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阶级斗争（第二章）

第二章 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和阶级斗争

       要理解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必须充分认识到这是一个诞生于被压迫人民的伟大解放运动的时代，是一个深深打上了革命烙印的时代。

       资产阶级的政治自由概念只承认个人作为“公民”的权利。但是，占个人活动时间绝大部分的生产活动却被视为个人的私事。正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绝大多数人民由于不占有生产资料，不得不把自己生命的大部分时间交给少数有产者去支配。在这个时候，所谓“公民”的权利不过是有在饥饿与放弃自由之间选择的权利罢了。社会主义革命最伟大的功绩之一就是确认了充分就业是工人阶级在革命后的社会中不可剥夺的权利。充分就业的意义决不仅仅在于它使工人有了“铁饭碗”，更主要的，它使工人取得了对劳动过程的一部分控制权。也就是说，与资本家不同，国有企业的厂长经理不敢随意延长工人劳动时间.增加工人劳动强度。因为他无权解雇工人，他要完成生产任务比资本家更有赖于工人的合作。据1986年中国科技发展研究中心调查，中国国有企业职工每周有效工时为19.2－28.8小时，仅为制度工时的40－60％。（钟朋容，292）〔1〕这就是说，国有企业工人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自己决定劳动时间.劳动强度和劳动报酬。这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劳动人民永远无法比拟的自由！对于几千万城市工人阶级来说,劳动的自由远比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这些往往只有知识分子才能真正享受的自由要重要得多.实在得多。社会主义革命即使没有实现它的预定目标，但是从革命中诞生的社会，并不是一个没有丝毫自由可言的极权社会，而是压迫性与民主性并存，甚至可以说，对于绝大多数劳动人民来说，它是非常民主的社会。

       另一方面，在旧的剥削者和压迫者丧失了生产资料所有权以后，劳动人民当时还没有力量把社会生产直接掌握在自己手中。对社会生产资料的控制于是落到了历史最悠久的压迫机关－国家手中。于是产生了一个新的统治阶级－国家官僚阶级。它代替了旧的统治阶级，成为新的压迫者和剥削者。

       为什么社会总是分裂为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这是不是也和月亮绕地球旋转一样是不可更改的自然规律呢？在这个问题上，马克思主义是怎样看的呢？恩格斯说：

社会分裂为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统治阶级和被压迫阶级，是以前生产不大发展的结果。当社会总劳动所提供的产品除了满足社会全体成员最起码的生活需要以外只有少量剩余，因而劳动还占去社会大多数成员的全部或几乎全部时间的时候，这个社会就必然划分为阶级。在这个完全委身于劳动的大多数人之旁，形成了一个脱离直接生产劳动的阶级，它从事于社会的共同事物：劳动管理.政务.司法.科学.艺术等等。因此，分工的规律就是阶级划分的基础。但是这并不妨碍阶级的这种划分曾经通过暴力和掠夺.狡诈和欺骗来实现，这也不妨碍统治阶级一旦掌握政权就牺牲劳动阶级来巩固自己的统治，并把对社会的领导变成对群众的剥削。但是，即使阶级的划分根据上面所说据有某种历史的理由，那么也只是对一定的时期.一定的社会条件才是这样。这种划分是以生产的不足为基础的，它将被现代生产力的充分发展所消灭。(Engels,1978,714)

       所以，根据恩格斯的意见，只有在生产力充分发展的基础上，绝大多数人才可能基本上从直接生产劳动中解放出来，从而得以参与“社会的共同事务”，并消灭阶级差别。但是，当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时，他们从国民党政权继承下来的是一个极端落后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几乎没有任何现代工业的国民经济。在这种情况下，就存在着产生新的压迫阶级的客观条件。但是，这并不等于说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从一开始就注定是要失败的。与之相反，革命的成败归根到底要由实际的历史斗争来决定。

       一方面，国家官僚阶级想要巩固其对社会的统治，建立一个比较象样的压迫社会。另一方面，被压迫人民则不能容忍压迫秩序稳定下来。不仅要捍卫革命的既得利益，而且还要发扬革命的光荣传统，革命到底，打倒一切压迫者！这是两种截然对立的要求。这两种要求，决不能和平共处，只能以战斗来决定谁胜谁负。文化大革命，就是毛泽东时代社会矛盾的总爆发.国家官僚阶级和被压迫人民之间的总决战！

（一）文化大革命

       历史向来是当代史。站在不同阶级的立场上，为了不同的政治目的服务，对历史的解释是截然不同的。按照官方的说法，文化大革命是十年浩劫，是全民族的灾难。自由派知识分子虽然与官方共同语言不多，但在两个根本问题上例外，一个是“改革”，一个就是“文化大革命”。自由派知识分子认为：

“文化大革命”是一场为了错误的目的.用错误的方法发动的错误的运动。......“文化大革命”的发生，其根源深藏于“文化大革命”前中国所形成的经济政治体制以及中国的传统文化之中。

对毛泽东个人来说，他之所以在晚年发动“文化大革命”，也同他不善于处理中国共产党党内的矛盾，同他个人专断作风的发展有密切关系......毛泽东把不赞成他的主张的好意见，一概当作“右倾”.“走资本主义道路”.“反党”来批斗，从而造成了中国历史上“史无前例”的十年大动乱。

一九六五年，毛泽东（与埃德加.斯诺谈话时）认为，当时需要有更多的个人崇拜，也就是更多的对毛泽东本人的崇拜。......毛泽东说，......许多权力（各个省,各个地方党委内，特别是北京市党委内的宣传工作的权力）他都管不了了。......毛泽东决定，刘少奇必须下台。（高皋和严家其，序，1－2）

       在自由派知识分子看来，文化大革命完全是毛泽东个人权力欲无限膨胀的结果。为了实现无限的独裁权力，毛泽东设计了一个大阴谋。这个阴谋所以能得逞，根子在“传统文化”，即独裁体制下人民群众普遍的忠君意识和盲从心理。

       让我们先提两个问题。第一，如果毛泽东纯粹是为了个人权力，为什么要发动群众砸烂整个国家机器？没有国家机器，谈何权力，谈何独裁？

       第二，自由派知识分子和官方学者都没有回答，是什么使几亿人民在一夜之间全部神经错乱.丧失理智？用全民大疯狂来解释历史上如此重要的事件，不是神话又是什么？

       自由派知识分子认为，文化大革命是独裁者为了独裁的目的.用独裁的方法发动的法西斯主义运动，人民群众只不过是一群没有头脑.任人摆布的玩物。但是，如果群众是这样的没有头脑，这样的容易摆布，为什么统治集团，凭着整个党和国家官僚机器的帮助，都没有能够摆布他们呢？比如，那些党的官僚们完全可以说他们一向是紧跟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而那些反对他们的人都是反对毛主席的。

       当然，毛泽东凭着他的个人权力，或许可以不花什么力气就把几个党的高级干部赶下台。但是，如果不是客观上存在着人民大众和官僚阶级之间的矛盾，他怎么可能使整个统治阶级都受到打击呢？在当时那种情况下，每一个人都声称自己和毛主席站在一起，并且还要动用一切可以动用的物质的和精神的手段来说服别人或者强迫别人相信自己所声称的东西。在这种情况下，实际上是由人们自己来判断到底谁是“真正地”和毛主席站在一起，由人们自己来决定与谁一起战斗，和对谁进行战斗。所以，不管毛泽东个人的意图是怎样的，文化大革命是通过发动广大人民群众来进行的，这一事实本身，就决定了它必然要反映广大人民群众的思想感情，他们的愿望和要求，和他们的客观生活状况。

       把“传统文化”扯进来是无补于事的。首先，从来没有一个皇帝对老百姓说：“造反有理！”其次，即使在古代，中国人民也决不是仅仅知道忠君和盲从的。中国人民是敢于造反的，他们起来造反，是有原因.有道理的。

       自由派知识分子和官方学者所讳言的，他们极力想掩盖的是，在文化大革命前，一个脱离人民群众.凌驾于人民群众之上的官僚统治阶级已经形成。〔2〕这个统治阶级和历史上一切统治阶级一样，压迫人们。剥削人民是其不可更改的本性，这是中国社会一切矛盾的总根源。离开了这个根源，就根本无法理解当代中国的历史。在这个根本问题上噤若寒蝉，必然有意无意地歪曲历史。

       毛泽东正确地指出：“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这些人是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他们怎么会   认识  足呢？这些人是斗争对象.革命对象。”(Meisner,1986,271)毛泽东并且指出了斗争的方法－“无产阶级大民主”：

现在再搞大民主，我也赞成。你们怕群众上街，我不怕，来他几十万也不怕。“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无产阶级发动的大民主是对付阶级敌人的。......大民主也可以用来对付官僚主义者，......有些人活得不耐烦了，搞官僚主义，见了群众一句好话也没有，就是骂人，群众有问题不去解决，那就一定要被打倒。......如果脱离群众，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农民就要打扁担，工人就要上街示威，学生就要闹事。凡是出了这类事，第一要说是好事，我就是这样看的。（Mao,1977a,344)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彻底打碎了旧的国家机器。上至国家主席.各省市自治区的封疆大吏，下至厂长.经理.基层党委，几乎官僚国家的全部权力机构，一概被革命群众打倒.推翻。迈斯纳在<毛泽东的中国及后毛泽东的中国－人民共和国史>一书中描述了上海的官僚政权是怎样被工人阶级推翻的：

到1966年秋天，反对现存秩序的造反已经从学校蔓延到了工厂。无产阶级自己终于登上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舞台。......文化大革命，使不满现状的工人和其他的社会阶层，在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第一次能够自由地表达他们对社会的不满，自由地建立他们自己的组织，而不必受到党在组织上和思想上所施加的种种约束的妨碍。于是就冒出了一大批多种多样的群众造反组织。所有这些组织，都宣称忠于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但是却根据他们自己的特殊利益来解释这些思想。十一月初，几个造反组织形成了一个松散的联盟，即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工总司）。它的领袖就是王洪文，一个纺织工人和党的中层干部。工总司是上海工人自己的创造，与来自北京的指示毫无关系......11月8日，工总司向上海市委提出要求，明确提出要以新的人民政权机关来代替旧的官僚机构......在工总司取得了十一月中旬的胜利以后，上海党和政府的权力迅速地分崩离析了。各造反组织自由地在市内串连，组织工人和其他市民。群众运动迅猛地向前发展着......（上海市委的）垮台，也就是后来所说的一月革命，则是新年以后头一个星期的事。1月5日，与工总司为首的十几个造反组织（在中央文革小组的支持和帮助下）发表了<告全市人民书>......号召工人.学生.知识分子和干部团结起来。这个号召在次日得到了热烈的响应。1月6日，上百万市民在市中心广场举行群众大会，数百万人观看了电视转播。曹市长和其他党的高级干部被批判.撤职，并被勒令当众坦白他们的政治罪行。在以后几天里，一些职位较低的官吏和干部也受到了类似的批判，并被迫挂牌子.戴高帽子游街。旧政权垮台了。(Meisner,1986,343)

       人民群众亲眼目睹那些平日威风凛凛的官僚老爷们如今在人民革命面前被打得落花流水，怎能不心花怒放！这是多么伟大的精神解放啊！

       文化大革命严重破坏了旧的生产关系：

在文化革命中，原来的干部体系（当权派）基本上被群众运动摧垮了，群众处于一种放任自流的状态。工厂里，原有的规章.制度都被推翻了，......工人不服从干部管理的现象十分普遍。......生产失去控制，甚至走向瘫痪，......由于干部没有真正的权威，很多企业的生产和经营都处于放任自流的状态。（李强，162）

       在旧的生产关系被破坏以后，必须及时建立起新的生产关系，否则就会严重破坏生产力的发展。事实上，在文化大革命当中，一些新生产关系的萌芽已经开始出现了。下面几个段落分别引自法国经济学家贝特兰在北京针织总厂的调查报告和北京市北郊木材厂“改革不合理规章制度”的调查报告。

在文化大革命中，......（群众）要求遵照鞍山宪法参加管理。

执行鞍山宪法，就是说永远政治挂帅，加强党的领导，大搞生动活泼的群众运动，逐步实行干部参加生产劳动和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规章制度，实现工人.干部和技术人员的紧密结合，和积极开展技术革命。(Bettelheim,1974,17)

     什么是不合理规章制度呢？不合理规章制度是“旧的管理阶层强加在工人头上的”“有关劳动组织.劳动纪律的规章制度”，“不信任工人的首创精神”，“有利于保留资本主义关系”。(Bettelheim,1974,22)

过去的规章制度贯穿了“专家治厂”的路线，对工人群众实行管.卡.扣.罚......规定了这个权是这个长的，那个权是哪个主任的，就是没有什么权是工人的，工人有的只是被管的权。（<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万岁>，以下简作<万岁>，675）

       怎样改革“不合理规章制度”呢？

每一条款都交给群众讨论。......取消了一大批规定，这样就有可能大大减少工厂行政管理人员。(Bettelheim,1974,22)

过去管理机构臃肿，人浮于事。......为了互相制约，把人与人.科与科的关系，用一大堆烦琐的规章制度规定下来。有一个科的规章制度里，这样写着：“科长因事外出，一切事务由副科长负责；如副科长外出，一切事务由正科长负责。”......革委会成立后，精简了机构，......没有闲人就没有那么多烦琐的规章制度，......人少,事多,但解决问题快。......过去许多繁杂的规章制度造成生产车间为科室服务，精兵简政后，生产组和行政服务人员经常到车间解决问题，深受工人群众欢迎。（<万岁>，677）

过去的产品质量检验制度，对工人群众不信任。......强调依靠少数检验人员“监督工人”，造成生产工与检验工之间的矛盾。工人同志说：不依靠群众，就是一个工人后面跟上一个检验员，也提高不了质量。......现在，......建立了“无产阶级政治挂帅，人人负责，互相帮助，班长检查，小组讲评......”的新的检验制度，......保证了质量稳步提高。（<万岁>，679）

（工人管理）小组负责的问题包括改进产品质量，......实行的是自我监督的制度，每个班组监督自己的工作。随便发生什么问题，工人都会尽力想办法解决。(Bettelheim,1974,25)

以往是少数人订计划.管计划，脱离无产阶级政治.脱离群众.脱离实际，是形而上学的.机械的。......用计划指标去卡生产，严重限制了工人群众的生产积极性，造成窝工浪费。......现在，......生产任务交给全厂工人讨论，建立了依靠群众.上下结合订计划的制度。......计划比较符合实际，......领导和群众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到处出现了共产主义协作的好风尚，......工人同志说：“过去是上面说了算，工人只管干。现在是，计划大家订，措施大家找，生产一块干，任务提前完。（<万岁>，679）

计划制定前反复征求工人意见。计划方案经过详细分析，使每个车间.每个班组都了解计划对自己的要求。为此，工人们分成小组，以便充分表达自己的意见，讨论计划的意义，计划对每一个工人的要求，在产量.质量.产品品种等方面可以有哪些改进，讨论结果在工人和管理部门之间反复交流，......因此，全面的计划经过了反复的审查，最后制定的计划是许多班组和车间共同努力的结果。(Bettelheim,1974,25)

       迈斯纳认为：

像70年代初许多外国访问者在报道中提出的那样，中国工厂的特点是集体主义精神和普通工人在一定程度上参加了工厂的管理。......经过了文化大革命的批判和羞辱的行政管理干部暂时地抛弃了独断专行的行为和官僚主义习气，......他们如今有事会更经常地与工人进行有实际意义的商量。(Meisner,1986,385)

       正如迈斯纳所说：“群众民主已经成为这个时代的官方要求了。”这是新型的生产关系的萌芽。这是要从根本上解决过去一切生产关系都解决不了的矛盾－压迫者和被压迫者的矛盾。尽管这种新型的生产关系在文化大革命中从来没有超出过萌芽的阶段，它毕竟是为当时中国社会的矛盾提供了一个解决办法，一个劳动人民的解决办法，因而也是根本的解决办法，因而也是唯一真正的解决办法。

       但是，要建设新的生产关系，并最终做到新的生产关系代替旧的生产关系，仅仅有广泛的自发的群众运动，还是不够的。只有在群众运动基础上，创建一个新的革命政党，从统治阶级手中夺取政治权力，生产关系的改造才有政治保障，才能够进行下去。没有这样一个新的革命政党，是文化大革命的一个致命的弱点。

       由于没有一个新的革命政党，人民就不可能夺取政治权力，被打碎的国家机器就得以复原。而统治阶级一旦夺回了政治权力，必然就要利用这个权力来夺回自己在革命中失去的一切。

在70年代初期，逐步恢复了许多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废除了的工厂原有的规章制度，越来越强调专家管理和技术标准，......经历了动乱的工厂开始重建劳动纪律。......厂长依然还是厂长，他最终是对雇佣他的党和国家机构负责而不是对他所指挥的工人负责。(Meisner,1986,384)

       但是，要想完全恢复文化大革命以前的状态，已经不可能了。

象八十年代中国许多别的问题一样，工作效率低也是文化大革命的后果之一。十多年来，中国的工人不听工厂党委的指示，不照看他们的机器，而是花不少时间在打牌上面，或者溜出车间去打篮球。......甚至在华国锋掌权两年以后，在中国投资的西方公司仍然发现中国工人拒绝服从那些他们不喜欢的指令。......工作效率低的根本原因却在于管理人员缺乏权力。......国营企业要解雇一个工人几乎是不可能的。......一位中国官员相当为难地向记者解释：“你应当明白，我们不能够强迫他们干活。”（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巨龙复苏－改革前后备忘录>，69－70）

       他们不能够强迫我们干活，这就是革命给被压迫人民带来的实实在在的好处。资产阶级学者在咒骂“工作效率低”时没有想到，这也是民主。选举议员，这是几年才轮到一次的事情。在报刊.广播.电视上发表言论，著书立说，都不是普通老百姓能做的。组织政党，更是精英分子的专利。劳动，却是绝大多数人每天都要参加的最重要的一项活动，能自由控制自己的劳动也是对于绝大多数人最重要的一项自由权利。革命给普通老百姓带来的好处是怎么估计也不过分的。

     新的生产关系流产了，旧的生产关系越来越不起作用了。人民没有得到发号施令的权力，但是旧的权威却不敢发号施令了。统治阶级不能够照旧统治下去了，“改革”成了当务之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