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大传》(第七卷 九天揽月)第275章第275章 “现在全国出现高潮,出现许多新鲜事物,但也鱼龙混杂,泥沙 俱下。记者、编辑要提高政治思想水平,能对眼前彩色缤纷的现 象做出政治判断,有远见卓识。这不容易,但应努力做到。” 话说1958年3月27日上午,随同毛泽东一起到武昌开会的中南和华东的一部分协作区长们,另乘专列先行出发了。 这天中午,毛泽东乘着过去蒋介石曾经专用的专列,从成都驰往重庆。随行人员除了王敬先率领的警卫人员和服务人员外,还有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重庆市委第一书记任白戈,《人民日报》社总编辑吴冷西,秘书田家英和梅白。 毛泽东在专列上看着报纸,侯波就坐在他的对面。侯波举着相机时刻注视着他的表情,准备为他拍照。毛泽东忽然从报纸的上方抬起眼皮,叫了一声: “侯波。” 侯波“哎”了一声,抬起头。毛泽东皱着眉头说: “你怎么总是拿一只眼睛看我?” 侯波认真地说: “我的取景框只能放下一只眼睛。” “哦,”毛泽东笑着说:“一只眼的照相,两只眼的看报。眼不在多,而在用的是地方。天下一个理。” 列车在飞驰。毛泽东突然叫停车,说是要去隆昌气矿去看看。 此时,天上正下着雨。毛泽东来到隆昌气矿的招待所,矿长刘选伍、党委副书记张惠民闻讯赶到了。毛泽东和他们握了手,就向车间走去。他背着手,稳步走下山坡,正要上车,矿党委书记安增彬也赶来了。汽车向槽黑车间的山坡驰去。毛泽东和他熟悉的刘选伍谈论着化学问题。 毛泽东到了槽黑车间,和当班的车间副主任梁锡远打招呼。梁锡远打开一号火房第18格的门,毛泽东弯腰观察了一会儿,因为风刮得太大,无法看清楚里面天然气燃烧的情况。 毛泽东来到车间最后面的21号火房,梁锡远打开中间的门,毛泽东蹲下身,观察着天然气的火焰。他指着火嘴问道: “一个火房有多少个火嘴?” 梁锡远说: “按照设计是1728个,现在实际只用了1632个,最后的18格没有点。” 7点20分左右,天渐渐地黑下来,雨也越下越大了,毛泽东的衣帽都淋湿了,不断地往下滴水珠。他询问着炭黑生产的情况,又询问了天然气的采气情形,尔后才和人们挥手告别。 3月28日凌晨1时50分,毛泽东一行人的专列抵达重庆,此时依然是万家灯火。 这天下午4点半,毛泽东来到重庆钢铁公司大轧钢车间的停车场,他下了车,微笑着向欢迎他的工人们点头挥手。 毛泽东来到解放后中国人自己生产第一根钢轨的轧钢车间,看着工人们用电焊烧的“十五年赶上英国”的标语,很高兴。他走到钢板段,询问了钢板的生产情况。又到平压机前看了一会儿,就来到轧钢段,询问生产些什么,有多少种类,然后走到中剪机旁,站在开车台上,仔细地观看着工人们把红彤彤的钢坯一节一节地剪断。接着,毛泽东来到冷剪机旁,观看工人们剪钢板。 毛泽东从大轧钢车间出来,向大平炉车间走去。路两旁几千工人欢迎毛泽东,毛泽东一再挥手向工人们致意。 大平炉车间在20多天来,已经实现了生产上的三级跳——接连试制成功了双包出钢、双槽出钢和三槽出钢。毛泽东被工人们拥着走上平台,他拿着蓝色眼镜,接连3次凑近炉口,观察炼钢的情形。 下午5点40分,毛泽东驱车来到重庆建设机床厂,参观了几个车间,直到黄昏才离去。 晚饭后,随毛泽东同行的梅白将他所写的《夜登重庆枇杷山》一诗送给毛泽东,请毛泽东指导。毛泽东接过来一看,只见梅白写的是: 我来高处欲乘风,夜色辉煌一望中。几万银灯流倒影,嘉陵江比水晶宫。 看罢,他笑着说: “如果把‘辉煌’二字改为‘苍茫’,则显出了夜色的动态,为‘水晶宫’作伏笔,写得辉煌而不那么‘露’。诗贵含蓄和留有余地啊!‘几万’应改为‘百万’,以显示山城新貌,这里应鲜明,而不应含蓄。‘流倒影’不如‘摇倒影’,也是为了显示夜景的动态,也采取对比手法,写出嘉陵江并不是那么平铺直叙,而是风翻浪卷,显示了嘉陵江的性格,因此应改‘比’为‘似’,这又是用虚笔写实。总之,诗贵意境高尚,尤贵意境的动态,即变化,才见诗的波澜、辐辏。这正是唐以来的格律诗的优越性。这样,你的这首诗就成了这样的组合: 我来高处欲乘风,暮色苍茫一望中。百万银灯摇倒影,嘉陵江似水晶宫。 怎么样?你比较一下,有比较才能有鉴别。诗要改,不但要请人改,而且主要靠自己改。放一个时候,看了,想了,再改,就有可能改得好一些,这就是所谓‘推敲’的好处。当然也有改坏了的,经过修改不及原作的。” 是日晚23点,毛泽东穿着浅灰色呢制服,来到了重庆市委举办的晚会上。他在众人的欢呼声中,和人们一一握手,在一群年轻人的簇拥下坐了下来。毛泽东问道: “你们是哪个单位的?” 陈家俊回答说: “我们在共青团市委工作。” “全市有多少团员?” “11万。” 毛泽东回头问黄启在团委哪一部门工作?黄启说在少先队部。毛泽东说: “右派分子想取消少先队?” 黄启说: “是的,天津有个叫黄心平的右派分子,就主张取消少先队。” “你们同不同意?” “绝不同意。孩子们知道右派分子想取消少先队以后,举行了声讨大会,大家更热爱红领巾了。” “共青团里有没有右派?” “有,我们把他们全部都清除了。” 毛泽东听说坐在他身边的女青年刘克莉,是川剧《五难新郎》里的女主角,就问刘克莉,川剧有多少曲牌?刘克莉回答着,毛泽东还板着指头一一数着。他又问身边的另一位女青年: “你在哪里工作,叫什么名字?” 女青年说: “我叫王静,是重庆市歌舞团演员。” “你演过什么节目?” “我们团把一出川剧传统节目《放斐》改编成歌舞,去年在莫斯科世界青年联欢会上演出,获得了银质奖章。我在其中演了一个角色。” 3月29日清晨5点多钟,毛泽东从重庆出发去武汉。几辆小车驶入重庆朝天门码头。“江峡”号轮船上的客运组长殷正禄,连忙上前迎接客人,可他没想到今天来的客人竟是毛泽东,吃惊不小,一时之间竟然手足无措,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 毛泽东和柯庆施、李井泉、王任重被安排在头等舱里。 6时15分,船开了,毛泽东先后同涪陵地委书记、万县地委书记谈了话。 王任重在日记中写道:“今晚要住万县。主席昨晚只睡了一个多小时,到现在未睡,想晚上睡觉,以便白天看三峡。看来主席的精神很愉快。” 是日晚,毛泽东吸着烟,与柯庆施、李井泉,任白戈一起,坐在3楼船尾上眺望两岸夜景。王任重引着船上的大引水杨大福和女三副石若仪,来到毛泽东跟前。毛泽东招呼他们坐在自己身边。他问石若仪: “你看过画报上刊登的一位苏联女船长的故事吗?有没有遇到过那么多的困难呢?” 石若仪说: “看过,我的情况和她不完全一样。当然,困难是有的。” “学习驾驶困难吗?” “开始上船时,一点也不懂,真感到害怕。” “现在呢?” “现在懂得了一些,也没有那么害怕了。” “是啊,当你对一件事物还不了解时,往往是害怕的。正如蛇一样,当人们还不了解它、没有掌握它的特性时,感到十分害怕。但是一旦了解了它,掌握了它的特性和弱点,就不再害怕了,而且可以捉住它。” 毛泽东吸了一口烟,又问石若仪: “你在船上工作了多久?” 石若仪说4年了。毛泽东转过脸问杨大福:你呢?杨大福说:30多年了。毛泽东又对石若仪说: “要好好向他们学习,他们这些老工人是你的好师傅,水上经验都丰富,许多知识是书本上学不到的。” 他问石若仪: “三峡有个白帝城吧?” 石若仪说,有的。 船到奉节航段,石若仪指着北岸小山上一座已经坍塌的古老城垣和庙宇,对毛泽东说: “那就是白帝城。” 此时,夜色苍茫,毛泽东望着依稀可辨的白帝城,兴奋地背诵起李白的《早发白帝城》: “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 他背诵完了,又教石若仪学这首诗。他说一句,石若仪学一句,学完了,他说: “你背诵给我听听。” 石若仪立即背了一遍。毛泽东满意地点点头,说: “好,很好。” 船上的人们都休息了,吴冷西和田家英问毛泽东的服务员: “主席休息没有?” 服务员说: “主席正在填一首词,是用铅笔写的,尚未完成,放在床头上。” 吴冷西问: “主席写的是什么内容?” 服务员说: “匆忙间我也没有记住。” 3月30日早晨,“江峡”号轮船进入瞿塘峡。快到三峡时,毛泽东吃过早饭,穿着睡衣来到驾驶室,与船长李吉成、见习船长莫家端和舵工贺理富攀谈起来。他问道: “三峡这一段开船是不是最危险?” 李吉成回答说: “枯水季节在这一段开船是困难不小的,有时也会遇到危险,不过走熟了,出危险是很少的。” 毛泽东说: “如果我开船,我就喜欢走这险要的地方开。一潭死水好,还是不尽长江滚滚来好?我看还是不尽长江滚滚来好,人的生活平平淡淡没有什么意思。” 他又问: “有没有船撞在石头上的情况?” 李吉成告诉他说: “近几年开展了航道整治工作,通过各种治理,不仅过去一些不能通航的险滩地带能顺利通过,而且由于设立了航标,轮船大都能通夜航行了。” 毛泽东问: “你们的航标灯是怎么管理的?” 陪同在一旁的长江航运局负责人说: “我们专门设有航道处,下设航道区、段站。” 毛泽东说: “为什么航标灯不能用电呢?” “过去试过。可是干电池容易受潮,亮度没有保证。” 说话间,正面江心中出现一块突兀的大石头,舵手全神贯注,稳操舵把,灵巧避过。毛泽东问: “这石头能不能炸掉?” 李吉成说: “要炸。解放后已经炸掉了不少,今后还要炸的。” 毛泽东说: “有些地方航道仍然很不好,在三峡修一个大水闸,又发电又便利航运,还可以防洪、灌溉,你们赞成吗?” 李吉成说: “太赞成了,修了水闸,航行就更加便利了。” 轮船快到巫峡时,毛泽东从船长手中接过望远镜,非常留意地从几个侧面观看了神女峰。他对吴冷西等人说: “宋玉在《神女赋》中说:‘夫何神女之姣丽兮,含阴阳之渥饰。被华藻之可好兮,若翡翠之奋翼。其象无双,其美无极。毛嫱鄣袂,不足程式。西施掩面,比之无色。’其实谁也没有见过神女,但宋玉的浪漫主义描绘,竟为后世骚人墨客无限的题材。” 轮船要经过计划中的三峡大坝坝址了,船长李吉成奉命让减低航速。毛泽东站在甲板上,对选址默默地看了又看,直到轮船驶出很远。 毛泽东一直到快过完西陵峡时,才回到舱内客厅,同吴冷西、田家英闲谈起来。他说: “你们都知道,我在成都会议时,收集一些明朝人写的有关四川的诗,选了十几首印发给与会的同志。” 毛泽东特别赞赏杨慎的诗,说他是明朝一位很有才学的人,因议论朝政被流放云南30年,以至老死,很可惜。毛泽东又说,四川历代人才辈出,我们党内好些将帅是四川人。” 他问吴冷西: “你们办报的人都知道邹容其人吗?” 吴冷西说: “有些人知道一些。” 毛泽东说: “邹容也是四川人,他的日文很好,而且是在四川学的。‘苏报案’是由邹容写的《革命军》引起的。他写这本小册子时只有18岁,署名‘革命军马前卒邹容’。《革命军》一出,上海的《苏报》为之介绍宣传,章太炎为之作序,影响极大。于是,清政府大为恐慌,下令抓人并查封《苏报》。《苏报》是当时资产阶级革命派在上海的主要舆论机关,蔡元培、章太炎、邹容、章士钊、柳亚子等都在该报发表文章,抨击封建君主专制,鼓吹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并同康有为、梁启超等保皇派论战。 资产阶级革命派办报纸,都是不怕坐牢,不怕杀头的。章太炎当警察拿着黑名单来抓人时挺身而出,说:‘别人都不在,要抓章太炎,我就是。’从容入狱。邹容本未被抓,待知道章太炎已被捕后,不忍老师单独承担责任,毅然自行投案,终于病死狱中,年仅20岁。《苏报》当时的主编章士钊倒没有被捕。 邹容是青年革命家,他的文章秉笔直书,热情洋溢,而且用的是浅近通俗的文言文,《革命军》就很好读,可惜他英年早逝。 章太炎活了60多岁,前半生革命正气凛然,尤以主笔《民报》时期所写的文章锋芒锐利,所向披靡,令人神往,不愧为革命政论家。后来虽一度涉足北洋官场,但心在治经、治史,以国学家称著。鲁迅先生纵观其一生,评价甚高。但对他文笔古奥,索解为难,颇有微词。他出版一本论文集,偏偏取名《訄书》,使人难读又难解。 至于章士钊,这位老先生是我的同乡,湖南长沙人,也是清末民初的著名政论家,除担任《苏报》主笔外,还给其它许多反清报刊写文章。其后赴欧州游学,回国后在北洋政府任过教育总长等职。他的文章比章太炎的好读,没有那么古奥、怪僻,也较梁启超严谨而有条理。抗战中一直同我党保持联系,建国后同我党合作,他自己说他‘反动而不反共’。” 3月31日,轮船过荆江,毛泽东把宜昌、沙市的领导人叫到船上,询问了一些情况。 1958年4月1日凌晨2时,毛泽东到达武汉。此时,正下着雨,天气相当冷。毛泽东下榻于东湖宾馆。 这天下午,毛泽东在武昌主持召开华东和中南地区省委书记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还有李先念、谭震林、柯庆施、李井泉、王任重、吴冷西、田家英。 会议主要内容是听取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舒同、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广西壮族自治区委第一书记刘建勋、福建省委第一书记叶飞、江西省委第一书记杨尚奎、浙江省委第一书记江华汇报他们各自的工作计划。 会议首先听取吴芝圃的汇报。吴芝圃说,河南省要苦战1年,实现“四、五、八”,实现水利化、绿化、除四害和消灭文盲的工作计划。毛泽东问道: “你们怎么能一年实现绿化?” 劝他把指标修改一下,把规划调整一下。吴芝圃同意不再提一年实现绿化、一年消灭四害。但他仍然坚持要一年实现“四、五、八”。 此后,会议每天只开半天,其余时间让大家看成都会议的文件,或由谭震林、柯庆施和陶铸介绍成都会议的情况。 4月2日,毛泽东在会见波兰政府代表团时说: “我们中国赶上英国,可能不要15年,可能只要10年或11年。”“再有20年就赶上美国。” 4月2日下午,会议听取曾希圣的汇报。他主要讲安徽省大搞水利突击的情况,还拿出水利建设规划给毛泽东看。毛泽东说: “你们能3年改变面貌很好,但是我表示怀疑。多搞几年也不要紧,你讲得有道理,我不能完全不信。河南人多,你们恐怕赶不上,不要蛮干。不要过早宣布水利化,要留有余地。宣布完成水利化、绿化、‘四无’是危险的,只能宣布基本完成。” 毛泽东针对这两天在汇报中提出的不切合实际的做法和浮夸现象说: “现在说苦战3年改变面貌,其实苦战3年之后还要苦战5年,才能完成四十条。提口号要注意留有余地。苦战3年只能算是初步改变面貌。对于下面报上来的成绩,不可不信又不可全信。凡事有真必有假,要打个折扣才稳当一些。对工程师、科学家,要又信又不信,要相信科学,但要破除迷信。生产要务实,不要搞得不实在。报纸宣传应实际、深入、细致、踏实,不要光宣传指标,华而不实不好。整风挂帅,生产是当前的中心工作,以此带动其它工作。” 4月3日下午,会议听取舒同的汇报,他只说了一些数字,一些材料,证明山东省苦干3年实现40条有把握。毛泽东说: “只谈情况,不谈观点,是开材料仓库。人的头脑是加工厂,没有材料不行,有了材料要经过加工,要产生观点,用观点统率材料。” “今年是空前的一年,这样的大跃进在历史上未曾有过,我们没有经验。今年要看一年,明年胆子可能大一点,现在还是要小心谨慎,不要把事情说满了。”“说苦战3年就水利化了,我是怀疑的。3年基本改变面貌,我看只能初步改变。《人民日报》不要随便轻易宣布什么‘化’。”“苍蝇、蚊子一年如何能搞得掉?争取明年少一点,5年搞掉就是大胜利。”“粮食到手,树木到眼(看得见),才能算数。要比措施,比实绩。” 4月3日傍晚7点多钟,在武汉素有名气的老通成餐馆里,一个3岁小男孩王熙滨和他的4个哥哥姐姐,还有爸爸妈妈一家7口人,正围着一张桌子用餐。 突然,门外响起了一阵汽车的停车声,首先推门进来的是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后边跟着一位高大魁梧的人。小孩子眼尖,王熙滨用小手指着来人,扯着嗓子喊:“毛主席,毛主席。”他马上跳下椅子向前跑去,姐姐哥哥们一看,也一拥而上。5岁的小姐姐王江,用手扯扯毛泽东的衣角,问: “毛主席,你是不是从北京来的?” “是呀。”毛泽东弯下腰,笑着与几个孩子一一握手,抚摸着他们的脑袋。王熙滨的爸爸妈妈也慌忙上前,先后和毛泽东握手问好。毛泽东握着王熙滨妈妈刘燕如的手说: “你们一家人,真是其乐融融啊!” 前厅里的喧闹,早已惊动了饭店的经理万书明和服务员,他们也都拥到餐厅来看毛泽东。毛泽东正在一条一条地看着墙上贴着的除四害和大跃进的标语。他问万书明: “这是你们写的吗?” 万书明回答说是,毛泽东称赞道: “好,好。” 他看着这堵墙有些与众不同,就用手敲敲墙壁,满有兴趣地问: “这墙是用什么东西做的?” 万书明回答说: “用刨花板做的,很经济。” 毛泽东走进厨房,向厨师们招呼道: “辛苦了,辛苦了!” 厨师们没有想到是毛泽东来了,大家都楞住了。毛泽东问正在做汤包的师傅钟生楚: “这是什么包子?” 钟生楚激动得手足无措,竟然忘记了回答。毛泽东又问了一句: “这包子是谁做的?” 钟生楚此时才反应过来,忙说: “是汤包,是我做的。” 毛泽东走到大师傅曾延龄面前,问: “那你是做什么的呀?” 曾延龄说: “我是做豆皮的。我准备专门做点好的豆皮,请您老人家尝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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