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说罢，想看一看偷油婆是个什么样子，几个干部就围着碗柜找了一遍，没有找到。毛泽东也在碗柜前看了一下，他说： “再看看你的房间好不好？” 这间房子不算大，毛泽东环视了一下，房间里很整洁，家具也齐全。他走出房间，笑着问身边的人： “这家是地主还是富农啊？” 温老太太接过话头说： “我们是贫农。” 说得毛泽东和大家都笑了。毛泽东走到院子里，看到猪圈里只有1头猪，就说： “如果喂两头就好了。” 毛泽东出了温老太太的家，问起灭蚊灭蝇的方法，周桂林介绍说： “茅坑里生沙虫子，把打破碗花花铡碎丢到茅坑里，就可以杀死沙虫子，以后用这粪水浇烟，可以治土蚕子，也可以治螟虫。” 毛泽东问： “什么叫打破碗花花？现在有没有？” 周桂林让人扯来一株带花的野草，毛泽东看了看说： “它并没有打破碗，为什么叫打破碗花花？” 潘兆清介绍说： “这种花有毒，从前为了防止孩子们摘它，农民就对孩子们说，摘了这种花，就要打破碗，打破碗就吃不成饭，打破碗花花就这样得了名。” 毛泽东高兴地说： “这是一个重大发现，是群众的一个创造，好办法，要推广。打破碗花花多不多？” 大家说： “多得很，沟边、河边、坟地边，到处都有。” 省农业厅驻红光社的处长梁禹久插话说： “打破碗花花在书上叫野棉花，有毒，可以杀虫。” 毛泽东说： “你这一说，接触了科学道理。你今天动手写稿，明天写成，后天审稿，再后天登报。” 毛泽东来到麦田边，他蹲下身子，左手握着一墩麦苗，右手一根一根地数它的分蘖，问道： “一棵麦子能发几根？” 周桂林说： “一般发三四根。” 毛泽东走到马路上，从大衣口袋里掏出中华牌香烟，递给同行者每人一支，他自己也点燃了一支，吸了一口，问刘致台说： “你是哪里人？” “山西人。” 毛泽东又问潘兆清： “你呢？” “我是本地人。” “你们本地人与外地人打架不打架？” 大家都说：不打架！毛泽东高兴地笑了。他又问周桂林说： “你们社里有没有女社长？” 周桂林说，有啊。女社长肖绍群就在附近的人群中，周桂林派人把她叫了来。肖绍群激动地向毛泽东问好。毛泽东又问，你们乡里有没有女乡长？刘致台说没有，他指着一位女干部介绍说： “她是乡妇联主任游福群。” 毛泽东问游福群： “你们三八节开会没有？” 游福群说： “三八节开了妇女积极分子大会。” 毛泽东又指着刘致台、潘兆清，笑着问游福群： “斗争他们没有？三八节女人斗争男人。” 下午7点20分，毛泽东与众人一一握手告别，乘车回了成都。 3月19日，是各地方党委负责人汇报的最后一天。 3月20日，毛泽东听了几天汇报后在成都会议上第3次发表讲话。关于汇报中提到的改良农具的群众运动，他说： “这是技术革命的萌芽，是一个伟大的革命。群众性的创造是无穷无尽的，是从下而上搞起来的。我们发现了好的东西，就要加以总结推广。” 他鼓励与会者们说： “要有创造精神，去掉各种怕的思想，要办刊物，要敢于到中央来工作。” 他还说，陈伯达“过去死也不肯办一个理论刊物，胆子太小，这次才振作精神，下决心办。” 对于河南省提出1年实现“四、五、八”，实现水利化、除四害，消灭文盲，毛泽东说： “可能有些能做到。即使是全部能做到，也不要登报。各省不要一阵风，说河南一年，大家都一年。可以让河南实验一年。如果河南灵了，明年各省再来一个运动，大跃进。如果一年实现‘四、五、八’，消灭文盲，也可能缺点很大，起码是工作粗糙，群众过分紧张。我们的总路线的基本点是：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贯彻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就一定能把事情办好。只要总路线正确，那么1年、2年、3年乃至5年完成‘四十条’，那也不能算没有面子，不算不荣誉。建设速度是客观的， 凡是根据主观条件和客观条件能办到的，就应当多快好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但办不到的不勉强，要波浪式的前进。急与缓是对立的统一。现在有股风，10级台风，不要公开去挡，要在内部讲清楚，把空气压缩一下。要去掉虚报、浮夸，不要争名，而要务实。有些高指标，没有措施，那就不好。“ 他还说： “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基本点已经有了，但还在创造中。现在已经使得少数人觉得这条路线是正确的。可能还有很多人是将信将疑，或者说是不自觉的。对于我们来说，从理论上和若干工作的实践上（例如工农业有相当的增产，工作也有相当的成绩，多数人心情舒畅），认为这条路线是正确的。但四十条还没有实现，15年赶上英国还只是口号，一五六项尚未全部建成，‘四、五、八’大部分尚未证实，全国工业化尚未实现。第2个五年计划搞几十万项，县县都办起工业来，结果如何？会不会生产过剩？在我的脑筋里存在问题。是好，还是天下大乱，我现在没有把握。所以，现在要开会，要每年抓4次，看到有问题就调节一下。这个路线开始形成，由于两个原因，根本的是群众斗争的创造，其次是领导机关反映了这些创造。总路线开始形成了，但是尚待完备，尚待证实，不可以说已经最后完成了。” 毛泽东讲完话从会议厅出来，吴冷西赶上去问： “主席，这次会议讨论不讨论《人民日报》的23条？” 毛泽东想了一下说： “这次会议讨论很多问题，光印发的工农商方面文件就有两大堆。文教方面的人没有来，《人民日报》的问题以后有机会再讨论。” 3月21日，毛泽东乘坐一辆黑色轿车，在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的陪同下，去视察都江堰。 上午11点，几辆小轿车驶进灌县离堆公园，毛泽东穿着一身灰色中山装，下了车。李井泉将地委书记宋文彬、县委书记陈彬和都江堰管理处处长张建中，介绍给毛泽东。然后，众人又乘车去都江堰。 车队爬上玉垒山山腰，毛泽东下了车，他拿着望远镜，望着山下滚滚的岷江，俯瞰着都江堰的雄姿。这是一座古代水利工程，已有2200多年的历史，规模宏大，闻名中外。毛泽东环顾四周，说： “灌县是个好地方嘛，山青水秀喲。” 他指着都江堰问李井泉： “每年维修给不给民工钱？” 李井泉说，要给的。毛泽东说： “这就好，共产党是要给人民钱的，做了工不给钱还叫什么共产党！修一次需要多少民工啊？” 张建中回答说： “大概要100万民工。” “今后应该改用机器修，用卷扬机，掘土机，这样就省人力了。” 毛泽东说罢，又指着索桥下的都江鱼嘴对张建中说：“今后还要想办法，用现代化的工程，把泥沙控制起来。” 毛泽东一行人又乘车回到离堆公园，步行来到公园西头的伏龙观，这是建筑在离堆上的李冰祀祠。毛泽东在伏龙观仔细地观看了都江堰水利工程沙盘模型和都江灌溉区域图。张建中介绍了飞沙堰溢洪排沙的情况，毛泽东指着飞沙堰说： “在这里修个闸不是更好吗？是不是？” 大家都说： “毛主席考虑得真周到，很好。” 张建中指着内江对毛泽东介绍说： “都江堰每年都要修，就在这里挖泥淘沙。” 毛泽东说： “那100万年以后，成都平原的泥沙就没处堆了。” 一句风趣话，逗得大家都笑了。张建中说： “将来岷江上游修水库，泥沙就会减少。” 毛泽东点点头。他来到伏龙观背后的宝瓶口。宝瓶口就是凿开玉垒山形成的口子，它是内江的咽喉，是都江堰主要水利工程之一。四川之所以成为天府之国，全靠了此水的浇灌。毛泽东手扶木栏杆，俯视着滔滔江水，问道： “这里有多深？” 张建中回答说： “这里有8米深。” “有没有人下去游过？” “没有。” “我想下去。” 毛泽东此话一出，大家都吃了一惊。毛泽东看看众人的表情，自信地微微一笑。他知道大家不会让他下去，吁了一口气，有一种英雄不能用武的无奈。他又指着离堆问： “这岩石会不会被水冲毁？” “不会的，这是粒岩，很坚硬。” 毛泽东笑着问道： “100万年以后，可能要被冲毁吧？” 这一下可把大家问住了。 中午时分，毛泽东一行人来到井福街一家饭馆用餐。入座后，毛泽东掏出一包香烟，给在座的每人一支，他也点上一支，吸了一口说： “今天谁请客？” 李井泉说，我请客。宋文彬也说，我请客。毛泽东哈哈一笑，说： “还是由我来请吧。” 按照毛泽东的意思，这顿午饭非常简单，主菜是豆花和回锅肉。吃过饭，毛泽东对服务人员和厨师张金良亲切地说： “谢谢，你们辛苦了。” 毛泽东在灌县视察的消息不胫而走，整个县城传得沸沸扬扬。不少人从四面八方涌向井福街，把井福街堵了个水泄不通。人们高呼着“毛主席万岁”，一个劲地往前挤，都想看一看毛泽东。毛泽东出了饭馆，微笑着向群众频频招手，在保卫人员的簇拥下，上车离开了灌县县城。 在返回成都的路上，行至灌县新城乡莲花1社，毛泽东看见公路边在田里劳动的社员，就让车停下来，下了车，跨过路边的小石桥，直奔庄稼地。正在锄草的冉贵全第一个看见毛泽东，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毛主席住在北京城里，怎么会来到这里？正在疑惑间，毛泽东像一个熟识的乡亲一样和他打招呼了： “要把草锄干净哩！” 说着走进麦田，蹲下去拔杂草，问冉贵全： “每亩能收多少斤？” 冉贵全还没有反应过来，毛泽东伸出4个手指，说： “400斤？” 冉贵全这才说： “差不多，每亩四百二三十斤。” “割了麦子种什么？” “种水稻。” “水稻每亩收多少斤？” “600多斤。” 毛泽东转向李井泉说： “400多加600多，就是1000多，这可了不起。” 他又转向冉贵全问： “粮食多了怎么办？” 冉贵全毫不犹豫地说： “卖给国家。” “卖给国家你们赞成不赞成？” “当然赞成！” 毛泽东哈哈一笑，逗趣地说： “我看你就有些不大赞成吧？” 冉贵全吭哧吭哧正想说什么，毛泽东已经上了田埂。社员高渤然迎面走来，毛泽东迎上去打招呼，还问他今年多大了，孩子读没读书？高渤然说今年已经58岁了，两个孩子都上了学。毛泽东高兴地拍着他的肩膀，说： “好哇！” 毛泽东沿着田埂走过去，跨进一块苕菜地，问几个女社员说： “你们摘什么？” 王应岗回答说： “摘苕菜。” “我帮你们摘点好不好？”毛泽东说着弯下腰，摘了一些嫩绿的苕菜尖尖递给王应岗，问：“这行不行？” 王应岗连忙站起来，双手接过，两声说：行，行！ 其她几个女社员也停下了手中的活，想和毛泽东说话，可又激动得说不出来。毛泽东走出苕菜地，沿着一条杂草丛生的干沟朝前走，几个孩子嬉笑着跟在他身边跑。毛泽东停下脚步，问一个孩子： “你认得‘打破碗花花’吗？” 那个孩子叫任国民，他说：认得。毛泽东弯下腰随手摘了一株“打破碗花花”，递给他，说： “你敢不敢拿？” “敢拿！” 任国民毫不犹豫地伸手接了去。毛泽东看着这个勇敢的孩子，由衷的笑了。他返回到公路上，准备上车，地里的社员们都拥上来送行。毛泽东很愉快地和大家握手告别。一个社员握着他的手激动地说： “一辈子也难得这样的机会哩！” 3月22日，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发给与会者每人一本由他编辑的书：《苏报案》。此书共编入4篇文章，《革命军》是其中之一。他一生对章太炎、邹容的革命精神和笔锋犀利的文章深为赞佩，在1958年2月、1961年7月、1963年3月和7月间，先后4次阅读过那些文章。他还收藏有一本邹容的《革命军》，在扉页邹容的肖像旁，亲笔书写着章太炎狱中赠邹容的那首诗：“邹容吾小友，披发下瀛洲。快剪刀除辫，干牛肉作糇。英雄一入狱，天地亦悲秋。临命当掺手，乾坤只两头。” 且说毛泽东在这一天的讲话中说： “要提高风格，振作精神，要有势如破竹、高屋建瓴的气势。要做到这一点，必须抓住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工作中的基本矛盾。但我们的同志有精神不振的现象，是奴隶状态的表现，像京剧《法门寺》里的贾桂一样，站惯了不敢坐。对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要尊重，但不要迷信，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创造出来的，不能抄书照搬。一有迷信就把我们脑子镇住了，不敢跳出圈子想问题。” 毛泽东提议将会议延长两三天，专门谈谈思想问题，解放思想，提高风格。他还说： “不要怕教授。有些同志进城以来相当地怕教授，看人家一大堆学问，自己好像什么都不行。自古以来，创新思想、新学派的人，都是学问不足的青年人。孔子不是二三十岁的时候就搞起来？耶稣开始有什么学问？释迦牟尼19岁创佛教，学问是后来慢慢学来的。孙中山年轻时有什么学问，不过高中程度。马克思开始创立辩证唯物论，年纪也很轻，他的学问也是后来学的。马克思开始著书的时候，只有20岁，写《共产党宣言》时，不过30岁左右，学派已经形成了。那时马克思所批判的人，都是一些当时资产阶级博学家，如李嘉图、亚当.斯密、黑格尔等。历史上总是学问少的人，推翻学问多的人。四川有个邹容，他写了一本书，叫《革命军》，我临从北京来，还找这本书看了一下。他算是提出了一个民主革命的简单纲领。他只有17岁到日本，写书的时候大概是十八九岁。20岁时跟章太炎在上海一起坐班房，因病而死。章太炎所以坐班房，就是因为他写了一篇文章，叫《驳康有为书》。这篇文章值得一看，其中有两句：‘载恬小丑，不辨菽麦’，直接骂了皇帝。这个时候，章太炎年纪还不大，大概三十几岁。康有为亦如此。刘师培成名时不过20岁，死时也才30岁。王弼注《老子》的时候，不过十几岁，死时才22岁。颜渊死时只32岁。青年人抓住一个真理，就所向披靡，所以老年人是比不过他们的。梁启超青年时也是所向披靡。” 毛泽东又说： “有话不说，就很危险。要选择说话的机会，不讲策略也不行。例如明朝反魏忠贤的那些人，不讲策略，自己被消灭，当时落得皇帝不喜欢。历史上讲真话的如比干、屈原、朱云、贾谊等，这些人都是不得志的，为原则而斗争的。不敢讲话无非是：一怕封为机会主义，二怕撤职，三怕开除党籍，四怕老婆离婚，五怕坐班房，六怕杀头。六怕不好。难道为了这些就不说话了吗？我看只要准备好了这几条，看破红尘，什么都不怕了。我们应当造成一种环境，使人敢于说话。我的企图是要人们敢说，振奋精神，势如破竹，把顾虑解除，把沉闷的空气冲破。” 毛泽东讲话结束后，欧阳钦、陶铸、李先念、林铁也先后发了言。 从3月24日起，成都会议的安排是上午召开大组会议，由刘少奇主持，毛泽东不出席。在大组会议上，大家漫谈思想，结果又走向总结1956年反冒进的教训，发言的人差不多都作了自我批评，各大协作区区长都讲了，政治局委员也讲了，周恩来、刘少奇、陈云、邓小平都谈了经验教训，彭德怀也说很受启发。 3月25日下午，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从思想方法问题谈起，他说： “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第一是唯物论，第二是辩证法。我们许多同志对此并不那么看重。反冒进不是什么责任问题，不要说得太多了，我也不愿听了。不要老作自我批评，作为方法问题的一个例子来讲是可以的。” “唯物论是世界观，也是方法论。”“我们的主观世界只能是客观世界的反映，主观反映客观是不容易的，要有大量事实，在实践中反复无数次，才能形成观点。一眼望去，一下抓住一两个观点，并无大量事实作根据，是不巩固的。”“要真真实实地听下级的话，个别交谈，小范围交谈。省委解决问题如此，中央也如此。” “反冒进也是一种客观反映。反映什么呢？主持反冒进的同志，是把个别的、特殊的东西，误认为一般的、全面地东西。只听少数人的意见，而不反映广大人民群众的意见，把特殊当作一般来反。辩证法是研究主流与支流、本质与现象、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过去发生反冒进等错误，即未抓住主流和本质，把支流当主流，把次要矛盾当作主要的矛盾来解决。国务院开会对个别问题解决得多，但有时没有抓住本质问题。 我们许多同志不注意理论。究竟思想、观点、理论从何而来？就是客观世界的反映。客观世界所固有的规律，人们反映它，不过是比较地合乎客观情况。任何规律即是事物的一个侧面，是许多个别事物的抽象，离开客观的具体事物，哪还有什么规律？ 这次会议把过去许多问题提出商量解决了。也就是说，这次会议抓住了本质和主流，克服了国务院、中央政治局工作中的缺点。” 毛泽东称赞冶金部党组吸收部分大企业的十几个人开会，谈了几天解决了许多重要问题。他还说： “两种因素加在一起就起变化，空气就不同了。中央开会，有地方同志参加，除省委书记外，再加若干地、县委书记，就有了新的因素。中央下去的同志，同省委书记谈还不够，还要找地、县委书记，学校、合作社的人谈谈，一竿子到底。为什么要提出这个问题呢？就是要打掉官气。当了‘老爷’不愿向人请教，这种自以为是的态度，各级都有。越是向人请教的多，提出来的东西，就比较有把握些，但还不能说是正确的，因为没有证明。许多事情，我自己就半信半疑。‘多快好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建设路线，究竟对不对？还要看5年。” “1956年发生的几件事没有料到，就是国际上批判斯大林和波匈事件，国内是反冒进。今后还要准备发生预料不到的事情。我看要把过高的指标压缩一下，要确实可靠。过高的指标不要登报。河南今年4件事都想完成，也许能做到，即使能做到，讲也谨慎些，给群众留点余地，也要给下级和自己留有余地。我们一些同志在热潮下面被冲昏了头脑，提出一些办不到的口号。我并不是想消灭空气，而只是要求压缩空气，把膨胀的脑筋压缩一下，冷静一些；不是想下马，而是要搞措施。” 正是：金玉良言，唯物辩证。谆谆教诲，耳提面命。惜乎惜哉！对牛弹琴，苦心白用！ 再说毛泽东最后又批评卫生部说： “他们替《人民日报》写的关于除四害的社论，写了很久还是没有写好，替中央起草的除四害指示根本不能用。卫生部不卫生，思想上并不相信四害真的可以除掉。后来还是乔木同地方上的同志合作，才把中央指示写成了，社论也写好了。” 他还批评《人民日报》社的教条主义说： “《人民日报》过去学真理报，照搬洋教条一套，连标题也模仿，不独立思考，像3岁孩子一样，处处要人扶，否则就丧魂失魄，没有主见，没有独创，连中国人办报的好传统（如讲究版面的编排和标题等）也丢掉了。后来才有所改变。” 毛泽东讲话结束后，张德生、胡乔木、柯庆施、邓小平、陶鲁笳、周恩来、薄一波、滕代远、刘少奇、彭德怀也先后就思想方法和理论问题发了言。 3月26日，成都会议就要结束了，毛泽东在讲话中说： “这次会议开得很好，但事先未准备虚实并举，实业多了一点，虚业少了一点。这也有好处，一次解决大批问题，而且是跟地方同志一起谈的，也就比较合乎实际。”“过去我们太实了。要引导各级领导同志关心思想、政治、理论问题，红与专相结合。” “现在有些问题，还是不摸底，农业比较清楚，工业、商业、文教不清楚。”“煤、电、油、机械、建筑、地质、交通、邮电、轻工业、商业没有接触，财贸还有文教历来没有摸过。林业也没有摸过。今年这些要摸一摸。政治局、书记处都摸一摸。” “希望各省第一书记，恐怕还要加上一个书记及其他某些同志，从繁忙工作中解放一点出来，做一些研究工作，注意一些重大问题。比如吴冷西同志，我们谈过几次，要他学大公报的张季鸾，到处串门子，打听消息，聊聊天，看看市场，参加这样的会议。中央的报纸也好，省市的报纸也好，总主笔不能每天沉埋在那些事务工作里头，必须解放一点。如何解放法，大家去研究。总而言之，少管一点事，少管一点就能多管一点。” 成都会议先后讨论制定了37个文件，准备提交给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在这些文件中，主要有《关于1958年计划和预算第二本帐的意见》、《关于发展地方工业问题的意见》、《关于把小型的农业合作社适当地合并为大社的意见》等等。 在成都会议结束的这天晚上，田家英在吃晚饭时告诉吴冷西说： “主席说，你送给他的《<人民日报>苦战三年工作纲要》23条，这次会议来不及讨论了。主席说他将去武汉，要你随他一道去重庆，下三峡，将在武昌议一议《人民日报》的问题。” 欲知毛泽东在武昌主持的中央工作会议如何召开，且看下一章详细叙述。 再版《毛泽东大传》实体书，一套全5册共十卷，417万字。 只收工本费190元包邮,淘宝http://shop70334099.taobao.com 作者东方直心，联系方式：13937776295，QQ242575130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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