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首先，不是《炎黄春秋》告梅育新（以及硬贴上来的郭松民），是关于狼牙山五壮士的文章作者洪振快，告梅育新因此问侮辱作者。 除了郭松民抢先申请成为被告外，还有成都双石、梅子、李甲才等申请成为被告，刘金华老先生也积极出主意要反诉。 主席说：不打无准备之仗。所以，很有必要把洪振快的原文转过来，让那些准备一起当被告的网友，提前准备一下，整理个驳斥或者反诉提纲，也算帮小梅和郭松民出出主意。因此将原文转发： 《炎黄春秋》2013年第11期 “狼牙山五壮士”是一个著名故事，因为被编入小学语文课本并沿用数十年，可谓尽人皆知。该故事的官方版本，可以新华社北京2005年6月16日电、次日《人民日报》刊登的文章为代表： 1941年8月，侵华日军华北方面军调集7万余人的兵力，对晋察冀边区所属的北岳、平西根据地进行毁灭性“大扫荡”。9月25日，日伪军约3500余人围攻易县城西南的狼牙山地区，企图歼灭该地区的八路军和地方党政机关。晋察冀军区第1军分区某部第七连奉命掩护党政机关、部队和群众转移。完成任务撤离时，留下第六班马宝玉等5名战士担负后卫阻击，掩护全连转移。他们坚定沉着，利用有利地形，奋勇还击，打退日伪军多次进攻，毙伤90余人。次日，为了不让日伪军发现连队转移方向，他们边打边撤，将日伪军引向狼牙山棋盘陀峰顶绝路。日伪军误认咬住了八路军主力，遂发起猛攻。5位战士临危不惧，英勇阻击，子弹打光后，用石块还击，一直坚持战斗到日落。面对步步逼近的日伪军，他们宁死不屈，毁掉枪支，义无反顾，纵身跳下数十丈深的悬崖。马宝玉、胡德林、胡福才壮烈殉国；葛振林、宋学义被山腰树枝挂住，幸免于难。 这个版本已经沿用了几十年，但也不断受到质疑。比如，文革中，红卫兵对葛振林、宋学义跳崖而未遇难表示怀疑（详见后文）。1994年7月9日，《长江日报》刊登了一篇文章，提出当时六班不是5个人，而是6个人，还有一位副班长，投敌被杀。1995年8月11日，《羊城晚报》又刊登了一篇文章，称五壮士跳崖是“三跳二溜”，马宝玉等三人跳崖牺牲，葛振林、宋学义是“顺着崖壁溜了下去”，所以被树木挂住，得以生还。 那么，真相到底怎样，得依靠证据。有可能提供证据者，主要是以下一些人：首先，是两位当事人——葛振林、宋学义。其次，是目击者——易县龙王庙村农民冉元通和棋盘陀庙的李道士，据说他们看到了五壮士跳崖。此外，五壮士所在部队——晋察冀军区第一军分区一团七连二排六班的相关领导——第一军分区司令员杨成武，一团团长邱蔚、政委陈海涵，七连连长刘福山、指导员蔡展鹏，他们也算是知情者，但在五壮士跳崖前的活动上，他们并非目击者。还有第一军分区宣传科干事钱丹辉和《晋察冀日报》记者沈重，他们采访过葛振林、宋学义。当然，上述人员都是一个方面即“我方”的人，还有一个方面——敌方的人员，他们也是目击者，但目前缺乏他们关于此事的陈述。 当我们深入“狼牙山五壮士”有关叙述的细节时，就发现上述人员在不同时间、不同场合下的陈述存在诸多互相矛盾之处。而对于同一件事，相互矛盾的描述可能都不符合事实，也可能有一个符合事实，但不可能同时都符合事实。因此，对于“狼牙山五壮士”的真相，还有待历史学家的深入研究和探讨。 在何处跳崖 狼牙山五壮士事迹的传播是从其所在部队开始的。9月25日五壮士跳崖，当日杨成武就获知情况，并向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报告；第二天傍晚，邱蔚又向杨成武报告二位负伤的战士葛振林、宋学义已返回部队。得知消息后，第一军分区政治部主任罗元发“立即让宣传科派人到一团采访。当天，宣传干事钱丹辉就背上背包出发了。他爬上狼牙山，在老君堂那里找到了邱蔚同志，然后又赶到桑岗卫生部，找到葛振林和宋学义同志，代表分区领导向他俩表示慰问，让他们好好养伤，并仔细问了他们那个班的战斗经过。钱丹辉同志回来后，很快就写出了报告。我（杨成武）一看，写得挺好，就叫机要科立即向军区发报。没想到，聂司令员连着收到我们的两个电报后，马上就报告八路军总部。很快，狼牙山五壮士的英雄事迹传遍了抗日根据地，延安电台还向全国作了广播，许多报纸也刊载了这则消息。我们一分区战线剧社的同志，还自编自演了歌颂狼牙山五壮士的节目。”（杨成武：《敌后抗战》，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第285-286页） 钱丹辉1995年回忆当年采访经过：“杨司令闻讯，立即命我去调查，直到老君堂见了邱蔚团长，详细讲了一团七连六班在班长领导下，摔断步枪，纵身跳下悬崖经过，一一作了笔记。又到卫生部看望了生还的两名战士葛振林和宋学义，他们虽受伤但没有致命伤害。回到司令部（玉皇沟门）向杨成武司令作了汇报，写了电报，开列了名单，上报军区聂司令员。当时无论是邱蔚同志的谈话，还是葛振林、宋学义二同志谈话都讲得很详细。我跟葛振林宋学义谈了一个上午一个下午……”（余炳年：《壮士葛振林》，中国文联出版社2003年版，第248-249页） 10月18日，晋察冀军区发出关于学习狼牙山五壮士的训令（以下简称“训令”）。训令介绍五壮士跳崖前后经过： 该连以第六班掩护主力转移，英勇战士胡德林、胡福才、葛振林、宋学义在班长马保林同志（党的小组长）领导下，以高度的英勇顽强精神，固守阵地，与敌激战五小时。敌人曾作四次猛烈冲锋，均被我击退，计杀伤敌寇五十余名。最后因子弹、手榴弹全部用完，且众寡悬殊，在最危急时，该班长马保林同志领导战士葛振林（党员）、胡德林、胡福才、宋学义等四同志，先将所有武器全部破坏，遂即跳万丈悬崖。马保林、胡德林、胡福才三同志壮烈殉国，葛振林、宋学义二人光荣负伤。此次战斗计毙伤敌一百余名以上，敌异常恐慌，全无斗志而退。（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八路军•文献》，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第709页）训令说了“跳万丈悬崖”，但对跳崖的细节没有交代。训令刊载于10月23日晋察冀军区政治部出 1941年11月7日《晋察冀日报》刊登聂荣臻等签署的训令版的《抗敌三日刊》第318期。11月5日，中共中央北方分局、中共晋察冀中央局的机关报——《晋察冀日报》上刊登了该报特派记者沈重撰写的通讯《棋盘陀上的五个“神兵”》（以下简称《“神兵”》）。据后来的文章介绍，沈重是《晋察冀日报》驻狼牙山所在易县地区的特派记者。当他得知这一事迹后，立即奔赴五壮士所在部队做深入采访；10月19日，文章完成，稿件经秘密交通线送往报社驻地平山县（其间需经过七个县，200多公里路）；稿子到达后，立刻进入编辑程序，进而排版印刷，11月5日出报。（王卫国：《“狼牙山五壮士”是怎样报道出来的》，《新闻与写作》2005年第1期）该报11月8日也全文刊登了训令。 《“神兵”》对五壮士战斗和跳崖有详细描写，其要点是：五壮士把日伪军引向狼牙山顶峰棋盘陀（让敌人认为一团主力在棋盘陀上面，引其围攻），打退敌人五次冲锋，弹尽路绝之后，摔断武器，五人跳崖，“五个人一齐，向下……葛振林和宋学义给树枝挂在半空，二十丈绝岩的沟底有着三堆血肉……”（转引自王笠夫：《狼牙山五壮士赞歌》，接力出版社1997年版，第56页） 训令和《“神兵”》给人造成的印象，是五壮士在棋盘陀顶峰跳下了“万丈”或“二十丈”的悬崖，三人在沟底成了“三堆血肉”，“壮烈殉国”，而两人“给树枝挂在半空”，“光荣负伤”。这也正是壮烈的狼牙山五壮士故事的核心所在。之后，根据训令要求，“在烈士牺牲地点，建碑纪念，并命名为狼牙山三烈士碑”，1942年7月纪念碑在棋盘陀顶峰建成，8月举行落成典礼。9月7日，重庆《新华日报》报道此事，标题为：“棋盘陀上纪念塔落成，三青年烈士英名永垂！”正文说：“（本报晋察冀边区通讯）易水狼牙山棋盘陀三勇士壮烈捐躯（按：三勇士壮烈捐躯事迹，见本报八月三日四版）后，军区为表彰忠烈，特在烈士殉难地建立巨塔，以资永远纪念。”（转引自余炳年：《壮士葛振林》，中国文联出版社2003年版，第171页）由这些材料可见，中共官方认定，棋盘陀顶峰即为烈士牺牲地点，亦即跳崖地点。人们印象中一直如此。 可是按照1957年7月15日出版的《红旗飘飘》第2集刊出了葛振林的口述（作家王愿坚记录整理）《狼牙山跳崖记》，最后跳崖的地方并不是在棋盘陀顶峰，因为文中说：“跑了一阵，我们看看把敌人撇远了，才找了个小山头歇下来。……我绕山走了一转，看了看地形：这地方离主峰棋盘陀不远，是一连串的三个小山包，正面从我们来的地方是一条小山脚，弯弯曲曲地伸开去，背后和两侧是陡陡的山坡，下去就是望不见底的陡立的悬崖。”然后五次阻击战都发生在此地。跳崖后，两人爬回原阵地，宋学义发愁“奔哪里”，葛振林说：“上棋盘陀。现在敌人走了，那里可能有自己人，先弄点吃的再说。”（葛振林讲、愿坚记录整理：《狼牙山跳崖记》，《红旗飘飘》第2集，中国青年出版社 1957年版，第41、46页）若依此说，两人所在地方，是在棋盘陀下面的一个山包，而不是在棋盘陀顶峰。 在此之前，《解放军报》曾刊登文章，写到邱蔚“登上了狼牙山的高峰之一——棋盘陀。三烈士塔就修建在这里”，“邱蔚将军和刘福山站在塔旁，久久地注视着对面的“莲花瓣”（五壮士跳崖的地方），悼念着壮烈牺牲的勇士”。（邢纪棠：《邱蔚将军重回狼牙山》，转引自中共蔚县县委党史研究室、共青团蔚县委员会合编：《狼牙壮士马宝玉》，1992年9月印，第89页） 而宋学义的叙述则是：“太阳还有一竿子高，我们便攀上了棋盘陀的顶峰。日本鬼子也象一群疯狗似的跟了上来。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三面是万丈悬崖，再也没有地方可以引敌人了。日本鬼子还在拼命向顶峰上爬……”从这个描述看起来，给人的印象五壮士跳崖地点还是在棋盘陀顶峰。（宋学义：《在狼牙山上》，转引自王笠夫：《狼牙山五壮士赞歌》，接力出版社1997年版，第41页。该书后面注明此文原载《星火燎原》选编第六期，战士出版社1981年版。宋学义1971年去世，叙述应早于1971年出版） 1985年4月，冉元通讲到五壮士：“他们说着，上了小莲花瓣，走向牛角壶。我与他们分了手，上了大莲花瓣山。大莲花瓣山比牛角壶高，五位八路军的动作我能看清楚。”（冉元通：《壮士跳崖目击记》，转引自王笠夫：《狼牙山五壮士赞歌》，接力出版社1997年版，第41页）这就是说，五壮士并未上棋盘陀顶峰，而是上了小莲花瓣的牛角壶。 1985年8月，杨成武将军的《敌后抗战》一书出版，里面提到：“六班的同志赶紧往棋盘陀山峰上爬，谁知那里早上去了敌人，机枪一个劲地朝他们打。他们只好转身攀上棋盘陀附近的一个山峰。这个山峰叫牛角壶，异常险要。那凌空而起，伸出来象只牛角的悬崖，使人望而生畏。牛角壶三面是悬崖绝壁，只有一面有条崎岖险峻的小路，爬上牛角壶，等于走上了绝路！”依这段话，五壮士上的是牛角壶，而且当时棋盘陀已被敌人占领，五壮士就是想上也上不了，这也与要把敌人引向棋盘陀一说有冲突——既然此时棋盘陀已被敌占领，哪能还要引向？ 在后来，比如，1995年3月葛振林也说：“最后退到靠近棋盘陀顶峰的一个山头，只有我们五个人。”（《壮士葛振林》第250页）1996年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的《五十年祭：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一书中，葛振林的口述与杨成武将军《敌后抗战》一书的描写几乎一模一样。 由此可以看出，关于跳崖地点，就是“五壮士”的幸存者还在世时，也没有完全一致的说法。 跳崖是怎么跳的 “狼牙山五壮士”的核心情节是跳崖。训令和《“神兵”》对跳崖的细节都不明确，仅是简单地说“遂即跳万丈悬崖”，“光荣负伤”，“给树枝挂在半空”。以后官方版本涉及此处，均以“负伤”、“给树枝挂在半空”一笔带过。文革中红卫兵对此表示怀疑，在批斗会上当众质问宋学义：“人家都跳崖跌死了，你怎么活着回来了？你再到狼牙山跳跳，跌不死，就承认你是英雄。你从房顶跳下来也行，房顶还没狼牙山高，跌不死也算……”（刘荣荣、朱艳冰：《宋学义的最后一段旅程》，《河北日报》2011年6月28日） 1995年8月11日，《羊城晚报》刊登了一篇文章，题为《壮歌重唱狼牙山》，写到“五壮士”跳崖细节时说：马宝玉“带头跳下万丈深渊。紧接着胡福才、胡德林也从马宝玉跳崖的地点跳了下去。几乎同时，葛振林、宋学义在距马宝玉只有四五步的地方顺着崖壁溜了下去。……因为马宝玉、胡福才、胡德林是‘跳’，距崖壁比较远，坠入了万丈深渊；葛振林、宋学义是‘溜’，紧挨着崖壁，被崖壁半腰上长出的树木挂住，受了重伤，昏死过去。” 这个说法为跳崖而未遇难提供了一个解释。给《羊城晚报》提供材料的是当时一团政委陈海涵（后曾任广州军区副司令员）的夫人陈逊。1942年5月在易县北娄山村一团驻地给五壮士庆功授奖后拍摄的合影中，陈海涵就站在葛振林（或宋学义）的旁边。而陈逊当年则是第一军分区战线剧社的指导员（后曾任广州市委党校副校长）。《壮歌重唱狼牙山》一文中不少细节描述都被葛振林等驳斥，但“溜”的说法却未见反驳。 实际上，从1957年刊出的葛振林自己的口述中，也是可以印证“溜”的说法： 等我抬起头来，只看见班长的白衬衣在崖上一闪——他跳下去了。……我就近跑到崖边，一纵身也跳下去。我是第二个跳的。 当时自己的决心是：猛一跳，栽下去就算啦。谁知道跳下去以后，身子一挨到树，手不由自主地伸出来，去抓树枝子。我闭着眼，扎煞开手，左抓一把，脱了，右抓一把，脱了。手被树枝划了，不觉得，腰被石块碰了，不觉得，只是“蹬蹬”地往下滚。猛然身子一虚空，又“通”地声一撞，脸朝山、屁股朝沟，停住了。这时，我心里还是明白的，伸手摸摸，身子底下是并排的几棵小树，把我给挡住了。我知道没有摔到底，自己还活着，只是浑身没劲不能动，又怕一动再摔下去。这时会不会摔死，也没去想它，倒是身旁的石头怪讨厌的。也不知是我和同志碰下来的还是敌人推下来的，人头般大的石块顺着我下来的山崖不断地往下滚，一会，“刷刷刷”下来几块，一会“刷刷刷”又下来几块，经过我的身旁，“通通通”摔下崖去了。幸好一块也没有砸到我的身上。接着听到敌人的声音。我闭着眼静听，那声音离我不过半里来路，很清楚。日本鬼子在哇啦哇啦地说什么，一个伪军在说：“这些八路真有种，死也不缴枪！”不一会又向着山沟里打了一阵枪，子弹嗖嗖地从我头上飞过去。我心想，我只要一挪动地方就下去了，反正你得不到活的。 敌人在我们阵地上打了一阵枪，在棋盘陀方向又响了几炮，就再也没有动静了。大概那些家伙走了吧！我试探着抬起头，从树杈里看出去，原来我正在大沟的半山腰里，再往下不远，就是立陡的悬崖。我正被一块大石头和几棵小树拦住了。要是再偏左一公尺呀，别说活，哪怕是连骨头也剩不下啦。再往上看看，离跳崖的地方约有不到一里地；太阳已经平西了，再看看自己，衣服到处是豁口，血从破衣服缝里流出来，也说不清是伤着了哪里。最疼的是腰，麻辘辘的，一动就钻心地疼，大概伤得不轻。 我想，老呆在这里不行哪，就决定往山上爬。当时还有股急劲，咬咬牙，翻过身来，就往山上爬。别看滚下来时容易，再往上爬就困难多了，爬一步要停下来，揪上一棵小树或者一块石头，咬咬牙，攒攒劲，再爬上一步。爬了好大一会，还不到一半。 正爬着，忽然听到不远处草叶子、石块“哗啦”一响，我一愣，连忙靠上一块石头，往外一看，只见不远处一个人在动，好象是宋学义。我小声喊了声：“宋学义！” “哎，是班副么？” “是呀！你怎么样？” “我动不了啦！” 我看看离他还有一段路，横着又走不过去，只好说：“动不了也得爬。敌人可能走了，你自己设法往上爬，我在上边等你。”…… 我爬上原阵地的时候，太阳已经靠山了。我爬到班长跳下去的地方探头望望，这个地方特别陡，黑沉沉的，一眼望不到底，近处，光溜溜的石尖横点着，石缝里长着一簇簇酸枣棘子，被晚风吹得一摇一摆。我放开嗓子喊：“班——长——”“马——保——林”回答我的只有空谷的回声，和那越旋越低的鹰。我沿着崖边转到前沿。我们战斗过的地方，到处是一片黑，真想不出当时是怎样坚持下来的。……（葛振林讲、愿坚记录整理：《狼牙山跳崖记》，《红旗飘飘》第2集，中国青年出版社1957年版，第44-46页） 为表示对《壮歌重唱狼牙山》一文的不满，1995年9月2日，葛振林在北京京西宾馆写下一份《我的说明》，对跳崖后的情况作了说明：“我多次向首长作家和听众说过，当年我和宋学义纵身跳崖，苏醒过来，忍着伤痛爬到坡上……”（见余炳年著：《壮士葛振林》，中国文联出版社2003年版，第255页）依葛振林所述，他跳下的应该是一个“陡陡的山坡”，所以才有“溜”和“滚”下去的动作，也才有“爬到坡上”而不是攀崖的动作。 后来，葛振林又有新的说法。2005年7月前一到三年间，葛振林在接受大型文献纪录片《八路军》摄制组采访时说：“敌人一上来了，就把手榴弹扔了过去，把敌人一炸，调头一看，看不见班长了，班长可能是牺牲了，也搞不清楚了，我们就往这边跳了，跳下去了以后呀，一层一层地树，我们跟那个猴子一样，这棵树窜那棵树，那棵树窜这棵树，就是那样在树上架着，摔到半腰上了，让那个树给档住了。”（葛振林：《狼牙山跳崖那悲壮的一幕》，见张军锋主编：《八路军老战士口述实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7月版，第192页）按这个回忆，似乎跳下去后也不是“溜”，而是在树间“窜”。 敌我双方战斗伤亡 关于9月25日的战斗伤亡，训令中说七连在上午的阻击战中，用地雷“毙伤敌四十余名”，七连主力退出后，五壮士在打退敌人四次过程冲锋中，“计杀伤敌寇五十余名”，总共“毙伤敌一百余名以上”。《“神兵”》一文中说，“敌高见部队长九月二十七日召集其部下数千人在营头开了两天‘庆祝占领棋盘陀’的大会，他训斥着他的部下：‘学学八路军顽强战斗的精神吧，他们五个，我们连被地雷炸死的却去了一百多！……’”所说与训令基本一致，即日方死伤“一百多”人，不过突出了我方是“五个”，给人的印象是我方除五壮士外没有死伤。 《聂荣臻年谱》1941年10月16日条下写到：“北岳、平西的秋季反‘扫荡’作战结束，历时66天，作战800多次，共歼灭日伪军5500多人，粉碎了敌人的‘扫荡’。但我抗日军民也付出了重大代价，伤亡1900多人，根据地面积缩小了4000多平方公里。” 而日方提供的数字则不太一样。日方在总结1941年夏季围剿晋察冀边区（日方将此次围剿作为“1941年度的治安战”的夏季“晋察冀边区肃正作战”中）的作战成果时说： 此次作战的综合成果如下：（据第一一O师团的材料，截至作战中途的10月27日） 敌方损失，遗尸5616具。俘虏3769人。…… 我方损失战死84名、负伤224名。 上述数字，做为对共肃正作战战果是十分巨大的。方面军的综合战果数字不明。（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天津市政协编译组译：《华北治安战》，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42页） 当然，日方公布的战果只是可供参考的一面之词。 1957年刊出的葛振林口述中，详细讲了战斗经过——包括四次打退敌人冲锋，但没有讲毙伤敌多少人，却说“在进入战斗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配备了二三十发子弹，五颗手榴弹，经过一上午的战斗，子弹早没了”，在班长扔出最后一颗手榴弹时，也只说“‘轰！’地一声，敌人又往后缩了一下”，没说具体炸死多少敌人，只有在跳崖后又再爬上来才说“在我们阵地前面，敌人的尸体都被带走了，到处是一堆堆的血衣，看样子被我们打死了不少”。（《红旗飘飘》第2集，第43、46页） 按照葛振林此处的说法，在凌晨战斗开始时五个人总共只有100-150发子弹和25颗手榴弹，即便不算七连主力未突围前的战斗，而把它全部用于打退敌人四次冲锋的战斗，其能毙伤敌人50余人，在山地战中可以说是命中率相当高。 按照葛振林此处的说法，也没有七连头天晚上预埋地雷，导致第二天日伪军进攻时“毙伤敌四十余名”（训令）或“让五十多个‘皇军’飞舞起他们的‘无言旋归’了”（《“神兵”》）的事。葛振林说：“走到半夜十二点钟左右，翻过了狼牙山，来到山背后一个小村子。连里把一、三排派出去放警戒去了，我们二排就集中在山脚下的几间草房子里待命。一直待到夜三四点钟，任务还没有来，我们私下里说：大概今天不会有情况了。就弄了点草一铺，有的同志还打开了背包，躺下来。我一歪身，拉过胡德林个被角盖在身上，刚刚睡着，就被一阵急促的枪声、手榴弹声震醒了。这时指导员跑得汗淋淋地闯进来，上气不接下气地下命令：赶快上山，靠近团首长。”可见当天夜里，根本没有布置地雷（指“三个一束的手榴弹”）。 而《棋盘陀上的“神兵”》详细交代了何谓“地雷”：“可是关于‘地雷’，高见‘太君’却说错了，八路军的地雷还舍不得拿去放在像通狼牙山和棋盘陀那样的羊肠曲道上（八路军的地雷是要拿去炸铁路的）。在那些小道上所安置的和每处都给日本皮鞋所踩到而爆炸的，是地道边区造的三个一束的手榴弹（只是安置了机关而已）”。 但葛振林在1957年以后的口述中，则与训令和《“神兵”》差不多。 关于我方伤亡情况，除了跳崖牺牲的三位烈士之外，这次战斗中七连到底有没有伤亡？葛振林在不同时期的口述有不同的说法。在1957年刊出的口述中，他没有说到伤亡，只是说“这时机枪组不知道哪里去了（那时班长无权指挥机枪，他们大概在转移时走散了），留下来坚持的只有我们班五个人”。（《红旗飘飘》第2集，第41页）而在1985年出版的杨成武回忆录中，则说：“在激烈的战斗中，连长刘福山负了重伤，他带领的二班和机枪班的同志大都牺牲了。”（《敌后抗战》第289页）1995年刊出的葛振林口述中，说法与杨成武几乎一模一样，明显是沿用了杨成武的说法，可见是认同其说的。（见葛振林口述、王书波整理：《视死如归壮军威——忆狼牙山之战》，《党史博览》1995年第12期）将两处对比，似乎前者的“不知道哪里去了”，就是后者的“大都牺牲了”。 1994年7月9日《长江日报》刊登的文章中，说“七连六班当时共有9个人，除了五壮士之外，还有个小商出身的副班长吴希顺，另外几个战士因病没参加战斗，当时阵地上共6个人”。易县文化馆的王公理写信给葛振林，请求说明事实真相。葛振林回信答复说：“9月25日战斗开始时，我们除本班12名战士外，还临时配备四个人的机枪组和几个民兵。战斗到后期，机枪组因为弹药消耗完了，他们和几个民兵先转移。我们六班除了伤亡者，也只剩下马宝玉等五名战士，直至战斗到最后跳崖，此时并无其他战士补充。”至于吴希顺，六班没有，二排也没有叫这个名字的人。王公理再次写信要求“开列当年全班战士的名单”。“然而，葛振林为难了。已是耄耋老人，时间又过去了50多年，再好的记忆，也无法满足王公理的这一个要求了。”（本段内容见《壮士葛振林》第246-247页，《狼牙山五壮士赞歌》第356-357页） 从葛振林的复信中可以知道，9月25日战斗开始时，六班原有12人，但到阻击敌人四次冲锋时已经只有5人了。那么其余的7人呢？从“我们六班除了伤亡者”这句话来看，似乎是“伤亡”了。而在杨成武的叙述中，9月23日七连“接到团长保卫狼牙山的命令，立即集合队伍出发了。二排六班走在队伍后面，全班除去因病住院的同志外，只剩下五个人”。（《敌后抗战》第287页）依据这句话的意思，六班不止五壮士，还有其他人，但在战斗发生前其余人“因病住院”了。葛、杨两人的陈述都承认六班实际上不止五壮士，但在其他人下落的说法上互相矛盾。至于葛振林复信中提到协同作战的民兵，还有另外一个说法：“原来共同边走边打跟上来的民兵，一个不剩了。有的战死；有的挂彩，就地隐蔽；有的中途散失了。”（《壮士葛振林》第91页） “五壮士”是否拔了群众的萝卜 从关于“狼牙山五壮士”的史料中，可以看到对很多细节的描述都是不一致的，包括对带头跳崖的班长的名字，都有三个说法：在训令中是马保林，《“神兵”》中是马宝玉，1942年重庆出版的《国讯》杂志中是马保林（集纳：《狼牙山五壮士的故事（河北通讯）》，《国讯》1942年第309卷（期），第13-14页），1957年出版《红旗飘飘》第2集中是马保林，1958年拍摄的电影《狼牙山五壮士》中是马保玉，杨成武《敌后抗战》和《杨成武回忆录》是马保玉。目前很多文献都说是马宝玉。 有一篇《于细微处见精神——狼牙山英雄宋学义访问大寨》（李成杰、赵倡文，《福建党史月刊》2005年第5期）的文章记述1970年春天河南沁阳县委副书记、县革委会副主任郭玉栋与宋学义一起到大寨学习，陈永贵接待，设家宴接风等事。郭玉栋说1969年和宋学义去太原化肥厂，厂方请客，宋学义推自己有病，不能赴宴，事后问他为什么不去，宋学义说：“狼牙山阻击日寇打得那样艰苦，两天一夜水米没沾牙，可我们从群众萝卜地过，将萝卜拔起按下，牢记革命纪律，不白拿群众一针一线，不白吃群众一粥一饭，终于赢得了群众的拥护，战胜了日本帝国主义。吃一顿饭事小，给贪心开了方便之门，却事关重大。” |
E_mail: redchinacn@gmail.com
2010-2011http://redchinacn.ne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