛泽东说：

　　“还是根据你们的具体情况决定。你们要实事求是，调查研究，从实际出发确定我们的农业发展方针。要苦战三年五载，一定把农业搞上去。”

　　上午11点40分，毛泽东来到了长春电影制片厂办公大楼前，他和亚马厂长握手寒暄。他一边走一边问亚马：一年生产多少片子，全国各个制片厂一共拍多少片子?亚马说：全国共计划拍50多部。亚马建议说：

　　“请主席看看我们拍片的情况。”

　　毛泽东问：

　　“拍什么片子?”

　　“红孩子。”

　　“什么内容?”

　　亚马介绍了影片的内容。他说，这部故事片《红孩子》的内容是红军主力部队撤离中央苏区后，列宁小学的几个学生组织起来，夜晚机智地勒死了敌人的哨兵，获得了武器。

　　毛泽东来到第6摄影棚，亚马向毛泽东介绍了导演苏里、摄影师李光惠。他又指着小演员们问毛泽东：

　　“这些就是我们的红色儿童团员，请毛主席看看，像不像当年瑞金根据地的红孩子?”

　　毛泽东笑了。他亲切地问小演员是哪里人，在哪个学校上学?孩子们把毛泽东团团围住，有的拉着他的手，有的使劲鼓掌。扮演细妹和冬伢子的两个最小的演员，紧紧地靠在毛泽东身边。这时，新闻纪录片的摄影师开动了机器，毛泽东发现后，风趣地笑着说：

　　“不要把我当戏拍了进去呀!”

　　毛泽东在摄影棚内沿着布景里的小路转了一圈，指着一些人工制做的树叶和青草问：

　　“这些是什么东西?”

　　亚马说是拆下来的旧布景片。毛泽东问：

　　“能不能再用?”

　　“能用。有些要改做别的布景用。”

　　“在保证艺术质量的前提下，注意节约。我们要勤俭办一切事业。”

　　毛泽东来到影片《悬崖》的拍摄现场，和导演、演员们握手后，询问了影片的内容。

　　此时片场表演的场景是：一个青年渔民得了重病，医生正在为他看病，渔民的老妈妈无比忧愁。毛泽东一出现，演医生的演员竟然忘了看病，眼睛直瞪瞪地望着毛泽东，片场里顿时一片欢腾。毛泽东笑着说：

　　“医生把儿子的病治好了，老太太高兴了哇!”

　　众人都哄笑起来。扮演渔民的演员，光着脚从床上跳下来，紧紧握着毛泽东的手，笑着说：

　　“是毛主席来了，我的病好了。”

　　毛泽东也笑着说：

　　“噢，我还有这么大的本领!”

　　毛泽东又到第一录音室，看了秦腔戏曲片《火焰驹》的录音，他对秦腔演员们说：

　　“你们是从陕西来拍电影的，很好!”

　　此时，录音室外已经挤满了人，厂里的演员、职工听说毛泽东来了，都想看看他。毛泽东手拉着秦腔剧团一个带红领巾的小演员，从录音室出来，向大家招手致意，穿过狂欢的人群，走到汽车旁，又环顾四周，向人们挥手告别。

　　这天下午，毛泽东乘飞机返回了北京。

　　欲知毛泽东在东北考察后又有何重大决策?请看下一章内容便知。

　　东方翁曰：毛泽东在1958年2月10日上午10时写给刘少奇的考证信，就其认真负责、坦诚友好而言，与本传第二卷中所记述的他在1921年1月28日晚写给老朋友彭璜的劝诫信，何其相似乃尔。更为可贵的是，他在写给刘少奇的这封信中，从贺知章的年龄到贺知章儿子的年龄(旧时代人们婚育早，几乎是20年甚至不到20年就是一代人)到贺知章的官职及其与唐明皇的关系，从贺知章的性格特征及其所处的时代惯例，又从多种史料中的细心考证，并联系到当代齐白石老人的事例，推翻了“断定”“禁带家属”古已有之的“臆测”。他以近乎职业史家的治学方式，层层分析、推论，有理有据，读来真是令人叫绝。他所论证的虽然仅仅是一处诗句、一项古代官制的小事，但其批评态度之严谨，批评方法之科学，关心群众生活之立场，由此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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