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20多年的时间验证了邓小平以及一些西方思想家所作出的判断是正确的

　　1.邓小平如何看待苏联解体

　　如何看待苏联解体的原因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如果我们用平静的、不带任何偏见的态度分析这一历史事件,那么就可以清楚地看到,贯穿于苏共亡党、苏联解体的整个过程的,是苏联一些领导人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的放弃与背叛。苏共亡党、苏联解体从反面显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当代价值。正像当年“十月革命”、红旗升起,西方资产阶级和一切社会主义的敌对势力惊恐万分一样,如今苏联解体、红旗落地,西方资产阶级和一切敌对势力则额手称庆。他们千方百计地把苏联解体说成马克思主义本身的失败。我们认为,连把苏联解体全然归因于斯大林都不能成立,更不要说归因于列宁和马克思、恩格斯了。我们完全可以这样说,苏联的解体不是以《共产党宣言》为标志的马克思主义的失败,而是背弃以《共产党宣言》为标志的马克思主义的失败。邓小平在苏联解体后不久的南方谈话中,曾经针对把苏联解体与马克思主义联系在一起的偏见,说了这么一段话:“从一定意义上说,某种暂时复辟也是难以完全避免的规律性现象。一些国家出现严重曲折,社会主义好像削弱了,但人民经受锻炼,从中吸取教训,将促使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因此,不要惊慌失措,不要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消失了,没用了,失败了。哪有这回事!”邓小平的这段话气吞山河、鞭辟入里。正如他所言,把苏联解体说成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失败了、没用了,不是别有用心就是目光如豆,“哪有这回事!”

　　2.一些西方大思想家如何看待苏联解体

　　实际上,就是西方的一些大思想家,只要他们具有“平静的心态”和“起码的良知”,也不会从苏东剧变直接得出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业已死亡,只能把它们送到历史博物馆去供人们参观的结论。解构主义的思想大师德里达站出来说,苏东社会主义国家虽然垮台了,但“马克思的幽灵”还在游荡,人类不能没有马克思,没有马克思就没有将来。他还说他是出于自己的政治品德“挑一个好的时候”“向马克思致敬”,他所说的“好的时候”就是指苏东剧变、柏林墙倒塌,人们纷纷“埋葬”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之时。德国的哈贝马斯原先信奉马克思主义,后来逐渐离开马克思主义,致力于创建与马克思主义截然有别的自己的思想体系。但是在苏东剧变后,他却提出要正确地看待苏东社会主义的失败。他指出,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并不意味着社会主义的失败、马克思主义的破产。失败的只是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即官僚社会主义。在21世纪,社会主义仍然有着广阔的前景。他告诫那些原先的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追求者,根本用不着穿着丧衣在那里哭泣。英国的吉登斯一贯敌视马克思主义,后来成了布莱尔政府的理论顾问。他在苏东剧变后讲了如下一段意味深长的话: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已经消逝了,但它们的幽灵仍然缠绕着我们。我们不能简单地放弃推动它们前进的那些价值和理想,因为这些价值和理想中有一些是我们的社会和经济发展所要创造的美好生活必不可少的。目前我们所面临的挑战,就是如何在社会主义经济计划已经失信的地方使这些价值再现其意义。从这段话我们可以知道,即使像吉登斯这样的人也认为,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人类的价值观念和理想不会随着苏东社会主义体制的失败而消逝,因为它们确实是正确的,确实为创建美好的生活所不可或缺,连像他这样的人也要努力去实现这种价值观念和理想。

　　3.东欧和苏联那些变社会主义制度为资本主义制度的国家的真实状况

　　邓小平以及这些西方思想家所作出的判断究竟对不对?柏林墙倒塌、苏东剧变已经有20多年了。20年的时间虽然不算长,但已足以验证了。也就是说,如果在这20年时间中,资本主义借助于柏林墙倒塌的“东风”,充分地显示出生命力,获得了长足的发展,而社会主义则日暮途穷,连最后一块“领地”也丧失殆尽,那么这就证明邓小平和这些西方思想家所作出的判断是错误的,而强调柏林墙的倒塌意味着资本主义制度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决定性胜利这一看法则是正确的。但事实究竟如何呢?

　　我们且不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这20年里日子一直不太好过,最后陷入了深重的金融危机,也不说以中国为代表的仅存的几个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在这20年时间里不但生存下来了,而且还活得不错,我们只先来看看东欧和苏联那些变社会主义制度为资本主义制度的国家的状况。它们目前所实施的资本主义制度都是柏林墙倒塌的产物。如果资本主义制度确实因比社会主义、自由主义因比马克思主义具有无比的优越性而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那么这些国家抛弃社会主义而换上了资本主义旗帜以后,理应如鱼得水,如沐春风,如虎添翼,走上了康庄大道。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我们这里且摘录国家统计局网站里世界银行的若干数字来加以说明。

　　先看经济增长速度:从1989年至2006年,这些随着柏林墙倒塌而进入“自由世界”的前社会主义国家,少数负增长,多数增长速度在3%～5%,个别达到7%～8%,俄罗斯是3%,平均增长速度在3.3%左右,而在这一时期,其他低收入国家年均增长速度是6.8%,中等收入国家年均增长速度是8.1%,高收入国家年均增长速度是4.8%。其中东亚和太平洋国家年均增长速度是11.8%,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年均增长速度是6.0%,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是5.5%,最不发达国家年均增长速度是6.4%。可见这些易帜的前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增长速度比非洲还低。

　　再看基尼系数:在柏林墙倒塌之前,墙东面的这些国家的基尼系数大约在0.2,而在柏林墙倒塌之后的不到20年时间里,这些国家的基尼系数大幅度上升70%到100%,而与此同时,其他国家的基尼系数要么基本不变,要么小幅收窄。从中可以看出,这些易帜的前社会主义国家一方面经济增长速度世界倒数第一,另一方面贫富分化程度世界第一。

　　最后看每千名婴幼儿死亡数和每千人死亡数:哈萨克斯坦,前者从7.8增加到9.0,后者从26增加到29;白俄罗斯,前者从10.0增加到12.0,后者从12增加到16;保加利亚,前者从11.9增加到13.4,后者从13.6增加到15.9;俄罗斯,前者从10.7增加到15.5,后者从18.1增加到21.1;乌克兰,前者从11.6增加到14.7,后者从13.1增加到18.0。环顾这一时期的世界,全世界甚至包括非洲国家的人口死亡率都在下降,唯独这一地区却在不断上升。

　　所有上述数字充分证明,这些国家的一些人原先敲锣打鼓地庆祝被“吸收”进资本主义阵营,但最后却沦落到这种地步。正因为如此,这些国家的一些人对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孰好孰坏又有了新认识。德国《明镜》周刊统计,57%的德国东部人认为民主德国“好的方面要多于坏的方面”,甚至较年轻的人也否认东德曾是独裁国家,只有1/5的匈牙利人认为,1989年以后国家在向好的方向发展,11%的保加利亚人认为变革使得普通人受益,大多数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都对苏联解体感到惋惜。另据中评社香港11月3日电,民调机构皮尔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负责的一项民意调查表明,在曾经是前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和苏联的加盟共和国的东中欧国家,资本主义已渐失民心,当地老百姓认为,共产党统治时期的经济状况反而更好。资本主义体制的支持率与柏林墙倒塌之时相比明显下降了。例如,乌克兰从1991年的72%下降到只有30%,前东德也下降了6%,而在保加利亚下降了24%,立陶宛下降了20%,匈牙利下降了18%,俄罗斯则下降了8%。

　　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这些前社会主义国家出现这种局面绝不是偶然的。关键在于,柏林墙的倒塌只是意味着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胜利和东欧、苏联社会主义阵营的失败,而绝不能简单地把此理解为资本主义对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基础的社会主义的制度性胜利。如果这是一种制度性的胜利,是制度优越的结果,那么这些前社会主义国家一旦换了一种制度必然会充分享受这种制度的优越性从而获得飞速发展,但这种局面并没有出现。而正因为这并不是一种制度对另一种制度的胜利,所换上的制度并不见得比抛弃的制度优越,从而换上新制度以后变得更为困难则是必然。

　　我们具体看一下发表在2009年11月11日英国《卫报》上的一篇题为“1989年的真正教训是:什么都没有定论”的文章,作者是谢默斯·米尔恩。文章一开头这样说道:从西方的角度看,1989年是特别令人高兴的一年,“个人自由取得胜利,意识形态竞争对手被打败,欧洲中心地带一个受到痛斥的对象被摧毁,马克思主义破产了”。所以在20年后,政治家们在柏林举行庆祝活动以纪念柏林墙倒塌、苏联解体,这完全正常。紧接着文章马上指出,不过更引人注目的是,欧洲意识形态领域并不如人们想象的那样充满激情和信心。除了在柏林有些纪念活动外,在东欧其他地区几乎没有举行任何活动来庆祝“旧政权”的广泛崩溃。这是什么原因呢?文章分析说,这主要是由于在被认为马克思主义已破产后的20多年时间里,战争不断爆发,全球不安全,现在又陷入了经济危机。“这一切使得1989年以后所宣扬的人类将获得充分的和平,资本主义将更加繁荣,原来的历史将终结,新的历史将开始变得如此荒谬。”文章列举事实说,在放弃马克思主义以后,俄罗斯实行了自由市场“休克疗法”,但私有化过程导致大规模抢劫,不平等明显加剧,数千万人陷于贫困和失业中。而德国的统一实际上意味着吞并,东德大部分工业被接管或者关闭,100多万教师和其他白领受到政治清洗,妇女丧失权益,免费的托儿所消失了,失业率居高不下。20多年过去了,德国东部的失业率仍是西部的两倍。文章总结说,在苏联和东欧地区“所出现的危机可以与美国的大萧条相提并论”,“共产党统治结束以后的大灾难导致了现代史上和平时期最严重的经济崩溃”。

　　文章提出,一些西方人不会承认苏联和东欧由于放弃了马克思主义从而付出了重大代价,仍然拒绝承认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社会主义也有好的一面。如原先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有国家安全部和柏林墙,但这也是一个充分就业、社会平等的国家,有便宜的住房、全世界最好的儿童保育体系,雇员在工作场所享受广泛的自由。尽管如此,事实上苏联和东欧地区已经为放弃马克思主义付出了重大的代价,而苏联和东欧的许多人也意识到了这一点。

　　苏联和东欧地区放弃了马克思主义带来了如此结果,那么给西方世界带来了什么呢?文章分析说,“失去了对手的资本主义引发了大灾难”。人们总认为欧洲共产党的垮台和苏联的解体摧毁了唯一可取代资本主义的制度,从而可以为资本主义的进一步繁荣昌盛开辟道路,但事实上,随着“竞争对手”的消失,资本主义没落、腐朽的一面更加暴露无遗。出乎意料的是,连西方世界的人们也怀念起社会主义制度来了,也开始重新反思马克思主义对当今人类的意义来了。文章引用英国广播公司对西方27个国家进行民意调查的资料说,只有11%的受访者认为自由市场资本主义是行之有效的,近1/4的人认为它有致命的缺陷,而大多数的受访者希望增加公有成分并加强对经济的干预。文章的最后结论是:“20年崩溃的制度业已成为历史。但是有一点似乎可以肯定,那就是会出现新的运动和模式。”刊载在英国《卫报》上的这篇文章目前在西方世界颇有代表性,发表类似观点的文章在西方世界为数不少。文章针对一些人所认为的随着苏东剧变,马克思主义已退出历史舞台、社会主义制度已消失这一点,强调“什么都没有定论”。这就是说,苏东剧变、柏林墙倒塌已过去20多年了,但马克思主义是不是真地会退出历史舞台、社会主义制度是不是真地会消失,还得“走着瞧”。文章还特别强调,这并不是作者个人的看法,许多“资本主义的追求者和宣扬者”现在“也开始发现这一点”。这太能说明问题了,连西方的“资本主义的追求者和宣扬者”也对苏东剧变、柏林墙倒塌是不是就意味着马克思主义的失败,是不是会退出历史舞台这一点产生了怀疑,我们还有什么理由偏要把苏东剧变、柏林墙倒塌与马克思主义“捆绑”在一起,从而对马克思主义的现实性丧失信心呢?

　　我们这里还可提供一份全面反映放弃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给俄罗斯带来灾难的材料。这份资料刊登于2010年7月3日的西班牙的《起义报》,题为“从苏联到俄罗斯”,作者是埃德蒙多·法亚纳斯·埃斯库埃尔。文章指出,苏联解体、俄罗斯成立20年了,一个大帝国一下子陨落了。到了2010年俄罗斯好不容易又成了全球第十大强国,但其年均国内生产总值尚不到1万亿欧元,排在西班牙之后。作者列举了大量事实说明这一昔日的世界两强之一、今日“全球第十大强国”真实的处境:俄罗斯在食品供应上丧失了独立性,50%的食品依靠进口,很多耕地已不能种庄稼。相比于1991年,2009年俄罗斯人消费的热量少了1/3,消费的牛奶减半。因为公共卫生条件不断恶化,对公共卫生投资缺乏,从1991年起,俄罗斯开始面对严重的人口危机。1993年俄罗斯人口为1.489亿,而2009年俄罗斯人口只有1.419亿。俄罗斯人口机构的调查预计,2008—2025年俄罗斯人口还将减少1100万;俄罗斯人口老化现象十分严重,目前超过17%的人口年龄在60岁以上,但更为严重的是,有1250万俄罗斯人没有劳动能力,还有大约600万人吸毒,大街上流浪者的数目超过400万,儿童入学率只有25%;俄罗斯人口的死亡率比出生率高1.5倍,生育率也明显不足,平均每个妇女只生育1.49个孩子,低于世界1.6个孩子的生育水平。70%的俄罗斯儿童出生时就患有疾病,18%的育龄妇女没有生育能力,1/5的堕胎者为18岁以下少女;2009年俄罗斯的人均寿命为61.4岁,而1991年的人均寿命为64岁。俄罗斯男人的人均寿命低于很多欠发达国家,男性死亡原因包括酗酒、吸毒、被杀、自杀、生活条件低下等,这些死亡因素在俄罗斯发生的概率超过所有国家。俄罗斯的社会保障系统遭到严重破坏,2009年俄罗斯用于社会保障建设方面的资金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25%,而西方国家在这方面的投入为国内生产总值的8%～10%。俄罗斯青年人的身体素质也出现下降,他们的身高缩短了1.5厘米,参军的青年中15%的人营养不良。社会真实失业率在25%以上。所有这些数据都实实在在地摆在那里。文章最后指出,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从社会主义模式向资本主义模式的转变,给俄罗斯经济、政治和社会等各方面带来了严重后果。

　　4.从苏东剧变领悟到了维护马克思主义旗帜的至关重要

　　从与马克思主义的相互关系的角度分析苏联解体,我们不仅看到了正是由于斯大林以教条主义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曲解了马克思主义,从而“间接”地导致了苏联解体,也正是由于从赫鲁晓夫集团到戈尔巴乔夫集团背叛了马克思主义,从而“直接”使苏联走向灭亡,而且也看到了一旦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苏联和东欧地区陷入了一种什么样的境地!从这里,我们确实深刻领悟到了高举马克思主义这面旗帜的深远意义。自古以来,人们就很重视旗帜的作用。旗帜就是一种精神、主义、思想和信仰,唯有旗帜能凝聚人心和队伍。马克思主义是世界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的伟大旗帜。正是在这面旗帜的指引下,无产阶级的解放斗争才取得了重大胜利。在苏联,正是由于旗帜变了,“城头变幻大王旗”,这面旗帜的象征性和方向性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从而出现了严重的思想混乱和社会动荡,无产阶级政权也随之丧失。苏联共产党在拥有20万党员时取得了“二月革命”的胜利,拥有35万党员时取得了“十月革命”的胜利,拥有550万党员时打败了希特勒法西斯,而在拥有近2000万党员时却失去了执政地位,究其原因就在于没有用马克思主义这面旗帜来凝聚党员。一旦党的领导人蜕变背叛了马克思主义,那么广大党员必然失去共产主义的信仰。而广大共产党员一旦失去了共产主义信仰,就会迷失前进的方向,在这种情况下,党员人数再多也没有用。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丧失,是意识形态的失守,这就为苏联的最终解体打开了通道。苏联解体带给我们最大的教训就是,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丢掉马克思主义这面旗帜,都不能对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意义产生动摇。正确的理论是革命的先导,错误的理论是解体灭亡的先导。这个历史的教训是极其深刻的。

　　值得一提的是,戈尔巴乔夫集团放弃马克思主义这面旗帜,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时,是以推行“多元论”为前提的。戈尔巴乔夫在1988年苏共第十九次全国代表会议上把“民主化”、“公开性”和“多元论”并列为三个“革命性创议”,称“多元论”是“民主化”和“公开性”发展逻辑的归宿。正是由于鼓吹指导思想的“多元论”,便不可避免地否定马克思主义作为行动的旗帜。戈尔巴乔夫明确地在鼓吹“多元论”的同时,强调要“放弃意识形态限制”和“精神垄断”,打破“一切理论的局限”。其鼓吹“多元论”的真正企图在这里表现得一清二楚,就是要推倒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地位。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是与“多元论”相对立的,吸取苏联解体的教训,就是为了高扬马克思主义的旗帜,因此我们必须坚决地反对“多元论”。

　　关键在于,我们承认现在社会的多元化、现在世界的多极化,是不是就意味着放弃了实现共产主义的远大目标?是不是就意味着放弃了让马克思主义的理想在全世界最终实现这一崇高的目标?一些人就是这样认为的,也是这样做的。实际上这是完全错误的。这里有一个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统一的问题,共产党人必须从现实出发,否则就一事无成;共产党人也不能没有远大目标,否则就不是共产党人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特别强调,“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所经历的各个发展阶段上,共产党人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共产党人为工人阶级的最近的目的和利益而斗争,但是他们在当前的运动中同时代表运动的未来”。在他们看来,共产党人是绝对不会放弃为工人阶级的最近目的和利益而展开斗争的,但与此同时,他们在带领工人阶级进行“当前的运动”的同时,也绝对不会放弃实现工人阶级的根本利益的最终目标,共产党人把“当前的运动”与“运动的未来”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把“当前的运动”视为整个运动的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共产党人是不会让工人阶级只顾眼前的利益而丢掉长远的根本利益的。显而易见,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即使在一个多元的社会和多极的世界中,共产党人也绝不应当放弃共产主义的远大目标。共产党人是有着自己的科学理论作为自己“安身立命”之本的,这一科学理论就是唯物史观。按照唯物史观,历史是存在客观规律的。既然客观的历史规律是存在的,那么也就合乎逻辑地得出结论,共产主义的目标是不能被否定的。而既然共产主义目标是现实的、必然的,那么我们就应当理直气壮地当个革命的理想主义者,即理直气壮地坚持共产主义的信念。这一点,不能随着我们现实主义地认可多元的社会、多极的世界而有着丝毫的改变。

　　为了在一个多元的社会和多极的世界中,维护好自己的“这一元”和“这一极”,我们更应当坚持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在当今的世界,资产阶级的政要并没有安于现状,即安于目前的地位和影响,他们每日每时都在企图让他们的价值观念和社会制度统领整个世界,他们把自己的社会称为当今世界的“主流社会”,千方百计地把“非主流”的都纳入这一“主流”之中,而他们之所以要把“非主流”的纳入“主流”之中,并不是为了让“非主流”的与其平起平坐,与其一起过“美满”的生活,而是为了更好地奴役它们,更好地控制与驾驭它们。资产阶级政要的这一基本立场,不会随着双方宣布冷战已结束而有所收敛。美国前总统小布什在就职演说中明言,他在执政期间就是要让美国的价值观念推及整个世界。我们读一下福山的《历史的终结及最后的人》一书也可清楚地知道,让西方的那种社会制度和西方的资产阶级价值观念一统天下,确实是福山们的既定方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维护我们的社会制度,要维护自己的意识形态安全,除了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就没有其他的途径了。这个时候,如果我们自己宣布不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了,就等于放弃了自己的“思想武器”,在一定意义上,也就等于解除了自己的“护身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