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共（马）在西孟加拉邦的兴衰

一种后共产主义模式？

在1991年连续第四次选战胜利后的僵局中，垂垂老矣的印共（马）领导层不得不面对两个创口：苏 联共产主义的终结和（随着曼莫汉·辛格的财政部长在全国实行经济自由化）印度的发展主义模式的终结。印共（马）在人民院对辛格的政策给予了口头批评；但是 在随后三年里，它在西孟加拉邦的领袖们却很好地遵循着这一路线。巴苏在1994年宣布了第一次公私合作。印共（马）转而效法中央政府，将西孟加拉邦重新打 造为投资友好型的东南亚门户，并吹嘘本邦无组织的产业部门在印度规模最大（也是最便宜的之一）。[20]新 闻标题中的数字是惊人的：1996到2003年间，西孟加拉邦吸引了超过130亿美元的外国直接投资，其国内投资在邦内生产总值中所占比例仅次于古吉拉特 邦。邦内生产总值以年均8%的速度增长。在邦内生产总值中，出口所占比例超过了1/10，与中国和东亚四小虎相比毫不逊色：2001年达到280亿美元。

不过，制造业的腾飞并没有使得西孟加拉邦重新成为产业中心，增加的只有裁员和紧缩。左翼阵线所追求的是“飞地经济”：一种规模小、效率高，并且能够稳定地获得资本、交通、电力和水的经济部分，一成不变的农业劳动力群体和传统经济则围绕其左右。[21]印 共（马）领导层与其说是想恢复工业（以及工人的战斗性），还不如说是要在一片处女地上建立经济特区。在美国顾问的建议下，印共（马）按照世贸协定重新调整 了农业的结构，并建立起加工水果和番茄农业出口区（大磨坊和承包商则准备为之服务）。著名的投资商里面包括了小吃制造商菲多利。不仅工会权利可以忽略不 计，涉农企业还在销售农业投入品方面享有垄断地位；合同允许他们预先确定产品的数量和质量，并且迫使农民改种经济作物。农业出口区被归为工业区，因此不受 制于常规的土地限额。物价上涨使得印共（马）长期以来的天然支持者（小农和产业工人）的生活日益艰辛。

在转向北京模式的市场改革的同时，印共（马）领导层实现了世代交替。2000年，86岁的乔蒂·巴苏从首席部长的职位上退了下来，将它交给了自己的门徒巴德哈德卜·巴塔恰吉〔Buddhadeb Bhattacharjee〕，以为下一年的邦大选做准备。权力交接酝酿了十年。长期以来就有谣言称，生活殷实的商人詹丹〔Chandan〕，作为巴苏的儿子，从自己的家族关系和偷税中大获其益。1993年，巴塔恰吉向邦内阁请辞，以抗议行政部门和党的腐败，却没有招致任何责难；后来，由于他的清廉的公众形象，领导层便将巴塔恰吉视作卫道士。印共（马）上一代领导人——巴苏、达斯古普塔、科纳尔——曾是劳工组织家、地下工作者，常常受难入狱。而巴塔恰吉和比 曼·波瑟〔Biman Bose〕（新一任西孟加拉邦党委书记和左翼阵线主席），都生于1940年代初的加尔各答，成年后大部分时间都在作家大厦的走廊里度过。巴塔恰吉代表着印 共（马）“温和”、“现代化”的一面：世界主义、第三条道路。他最初作为文化部长进入邦内阁——他曾经还是剧作家和翻译家，但后来又掌管警察事务。人们希 望他会使党焕然一新，以击败一位危险的新对手。

复仇女神

当左翼阵线在仿佛不可动摇的选票支持下，开始加速自己的新事业时，化身为恶毒的国大党政客玛玛塔·班纳吉的复仇女神出现了。玛玛塔1955年生于加尔各答一个温和的中产阶级婆罗门家族，孩提时代就跟着父亲参加了国大党的集会。紧急状态时期，她由于在加尔各答包围迦亚普拉卡什·纳拉扬〔Jayaprakash Narayan〕的汽车，并在引擎盖上跳舞而臭名昭著。在此之后，她便从国大党的学生（纠察）组织学生大会〔Chhatra Parishad〕中脱 颖而出。1984年，她拿下了印共（马）加尔各答贾达沃普尔选区的人民院议席——这是印共（马）最稳固的议席之一。1991年，她加入纳拉辛哈·拉奥的内 阁。在人格方面，她既可以是知心大姐，又能成为煽动家。尽管过着斯巴达式的生活，但玛玛塔在政治舞台上的表现则饱受争议——她的那些表演就包括在人民院当 场掐住另一位议员的脖子，和在一场集会上威胁用自己的围巾上吊自尽。

由于多变的性情，玛玛塔·班纳吉成了近些年来国大党政客中不同寻常的人物。她在90年代中期和国大党分道扬镳，这主要是因为从拉吉夫·甘地和桑 贾伊·甘地时代开始，她就将顽固的反共立场贯彻于自己的事业。1990年，印共（马）干部把她狠狠地揍了一顿，使她由于颅骨骨折而住院三个月，这就使反对 印共（马）的战斗成了她的个人事务。1993年，她在作家大厦前组织了一次示威活动，警察开枪打死了13人，这就进一步地刺激她对抗左翼阵线。1996 年，陷入腐败丑闻的国大党开始与印共（马）进行磋商，以期组成一个由小党组成的、将人民党排除在外的联合政府。如果联合政府成立，国大党将作为在野党加以 支持，而乔蒂·巴苏则可能出任联合阵线政府总理。玛玛塔反叛了，她激烈抨击这种全国联盟的政治权术，这会严重削弱西孟加拉邦国大党旨在将印共（马）赶下台 的斗争。她抨击孟加拉邦的国大党政客由于全国性的野心，而抛弃了草根阶层的利益。这样一来，便导致了最后的分道扬镳。

1997年末，玛玛塔领导那些心怀不满的孟加拉邦国大党活动分子反叛出来，组建了受她掌 控的草根国大党。90年代中期，她开始接触国大党的传统支持者之外的群体，例如印共（马）以复兴城市的名义而赶走的加尔各答街头小贩。同时，新自由主义时 期的失业率不断攀升，血汗工厂数量激增，但印共（马）下属的全印工会中心却由于“保护产业”而无法独立活动。1998年西孟加拉邦的人民院选举中，玛玛塔 和最有可能给她的竞选活动提供启动资金的人民党就席位分成达成了协议。这是一个妥协的联盟：为了维持受压迫者斗士的表象，她不得不向人民党表示自己不会容 忍地方自治主义。1998年的选战对印共（马）来讲是一次警示，它表明不稳定的城市各部门中不断滋长的犬儒主义和变革情绪。尽管印共（马）的得票率并未滑 落至34%之下，但在加尔各答市郊的工业区，草根国大党和人民党却获得了巨大的支持。在印共（马）自1952年以来只落败过一次的达姆达姆，党吞下了苦 药：得票率低于10%，席位则被人民党夺去了。次年，草根国大党加入人民党领导的全国民主联盟政府，玛玛塔登上了全国政治舞台。

在西孟加拉邦2001年的邦议会选举中，草根国大党拿到了31%的选票和60个席位，几 乎将正牌国大党（得票率降至8%，虽然由于赢者通吃的制度还能弄到26个议席）扫除尽净了。巴塔恰吉成为新任首席部长的印共（马）拿到了37%的选票和 143个议席。巴苏和达斯古普塔建立的选举大厦——农村的潘查雅特的支持，城市的官僚俸禄和工会赂金，左翼阵线内低级盟友的山区票仓——显得岿然不动。 2006年的邦议会选举使和国大党联盟的草根国大党的得票率降至27%、议席减半至30席，这就令阿里姆丁大街对自身的生存能力大为满意。由于和人民党共 事，玛玛塔的形象在2002年古吉拉特邦反穆斯林骚乱后受到了损害。因为她曾退出人民党内阁，而后和国大党联盟，但后来又和国大党闹翻了，人们便攻击她在 政治上朝秦暮楚。

满意与危机

仿佛无敌的巴塔恰吉和他的工业部长尼拉帕 姆·森〔Nirupam Sen〕纵容印共（马）手下的流氓分子强拆贫民窟、征购土地，尽其所能地推进他们事业的发展计划。加尔各答市郊小农贱卖的土地被用来建设停车场、购物中心 和房地产。由于缺乏一个有力的政府反对派，人们的怨声载道并不管用。长期以来，印度的政党不仅有自己下属的工会和社会团体，而且还有自己的武装分子。西孟 加拉邦政治文化中的暴力和腐败并不比印度其他地方更猖獗，但却有一些独特的表征。在印共（马）高层，当选的政客很少收黑钱：首席部长租住在公家的房子里， 比较低调失意的党的领导人则居于惬意的乡间别墅。地头蛇〔Local fiefdom〕越来越成为火药桶，这是一个靠政治关系来捞取商业利益的阶层。对于任何挡在自己新生财之道上的人，他们会除之而后快。

汽车巨头塔塔汽车用2亿美元的甜头诱使西孟加拉邦为它新的“大众汽车”提供一间工厂。 2006年，由于事先没有和将要搬迁的2万人协商，在胡格利区的辛谷尔镇，人们在预定作为厂房的997英亩基本农业用地周围垒起了障碍物。草根国大党将自 己选区中的不满转化为全邦范围的抗议活动。12月，在媒体的保卫下，玛玛塔开始在加尔各答绝食。当积极而年轻的抗议者塔帕西·玛丽克〔Tapasi Malick〕被印共（马）党工和印共（马）当地党委头子（他们和建厂项目的施工活动有利益瓜葛）杀害，而后被烧焦的尸体在封锁区内被发现时，矛盾加剧 了。

紧随2006年12月辛谷尔的抗议活动之后，印共（马）的罗什曼那·悉特〔Lakshman Seth〕[22]公 布了一项计划：邦政府和一家印尼集团将联合开发霍尔迪亚港（新的化工和石化产业中心）附近楠迪格拉姆的14500英亩土地。由于担心自己的安置问题，村民 攻击了当地的潘查雅特办公室，并和警察发生冲突，随后封锁了道路。计划中的土地大约有65000人居住，其中主要是穆斯林以及低种姓农民和渔民。在封锁活 动中，草根国大党领导起一个联盟。现在是左翼阵线的干部造反了。相当一部分干部退出左翼阵线，加入反对党。在2007年3月与塔塔集团签署合同前一个星 期，邦政府耀武扬威，派出4000名武装警察，并在随后与20000人发生冲突。结果，14人被射杀，超过100人重伤（这很可能是由参与行动的500名 印共（马）干部造成的）。

不像辛谷尔事件时那般强硬，在印共、革社党和联盟阵营威胁退出内阁后，左翼阵线政府不得 不暂停楠迪格拉姆计划。从那时起，斗争便不再是产业领域的，而是为了争夺土地。这次屠杀后的几个月里，又有更多人死于零星的冲突和交火。该地区所有的印共 （马）办公室都被捣毁了；党员和支持者的房屋和店铺被洗劫焚毁。当地印共（马）策划了一次行动，以重新夺回这一地区，并宣称得到了党的领导人的首肯。11 月，数百名武装干部扫荡了该地区。巴塔恰吉公开宣称，要对抗议者“以牙还牙”。尽管他被迫撤回了这一言论，但却拒绝道歉。[23]政府的新政策是将烫手山芋一般的施工项目转移到更贫瘠的地区，比如西米德纳普尔和普鲁利亚〔Purulia〕——那里远离加尔各答周边的草根国大党基地。

2008年11月，从萨尔卜尼〔Salboni〕规划中的金达尔钢铁厂〔Jindal Steel〕回程的首席部长车队在西米德纳普尔遭到了地雷袭击。在毫无凭据的情况下，警方报复了附近拉尔噶尔赫〔Lalgarh〕的村民。村民又一次用障碍物将自己围了起来。桑达尔鼓〔dhamsa madal〕和手机将消息从一个村庄传向另一村庄。在附近原住民的协助下，村民们将运动带到了班 库拉〔Bankura〕和普鲁利亚。由于担心重蹈楠迪格拉姆的覆辙，政府撤出了警察。但就像在楠迪格拉姆一样，随后几个月里充斥着派系冲突。与此同时，成 立于一支当代纳萨尔组织基础上，并且迄今在西孟加拉邦并不活跃的印共（毛）也给予援手，并开始在当地招兵买马。当地青年接受了来自附近贾坎德邦和安得拉邦 的组织家的训练，以保卫自己先前进行的绕开党和传统家长制的自治尝试。抗议者捣毁了印共（马）的办公室，和当地党组织头目阿努依·潘迪〔Anuj Pandey〕 与他有钱的农用物资承包商兄弟新建的别墅。毛主义者将这片地区宣布为“解放区”。他们试图替代邦政府，向残存的政府行政部门“征税”，并且打压竞争者。巴 塔恰吉召集邦和中央政府的安全部队，对该地区进行围剿，使数千人逃离家园。随后，草根国大党、毛主义者和其他独立活动家在拉尔噶尔赫发表发表联合起来，抵 抗政府的镇压行径。

另一支左翼

这些农村骚乱风潮可以和中国类似情况相提并论。但在印度，极端贫困和政治自由（却被弊端重重的选 举和繁琐的法律体制所败坏）的结合却产生了更为暴烈的结果。毛主义者不仅惹人注目地攻击了西孟加拉邦的警察哨所，还控制了被称为“丛林区”〔Jungle Mahal〕的贫瘠的西部高地（包括普鲁利亚、班库拉和西米德纳普尔）。[24]但 这不过是毛主义所影响到的印度部落地带的一个小角落。那些毛主义影响最甚的邦里，部落原住民（他们常常居住于将待开发的矿藏之上）被孤立于原始森林之中。 而西孟加拉邦的独特之处则在于，早先的运动——暴力镇压以及其后的农村改革——已经让农民放下武器几十年了。现在的毛主义者在这里和主流政治圈也有着更多 的联系，并和其他抗议者以及一个主流政党保持着对话。在2011年邦大选中，他们甚至支持过一位独立候选人——被捕下狱的活动家恰哈特拉德哈尔·马哈托〔Chhatradhar Mahato〕；然而，在邦北部——纳萨尔主义就是从那儿得名的——廓尔喀和拉杰班希〔Rajbanshi〕分离主义者及其武装在80、90年代就非常有名。

印共（马）为何如此不顾一切地陷入辛谷尔、楠迪格拉姆和拉尔噶尔赫的灾难？2006年邦 大选后，反对派变得支离破碎、软弱不堪。早先以“发展”的名义将贫民从家里赶走并没有受到广泛的关注；但在新的媒体环境中，手机或网络图片能激起舆论冲击 波。由于党内缺乏政治论争，印共（马）便忽视了公众舆论。如果印共（马）能给基层更多的民主，草根国大党就不可能如此迅速地靠着它的背叛者发展壮大。当 然，大部分印度政党都被作为家族事业来经营，于是印共（马）的整齐划一也就合乎常理了，而它独具的斯大林主义纪律为执行邦委员会的决策提供了更坚实的支持 和更盲目的执行。印共（马）最终做出了让步——他们把附近的1万英亩土地分给了骚乱者，并且保证不再强征土地，但是损害已经造成。

另一个关键问题是，印共（马）与不受自己控制的群众运动之间的关系。印共（马）在执政期 间接受的第一次炮火洗礼是它在60年代联合阵线时期对纳萨尔主义的镇压。因此印共（马）真正具有的经验不是动员群众，而是镇压一场农民运动。这就使他它对 自己标志性地坚决抵制“左倾冒险主义”颇为自豪。但是，和四十年前相比，印共（马）的干部在最近的冲突中所起的作用比邦政府的力量更大，后者几乎只是辅助 性的；由于缺乏相应的研究，邦领导层能在多大程度上控制地方党员就不得而知了。受到威胁的并不只有“法律与秩序”。就像他们的指挥官罗什曼那·悉特在 2008年初的一次采访中说的那样：草根国大党的政治竞赛计划是要“夺取我们的地盘，我们的政治领地。他们企图将我们印共（马）赶出楠迪格拉姆。如果这次 成功，他们就会在其他地方如法炮制。”[25]他大概在担忧草根国大党的工会对哈尔迪亚的工厂的渗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