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说： “你太细心了。” 曾延龄说： “总是愿您老人家健康啊！” 毛泽东走到做菜师傅李汉卿的炉灶前，用手摸了一下灶台，然后看看手指上有没有灰尘。他称赞说： “这个炉灶很干净嘛。” 毛泽东和李汉卿师傅及其他一些人聊了一会儿，饭菜已经上桌了。 这一顿饭菜中，老通成最出名的三鲜豆皮和汤包自然是少不了的。毛泽东和随行人员围成一桌，他指着面前的碗碟，向一些外省籍的人员说： “你们那里可没有这个，这是真正湖北的风味。” 众人吃完饭已经8点多了，毛泽东站起身，看看表，准备离开。经理和厨师们都围上前来送毛泽东，毛泽东和他们握手告别，还问他们： “你们是合作社，还是公私合营？” 经理万书明说是国营。毛泽东说： “国营的要更好地为人民服务。” 4月4日下午，会议听取江渭清的汇报。毛泽东插话说： “报纸宣传，不要尽是规划，宣传工作要深入、细致、踏实。现在宣传注意了多、快，但对好、省注意不够。大话不须讲。好大喜功需要，但华而不实不好。” 4月5日下午，会议听取周小舟的汇报。他说，湖南也正处于社会主义建设高潮。毛泽东分析了全国出现社会主义建设高潮的原因，他说： “一是从1955年到1956年上半年有过一个高潮。二是1956年6月起反冒进，又有了反面经验。三是1957年三中全会恢复了40条，有了多快好省和促进会。四是整风、反右调动了群众的积极性，这是最重要的。 他还说： “一年要实现几‘化’，不要说是‘过火’了，只是某些口号要调节，登报时要小心。空气还是那么多，一点不少，不过是压缩一下。反冒进把空气砍掉了一半。我们不要砍，只是把空气压缩一下。我现在担心是不是会再来一个反冒进。如果今年得不到丰收，群众会泄气，到那时又要刮台风的。此事要向地、县委书记讲清楚，如果收成不好，计划完不成怎么办？要有精神准备。要看结果，吹牛不算。不要浮而不深，粗而不细，华而不实。” 毛泽东又说： “现在存在两个剥削阶级和两个劳动阶级（工人和农民）。一个剥削阶级是国际上的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封建主义。另一个剥削阶级是国内的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它不同于前一个剥削阶级。我们的方针是团结后一个剥削阶级，孤立前一个剥削阶级。阶级斗争依然存在，还会有反复。” 4月6日12点43分，毛泽东应老朋友李达之邀，在李先念的陪同下，从会场东面入口处进入科教大会会场，接见与会科教工作者。毛泽东一出现，会场里顿时爆发出暴风雨般的掌声和“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 毛泽东穿着银灰色制服，红光满面，满头黑发，神采奕奕地走上主席台，和主席团成员们一一握手。当毛泽东把手伸向中国建筑学会武汉分会理事长鲍鼎的时候，鲍鼎激动地紧紧握着毛泽东的手，含着泪说： “我第1次见到您是在1950年，8年后的今天，第2次见到了您。我感到对不起您，8年来我进步很慢。我今天向您保证，一定要飞跃地前进。” 毛泽东微笑着说： “很好，很好。” 毛泽东又走到主席台前，向参加会议的人们招手致意。几个青年女科学工作者走上台来，把一束束鲜花献给毛泽东。一时间，会场里全体人员唱响了《东方红》的歌曲。 毛泽东问旁边的李达主任说： “出席会议的是哪些单位的？” 李达说： “科学院武汉分院，企业研究单位，大专学校。” 毛泽东高兴地说： “青年小伙子不少啊！” 李达说： “他们大都是青年研究人员和助教。” 12点53分，毛泽东在欢呼声中离开会场。他刚走到出口处，70多岁的老教授谭戒甫赶上前来，喊了一声：“主席！”毛泽东马上停住脚步，握着他的手，关切地问道： “你现在身体还好吗？” 谭戒甫激动地说： “还好。” 毛泽东又问： “还可以做研究工作吗？” 谭戒甫回答说： “可以。” 此时，毛泽东又被青年科教工作者们包围了，工作人员马上分开人群，护卫着毛泽东离开了会场。 这天下午，会议听取刘建勋的汇报。毛泽东插话说： “过渡时期阶级斗争的形势究竟怎样？两条道路的斗争，恐怕还有几个回合，还有一个长期的反复，必须估计到。要估计是否还要出大问题，如国际出现什么问题，世界大战，大灾荒，右派可能作乱。但阶级斗争的基本战役已经打过了，基本胜利已经取得了。” 4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合并农业合作社的指示，指示中说： “我国农业正在迅速地实现农田水利化，并将在几年内,逐步实现耕地机械化。在这种情况下,把小型农业合作社,有计划地适当地合并为大型合作社是必要的。” 这天下午，会议听取叶飞汇报。毛泽东插话说： “大鸣大放，是全世界社会主义国家都不敢做的事，只有我国才敢实行。不怕发动群众是真正的列宁主义态度。” 叶飞在汇报中批评了中庸之道、不敢跃进和求稳的思想。毛泽东说： “所谓求稳可靠，实际上，既不稳当，又不可靠。我们这样大的国家，老是稳、慢，就会出大祸。快一点就会好些。对稳当派有个办法，到一定的时候就提出新的口号，不断提出新口号，使他无法稳。” 4月9日，是武昌会议的最后一天。上午，根据毛泽东的意见，由柯庆施主持中央工作会议，专门讨论《人民日报》23条改进工作纲要。 吴冷西在会议上介绍了起草纲要的目的，说希望各省书记多提意见。到会的8个省和上海市的书记们先后发言，各自提出了他们的看法和建议。 下午，会议照常进行，毛泽东出席了会议。他问身边的柯庆施说： “上午谈《人民日报》的问题谈得怎样？” 柯庆施说： “大家提了一些意见，冷西同志都记下了。” 毛泽东转对与会者们说： “《人民日报》要经常注意搞好同全国各省委的关系，多听省委的意见，认真研究和解决他们提出的问题。《人民日报》要办得好，不仅要同中央各部门搞好关系，还要取得各省的支持和帮助。《人民日报》是党中央的机关报，中央自然得管，各省委也有责任帮助它办好。我们的一贯方针是全党办报。 《人民日报》的23条改进工作纲要，可以作为草案先实行起来，到年底再总结经验，加以修改。农业40条写于1955年，其后经过多次修改，还要再修改，才提到八大二次会议去。” 武昌会议结束后，毛泽东仍留在东湖湖滨别墅休息。东湖对岸是珞珈山，武汉大学就建在山麓。毛泽东每天早晨和傍晚都沿着湖边散步。 有一次，卫士张仙朋陪毛泽东散步走到一棵古松下，毛泽东停了下来，问道： “张仙朋，你这名字有意思。我问你，我们是住在天上还是住在地上？” 张仙朋说： “我们是住在地上，怎能是天上呢？” “不，我们是住在天上。我们从地球上看别的星球是在天上，如果别的星球上也有人，他们一看我们，我们不也就是在天上吗？整个宇宙，到处都是又在天上，又在地上。” 他稍一停顿，又问道： “我们算不算神仙？” “不算。” “不对。神仙是住在天上的。我们住在地球上，既然也算住在天上，为什么不算神仙？如果别的星球上有人，他们不是也把我们看成神仙吗？” 他接着又问道： “中国人算不算洋人？” 张仙朋笑着说： “外国人才是洋人呢，我们不是。” 毛泽东说： “不对。既然外国人是洋人，我们看外国人是洋人，外国人看中国人不也是洋人吗？” 这才是：层层递问真绝伦，三段论法笑煞人。穷天达理尚有谁？至今仍拜天洋神。 4月11日上午，毛泽东吃罢早饭，散步后回到东湖湖滨别墅，叫来吴冷西和田家英，一起坐在湖边凉棚下闲聊。毛泽东从长江大桥谈到八七会议、武昌起义、黎元洪以至张之洞，还再一次谈到了章太炎。他说： “章太炎曾一度应张之洞之请到武昌办报，但因与张之洞的观点不同，不肯就任主笔，终于离开。像章太炎这样激进的革命派，开始也并未同康有为、梁启超等保皇派分清营垒，而是同他们一起办报。章太炎就曾给梁启超主办的《时务报》、《清议报》写文章，共同主张维新，是后来才分道扬镳的。” 他还说： “在近代史上，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都需要自己的舆论工具，都热心于办报。清末民初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和革命派是这样，后来国民党和共产党也是这样。” 说罢，他问吴冷西： “你是不是广东新会人？” 吴冷西说，是。 毛泽东说： “梁启超一生有点像虎头蛇尾。他最辉煌的时期是办《时务报》和《清议报》的几年。那时他同康有为力主维新变法。他写的《变法通议》在《时务报》上连载，立论锋利，条理分明，感情奔放，痛快淋漓。加上他的文章一反骈体、桐城、八股之弊，清新平易，传诵一时。他是当时最有号召力的政论家。 梁启超是在两次赴京会试落第之后，才同康有为、谭嗣同等一起搞‘公车上书’的。戊戌变法后，梁启超流亡日本办《清议报》，其后即逐渐失去革新锋芒，成为顽固的保皇派，拥护君主立宪，反对民主共和。后来，他拥护袁世凯当总统和段祺瑞执政，但也反对袁世凯称帝和张勋复辟。欧战结束后出洋游欧，回国后即退出政坛，专心著作和讲学。 梁启超写政论往往态度不严肃。他讲究文章的气势，但过于铺陈排比。他好纵论古今，但往往似是而非，给人以轻率、粗浅之感。他自己也承认有时是信口开河。 写文章尤其是政论，最忌以势吓人，强词夺理。梁启超那个时候，写文章的人好卖弄‘西学’，喜欢把数学、化学、物理和政治相提并论，用自然科学技术的术语来写政论，常常闹出许多笑话。做新闻工作既要知识广博，又要避免肤浅，这不容易做到的。但一定要努力学习做到。 梁启超创办《时务报》，开始确实很辛苦。他自己写评论，又要修改别人来稿，全部编排工作和复校工作，都由他一个人承担，这是很不容易的。后来才增加到七八个人，其中3位主要助手也是广东人。” 毛泽东自然也想起了他创办的《湘江评论》。那时候，自己又何尝不是如此呢。他点了一支烟，又说： “现在我们的报社，动辄数百人、上千人，是不是太多了？” 毛泽东讲完了，顿了一下，转换了话题，他问吴冷西： “柯庆施主持的会议，各省委书记谈了些什么意见？” 吴冷西根据自己的记忆，作了简单扼要汇报。他还说： “《人民日报》同各省委的关系，总的来说还是比较正常的。只有几个省委对《人民日报》在1955—1956年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时，批评他们省里的某些工作有意见，一度关系比较紧张，所以在会上还旧事重提。” 毛泽东说： “对省委提的意见，要做分析。对的要接受，认真改进。你们认为不对的，可以提到小平同志主持的书记处会议上讨论，然后向有关省委做必要的解释。一般人都不太容易接受批评，你们在报纸上公开批评省委的某项工作中的缺点，人家有意见是正常的，何况你们的批评有时不免不够实事求是。因此，你们的批评应当十分慎重，事实力求八九不离十。涉及省委本身的，事前可以听听中央书记处的意见。批评一般工作中的缺点，你们编辑部自己负责，当然也不要鲁莽行事。无论如何，你们要经常告诉记者、编辑，要搞好同各省委的关系，这是按党的原则办事的关系，不是庸俗化的关系。” 毛泽东又谈到了《人民日报》的宣传问题，他说： “武昌会议，还有成都会议的精神，就是《人民日报》宣传的大纲。有些具体意见，我在这两个会议上都谈到了。还有几点同报纸关系密切的： 1、近来报纸的宣传反映实际不够，但也有不实之处，如指标、计划讲得过头了。现在要调整一下，压缩空气。鼓劲的话要讲，但不要华而不实。江苏提出十分指标、十二分措施、二十四分干劲，这种精神是好的，应当宣传。这次在武昌有些省提出，怕一说调整一下宣传调子就会泄气，这种顾虑要注意。目前总的方针还是鼓足干劲，气可鼓而不可泄。 2、现在各省提出这个‘化’那个‘化’很多。‘化’就是要变，反映群众的愿望。提出‘化’的口号响亮，能动员群众。但是报纸在宣传的时候要慎重。比如说绿化，不能说种一些树就是绿化，要成活、成片、成林，象在飞机上看到的湘南、粤北那样郁郁葱葱才算绿化。又如水利化，有说1年实现的，有说3年实现的，其实都不能叫做‘化’，只是改变一些面貌。又如说‘四无’，应当相信可以实现，但不是一两年或三五年可以实现的。一个‘化’，一个‘无’，不要随便宣传已经实现了。即使是讲订规划、提口号，也要留有余地，在时间和空间上说得活一点。否则，说1年或2年完成，那不是以后没有事情干了吗？要留给子孙后代一些事做。现在说苦战3年基本改变面貌，其实只是初步改变面貌，能否做到还得看1年。 3、报纸的宣传要搞深入、踏实、细致。我们讲多快好省的方针，报纸上不能只讲多快，不讲好省。我们是要好大喜功的。大而无功，其实不是好大而是好小。不实就是无功而还。报纸对一些具体问题，要由小见大，要把许多杂乱无章的事情加以概括，从理论上把事情说清楚。报纸的评论，应带理论色彩，这就是深入事情的本质，抓住了规律。这样把纲提起来，才能使干部和群众方向明确。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的重要性就在这里。 4、现在全国出现高潮，出现许多新鲜事物，但也鱼龙混杂，泥沙俱下。记者、编辑要提高政治思想水平，能对眼前彩色缤纷的现象做出政治判断，有远见卓识。这不容易，但应努力做到。目前大跃进的形势正是锻炼的好机会。可以按照各省委提出的意见，编辑一些新闻和评论供记者、编辑学习。 5、报纸的问题带有普遍性，不仅《人民日报》存在，省报也存在。今年夏天要召开全国报纸的总编辑会议，讨论新闻宣传如何改进。此事要告诉陆定一同志并报告中央书记处。” 毛泽东最后对吴冷西说： “你要离开北京到外地走走看看，在八大二次会议后就下去一两个月，回来就开全国报纸总编辑会议。” 后来，吴冷西把毛泽东说要召开全国报纸总编辑会议的意见，告诉了宣传部长陆定一。陆定一说： “夏天太忙，秋天再说。” 欲知毛泽东在武昌会议后还有什么重大活动，请看下一章叙述。 再版《毛泽东大传》实体书，一套全5册共十卷，417万字。 只收工本费190元包邮,淘宝http://shop70334099.taobao.com 作者东方直心，联系方式：13937776295，QQ2425751303 |
E_mail: redchinacn@gmail.com
2010-2011http://redchinacn.ne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