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阶级斗争（第三章）

第三章 从合作化到小农经济

       在这一章中我们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农业部门生产关系的演变。革命后的中国经济仍然是二元经济，由一个现代部门和一个前现代的农业部门组成。但是，由于完成了土地改革，由于消灭了前资本主义的剥削阶级，在中国就已经具备了现代经济发展的条件，因而现代部门就开始在中国经济中越来越起主导的作用。另一方面，农业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任何进一步发展都有赖于现代部门所提供的物质条件。所以，从这个时候起，现代经济部门，以及从阶级斗争上来讲，现代经济部门中统治阶级和工人阶级的斗争就开始对中国社会发展起决定性的作用。我们正是在这个背景下来分析和认识中国农业生产关系的演变。

（一）合作化时期

（1）为什么要搞合作化？

       早在1943年毛泽东就指出：

在农民群众方面，几千年来都是个体经济，一家一户就是一个生产单位，这种分散的个体生产，就是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而使农民自己陷于永远的穷苦。克服这种状况的唯一办法，就是逐渐地集体化，而达到集体化的唯一道路，依据列宁所说，就是经过合作社。(Selden,1993,71)

所以，毛泽东认为，只要中国农业基本上仍然是小农经济，农民群众就不可能摆脱“永远的穷苦”和各种形式的压迫、统治。

       五十年代中期，在关于农业合作化的论战中，毛泽东提出了下列论点。首先，毛泽东指出，只有通过合作化，才能使中国农业摆脱一家一户的个体生产，才能有效地与自然灾害做斗争，才能充分利用现代农业技术，才能使生产力水平发生质的飞跃。

这些同志不知道社会主义工业化是不能离开农业合作化而孤立地进行的。首先，大家知道，我国的商品粮食和工业原料的生产水平，现在是很低的，而国家对于这些物资的需要却是一年一年地增大，这是一个尖锐的矛盾。如果我们不能在大约三个五年计划的时期内基本上   阶级  农业合作化的问题，即农业由使用畜力农具的小规模的经营跃进到使用机器的大规模的经营......我们就不能解决年年增长的商品粮食和工业原料的需要同现时主要农作物一般产量很低之间的矛盾，我们的社会主义工业化事业就会遇到绝大的困难，我们就不可能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Mao,1977a,196)

       其次，毛泽东指出：

现在农村中存在的是富农的资本主义所有制和象汪洋大海一样的个体农民的所有制。大家已经看见，在最近几年中间，农村中的资本主义自发势力一天一天地在发展，新富农已经到处出现，许多富裕中农力求把自己变为富农。许多贫农，则因为生产资料不足，仍然处于贫困地位，有些人欠了债，有些人出卖土地，或者出租土地。这种情况如果让它发展下去，农村中向两极分化的现象必然一天一天地严重起来。......这个问题，只有在新的基础之上才能获得解决。这就是在逐步地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和逐步地实现对于手工业、对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同时，逐步地实现对于整个农业的社会主义的改造，即实行合作化，在农村中消灭富农经济制度和个体经济制度，使全体农村人民共同富裕起来。(Mao,1977a,201)

       所以，在土地改革以后，在农村中又产生了新的矛盾。一方面，社会主义工业化要求农业提供越来越多的农产品，但是在传统的小农经济范围内农业生产已经不可能再有任何质的进步了。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和社会两极分化也开始在农村发展起来。要同时解决这两个矛盾，农业合作化是唯一的办法。问题是，当时是不是存在成功地进行社会主义农业合作化的历史条件呢？

（2）合作化的失败

       在官方学者看来，合作农业根本上就是荒谬的，是违反人性的，是不符合经济科学的原理的，所以必须完全否定：

生产队经营的特点是：“出工一窝蜂，干活大呼隆，分配全拉平。”这种劳动和分配的形式，天然地鼓励劳动者偷懒。......人是异质的，每个人的时间偏好并不一样，对劳动的态度也不可能一样，即使依靠某种信念或因一时之需，建立起同舟共济的合作关系，也不能长久。因此，集体劳动需要监督，而监督又是需要费用的。监督的费用如果过于昂贵，监督便成为一种奢侈，就需要放弃监督，采取一种模糊产权的方式以节约这种费用，而放弃监督又会产生劳动积极性下降、“免费搭车”行为竞生的现象，同样也会造成生产的损失。农业是一种分散在广阔地域上进行劳动的产业，其对劳动的监督是很困难的，或者说监督费用高昂......即使有规模经济的潜在可能，也被激励的不足所抵销。（蔡日方，14，97）

       是啊，人是异质的。但是问题根本不在这里。问题在于，现代农业生产客观上要求许多劳动者，不管他们是“异质的”还是“同质的”，在一起以集体的和合作的方式劳动。在资本主义农业中，工人和资本家的关系不仅是“异质的”，而且是对抗性的。资本主义农业当然需要监督，并且由于工人是被压迫、被剥削的，决不会为资本家积极地和负责地劳动，“监督费用”当然是“高昂”的，但是尽管如此，尽管“农业是一种分散在广阔地域上进行劳动的产业”，资本主义农业仍然是无可争辩地优越于小农经济。

       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如果说，在社会主义合作农业中，劳动者通过组成集体把生产控制在自己手中，因而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劳动，而不是在资本家的剥削下劳动，那么，他们自然会比资本主义农业中的工人更加积极、更加负责地劳动，那么，社会主义合作农业自然需要比资本主义农业少得多的“监督费用”，那么，既然资本主义农业，尽管它的“监督费用高昂”，仍然从根本上优越于小农经济，为什么社会主义合作农业就不可行、不是大大地优越于小农经济呢？

       这说明，社会主义合作农业的成功有赖于两个条件：第一，合作农业必须建立在真正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基础上，也就是，劳动人民把生产控制在自己手中。第二，合作农业必须建立在现代农业技术和装备的基础上，这是合作农业优越于小农经济的物质基础。

       关于第一个条件，我们知道，在五十年代中国还不具备消灭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工的条件，因而还不具备确立社会主义社会关系所需要的物质基础。因此，一个新的官僚统治阶级逐渐产生了。在这种情况下，农业合作化，虽然对于防止农村的资本主义发展和社会两极分化是必要的，只能按照官僚主义的方式自上而下地进行，而不是农民群众自己的主动性和创造性。

       另一方面，尽管由于农业合作化，中国的农业生产力的确取得了质的进步，这些进步在传统的小农经济条件下是根本不可能的，到毛泽东时代结束时，中国还没有完成农业的现代化，中国的农业部门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一个前现代的经济部门。

       在这种情况下，农业合作化和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命运就不取决于农村本身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状况，而是取决于整个社会的生产关系演变和阶级斗争的总趋势，而这个总趋势，又是由中国的现代经济部门，即比较先进的和逐步占统治地位的经济部门中的生产关系演变和阶级斗争的趋势来决定的。只是在文化大革命失败之后，官僚主义者阶级的统治得以巩固，而以革命社会主义方式来解决中国社会的矛盾已经不可能了，只是在这时，建设真正的社会主义合作农业的可能性才完全不存在了。

（3）合作化的遗产

       按照官方学者和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意见，中国的合作农业是彻头彻尾的失败，作为一种农业发展战略必须完全抛弃。“在最基本的粮食消费中，二十五年的集体农业并没有任何进步。”“直到七十年代中期，人均粮食生产才达到集体化之前的水平；直到一九八零年，人均营养才稍微超过五十年代中期的水平。”(Selden,1993,16)

     他们说合作化没有能够提高人均粮食产量，但是他们没有提到在这期间，中国人口增加了三亿，而耕地却减少了一半还多。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能够以世界上7％的耕地养活了世界上22％的人口，这一事实本身，就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1976年，中国的粮食单产是491斤，同一年，美国是417斤，加拿大是303斤，法国是452斤，意大利是434斤，都比中国低。日本粮食单产788.6斤，是世界第一。但是，中国15亿亩耕地中，11亿亩种粮食，其中有5亿亩都是在别的国家没人种的低产田，包括5000万亩盐碱地、8000万亩涝洼地和3亿亩山坡薄地。日本的粮食单产788。6斤是在4440万亩耕地面积上获得的，而当年中国有197个县在6858。4万亩大面积上粮食单产超千斤。七十年代来中国访问的美国农学家诺曼·布劳格也说：“中国人民创造了世界上已知的最惊人的变革之一。”（方原，52）

       合作化时代，并非如官方学者所说，是一团漆黑。

       评价一种生产关系是不是先进，不仅要看它能不能在短期内提高生产力的量，而且要看它能不能创造一种本质上完全不同的崭新的生产力。官僚主义的农业合作化，虽然造成了莫大的牺牲，付出了重大的代价，但是它毕竟超越了小农经济的狭隘界限，从而使中国农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发生了质的革命。

       孟繁琪（少数同情农业合作化的官方学者之一）认为，正是在1958－1978年，中国农业进入了“向现代农业转换阶段”，在这个时期，农业资本积累和基本建设有了空前绝后的大发展：(1)机械化有了长足进步。1958－1978年，农机总动力平均每年增加24.34％。(2)治理了大江大河，兴建大型灌区，发展井灌、机电排灌。1952－1971年，灌溉面积从占全部耕地的20％增加到78％，复种指数从130增加到185。(3)培育和大面积推广优良品种，建立了庞大、完整的农业科学技术推广体系。一些西方专家在亲身实地到中国考察以后发现：“农民坚定不移的看法是，如果没有这种大面积耕作的新形式（公社），他们将永远对付不了发生自然灾害时的紧急情况。”(Stavrianos,

1981,607)“今日，中国农业受气候所左右的影响比过去少得多，这并不是中央政府对大型水利工程进行大量投资的结果，而是公社在生产淡季通过动员剩余的劳动力进行许多小型水利工程所累积的作用。”（威尔伯，332）如果没有合作化时期在农业领域积累的巨额投资，那么在“改革”时期，就根本不会有什么“农业奇迹”。

       到七十年代末，在一些合作化搞得比较成功的地方，农业的现代化已经初露端倪了。1978年，韩丁回到他非常熟悉的山西省长治市的张村时发现：

张村的老百姓已经开始在近200亩粮田上实现机械化，他们的设备，有的是重新修缮的，有的是自制的。翻耕撒肥、播种、除草、收割、烘干和脱粒，所有这些活都用机器。由十二人组成的机械队是劳动生产率提高到过去的十五倍，粮食生产成本减少了一半。(Hinton,199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