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阶级斗争（第五章）

第五章 资本主义和民主

（一）新权威主义还是民主主义

       1989年初，在自由派知识分子的队伍中爆发了一场论战，论战双方分别是新权威派和所谓“民主派”。新权威派认为：“在目前条件下由一些强有力的领导人物强制性地推进现代化，比马上实行彻底的民主更为可行。......当务之急是使社会生活两重化，即经济上实行自由企业制，政治上实行集权制。”民主派则认为：“中国目前根本不具备‘新权威主义’赖以存在和发挥对经济自由化的促进作用的社会条件，......盲目地加强政治集权和政治对经济的干预，只能导致政治的腐败和经济的萎缩。”“经过经济改革的锻炼和近几年的民主启蒙，......要求政治改革的呼声日益高涨。”“社会民主化已经成为当代不可阻挡的社会潮流。”（《新华文摘》1989年第4期，1－8）

       为什么在这个时候会爆发这么一场论战呢？1989年，“改革”发展到了所谓“危机”阶段，很大一部分劳动群众对于现状已经到了忍耐的极限。自由派知识分子认识到：“改革的风险日积愈重。”在这种背景下，一部分自由派知识分子提出：中国需要“具有一定现代化意识及行为导向的政治、军事强人，采取强有力的铁腕手段，自上而下地推行其权威政治，从而稳定社会秩序。”在自由派知识分子看来，“历史的进步是要付出代价的，从农业社会走向工业社会的进程，必定会伴随着一个霉变、腐烂、死亡、新生的过程，不符合现代化要求的一切旧的社会存在，终将被抛弃。”（《新华文摘》1989年第4期，6）自由派知识分子俨然站在历史进步的立场上，热烈地呼唤朝气蓬勃的“现代化”力量，无情地扫荡一切腐朽龌龊的旧势力。

       所谓“现代化”，无非是“资本主义化”，也就是向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过渡。在英国，是靠了专制君主的血腥法令，才迫使英国的下层劳动人民逐渐屈服于资本主义的“现代化要求”。在中国，正如R·史密斯所说：

资本主义社会财产关系今天要在中国取得统治地位，就必须剥夺工人的就业保障权、子女顶替权、住房权、医疗保险权，还必须取消维持工人生活必不可少的补贴－一句话，打破“铁饭碗”。只有打破“铁饭碗”，才能使工人听从资本主义剥削的摆布。(Smith,1993,99)

       所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必然地、不可避免地要遇到一亿城市工人阶级的坚决抵制，只有经过重大的和残酷的斗争，直至斗争的一方被完全打垮，才能决定到底是谁“终将被抛弃”。所谓“议会民主制”显然难以完成如此重大的斗争任务。新权威派指出：“掌握在软弱无能者手中的民主制度，在维持秩序、维持正常生活和经济繁荣方面，往往缺乏能力。”（《新华文摘》1989年第4期，2）英国的资产阶级只有借助“血腥法令”才能使无产阶级听从资本主义剥削的摆布。任何一个国家，在向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过渡的过程中，都只有用暴力摧毁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的抵抗，才能扫清资本主义发展的障碍。哈耶克说，市场经济是自发形成的，而计划经济是人为设计的。事实恰恰相反，“现代市场经济”在它诞生的每一个地方都是靠人为的力量创造出来的，而且每次都是借助于暴力无情地践踏绝大多数人的基本权利。自由派知识分子为之心潮澎湃的所谓“霉变、腐烂、死亡、新生的过程”，无非是一个以暴力践踏绝大多数人基本权利的过程。这就是这帮知识分子老爷们所谓的“进步”、所谓的“自由”。

       自由派知识分子一方面认识到，在所谓“现代化早期阶段”，“中产阶级力量脆弱”、“民主意识贫乏”，“现代化发展不得不求助于强大的国家力量：通过强人政治的有效统治，来维持整个社会发展的发育、壮大，创造一个比较稳定的社会环境。”（这里，“中产阶级”应读作“资产阶级”）另一方面，又顾虑重重，唯恐新权威主义“退回到更为保守落后的传统主义”：

在意识形态上，新权威主义往往借助传统的价值体系，以作为凝聚社会精神的支撑点。而传统的价值体系，在思维及心理上具有强烈的专制导向的暗示性，它暗示着权力的集中与个人崇拜。其次，新权威主义强调强权政治，追求权力的个人化而又缺乏有力的监督，由此产生的便是权力与政治的腐化。（《新华文摘》1989年第4期，2－3）

       对于中产阶级来说，向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过渡，对它意味着直接的、重大的物质利益（知识升值）。所以它倾向于支持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一切政治制度，包括“强人政治”。但是，中产阶级作为统治阶级的后备军，又要求统治阶级在选拔自己的接班人时能实行一种比较“公平”的竞争制度，为中产阶级创造更多的进入统治阶级的机会。所以，他们又非常害怕“权力的个人化”会把自己排斥在政治权力之外，“强人政治对知识分子有一种本能的反感与冷淡”。新权威派与民主派的论战，正是反映了在中国社会向资本主义过渡导致社会矛盾全面激化这一重大危机关头，中产阶级及其在政治上的代表－自由派知识分子进退维谷、无所适从的尴尬处境。

（二）资本主义民主小史

       资产阶级学者经常向人们灌输一个神话：资本主义和民主是天生的一对双胞胎。“资本主义的天然逻辑导致政治民主，因为没有政治自由的经济自由从本质上讲是不巩固的。经济上获得自由的公民很快就要求有政治自由和政治民主。”（《边缘》，5）

       如果说，“经济自由”导致“政治自由”，那么如果社会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合乎逻辑的结论便是，只有这少数人才有“经济自由”，因而才有“政治自由”，而大多数人只能是既没有“经济自由”也没有“政治自由”。

       所以，早在启蒙时代，当时的资产阶级思想家就认识到，民主制度决不是资本主义理想的政治制度。孟德斯鸠认为，共和政体容易导致“极端平等”，甚至会形成许多造反的“小暴君”，权力主要应由贵族和资产阶级来掌握，社会地位低微的人不应享有选举权，因为“人民是完全不适宜于讨论事情的”。美国联邦党人汉密尔顿认为，人民群众是“没有判断力的”，“强横的和反复无常的”，终日受人欺骗，常犯错误，是不可信、不可靠的；而富人和出自名门的人，虽然是少数，却富有知识才能，只有这些人在政治上享受特殊的永久地位，才能“遏制民主政治的轻举妄动”。（何汝璧和伊承哲，207，231）

       1787年美国宪法完全是根据联邦党人的思想制定的，查尔斯·A·比尔德在分析这部宪法时认为：

他们的主要思想就是要从根基上，也就是在政府各部门的政治权力的来源上，分散侵犯的力量......借以抗衡麦迪逊所谓的“利益一致的压倒的多数”......在政府各主要部门里，没有两个部门是出自同一来源的。众议院是从各州认为可以享有公民权的人民大众产生的。参议院则由各州的议会选举－在1787年，各州议会几乎一律定有财产的限制，惟参众两院议员的限制有所区别。总统由依照选举议员的方法产生出来的总统选举人选举，并不由一般的选民直接选举。法官由总统和参议院委任......政府各部门的任期截然不同，因而不能一举而完全改组政府。众议院任期两年；参议院任期六年，但每两年要改选三分之一。总统任期四年，最高法院的法官终身任职。因而十八世纪的法学家所谓的“人民的猖狂”不但受到了限制，不能够凭直接选举为所欲为，而且就算他们能够冲破总统和参院的间接选举的障碍，......他们也得经过六年的期间。最后，这里还有一种司法的钳制，这种力量只有凭借需要时间的委任权力或经过麻烦的修正制度的手续，才能够加以操纵。实际上，整个结构的关键就在于司法的钳制制度－这可说是美国人的政治天才对于政治学所提供的最卓越的贡献。......授予最高法院裁定国会立法是否符合宪法的权力，......《联邦党人文集》的作者无疑是持有这种主张，而且认为这是一个高超的原则......(Beard,1960,161)〔1〕

自由派知识分子一说起民主，似乎就是美国式的民主，三权分立、两院制等似乎都是民主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实际上，美国宪法之所以规定三权分立、两院制，根本不是为了民主，恰恰是为了限制民主。比尔德指出：“这种制度的经济意义是：有产者利益集团凭其卓越的力量和知识，可以在必要时获得有利的立法，同时又可不受国会里的多数的控制。”如果承认一切权力属于人民，那么为什么由人民代表组成的议会，还要受其它权力的制约呢？有必要指出，1787年在美国，有四个占人口绝大多数的社会集团被剥夺了公民权：（1）奴隶；（2）契约仆役；（3）根据州宪法和法律规定的财产标准而无投票资格的多数男子；（4）被剥夺公民权而遭受法律歧视的妇女。据比尔德估计，当时只有不到六分之一的成年男子投票赞成宪法，美国宪法根本不象资产阶级学者所说的是什么“全民的创造”。(Beard,1960,24,

161,250)

       资本主义的天然逻辑决不是导致民主。作为一种少数人压迫多数人的社会制度，压迫者怎么能不害怕被压迫者起来造反呢？，又怎么能不镇压被压迫者的造反呢？如果没有其它力量的妨碍，如果听凭资本主义的逻辑不受限制地自由发展，只能导致少数上层精英对绝大多数人民的专政。

       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给英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开辟了道路，但是却没有给绝大多数人民带来民主权力。在这次革命中，代表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平等派主张废除由贵族组成的上议院，建立由人民普选产生的、没有财产资格限制的一院制议会共和国。结果，克伦威尔镇压了平等派，建立了个人独裁政权。1688年光荣革命后，直到1885年实行男子普选权，在长达200年的时间里，英国始终是少数上层精英专政，广大人民群众根本没有民主权力。1832年议会改革以前，有选举权的公民只占总人口的三十二分之一。1832年议会改革使选民人数由50万人增加到87.3万人，也只占总人口的二十二分之一。

       英国广大人民群众从来没有停止过争取民主的斗争。工业革命以后，工人阶级的队伍不断壮大。工人阶级参加民主斗争以后，民主力量才得以不断发展。1819年，曼彻斯特工人集会，要求政治改革，政府派兵镇压，打死打伤数百人。1838年5月，英国工人阶级宪章运动开始，各地工人群众纷纷集会、游行，要求普选权。1839年5月，宪章派向国会递交有125万人签名的请愿书。7月，国会否决了请愿书，政府下令禁止群众集会，逮捕宪章派领袖。1841年5月，宪章派再次向国会递交有330万人签名的请愿书，又被否决。全国工人举行大罢工，政府大举镇压，逮捕1500人。1848年5月，宪章派在伦敦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向国会递交有500多万人签名的请愿书。国会以“许多签名系伪造”为由否决了请愿书，政府逮捕了宪章派领袖。在工人阶级长期斗争的压力下，1867年英国实行第二次议会改革，选民人数由135.9万人增加到245.5万人，当时英国有成年居民1600万人，仍有1300多万人被剥夺了选举权。直到1885年，才实行男子普选权，又过了60多年，到1948年英国妇女才获得选举权。（刘宗绪，218－219，299，333－334）

       英国的政治史说明，资本主义决不可能自动带来民主，相反，资本主义恰恰要求压制绝大多数人民的民主要求，维护少数上层精英的专政。只有经过无产阶级和其他被压迫人民持久的、顽强的斗争之后，资本主义才不得不接受现代意义上的民主制度。其它西方国家的政治史也完全能证明这一点。法国在1793年大革命时期就宣布了普选权的原则。拿破仑上台以后实行军事专制，废除了议会民主制度。1815年波旁王朝复辟，实行金融贵族专政，整个法国只有三十万人有选举权。1848年二月革命以后，在工人阶级的压力下，第二共和国实行普选制。1850年5月，制宪议会为防止工人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执政，取消普选权。直到第三共和国时期，法国才确立了男子普选权。直到1944年，法国妇女才得到选举权。意大利1870年实行君主立宪制，1919年才实行男子普选权，1945年妇女才得到选举权。瑞典1814年就有了第一部宪法，到本世纪初才实行男子普选权。（杨祖功和顾俊礼，58，66－67）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史说明，在历史上，现代民主根本不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内在要求，而是无产阶级和其他被压迫人民与资本主义压迫势力长期斗争赢得的成果。因此，民主本身就是阶级斗争的产物。民主能不能存在，能不能巩固，因而也只能取决于阶级斗争的客观形势。现代资本主义民主，不过是以往阶级力量对比的反映，它不是，也不可能是民主发展的顶峰，而只能是如列宁所说的，“残缺不全的民主”。〔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