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总路线的基本点是：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

设社会主义。只要路线正确，贯彻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

省，就一定能把事情办好。建设速度是客观的，凡是能办到的要争

取，办不到的不要勉强，要波浪式的前进。急与缓是对立的统一。”

话说1958年2月18日，即旧历年的大年初一。《人民日报》发表了经毛泽东审定的《反浪费反保守是当前整风运动中的中心任务》的社论。社论中说：

“整风运动在全国的企业、事业单位和国家机关里，目前出现了一个新的洪峰。这就是以反浪费反保守为中心，掀起了一个新的鸣放高潮和整改高潮。在反浪费反保守的大鸣大放中，中央各国家机关贴出了25万张大字报；北京市31个企业20天的统计，职工们就贴出了20万张大字报，提出43万条意见。运动声势浩大，锋芒集中在一个方向：贯彻多快好省勤俭建国的方针，促进生产和工作的大跃进。”“灿烂的思想政治之花，必然结成丰满的经济之果。这是完全合乎规律的发展。”

2月18日下午，毛泽东在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在京的政治局成员、中央委员，还有中央各部党员部长或副部长，共计119人。

会议的主要内容是传达南宁会议精神和讨论《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此前，毛泽东在2月17日给刘少奇的信中曾说：这次会议“实际上是中央内部的整风”。话休絮烦。

且说毛泽东在会议上发表了重要讲话，他一开始就说：

“今天的会议就叫团拜会。”

接着，他说：

“我们在南宁开会，有华东、中南、华南3个地区的人参加。东北找了个欧阳钦，华北找了个刘仁，西北是张德生，西南是李井泉。下一次我们准备到成都，大概是3月上旬，去谈一谈。因为《六十条》里有一条，一年要抓4次。东北我没去过，就是有一年路过，那不算去。华北的山西也没有去过，绥远也没有去过，河北的事情我也过问不多，西北根本没有去过，西南没有去过。所以我这几天又到了济南，又到了沈阳，又到了抚顺，又到了长春，这就多了一点了。等几天我还要跑。”

“今年是一个很大的生产高潮。以前没有解放，一部分上层建筑，一些环节，有错误、缺点，生产关系上不完善。因为整风，就改善了，攻破了，破坏了不好的，建立了比较好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比较平等了，能讲话了，可以贴大字报了，老爷气少了，这样，群众就高兴了，就来了一个生产高潮。现在这个高涨的群众情绪，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没有见过。1956年春季是有一个高涨，但是没有现在这一次高涨。”“我赞成这个冒进。这个冒进好嘛！这使农民的水利多了嘛！工人的气刚刚上来，1956年夏季就来一巴掌。11月二中全会以后就好一些了，因为二中全会也算挡了挡。没有几个月情况就改变了。冒是有点冒，而不应该提什么反冒进的口号。有一点冒是难免的。

同志们，今年下半年，你们就会看到，要有一个大冒就是了。我看是比哪一年冒进还要利害，为了对付这个情况，我们怎么办？处在这个大的群众高潮面前，中共中央，共产党要采取态度。”“以后反冒进的口号不要提，反右倾保守的口号要提。反冒进这个口号不好，吃亏，打击群众。反右倾这个口号为什么不会打击群众呢？反右倾所打击的就是一部分人的那些气（官气、暮气、骄气、娇气），一些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这些东西应该加以打击。”

接下来，毛泽东着重讲了打掉官气、以平等的态度待人、改进领导方法的问题，他说：

“要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不论你官多大，无非是当主席，当总理，当部长，当省长，那么大的官，但是你只能以一个劳动者的姿态出现。这样，你的官更好做，更多得到人民拥护。”

他还说：

“在北京做官，官气比较重，下去的时候很要注意，不要学‘巡按出朝，地动山摇’那一套。”“要消灭官僚主义，消除资产阶级作风，要使得大家感到，现在是真正的解放了，建立起真正的平等关系。以前，我们的相互关系，如在基层，厂长、党委书记、工会主席和职工中间，并不平等，群众把他们称为‘官’，党、政、工、团是‘四大领袖’。而现在，经过大鸣大放大辩论，情况就改变了。群众看到，这些人可以批评，他们也真改正缺点。于是群众也纷纷起来改进工作，落后的职工批判了自己过去只为人民币服务、只为‘五大件’服务的错误态度。经过运动，他们认识到应该为人民服务了。于是劳动热情高涨，干劲十足。这样，我们解决‘相互关系’这个中间问题，就进一步巩固了所有制，同时也使得分配问题容易得到解决。”

毛泽东最后说：

“群众中间有一个很大的革命热情。所以，我们中央委员会、政治局要适应这种情况。工作方法要改变，不改变就不能继续前进。”

毛泽东讲话结束后，大家对《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发表了意见，同意下发征求各省和各部门的意见。

陈云在发言中就反冒进中财贸工作的问题作了自我批评。他说，在财贸工作中，对毛主席和政治局采取了“倾盆大雨”和“本本主义”的办法。

会议结束前，毛泽东再次讲话，回顾了《农业四十条》的形成过程，他说：

“四十条，开头无所谓四十条，不晓得怎么在杭州一次会上七议八议提出十五条，然后天津一次会加了两条，十七条。在1956年1月知识分子会议上讲了一下，然后，再到第2次杭州会议（指毛泽东1956年1月3日至9日在杭州召开的会议——笔者注。）才形成四十条。一年半以后，到去年夏季，在青岛会议上有各省同志参加，中央也有同志参加，提出修改意见。然后经过去年9月三中全会，大家觉得可以，也提了些意见，加以修改，就形成现在这个草案。”

据陶鲁笳回忆，毛泽东还说：

“写一个文件没有实际工作经验是写不出来的。《农业40条》是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七议八议议出来的。其中只有1条‘除4害’是我的，其余都是别人的。”

毛泽东又谈到了《论十大关系》，他说：

“那个十大关系怎么出来的呢？我在北京经过1个半月，每天谈一个部，找了34个部的同志谈话，逐渐形成了那个十条。如果没有那些人谈话，那个十大关系怎么会形成呢？不可能形成。”

“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也是个大事。我是历来主张虚君共和的，中央要办一些事，但是不要办多了，大批的事放在省同市去办，他们比我们办得好，要相信他们。现在的情况是下面比较活泼，中央部门中的官气、暮气、骄气、娇气就多些。我就有这么个企图，在南宁会议上，觉得要把这些气革一下，要老百姓化，要以一个普通劳动者的资格出现。”

他还谈到了1957年12月12日《人民日报》发表的社论《必须坚持多快好省的建设方针》的起草过程，他说：

“那个东西在访苏前就开始写了，因为没有写完，带到莫斯科去了。‘闲来无事江边望’，有点闲工夫，就在我们代表团中间先读一读。回来又经过斟酌，政治局还有一些同志看过才发表的。多快好省，这是代表中央的，是党的一个路线，是我们搞建设的一个路线。”

毛泽东再一次肯定了周恩来1957年6月26日在全国人大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他还说：

“虽然总理有那篇报告，但是这个问题人们还不那么了解，所以南宁会议还是要放一炮的。这个炮，我看不过是小炮而已，害得一些同志紧张。何必那么十分紧张。南宁会议我们就讲了的，就是这么一件事，一个时期，一个问题。1956年反冒进，这是个什么事情呢？这是大家在正确的路线之下，在个别问题上意见不一致，这么一种性质。”

2月20日，也就是在正月初三这一天，毛泽东给杨开英写了一封回信。

原来在1958年2月，43岁的杨开英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信上说，经人介绍，她与化工部橡胶工艺设计院工程师李辉由相识到相爱，已经结为伴侣，由大连调来北京，在第69中学任教务主任。她的病情也有所好转。

毛泽东看罢信十分高兴，提笔在回信中写道：

友妹：

来信收到，很高兴。结婚了，病也好了，为你祝贺。好像是在1956年，听了胡觉民同志说你又穷又病，曾付一信，并寄了一点钱给你，不知收到否？我还好。江青有一点病。谢谢你的问候。祝你努力为人民服务，同时注意身体。并问李同志好！

毛泽东

2月23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话说：

“一股风一来，本来是基本上好的一件事，可以说成不好的；本来是基本上一个好的人，可以说他是坏人。比如我们对于秦始皇，他的名誉也是又好又不好。搞了两千多年封建社会，没有人讲他好的，自从资本主义兴起来，秦始皇又有名誉了。但是，共产主义者不是每个人都说秦始皇有点什么好处，不是每个人都估计得那么恰当。这个人大概缺点甚多，有3个指头。主要骂他的一条是焚书坑儒。我跟好多人说过，跟章士钊也说过，我说：你们讲共产党等于秦始皇，不对，超过一百倍。所以，一个古人，几千年评价不下来，当作教训谈谈这个问题，同志们可以想一想。”

1958年初，毛泽东一直惦记着西柏坡乡亲们种稻子直播的事，他给西柏坡村党支部写了一封信，说他们村种稻技术落后，让农业部邀请他们派人去涿县参观学习，秋后把收成情况直接给他汇报。

西柏坡村党支部看了毛泽东的来信，后来派两个人去学习了一个星期，回到西柏坡后全村所种稻子都改成了插秧。

1958年3月4日，毛泽东乘专机离开北京，经西安，于下午飞抵成都。这是他第一次到成都来，准备在这里主持召开中央工作会议。

毛泽东有个习惯，他在外出时总是喜欢随身携带几大箱子的书籍，而且他每到一地，还要借一些地方志之类的书籍来看。如果时间允许的话，他还要兴之所至地下去走一走，看一看，而不喜欢刻意安排的视察活动。这不仅是出于他那无拘无束的个性，更主要的是他相信只有这样，才能看到真实的情况。毛泽东这次到了成都，立即借来了《四川省志》、《蜀本记》、《华阳国志》等书籍。

3月5日下午，毛泽东兴致勃勃地去郊区农村察看了庄稼的长势。他听说成都量具刀具厂就在附近，提出要去看看，还交代说：

“不要告诉工厂党委了，他们很忙，请一位工人带路就行，只看一个车间就走。”

此时已经是下午4点多，量具刃具厂备料车间主任王站明，正趴在那儿写材料，一个工人跑来说：毛主席已经到了车间门口。王站明不相信，他说：毛主席怎么可能到我们这儿来？工人说：这是千真万确！王站明这才慌了，急忙跑出门去，只见几辆小汽车果然停在车间门口，毛泽东穿一身银灰色制服站在那里。王站明迎上前去，毛泽东握着他的手，含笑问道：

“你是车间主任吗？”

王站明说是。毛泽东说：

“我看看你们的车间，可以吗？”

王站明被毛泽东谦虚和气的话感动了，他激动得说不出话，只是点头微笑。毛泽东进了车间，指着正在操作的锻工，比划着问：

“你会干这个吗？”

王站明说：我是车工。毛泽东看着锻工谢钦荣操作着150公斤重的空气锤，一起一落，火红的锻件迸发出火化，四处飞溅。王站明介绍说：这台机床是沈阳制造的，边上那一台大的是太原的产品，都是国产，效率很高。毛泽东听着很高兴，不住地点头。

毛泽东来到调直台前，问：

“这是什么？怎么用？”

王站明一边介绍，一边上台示范操作，旋转上边的把手，把一根微微弯曲的铁棒压直。

工人们渐渐地围拢上来，毛泽东握着一位青年工人的手，问他叫什么名字，多大年纪？这位工人激动地说：

“我叫吴朝武，今年19岁了。”

毛泽东看完了备料车间，走到铣刀车间的时候，天已经快黑了，此时，厂党委书记和厂长闻讯也赶来了，毛泽东向他们解释说，怕影响他们工作才没有通知他们。毛泽东看着车间黑板报上的生产跃进保证书，回头问道：

“什么是文明生产？”

厂长回答说：

“文明生产就是要贯彻对机器的维护保养，做到安全、清洁、卫生和生产有秩序。”

毛泽东称赞道：

“很好。”

3月7日下午4时，杜甫草堂的工作人员突然跑来对负责人林延年说：

“快去接待吧，有客人来草堂参观，已经从草堂寺进来了。”

“是哪一位客人没从大门进而从草堂这边过来了？”

林延年一边猜想，一边走向浣花祠甬道，只见有一群人已经穿过了花径，为首一人，身材高大魁伟，踏过小桥，步上柴门的台阶，往工部祠而去。林延年仔细一看，那人不是别人，正是毛泽东！不由得为之一愣，赶紧往工部祠迎候。

毛泽东看了杜甫草堂题咏的诗句石刻，看了题壁，浏览了祠内杜甫的泥塑、石刻像，然后来到诗史堂，他问林延年：

“这是什么地方？”

林延年说：

“这是诗史堂，是后人为纪念杜甫而修的。”

毛泽东站在诗史堂正中一尊古铜色的杜甫全身塑像前，一面端详着，一面点燃一支烟，慢慢地吸着。他又走进杜诗版本展览室，仔细地观看一部用雪白的宣纸影印的宋本杜工部集。林延年告诉毛泽东说：

“这是最近上海收集到的版本，发行到成都来的。”

毛泽东问：

“有多少本？”

“发行到成都来的约有10多部。”

“太少了。”毛泽东看了诸多版本后，自言自语地说：“是政治诗。”

他又来到“大廨”前面，在一排栏杆前找了一个带有靠背的“飞来椅”，坐下来休息。他吐着烟，四下环顾，突然又站起身，走到通堂式的敞厅前，看悬挂的一副对联，以轻微的声音念着上联：

“异代不同时，问如此江山，龙蜷虎卧几诗客；”

他自言自语地说：

“是集杜句。”

接着又看下联，看完了，指着对联，微笑着说：

“好联！”

毛泽东想到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忍不住诵道：

“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

他还笑着说：

“看来，高级知识分子的住宿困难问题，是古已有之的。”

毛泽东又观看了二门和刘备殿的楹联。他对陪同的负责人说：

“你们走在前头，你们年轻，应该多看些。武侯祠内楹联随处可见，以诸葛亮殿前清末赵藩所题最负盛名。”

他在众人的簇拥下，来到了诸葛亮殿前，非常认真地观看着他所说的这幅楹联，还反复地吟诵：

能攻心，则反侧自消，自古知兵非好战；

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

第二天，毛泽东派人到杜甫草堂借来了楹联书10余种。

后来，毛泽东在成都会议期间，还借阅了各种版本杜甫诗集共12部108本。他还为会议期间编印的唐宋诗人有关四川的诗词集拟题，并亲自校勘稿样。编入的诗词里，有杜甫诗14首。

3月9日，毛泽东在成都郊外金牛坝宾馆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会议的主要议题是：讨论1958年经济发展计划及发展地方工业、实现农业发展纲要等问题。

参加这次会议的有大部分的中央政治局常委，部分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书记处的个别书记，东北、华北、西北、西南各省的第一书记，中南和华东个别省委书记，中央有关部门的负责人。他们是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彭真、李富春、罗荣桓、陈伯达、薄一波、谭震林、胡乔木、田家英、黄欧东、吴德、欧阳钦、张德生、张仲良、汪锋、王恩茂、林铁、陶鲁笳、乌兰夫、刘仁、黄火青、李井泉、周林、谢富治、柯庆施、王任重、陶铸。后来又增加了王鹤寿、彭涛、滕代远。

会议期间，中央政治局常委住在各个小别墅里，其他人员住在4层楼的宾馆里。

3月9日这一天，毛泽东在讲话中提出了25个问题让大家讨论。这25个问题，可以说是从政治到经济，从理论原则到工作方法，都谈到了。但他讲话的重点，仍是放在对1956年反冒进的批判上。毛泽东说：

“现在有两种方法，一种是马克思主义的‘冒进’，一种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反冒进。在南宁会议上批判了反冒进的错误。究竟采用哪一种？我看应采用‘冒进’，很多问题都可以这样提。也就是采用1958年‘大跃进’这个方法好。执行计划，一种方法是10年计划20年搞完，一种方法是10年计划二三年搞完，哪种方法好？是1956年的‘马克思主义’好，还是1958年的‘冒进’好？” 

他尖锐地批评了经济工作中的教条主义，他说：

“少奇同志在南宁会议谈了规章制度问题。规章制度从苏联搬来了一大批，如搬苏联的警卫制度，害死人，限制了负责同志的活动，前呼后拥，不许参观，不许上馆子，不许上街买鞋。陈云同志让他亲戚煮饭，警卫部门认为不得了。”“搬苏联的很多，害人不浅。那些规章制度束缚生产力，制造浪费，制造官僚主义。”“搬，要有分析，不要硬搬，硬搬就是不独立思考，忘记了历史上的教条主义的教训。”“苏联的经验只能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不从之。把苏联经验孤立起来，不看中国实际，就是不择其善者而从之。”

由于毛泽东定的调子很高，成都会议一开始就比较紧张。

毛泽东鉴于通县1956年农业生产高指标的教训，在讲话中告诫与会者们说：

“要跃进，但不要空喊，指标很高，实现不了。通县原来亩产150斤，1956年提出要在一年内跃为800斤，没有实现，是主观主义。这也无大害处，屁股不要打那么重。现在跃进，有无虚报和不切实际的毛病？现在不要去泼冷水，而是要提倡实报、喊实，要有具体措施，保证口号的实现。”

毛泽东针对河南省要苦战1年，实现458、水利化、除四害和消灭文盲的计划，还有辽宁省要在1年内实现3自给，即粮、菜、肉本省自给的计划，说道：

“也许你辽宁是对的，我怀疑是错误的，你是马克思主义，我是机会主义。河南今年办4件大事，有些可能做到，有些可能做不到，就算全部能做到，可不可以还是提5年做到。今年真的全做到了，也不要登报。《人民日报》硬是卡死。否则这个省登报，那个省登报，大家抢先，搞得天下大乱。1年完成不登报，两年完成恐怕也不要登报。各省提口号恐怕时间以长一点为好。我就是有点机会主义，要留有余地。各省不要一阵风，不要看河南说1年完成，你也说1年完成。就让河南今年试一年，灵了，让它当第一。你明年再搞。只差1年，有什么要紧。此事关系重大，我到武昌时要找吴芝圃谈谈。1955年合作化高潮时，周小舟看见别的省1年实现高级社，紧张得不得了。其实不要紧。李井泉就是从容不迫，四川实现高级化，不是55年，也不是56年，而是57年，不是也蛮好吗？”

“现在报纸宣传报道上要调整一下，不要尽唱高调，要压缩空气，这不是泼冷水，而是不要鼓吹不切实际的高指标，要按实际条件办事，提口号，定指标，要留有余地。”

毛泽东提倡干部要讲真话，他说：

“屈原是敢讲真话的人，敢为原则而斗争，虽然不得志。”

毛泽东还说：

“报纸如何办？中央、省、专区的报纸如何改变面貌，办得生动活泼？《人民日报》提出23条，有跃进的可能。我们组织和指导工作，主要依靠报纸，单是开会，效果有限。”

3月10日，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中，讲到了坚持原则与独创精神，进一步批评教条主义，他说：

“学习有两种方法，一种是专门模仿，一种是有独创精神，学习与独创相结合。硬搬苏联的规章制度，就是缺乏独创精神。”“全国解放后，1950年至1957年，在经济工作和文教工作中产生了教条主义，军事工作中搬了一部分教条，但基本原则坚持了，还不能说是教条主义。经济工作中的教条主义，主要表现在重工业、计划工作、银行工作和统计工作方面，特别是重工业和计划方面，因为我们不懂，完全没有经验，横竖自己不懂得，只好搬。”“商业搬得少些，因中央接触较多，批转文件较多。轻工业中的教条主义也少些。社会主义革命和农业合作化未受教条主义影响。”

关于教条主义产生的原因，毛泽东分析说：

“1、重工业的设计、施工、安装，自己都不行，没有经验，没有专家，部长是外行，只好抄外国的，抄了也不会鉴别。2、对苏联和中国的情况都不了解。对苏联的经验、情况、历史发展不甚了解，既然不了解只好盲目地学他们。3、精神上受到压力。1956年斯大林受批判，我们一则以喜，一则以惧。揭掉盖子，破除迷信，去掉压力，解放思想，完全必要。菩萨比人大好多倍，是为了吓人。戏台上的英雄豪杰一出来，与众不同。斯大林就是那样的人。中国人当奴隶惯了，似乎还要当下去，中国艺术家画我和斯大林的像，总比斯大林矮一些，盲目地屈服于苏联的精神压力。马列主义对任何人都是平等的，应该平等待人。但是，赫鲁晓夫一棍子把斯大林打死，也是一种压力，中国党大多数人是不同意的，还有一些人屈服于这种压力，要打倒个人崇拜。我们不赞成，他们不挂像，我们挂像。批判斯大林后，使那些迷信的人清醒了一些。要使我们的同志认识到，老祖宗也有缺点，要加以分析，不要那样迷信。对苏联的经验，一切好的应接受，不好的应拒绝。现在，我们已学会了一些本领，对苏联有了些了解，对自己也了解了。4、不懂得比较法，不懂得树立对立面。对许多规章制度，我们许多同志不去设想有没有另外一种方案，择其合乎中国情况者应用，不适合者另拟，也不做分析，不动脑筋，不加比较。”

他又说：

“1956年4月的《论十大关系》，开始提出我们自己的建设路线，原则和苏联相同，但方法有所不同，有我们自己的一套内容。在十大关系中，工业和农业，沿海和内地，中央和地方，国家、集体和个人，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这5条是主要的。”“1957年，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中，讲了工农业同时并举、中国工业化的道路、农业合作化等问题。这一年发生了一件大事，就是全民整风、反右派、群众性的对我们的批评，对人们思想的启发很大。”“1958年，在杭州、南宁、成都开了3次会。会上大家提了许多意见，开动脑筋，总结8年的经验，对思想有很大启发。南宁会议上提出了一个问题，就是国务院各部门的规章制度，可以改，而且应当该。怎样改呢？一个办法是和群众见面，一个办法是搞大字报。另一个问题是地方分权，现在已经开始实行。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同时存在，能集的则集，能分的则分，这是去年三中全会后定下来的。”

关于个人崇拜问题，他说：

“有些人对反个人崇拜很感兴趣。个人崇拜有两种：一种是正确的崇拜，如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正确的东西，我们必须崇拜，永远崇拜，不崇拜不得了。真理在他们手里，为什么不崇拜呢？我们相信真理，真理是客观存在的反映。一个班必须崇拜班长，不崇拜不得了。另一种是不正确的崇拜，不加分析，盲目崇拜，这就不对了。

反个人崇拜的目的也有两种，一种是反对不正确的崇拜，一种是反对崇拜别人，要求崇拜自己。问题不在于个人崇拜，而在于是否是真理。是真理就要崇拜，不是真理就是集体领导也不成。我们党在历史上就是强调个人作用和集体领导相结合的。打死斯大林，有些人有共鸣，有个人目的，就是为了想让别人崇拜自己。有人反对列宁，说列宁独裁，列宁回答的很干脆：‘与其让你独裁，不如我独裁好’。”

从这一天开始，成都会议听取各省市区党委负责人汇报，毛泽东在中间有许多插话。在乌兰夫发言时，毛泽东先后插话说：

“蒙汉两族要亲密合作，要相信马克思主义。各族要互相相信，不管什么民族，要看真理在谁方面，马克思是犹太人，斯大林是少数民族。蒋介石是汉人，但很坏，我们要坚决反对。不要一定是本省人执政，不管哪里人——南方或北方，这族或那族，只问哪个有没有共产主义，共产主义有多少？这一点要向少数民族同志讲清楚。”

“汉族开始并非大族，而是由许多民族混合进来的。汉人在历史上征服过少数民族，把他们赶上山。应该从历史的角度看中国民族问题。究竟是吃民族主义的饭，还是吃共产主义的饭？首先应当吃共产主义的饭，地方要，但不要地方主义。”

3月15日前后，毛泽东在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说到总路线时，他提醒吴冷西说：

“《人民日报》2月3日的社论题目叫做《鼓足干劲，力争上游》，这两句话很好，但还不够。广大干部和群众的干劲，在去年反击右派以后，早就鼓起来了，现在的问题是鼓得够不够，责任在领导。这里有一个数量问题，是鼓起三分、五分还是七分、八分？领导的责任是因势利导，使干部和群众的干劲鼓得足足的。所以，我们的总路线应该叫做：‘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的总路线’，这就比较完全了。”

3月16日下午6点10分，一辆小车沿着成都至灌县的公路开到郫县合兴乡，左转弯驶上乡村马路，在距离红光社办公处500米的地方停了下来。从车上下来的有毛泽东和四川省委书记李井泉等人。郫县县委书记刘致台、农村工作部长潘兆清、红光社社长周桂林和副社长刘贤松，快步向前迎接。毛泽东和他们一一握手，说道：

“这里是一片青枝绿叶啊！”

李井泉一众人等陪同毛泽东，走上一条小路，毛泽东说：

“我们先看一户人家好不好？”

周桂林说：好。于是，毛泽东向着一户人家走去，他指着路边的一堆泥，问道：

“这是肥料吗？”

周桂林说：

“这是社员们最近从成都推回来的塘泥，是很好的肥料。”

毛泽东又指着路边的菜园问：

“这是些什么菜？”

刘贤松回答说：

“这是社员的自留地，种的是莴笋、莲花白。”

毛泽东一行人来到温老太太家里，围坐在一张方桌四周的板凳上。毛泽东就坐在这位60多岁的老太太对面，他用四川话对老太太说：

“我们摆一摆龙门阵好不好？你家入社没有？”

老太太没有认出毛泽东，她还以为是外省来的干部，就回答说，入了。

“什么时候入的？”

“1954年。”

“你们一个人1年分多少粮食？”

“分几百斤。”

刘贤松说补充说：

“分450斤。”

毛泽东对温老太太说：

“他们说的不算，你们分多少？够吃吗？”

温老太太说：

“我们1年1人分四五百斤粮食，不浪费就够吃了。”

“你认不认得你们社长？”

“怎么不认得？这是周社长，那是刘社长，还有两个社长。”

“社长欺不欺负你们？”

“我们几个社长见人都是笑眯眯的，欺负啥子哟。”

“你知不知道除4害？”

“知道。我们是除7害。”

“你们除哪7害？”

“麻雀，老鼠，苍蝇，蚊子，跳蚤，臭虫，还有偷油婆。”

“为什么要除7害呢？”

“麻雀、老鼠要偷粮食吃，蚊子、跳蚤、臭虫吸人血，苍蝇腿杆上有细菌。”

“偷油婆呢？偷油婆有什么害处？”

“偷油婆到处爬，脚上也有细菌，它爬过的东西还有臭气，吃了要发呕。”

“你还懂得科学知识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