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阶级斗争（第一章）

（四）论产权问题

       1979年以前，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是：一方面，社会主义革命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压迫社会固有的矛盾，没有消灭压迫社会本身，而不过是以一个新的压迫社会代替一个旧的压迫社会；另一方面，革命又没有简单地把权力从一个统治阶级手中转到另一个统治阶级手中，而是使相当一部分权力暂时落到人民手中。因此，一方面，这仍然是一个压迫社会，另一方面，它又丧失了维持压迫所必要的压迫手段。这个矛盾特别明显地表现在这样的事实上，这个压迫社会竟不得不用马克思主义－这个被压迫人民的解放学说，因而也是一个从根本上危害一切统治阶级命脉的学说－来充当自己的官方意识形态.居于统治地位的辩护理论。

       这个观念上的矛盾，只有在现实本身的矛盾还被掩盖着的时候，只有在劳动人民还把这个社会看做自己的社会的时候，才不至于完全暴露出来，才不至于尖锐化，才不至于把自身碾得粉碎。但是，只要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一经发展，只要现实本身的矛盾已经暴露，观念上的矛盾便不能不解决。怎么能一面发展剥削，一面又谴责剥削，又不得不论证剥削竟是为了被剥削者的利益呢？怎么能一面与资本主义调情，一面又宣布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呢？或者是以观念否决现实，或者是以现实否决观念。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客观上要求有服从于他的辩护理论，要求科学地说明资本主义的永恒性.合理性.不可替代性，要求科学地说明与之相对立的一切社会经济制度都是荒谬的.不合理的，要求科学地说明任何企图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及其经济规律的尝试都是违反人类历史趋势的.违反人性的.短命的.注定要失败的。只有有了这样的科学，上述矛盾，从统治阶级的观点看，才算是有了彻底的解决。

       官方学说的御用性表现在，它的理论总是落后于它为之服务的那个阶级的实践。只有当现实生产关系的对抗性.统治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对抗性明白不可否认的时候，它才承认“社会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尽管这根本违反它所宣称依据的那种理论的逻辑；只是当这种对抗性已经尖锐化，因此不彻底剥夺劳动人民在革命中争得的权利就根本不可能解决的时候，它才宣布根本问题在于“产权问题”，尽管这就是从根本上推翻它所宣称依据的那种理论。无论如何，一经提出“产权问题”，官方经济学也就终于比较诚实地，虽然仍然披着最后一层遮羞布，宣布自己就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同时宣布改革的目的就是发展“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

       官方学者认为，公有制的“根本性问题”是“产权虚置”：

首先，企业的生产资料基本上是社会无偿赐给的，好象接受生日礼物那样不用付费，而社会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仅仅体现在把它们分配给企业使用。其次，企业对生产资料只有支配权，无所有权，由于支配权来得容易，并且是与所有权相分离的，因此也就不珍惜它，也没有谁真正为它承担什么责任。工人在使用生产资料时好象这是他们自己的，但又并不爱护它，这又好象是别人的，造成财产界定模糊。......这些矛盾和问题是产权界定不清和责职不明的集中表现。“人人都是生产资料的主人，但谁也不对它负责。”便是这种矛盾的现实写照。企业行为扭曲的原因盖出于此。产权是微观经济运行的基础.企业行为合理化的必要条件，这个问题解决不妥，改革就难深化，企业行为的扭曲.经济的紊乱和低效便难以避免了。（宋源和龚金国，95）

       官方学者根本无视.蓄意抹杀这样一个事实：“人人都是生产资料的主人”不过是官方法律语言，现实却是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相分离，生产资料不是被劳动者用来实现自己的目的，而是被“社会”用来充作压迫劳动者的手段。

       所谓“所有权”，其实就是垄断排他权，即财产所有者有不允许他人为了社会的利益而使用其财产的权利。“所有权与支配权相结合”，也就是允许财产所有者为了私利而滥用社会财富。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垄断资本家为了谋取超额利润，可以让很大一部分生产设备闲置，而不管社会上有多少人失业.社会损失多少生产力。（见表1.2）在拉丁美洲，“占有大部分可耕地的大地产并未得到有效耕种。......大农场的许多土地都任其闲置。1960年，哥伦比亚的一份研究报告表明，......拥有70％可耕地的大农场主，只耕种其土地的6％。据估计，整个拉丁美洲22亿英亩的可耕地中只有2.7亿英亩土地被充分利用。这种过时的土地所有制，再加上极高的人口增长率，导致人均农业产量下降。”(Stavrianos,1981)从这个意义上讲，只有在一个社会拆除了其内部所有的“所有权”藩篱以后，生产力才能得到最自由的发展。在这个意义上，“生产资料基本上是社会赐给的”，不是公有制的缺点.弱点，而是它的优越性所在。

表1.2  美国垄断资本主义对生产力的浪费

              制造业设备利用率(%)   失业率(%)

1950-59              83.6                   4.4

1960-69              84.9                   4.7

1970-79              80.8                   6.1

1980-86              77.4                   7.8

资料来源:陈宝森,367.

       “这些矛盾和问题是产权界定不清和责职不明的集中表现。”怎样才能做到“产权界定清楚”呢？现代社会化大生产，客观上要求许多劳动者共同使用生产资料。在这种情况下，能做到每一个劳动者使用的每一件生产资料都属于使用者本人吗？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又如何避免“责职不明”呢？

       官方学者说“产权虚置”是公有制的“根本性问题”。官方学者大约以为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产权是非常实在的，是“产权界定清楚”的。资本家当然很关心他的私人财产。但是，在现代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他只有把生产资料交给很多工人共同使用才能使他的财产发挥作用.带来收益。问题在于，生产资料的实际使用者－工人又有什么理由关心资本家的私人财产呢？当然资本家可以实行监督。但是，监督者不也是雇佣劳动者吗，他们又有什么理由象资本家一样关心资本家的私人财产呢？

       资本主义私有制虽然“产权界定模糊”，但是它的生产力比“产权界定清楚”的小私有制胜过千万倍。要是现代社会到处都满足了“企业行为合理化的必要条件”，早就没有什么现代生产了。在现代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产权”完全是个虚幻的概念。在我们进一步讨论这个问题之前，让我们先看看自由派知识分子的见解。

       厉以宁教授的嫡传弟子金立扬在自由派知识分子的刊物上撰文说：

公有产权当然有它的缺点。第一便是搭便车。公有制下形成大锅饭，人人都希望别人去努力，自己坐享其成，结果是大家都不努力。一个和尚跳水吃，三个和尚没水吃。要解决这个问题，就要大家达成一项协议，商定如何测量每个人的贡献，又如何按贡献分配收益。这是一项很费时间和精力的工作，做这项工作的人本身也要别人费时间和精力来监督，由此产生出来一大堆交易费用。第二是公有产权要对外交易的时候，内部先要统一意见，协调（短期和长期的利益〕费用相当高。第三，如威廉姆森所说，私人比较注意协调短期和长期的利益，念念不忘给子孙留下一份遗产，但公有产权中，这一代人往往不顾下一代人，造成短期行为。第四是资源枯竭，公家的东西不拿白不拿，不用白不用。海洋中的鱼，不捞白不捞，结果就是过度捕捞，渔业资源枯竭。（<边缘>，14－15）

       现代社会化大生产，客观上要求许多劳动者联合起来共同劳动，只有这样才能驾驭规模巨大的现代生产资料，才能发挥集体的协作的生产力，才能充分发展和利用社会分工。既然现代生产是集体劳动.联合劳动，那么无论“私有产权”还是“公有产权”，不是都需要解决“如何测量每个人的贡献，又如何按贡献分配收益”的问题吗？不是都需要“费时间和精力来监督”吗？美国学者萨缪尔.波利斯通过研究发现，美国非农业领域监督工人与生产工人的比例，1948年是13.7%，1966年上升到20％，1979年又上升到22.4%。不仅如此，资本主义监督要起作用，还必须维持一支庞大的劳动后备军，从而对在业工人起威慑作用。五.六十年代，美国的失业率一般在4－5％，七十年代上升到6％，八十年代又上升到7－8％。仅此两项，就浪费社会劳动的四分之一！这还不是“一大堆交易费用”吗？

       付出了这样一大堆交易费用，是不是就解决了“搭便车”的问题呢？R.克莱本在评论一部劳动经济学著作时说：

（美国）工人从他们的切身经验中深知，如果发挥了他们在提高生产方面的创造力，这很可能意味着多做工作而报酬却依然如旧，或甚至更少些。三十五年之前，我曾在一家钢铁厂工作过，在那里工作的我所认识的大部分机工能操作得比资方的工序时间测定员所规定的时间快百分之十五到百分之三十。但是，他们不愿作傻瓜，他们保持这一秘密，他们不去增加军火生产，而是为自己在工作时间里安排了更多的空闲休息时间......在美国工人中蕴藏着巨大的智慧和创造力量，对此，私营企业的经理人员无法把这股力量挖掘出来。（<外国历史哲学经济摘译>总22期，“在漫长的劳动日中消磨一生”）

经济学家们热衷于批评苏联式中央计划经济，说计划当局不可能收集到充分的.准确的信息。殊不知，资本主义企业面临的困境是一样的。资本家要靠工人进行生产，所以在有关生产的信息上也只好依赖工人。但是工人是被雇佣的，他有什么必要向资本家提供充分的.准确的信息呢？他为什么不努力歪曲真相使自己得到好处呢？既然如此，“私有产权”又怎么能解决“搭便车”问题呢？

       “第二是公有产权要对外交易的时候，内部先要统一意见，协调费用相当高。”土地私有者如果要转卖土地，自然不需要与这块土地上的居民“协调”。如果把居民区改做商业区，致使这块土地上的居民流离失所，这些损失自然也不需要土地私有者花费分文。如果资本家开除工人，使之生计无着，自然也不需要任何“协调费用”。说到“公有产权”，那么今日中国在大炒特炒房地产的时候，又何需为当地居民付出任何“协调费用”呢？“私有产权”不必事先付出协调费用，就是说，这种费用要转嫁给别人，就是说，这种费用要采取社会冲突的形式。

       “第三，......私人比较注意短期和长期的利益，念念不忘给子孙们留下一份遗产，但公有产权中，这一代人往往不顾下一代人，造成短期行为。”这一条是颇有些颠倒黑白了。为什么在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今天，各国的教育.科学.文化事业也往往要由国家来承办呢？还有道路.机场.港口.通信.水利.电力事业等周期长.利润薄的事业，不也有赖于国家投资吗？不就是因为私人企业唯利是图的“短期行为”吗？如果说私人充其量能给子孙保留一笔遗产，那么只有社会才能考虑给整个社会的后代留些什么，只有社会才能从不仅是下一代人.而且是下几代人的眼光考虑这个问题。

       “第四是资源耗竭，公家的东西不拿白不拿，不用白不用。海洋中的鱼，不捞白不捞，结果就是过度捕捞，渔业资源耗竭。”这一条与“搭便车”实质上是同一个问题。归咎于“公有产权”却是有失公允的。“渔业资源耗竭”难道不正是私人生产者一味追逐利润的结果吗？

       金立扬认为：

有人把国有企业产权构造的缺陷视为产权不清晰，其实不对。国有企业的产权属于全体公民，产权主体不是很清晰嘛！关键的问题是委托－代理。

金立扬要标榜一下他与一般官方学者不同的独到见解！

共同拥有国有企业产权的全体公民，不可能人人事必躬亲，只能作为委托人，把企业交给具体的代理人去经营.管理和运作。......我看有必要认清我国国有企业存在三层委托－代理关系。第一层是由全体人民委托给政府，具体地讲，是委托给政府职员；第二层是政府委托给企业的厂长经理；第三层是厂长经理再把具体业务委托给工人。其中每一层都需要监督。例如第一层中，委托人本身就比较模糊。全国十二亿人，人人都是委托人，都是国有产权的主体，都有权分享国有产权的收益，人人都会存在搭便车的动机，暗中希望别人去为国有产权操心，自己来坐享其成。这也是公有产权的通病。......再则，以布坎南为首的公共选择学派指出，政府不是神，政府是由有血有肉的人组成的，政府的职员不会自觉地，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他们也是经济人，需要监督。在第二层委托－代理关系中，政府职员作为委托人，需要获知厂长经理经营行为的信息，以  次  为依据来奖惩。但委托人总不可能整天跟在厂长经理旁边，虎视眈眈，看代理人努力不努力。企业的经营业绩，比如销售额.利润率倒是看到见的，堪作为厂长经理努力程度的标准。但是，有时企业利润率下跌，并非厂长经理的过错，而是由于整个市场都不景气，或者政府横加干预的结果......第三层的委托－代理关系常被一些经济学家所忽略，以为只是个企业内部管理的问题。其实，在中国国有企业中，厂长经理本身不是产权的所有者，又没有得到有力的监督，大有与工人相串谋.坑害国家的可能。中国国有企业短期化行为泛滥，国有资产流失严重，便是明证。政府对此显得无能为力，一个政府要对付十一万家国有企业，太困难了。上有政策，下总有对策。

      “厂长经理”在阶级斗争中不得不与工人相妥协被官方学者和自由派知识分子谓为“与工人相串谋”。金立扬继续说：

国有企业的委托－代理在今天的条件下，确实困难。结果是，国有企业的产权得不到切实的维护，效率低下，亏损严重，有人据此提出，国有企业的产权比重太高了。......高不高应该由市场来裁决。......应该让国有产权与私有产权在市场上公平的竞争，让各种形式的企业有相同的税负，相同的贷款条件，得到相同程度的法律保护。

       但是，一方面不敢侵犯工人的就业权，另一方面却可以随便侵犯这个权利；一方面必须负担工人的医疗.养老费用，另一方面根本无须负担这类费用；一方面实行八小时工作日.节假日休息，另一方面却总是把劳动时间延长到最大限度.从来没有什么节假日；一方面还不敢侵犯那些起码的劳动保护条件，另一方面却决不吝惜工人的生命和健康以谋取利润......所以，根据市场的标准，哪个制度更人道，哪个制度的劳动力成本就较高，因而效率较差。金立扬最后的结论是：“应当允许国有企业被私营或集体企业吞并”，就是说，私有化。（<边缘>，16－17）

       金立扬说，“关键的问题是委托－代理”。但是，国有企业的厂长经理是因为工人委托才有权管理企业的吗？国家是因为十二亿人民的委托才成为国有企业的主人吗？什么时候发生过这样的事呢？“共同拥有国有企业产权的全体公民，不可能人人事必躬亲，只能作为委托人，把企业交给具体的代理人去经营.管理和运作。”这就是说，劳动者作为集体的资本家与自身相对立，作为集体的资本家任命“政府职员”做自己的总经理，又任命“厂长经理”做自己的部门经理或者分公司经理，为的是剥削作为雇佣劳动者的自己。“十二亿人”一方面是资本家，并且仅仅作为资本家，仅仅关心自己的股本.股票的价格；另一方面，又是雇佣劳动者，并且仅仅作为雇佣劳动者，一心想的就是多挣钱.少出力。只有那种满脑袋充斥了资产阶级民法观念的人才能想象出这种双重人格.精神分裂。这种人，由于想象力贫乏，除了现代资本主义的产权形式－生产资料所有者与劳动者相分离.相对抗的产权形式以外，再也想象不出其它的产权形式，似乎生产资料与劳动者必须永远处于分离状态，即使它们在法律上合一了，也必须在事实上分离开来。

       或者，国家不过是本来意义上的国家，因而问题也根本不在于“人人都是委托人，都是国有产权的主体”，而在于绝大多数人民根本不是“国有产权的主体”。或者，国家就是社会，国家所有制就是社会所有制，因而委托人就是被委托人自己，因而也就根本不存在什么“委托－代理问题”。

       官方学者和自由派知识分子总是从这样的逻辑出发：劳动者是注定要偷懒的，注定不爱惜财产的。要防止他们偷懒，防止他们滥用财产，只有实行监督。但是，只有有了充分的信息，才能有效地进行监督。而官僚机构发现自己总是得不到充分的信息。于是，官方学者和自由派知识分子就掉进了死胡同。

       既然如此，那么把“公有产权”换成“私有产权”，把官僚机构换成资本家，就解决不了任何问题，而不过是改变问题的当事人罢了。“私有产权”，就是说根本没有解决“企业”和劳动者之间的对抗性关系，因而也就根本没有解决劳动者“搭便车”的问题；“私有产权”，就是说在社会范围内成万倍.成十万倍地复制国有企业与国家的关系。过去是十几万家企业共同向一个政府隐瞒信息，现在是十几万家企业相互隐瞒信息。过去企业“搭便车”是损害国家的利益，现在企业“搭便车”是损害其他企业的利益（在资产阶级经济学中，这就是所谓“外部性”问题）。

       所以，问题根本不在于抽象意义上的“公有产权”或“私有产权”。问题仅仅在于.完全在于，一切生产活动的永恒主体－劳动者对生产.对生产资料的态度如何。如果生产关系是压迫性的生产关系，因而生产过程也就是工人受压迫的过程，生产资料也就是压迫工人的手段，那么，“少出力.多挣钱”不就是工人应当采取的最正常.最合乎情理的对于生产的态度吗？对于生产资料，工人又有什么必要“珍惜它”.“爱护它”.“为它承担责任”呢？如果生产过程只不过是工人实现自身目的的过程，生产资料只不过是工人实现自身目的的手段，工人对生产.对生产资料的态度就必然和压迫性生产关系中截然不同，这不是最顺理成章的事吗？

       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可能理解“搭便车”问题。在资本主义制度.官僚制度下，“搭便车”无非是劳动者保护自己免受剥削的一种合理行为罢了。离开了这个前提，“搭便车”就纯粹是个荒谬的问题.无法理解的问题。

       首先，说“人人都希望别人去努力，自己坐享其成，结果是大家都不努力。”这完全是小生产者的逻辑。因为在现代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大家都不努力的结果，便是都不能享其成。那么，与其都不能享其成，为什么人们不选择“大家都努力，都享受劳动成果”呢？“一个和尚挑水吃，三个和尚没水吃”毕竟只是个寓言故事。真到三个和尚没水吃的地步，难道他们直到渴死也想不出一个挑水的办法吗？经济学不是处处假设理性的人吗？“搭便车”的结果是都不能享其成，显然是非理性的。为什么唯独在这个地方，理性的人就不存在了呢？

       其次，在资本主义制度.官僚制度下，不可能通过监督来解决“搭便车”的问题，因为没有充分的信息，就不可能实行有效的监督，而这些信息只能由被监督者来提供，所以监督者永远得不到充分的信息。但是，在劳动者自己掌握生产事业的情况下，被监督者就几乎没有什么可以向监督者隐瞒的，因为监督者就是被监督者本身。至少，每个劳动者绝对反对其他人坐享其成，因而尽一切努力使其他人受到有效监督；劳动者从他自己的切身经验中，不难知道别人“搭便车”的动机.“搭便车”的条件，因而不难发现监督的漏洞，不难制定有效的监督规则。在资本主义制度.官僚制度下，监督要“付出一大堆交易费用”；而在劳动者自己掌握生产事业的情况下，劳动者也就是监督者，劳动过程也就是监督过程，因而监督不需要专门的花费。

       什么是“产权问题”呢？一方面，在现代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生产资料必须交给许多劳动者共同使用，劳动者个人不能占有生产资料；另一方面，劳动者又没有共同占有生产资料，因而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相分离.为别人而不是为自己劳动，因而不可能对生产事业抱负责的态度。这就是让一切现代社会统治者为之烦恼的所谓“产权问题”。

〔1〕官方学者认为：“价值规律的作用会使资源秉赋丰厚的人愈来愈富有.资源秉赋贫乏的人愈来愈贫困。但是，实践证明，只要做到：第一，注意初始分配的平等；第二，一方面采用累进所得税.高额遗产税等税收措施，另一方面采取对低收入阶层的福利措施，收入的两极分化是可以防止的。”（吴敬琏，172）官方学者认为，只要凭籍一些行政.法律手段，就能够消灭一种经济规律。但是，既然生产是私人生产，而“累进所得税.高额遗产税等税收措施”和“对低收入阶层的福利措施”无非是对私人占有制度的侵犯，那么，“税收措施”和“福利措施”就必然破坏生产力。而一个社会充其量只能在有限的范围内承受这种破坏。所谓“实践证明”，无非是指大萧条以来，西方发达国家的贫富悬殊状况有所缓和。但是，第一，整个世界的两极分化不仅没有缓和，反而愈演愈烈；并且，发达国家内部收入分配状况的改善某种程度上正是以整个世界的收入分配状况的恶化为前提的。第二，即使就发达国家而言，七十年代以来，“福利国家”也已经难以为继，以至于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不得不大谈“公平”与“效率”的悖论。

〔2〕我在西安曾经多次和一些国有企业工人座谈。有不少老工人告诉我，五十年代工人的干劲和现在大不一样，不需要物质刺激，也不用上级督促，有困难工人自己会想办法克服。这是事实，不是官方宣传。现在的经济学家对此根本不能理解，他们认为这是由于什么“强有力的集体主义意识形态”，完全是偶然的，是不能持久的。但是，他们不能够解释，为什么这样一种“意识形态”在那个时候就能够起作用，而后来却不能够起作用了。实际上，工人决不会无缘无故地热情劳动。工人告诉我，五十年代的干部关心工人，真正是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党员就是党员”，这才是工人生产积极性高涨的真正原因。这些模糊的语言，当然缺乏资产阶级社会科学最   奖金   的“精确性”，但它是工人的真情实感，说明当时中国的的确确存在一种与现在根本不同的生产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