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一个“六一”儿童节伴着初夏的热情如约而至。

　　笔者记得自己小时候最盼望过两个日子：一个是自己的生日，另一个就是儿童节。每逢“六一”儿童节，幼儿园、学校都会组织各种庆祝活动或演出节目，老师们和蔼地给小朋友们分发礼物或零食，爸爸妈妈也都会请假前来观看演出，不时举起相机给孩子们留下儿童回忆。一张张笑脸，一阵阵歌声，都充满了幸福和快乐。

　　可是不知从何时起，伴随这群祖国之花朵的似乎不再只是欢声笑语、天真无邪。有关少年儿童教养的负面报道层出不穷：儿童遭受家庭暴力，小学生遭校园性侵，低龄少年自杀......这些消极负面的暴力字眼与这个本应光鲜烂漫的群体组合在一起，着实令人触目惊心。

　　幼儿园虐童：护花园丁为何变母老虎?

　　近年来，幼儿园老师虐待孩子事件屡屡发生。2012年底，浙江温岭某幼儿园老师毒打两岁幼儿十分钟的视频在网上一经发出，引发轩然大波，此后山西、山东等地均有幼教虐待儿童的消息曝出。本该是最温柔、最慈母的幼儿园女老师，原来比母老虎还凶猛。看着受伤孩子们惊恐的脸，社会发问：师道焉存?人性何在?

视频截图：幼儿园老师竟如此对孩子“耳提命面”

　　究其原因，舆论普遍认为，学前教育是我国教育发展中的短板，长期投入不足导致了学前教育师资紧缺。在很多地区，特别是民办学前教育机构中存在大量无教师资格证甚至非学前教育专业的聘用教师，入职门槛太低，导致教师鱼龙混杂，素养低劣，无职业道德可言。

　　此外，还有不少媒体质疑幼儿园教师的准入机制、幼教行业的监管机制，呼吁要加大教育投入，改变幼儿园教师数量不足和幼儿教育资源分配失衡的现状。这些问题的确都是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坦言，依照教育法，教育监管部门应该严肃依法取缔，教育部门仅发文而没有实际的治理行动，这凸显了监管乏力。在熊丙奇看来，“黑”幼儿园的存在，表明我国并没有“依法治教”，政府没有履行投入责任和监管责任。如果政府投入到位和监管到位的情况下，是不可能发生的。

　　不过，除了学校、监管部门之外，更多的声音还是看重家庭在儿童成长与教养方面的作用。人民日报海外网刊登张岩文章指出，正是由于家长的“不在场”，使原本平衡的幼师、家长、孩童三方关系，蜕化成了幼师、孩童两方间的不平等关系。在这样的不平等关系中，便可能产生幼师侵害儿童权益的行为。因此，“将家长的作用积极引入幼儿园教育中，将是解决我国尚不完善成熟的学前教育体制所存隐患的一剂良药。”

　　随着事件持续发酵，浙江温岭虐童事件引发舆论焦点已偏出“教师虐待”本身，随后曝出的判决结果更是引发一场热议：涉案者不构成犯罪，被无罪释放。不少颇具“正义感”的民众对此判决很不买账，认为“相关部门不作为”;更多的人则呼吁尽快推动“虐童入刑”。人民网刊文称，这是“民意所向，剑锋所指”，面对接二连三的幼儿园虐童事件，当务之急，是广泛征集民意，像“酒驾入刑”一样，启动关涉虐童等相关案件的立法工作，补牢法网，震慑违法之徒，还儿童一个温情、健康的学前教育。

网络走红漫画“妈妈再打我一次”

　　儿童被家暴：法律管不了打自家孩子?

　　由幼儿园虐童事件还引申出其它与儿童有关的社会问题大讨论。时评人赵查理认为，不是只有暴打才叫“虐童”。当前，公众对“虐童罪”的理解，大都限于打儿童耳光、罚站、拽耳朵等暴力手段，而且主体都是外人。倘若是父母用暴力管教不听话的子女，又该作何理解呢?“老子打儿子天经地义”的想法，还广泛存在于家长的脑中。这就引出另一个与儿童教育问题息息相关的话题——家庭暴力。

　　2012年，广东深圳市大鹏新区一位母亲虐待亲生女儿致死后，残忍的焚尸伪造现场企图销毁罪证。父母虐待儿童致死，这种听起来似乎难以置信的事情绝不是孤例。翻开这些案例的卷宗，长期虐待、殴打儿童的细节几乎让人不忍卒读。

　　开水烫头、渔线缝嘴、跪碎玻璃、针扎手指……2013年5月，网上曝出贵州金沙县11岁的女童杨科贤饱受虐待长达5年之久，施暴者就是她的亲生父亲;2014年5月，同样也是“儿童节”前夕，青海一六年级男童被后母残忍的撕裂嘴巴。

　　如果说幼儿园教师虐待儿童事件已让人不忍直视，那么这些发生在家中的虐童事件更是泯灭人性、天理难容。

　　有人认为，虐童发生在家庭成员之间的概率仍是少数，一旦发生，多半出于“重男轻女”思想作祟，深圳商报记者根据一项调查得出结论支持这个观点。不过，或许这项调查受限于调查区域及时间，并不一定具有全国普适性。

　　还有人认为，虐待儿童的事情多发生在“不好”的或者低收入的家庭，但真相却是：在各种社会经济条件、各种类型的家庭中，都有虐待儿童的事情发生。

　　“因为爱你，希望你好，所以打你。”虐待儿童虽是个全球性问题，但这是典型的“中国式”诠释。虐待致死的情况确实不多见，但是在中国，骂两句、扇巴掌、打屁股……类似一般性的家庭暴力却很普遍。有专家表示，长期以来，我们的传统观念里一直遵从“棍棒底下出孝子”的理念。很多人认为打骂孩子的初衷都是为了孩子好。再加上有些父母脾气暴躁，一时气上头就下了狠手。

　　可是“虎毒”还“不食子”呢，父母打骂孩子，究竟什么程度才算虐待?

父母打骂孩子，怎样才不算家暴

　　不少人认为，打孩子算不算家暴，关键是看打的程度与初衷。若孩子不争气或做了错事，父母一时生气，动手打了孩子的屁股两下，这要算家暴的话，怕是中国没几个父母能幸免。时评人王琦表示，在亲子关系中，孩子们就是“手无寸铁”的弱者，虽然说“受之父母”当存感恩之心，但是身体的“主权”属于孩子个人，枉打孩子且造成一定后果理所当然属于暴力行为。而时评人王石川则表示，如果认为打孩子还不算是家暴，其实“挺悲哀也挺可怕”。

　　然而，状告父母的“虐待罪”并不简单。从量刑的角度来看，目前我国刑法没有规定“虐童罪”，“故意伤害罪”又要求达到轻伤以上的标准，以“寻衅滋事罪”来追究也是不得已而为之。新京报认为，面对“虐童”惨剧却没有法制保障，“这是法律的尴尬”。并呼吁“有必要在刑法中增加诸如‘虐童罪’、‘暴行罪’之类的罪种，以此宣示法律对未成年人的特别保护，严厉追究侵害未成年人的犯罪行为。”

　　中国教育报也认同这一观点，认为对于虐童事件应该“零容忍”。“在保护儿童这件事上，法律触角必须进入家庭的范围，不仅要断一断家务事，还要区分家庭成员之间的权力界限。也就是说，急需将现有的法律整合，出台预防家庭暴力保护法，只要发现家长虐待儿童，就剥夺他们的监护权，由国家专门机构代为抚养。”

　　根据我国现行法律，不履行监护职责或侵害被监护人权益的，法院可另行确定监护人。但剥夺了父母的监护权后，这些孩子的归处又在哪里?

　　就中国目前情况来看，剥夺虐童父母的监护权其实很难操作。晶报刊文发问：“不让父母养，谁来养这些孩子?”文中提出可以学习美国经验，设立应对儿童虐待专门的立法和专门处理儿童虐待的机构，并构建儿童虐待案件司法审查机制、社会配套的保障机制。听起来不失为一套成熟的法律保障体系。然而，无论政府或社会怎样保护和帮助，总是有不称职的父母，总是有暴力和虐待儿童的监管人。

　　还是旅美学者沈睿更理性一些，制止或防止对孩子的虐待和暴力，必须从父母做起，教育父母是根本出路。毕竟在目前的中国，关于“适度体罚”与“何为虐待”的讨论始终争执不休，没有结论。

　　儿童遭性侵： 如何挡住伸向幼女的魔爪

　　2013年“六一”儿童节前夕，一组“校长开房找我，放过小学生”的图片走红网络。这一新闻背景源自2013年5月8日海南某小学校长带女生开房事件的曝光。然而，这并不是孤立的案件，截至2013年6月，短短一个月之内曝出8起校园猥亵性侵女童案件，一时间引发民意沸腾，舆论也一遍遍追问，为何会有人师表者将魔爪伸向无力反抗的孩子?怎样才能让这些脆弱而无辜的孩子免受摧残和侵害?

　　被伤害的对象是一帮懵懂的孩子，愤怒和谴责在此刻显得苍白无力。虽然说校园性侵案属个别现象，但却客观事实存在着，却为何始终没有得到有效的制止?有舆论认为，这与我们一直提倡的“尊师重道”的传统有关。凤凰网刊登@木子李博文谈到，近年来众多校园性侵案彰显着长期性、连续性的特点，之所以迟迟未被揭发，主要原因还是家长对老师过分信任，认为所有的老师都是靠谱的，同时不断教育自己的孩子要“听老师的话”。

　　新京报则认为，中国孩子一向对老师抱有畏惧心理，面对老师的小恩小惠或者威逼利诱，孩子大多敢怒不敢言;同时，孩子与家长沟通不善，不是孩子不愿意向家长诉说心声，他们心理认定这是“坏事”，恐惧一旦说出来之后，得不到家长的支撑，反倒被家长辱骂。

　　更多的声音则在反省中讨论如何有效制止这种行为。首先需要检讨的是教师队伍，有人认为，目前整个社会道德素养日趋下降，教师这个职业的道德修养下降得更明显，也更引人瞩目。在揪出“披着羊皮的狼”之战中，我们要重视道德的力量，唯有道德的约束才能让那些饿狼有所收敛。

　　但光明日报则不以为然，认为校园性侵多发，不仅是师德问题，即便号召“加强师德师风建设”，也未必有效遏制案件多发，因为在现实中很难操作。“光讲道德解决不了问题，在校园性侵事件面前，道德规范显然缺乏约束力。依法治校、依法治教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因此，与其花大力气去重新设置师德“红线”，倒不如认真落实好现有的相关法律、法规。”

　　京华时报则表示，性侵频仍的背后暴露出“教育洼地”，当地教育部门对教师疏于监管，对少数人恶劣行为放任自流。相比违法者的恶行，这种“睁眼瞎”现象同样令人气愤。

　　更多的媒体把矛头指向我国性教育的缺失。在此类案件中，部分低龄儿童未能意识到嫌疑人的行为是在严重侵犯自己的权益，只是觉得“不喜欢”、“不舒服”，但并不知道这些人是在干违法犯罪的事。时评人金云帆认为，在幼教阶段，父母就应开始对幼儿进行性教育，告诉孩子哪些部位是不能被陌生人随意触碰的。在感到被侵犯的苗头后，应及时逃避。若是整个社会对性闭口不谈，孩子在这样的情形下，对性也是模棱两可，甚至在遭受侵犯后也是闭口不谈，则会对青少年造成身心上的巨大阴影。

　　也有人将我国性教育情况与国外进行对比后认为，我们对于儿童性启蒙和性教育的认识不仅落后，而且缺失。时评人王小神表示，美国孩子的性教育从幼儿园就开始了，直到高中毕业，全美95%的中学都对学生进行性教育;而在日本，则将性教育称为“纯洁教育”;在瑞典则从小教授孩子“爱的教育”，从幼儿园开始就向儿童渗透性别、性差异的常识。我们应当学习国外的做法，在进一步加强学校和教师队伍管理乃至社会道德管理的同时，切实加强反儿童性侵害教育，维护未成年的利益。

儿童的世界，成人应如何理解

　　儿童自杀： 谁给了他们不能承受之重？

　　《中国教育发展报告(2014)》日前发布，其中关于去年中小学生自杀情况研究的报告再度引发公众关注。报告搜集了2013年发生的79起自杀案例，认为主因一是来自学业的压力，一是来自于他人尤其是教师的羞辱。

　　提到未成年人尤其是儿童自杀事件，媒体往往把关注焦点放在“为何自杀”层面上。2011年，江西三明10岁女生结伴跳楼自杀事件曝出后，舆论一边倒的认为“学业压力”导致三个孩子走向人生末路。光明网评论称，“跳楼死了就不用写作业了”不仅是孩子的呐喊，更正是中国教育和现行教育制度的悲哀。对此，教育部门，特别是最高领导部门更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但时评人刘志权则提出不同观点，升学压力固然沉重，但未来生存竞争的残酷更加不可回避。如果我们现在把问题都归咎于应试教育，那么将来孩子找不到工作、嫁不了人，我们又能怪谁?

　　家庭永远是与儿童成长关系最密切的环境。荆楚网就认为，小学生自杀，最该负责的应该是家长。心理素质的培养和身心健康应该是父母的责任，有些家庭父母都在看似完整，但是父母间的不和睦或者冷漠争吵都会造成孩子的心理障碍，让孩子在遇到问题时不知所措选择极端。

　　京华时报同样认为，家庭对儿童心理发展影响关系密切，但问题不在于父母“没给什么”，而是“给的太多”。文章认为，现代父母在孩子身上寄予太多希望，“我们一面替孩子挡住风霜雨雪，一面又暗暗希望孩子能成龙成凤、‘与狼共舞’。”

　　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除了关注儿童本身的心理与成长，似乎更需要摆正家长教育孩子的态度与行为。

中国目前有留守儿童6千万

　　留守儿童VS移民二代：野草般荒凉的童年

　　说到儿童自杀，不得不提到今年初发生在安徽省望江县的一起悲剧。9岁留守儿童小林(化名)在放寒假当天上吊自杀。就在这一天，他听到了母亲今年又不回家过年的消息。

　　不少媒体将此二者划上逻辑关联符号，认为小林之死的直接原因正是打工在外的母亲不能回家过年。搜狐网评就直接表示，“小林死于父母春节不回家，更是死于孤独，死于消失的亲情。”新京报评论称，母子不能团聚“这个在旁观者看来或许不那么要命的因素，却生生让一个孩子精神崩溃，放弃活下去的勇气。”

　　小林的悲剧令人唏嘘，然而，接连发生的留守儿童悲剧也让社会开始关注这个群体。在谈到这些悲剧时，大多数舆论都将其置于留守儿童困境这个时代背景之下。海外网专栏作者王石川就认为，“如果不善待留守儿童，他们将是被耽搁的一代。向上的命运被狙击，心灵创伤永难抚平，不少留守儿童长大后已不幸沦为犯罪分子。”

　　面对解决方式的讨论时，不少媒体认为把孩子接到进城务工的父母身边就“皆大欢喜”了。比如青年时报就表示，面对儿童留守农村智商，“我们不能仅仅谴责父母”。评论认为，是“严格的户籍壁垒、城市中艰难的求学环境，令他们不得不让孩子成为留守儿童。”对此，王石川也给出相同观点：“留守之困的本质原因，是城乡二元体制未获根本松动。如果融入城市，顺利成为新市民，可将父母孩子接到身边，父母孩子还会留守吗?”

　　然而，最近发生的奶西村少年暴力事件却让这种解决提案变得苍白无力。据报道，这群暴力群殴少年的父母也是城市务工者，但与小林不同的是，他们跟随父母来到城市，《新京报》称之为“移民二代”，父母白天外出工作，这群孩子虽然人在城市，却也缺少父母的有效监管。显然，与父母住在一起或许从一定程度解决了“亲情消失”的问题，但无法解决“教养缺失”的根本问题。对此，《华西都市报》评论称，“因为异地就学的种种门槛，他们在适龄的时候却难以接受教育;父母在为了基本的生计而忙碌，社会性的监管却没有同步跟上;当他们沉迷在暴力网络游戏的虚拟环境中，现实世界却没能为他们提供一种健康的文化导向。”

　　从“留守儿童”到“移民二代”，问题又回到“留守儿童”。有舆论称，当进城务工人员子女的入学问题尚未解决好之前，还是让儿童留在当地入学，督促父母“常回乡看看”。这不，今年儿童节来临之际，江苏省就发布首份“督促令”，让留守儿童的父母常回家看看孩子。可是，这样的法律强制的命令到底能够起到多少的效应呢?“常回家看看留守儿童”与“常回家看看父母”一样，原本就是道德领域规范的内容，而用法律规范道德领域的内容本身就面临着拷问。

　　不过，无论江苏省这项督促令有多少可执行性，至少我们能从中感受到对留守儿童问题的关注已经从社会舆论上升到政府层面，这一步的迈出值得肯定。

　　纵观近年来有关儿童问题的讨论，不难发现，我们对这个群体的关注逐渐细分到年龄阶层、具体到城乡地域。这样更有针对性的讨论是个可喜的进步，说明我们的舆论更加理性，社会更加多元。

　　儿童节是“年年有今朝”，但作为成人的我们对儿童群体的审视却不能仅仅停留在这一天。我们呼吁关注儿童的心理健康与人身安全，但更希望这种呼吁与关爱不只是基于“儿童节快到了”的应景之谈。(文/牛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