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共（马）在西孟加拉邦的兴衰

走向终结

在2008年5月的潘查雅特选举中，草根国大党——他们的新口号是“Ma, Mati,Manush”（母亲，土地，人）——在辛谷尔和楠迪格拉姆获得了胜利。在2009年的人民院选举中，它将自己的势力扩大到了广阔的恒河三角 洲：草根国大党赢得了42席中的19席，而印共（马）的席位则降至9席（所获席位仅为个位数，这在几十年里是头一遭）。2011年5月至关重要的邦议会选 举更是前景不妙。2011年1月，印共（马）的干部令人震惊地在尼塔伊村〔Netai〕附近杀害数人。草根国大党支起救助营，赢得支持并获得席位。

邻近2011年5月，巴塔恰吉引人 注目地缺席了竞选活动，而玛玛塔则带着自己的“变革”纲领在全邦各地的大规模集会上抛头露面。印共（马）发誓会维持西孟加拉邦的稳定，并改善自身的领导和 效率。他们的竞选活动注重实效：印共（马）致力于游说东南部的中间选民，提出的候选人名单中有四分之一是穆斯林，并且大部分是第一次参选的年轻人。在西米德纳普尔发生暴行的同时，印共（马）宣布进行了一次“整风”：为根除腐败，去年开除了24000名党员。[26]印 共（马）确实增加了穆斯林和所谓其它落后阶层〔Other Backward Classes〕在政府职务中的晋升名额。而另一方面，要促进西孟加拉邦的发展，就得从农民那儿取得土地；但他们以后不会如此“霸道”。简言之，对于自己 试图争取的选民，印共（马）什么也没提供。印共（马）从右的方面攻击玛玛塔，说她是个隐匿的毛主义者。玛玛塔则反驳说，贫困是毛主义的根源。她在自己的孟加拉邦文宣言中承诺，改善丛林区、孙德尔本斯地区和北方的基础设施以及福利。英文版则打算进行第二次绿色革命，复兴工业并发展旅游业。由于反对邦政府的压迫和对穆斯林的边缘化，玛玛塔还得到了阿訇们的支持。

结果毫无悬念。草根国大党赢得了39%的选票和184个议席；它和国大党组成的联盟则获 得了48%的得票率和邦议会294个议席中的227席。印共（马）只获得了30%的选票和40个议席；左翼阵线全部加起来也只有41%的得票率和62席 ——其中一半的席位留给了在册部落和种姓〔Scheduled Tribes and Castes〕。进步联盟和革社党则输掉了大部分席位，只在库奇比哈尔和杰尔拜古里（他们在那儿的主要对手是廓尔喀民族主义者）保住了些许议席。全邦的投 票率是85%——许多人是第一次去投票，他们从不知道还有左翼阵线之外的政府，但也不知道往年的伤痛。在25岁以下的选民中，草根国大党以55%的得票率 领先得票率37%的印共（马）。在即将离任的左翼阵线内阁（包括首席部长），34人中有26人失掉了自己选区，这显然是要印共（马）下台。大部分草根国大 党的选票来自城市——加尔各答，胡格利和豪拉——以及北部和南部24区县中的大部分穆斯林区。说孟加拉语的穆斯林农民一般都是左翼阵线的支持者，但辛谷尔 和楠迪格拉姆穆斯林农民的揭竿而起使他们放弃了自己的支持。传统上受乌尔都语精英阶层支持的国大党拿下了以穆斯林为主的穆尔希达巴德[27]。印共（马）的选票大部分来自巴尔达曼和北/南部24区县。它在主要城市中没有赢得任何席位——无论阿散索尔还是杜尔加布尔，更不要说更大的加尔各答了（它在那儿只拿到了66席中的1席）。在其曾经的堡垒巴尔达曼、班库拉和西米德纳普尔，尚存些许残迹。草根国大党的胜利并不完全由于公众参与；在巴尔达曼，他们就召集了曾经印共（马）的打手攻击党的办公室和支持者。[28]

资产负债表

印共（马）执政34年有哪些社会和经济成果呢？就大部分指标而言，西孟加拉邦基本上与全印平均水 平持平（见表2）。但城乡之间的贫富差别日益扩大。由于印共（马）征地，失地人口越来越多：从1987年占农村人口的40%增长到2000年的半数（那年 全印的百分比也只有41%）。根据人口普查数据，农村劳动力中只有一小部分从事耕种。这一变化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农村的多元化，许多人去市中心（常常是街 头）找工作。经济的平均增长速度较90年代（那时，西孟加拉邦的经济增速仅次于卡纳塔克邦）有所下 滑。虽然邦内生产总值仍然位居前列，但人均邦内生产总值却排名第6，夹在旁遮普和卡纳塔克之间。自90年代以来，西孟加拉邦的贫困率就没有得到多少改善； 左翼阵线执政之初起，人类发展指数就基本没有多少变化：从1981年在印度主要邦中的排名第7降到第8。在医疗方面，新的独立的农村救护车和诊所带来了一 些变化。婴儿死亡率位于全印最低之列，产妇死亡率也得到了降低。在教育方面，西孟加拉邦的资金投入比安得拉邦、卡纳塔克邦和旁遮普要多，但辍学率仍然惊 人。

来源：蒙特克·辛格·阿卢瓦利亚〔Montek Singh Ahluwalia〕，《第十二个五年计划的展望和政策挑战》〔Prospects and Policy Challenges in the Twelfth Plan〕，载《经济与政治周刊》〔Economic and Political Weekly〕，2011年5月21日。

选举结果公布后，印度和西方媒体用幸灾乐祸的冷战语词来描述印共（马）的失败——在经历了三十多年的衰退后，选民抛弃了马克思主义的枷锁。但玛玛塔的政纲是什么样的，这甚至连她的发言人都不甚了了。为助玛玛塔一臂之力，印度财长普拉纳布·穆克吉（老政客，孟加拉邦国大党的首领，曾经是英迪拉·甘地的副手）向西孟加拉邦投入中央政府的资金，解决了印度最大的邦赤字问题。玛玛塔·班纳吉自编自导的个人崇拜（令人想起北方邦的玛 雅瓦蒂）拿下了关键地区的农村选民。国大党30多年来在这些地区保持着相当的得票率，却没能做到这一点。实际上，印共（马）是从左边被选下去的，这是对他 们1977年掌权的历史性逆转。巴塔恰吉和波瑟正拖着这个全国性政党的后腿：印共（马）在2005年反对通过《经济特区法案》和2008年反对印美核协定 与西孟加拉邦党委的实践绝然对立。[29]但中央委员会却未撤换孟加拉邦的领导人。他们奋力挣扎——选票还没有完全蒸发干净。他们坚称自己清白无暇：比曼·波瑟拙劣地表示，他们的纲领将重新建立起与人民的联系并改正本党干部的错误。[30]尽管和国大党的糜烂相比，印共（马）已经表现出相对的清正，但下层的腐败和暴虐决不能只当作陈规陋习来处理。

成为反对派或许会使印共（马）重生；但是这似乎不大可能。比较有可能的景象是，到 2016年下一次邦大选时，印共（马）的资金网会枯竭，从而进一步遭受损失。印共（马）正在步入脱离于国际和群众运动的政治荒原，而只有国际和群众运动才 能使它的党员改头换面，并使它的领导层更新换代。在基层，党员的流失已经开始产生组织上的后果了：全印农民联盟〔the Kisan Sabha〕的成员数已经从2008年的1590万下降到2009年的100万。[31]议 会外组织从属于选票路线：工会和农民联盟、学生和妇女组织并不是根据党的路线来提高公众利益。于是便产生了这样的荒谬场景：在和同一个老板的斗争中，不同 的工会自己也相互激战起来了。印共（马）未能成功将社会运动和执政结合起来。相反，他们安于空洞的胜利，而这种胜利所仰赖的邦议会议席数与自己的真实得票 率极不相称。赢得选区（而不是获得更多的支持并为进步而斗争）成最终的目的。

在阵线内其他各党（尽管它们在政府内是处于从属地位）的参与下，左翼阵线这个联盟所得的 票数和席位常常是名实相副的，这就形成了印共（马）的群众支持的海市蜃楼。经历了多年的选举联盟后，它们越来越严重地囿于自己的职权范围，在整个邦内根本 没有自己独立的政治身份。尽管印度是垂直型社会，但小党常常能在赢者通吃的政治中产生关键性的影响。大选后，进步联盟和革社党抛弃了印共（马）的领导，但 这又产生了它们接下去跟着谁的问题。对于印共和印共（马）的重新合并，争论由来已久，而现在看来则愈发可能：印共一般是国大党在议会中的垫背，现在印共 （马）也是这样的命运。如果从左翼阵线那里抢救不出什么的话，那新一代人就必须自己去建立起独立左翼政党、社会运动的无党派激进分子和部落地带极左翼的联 盟。

[1] 孟 加拉邦的历史概况，可参见普里曼·阿迪与伊卜讷·阿扎德：“孟加拉邦的政治与文化”，《新左翼评论》第1编第79期（1973年5/6月号） 〔Premen Addy and Ibne Azad, “Politics and Culture in Bengal”〕。巴巴拉·哈里斯-怀特〔Barbara Harriss-White〕和亚齐·瓦纳伊克〔Achin Vanaik〕对该文进行了富有洞见的评论，为此我向他们致以谢意。

[2] 圣牛带〔Cow Belt〕，指印度的北方邦和比哈尔邦。

[3] 1964 年分裂后，印共自称全国共有106000名党员，而印共（马）则有119000名党员，而不久后的再次分裂削弱了印共（马）的党员数。关于此问题的批判性 的历史考察，参见克·达莫达兰：“一位印度共产党人的回忆”，《新左翼评论》第1编第93期（1975年9/10月号）〔K. Damodaran, ‘Memoir of an Indian Communist’〕

[4] 1962年粮荒期间，在西孟加拉邦达姆达姆地区，人们攻击了囤积粮食的商人，并扩散至其他地区。这一运动就被称为“达姆达姆药”〔Dum Dum dawai〕。——译者注

[5] 根 据宪法，17个邦的司法当局被授权按户口处置本邦土地。在西孟加拉邦，1953年的《地产购买法案》规定了占有（“授予”）土地和进行补偿的程 度；1955年的《土地改革法案》规定，分给每个家庭5至7公顷（大概相当于12至17英亩）的受灌溉的田地，个人则是2.5公顷（大约6英亩）。

[6] 苏曼塔·巴纳吉：《印度蓄积已久的革命：纳萨尔起义》〔Sumanta Banerjee, India’s Simmering Revolution: The Naxalite Uprising〕，伦敦，1984年，第137页。

[7] 见 邦内政部数据；在一份不久后大赦国际发布的报告中，这一数字为2万人，其中大部分被认定为纳萨尔分子，但也包括许多印共（马）党员；“西孟加拉邦的监禁状 况”〔Detention Conditions in West Bengal〕，重印于《经济政治周刊》〔Economic & Political Weekly〕，1974年9月21日。由于支持紧急状态，认为它是对付反动势力的必要手段，印共便陷于声名狼藉之中，并最终走向衰落。

[8] 全 印进步联盟：由苏巴斯·钱德拉·鲍斯建立，现在很大程度上退化成了对他进行个人崇拜的组织，只在西孟加拉邦有影响，主要集中于喜马拉雅山麓的大吉岭和库奇 -比哈尔〔Cooch Behar〕地区。革命社会主义党：可追溯到阿努什兰·萨米蒂〔Anushilan Samiti〕，与印共（马）类似，但是却从未加入共产国际；在贾尔拜古里和印度其他地区茶场的原住民工人中有很大影响。

[9] 见莫诺比那·古普塔：《孟加拉邦的左翼政治》〔Monobina Gupta, Left Politics in Bengal〕，海德拉巴，2010年，尤其是第2章。

[10] 即分成佃农。——译者注

[11] 见 当时土地改革专员德·班蒂欧帕迪阿伊：“西孟加拉邦的土地改革：回忆哈里·克里希纳·科纳尔和本诺伊·乔杜里”〔D. Bandyopadhyay, “Land Reform in West Bengal: Remembering Hare Krishna Konar and Benoy Chaudhury”〕，《经济政治周刊》，2000年5月27日。

[12] 对 该问题批判性的概述见罗斯·马利克：《一个共产党政府的发展策略：1977年以来的西孟加拉邦》〔Ross Mallick, Development policy of a Communist government: West Bengal since 1977〕，剑桥，1993年。

[13] 印共（马）中央在德里经营着一家英文出版社“左翼文字书屋”〔LeftWord Books〕，并出版一份理论季刊《马克思主义者》〔The Marxist〕；但其中能见到的基本都是党的路线，真正的讨论则难觅踪迹。

[14] 薄陀罗卢迦〔Bhadralok〕，“受人尊敬的人”，“体面人”，包括婆罗门、卡雅斯塔以及拜迪雅等高等种姓；这些前士绅鄙视体力劳动者、商人和贫民。

[15] 对印共（马）在西孟加拉邦和喀拉拉邦记录的系统对比，见亚齐·瓦纳伊克：“印度的左翼战略”，《新左翼评论》第70期（2011年7/8月号）〔Achin Vanaik, “Left Strategy in India”〕。

[16] 从 普拉纳卜·巴德汗就这些问题的看法中，我受益颇多，在此致谢。见巴德汗：“印度左翼可以避免采用的策略（二）”，《经济政治周刊》，2011年6月11日 〔Pranab Bardhan, “The Avoidable Tragedy of the Left in India–II”〕。

[17] 所拥有的土地面积不多于2.5英亩的家庭所占比从1980年的28%升至1995年的43%，据《西孟加拉邦农业人口普查》〔West Bengal Agricultural Census〕。

[18] 巴巴拉•哈里斯-怀特：《农村商业资本：西孟加拉邦的农业市场》〔Rural Commercial Capital: Agricultural Markets in West Bengal〕，德里，2007年。

[19] 1960 年代末，仍然留在东孟加拉地区的印度教贱民脆弱无力，在政府暴力之下求生图存：在自己的许多社区被中央政府所破坏后，他们被遣送至不说印地语的其他邦；他 们最后试图回到西孟加拉邦。在今天恰蒂斯加尔邦的丹达卡兰雅森林〔Dandakaranya〕中，一批试图回归西孟加拉邦的印度教贱民安营露宿，却悲剧性 地被当地原住民当成入侵者驱赶出去。70年代末，孙德尔本斯的红树林中，就有长途跋涉而来的大约3万低种姓难民。左翼阵线政府以保护生态保护区的理由，禁 止他们定居，并派警察驱赶。在新建的马里齐雅皮村〔Marichjhapi〕，最后导致了236人死亡。见马利克：“森林保护区的难民定居点”，《东亚研 究杂志》第58卷第1期，1999年2月〔Mallick, “Refugee Resettlement in Forest Reserves”, in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20] 西孟加拉邦低收入人群所占比也超过了全印平均水平。

[21] 关于“飞地经济”，见弗朗辛·弗兰克尔：《印度的政治经济：1947—2004年》，第二版〔Francine Frankel, India’s Political Economy: 1947–2004, 2nd ed〕，德里，2005年，第14章。

[22] 前印共（马）国会议员，哈迪亚发展局局长，曾因在工会鼓动中成效卓著而引人注目。

[23] 后来，由于允许伊斯兰主义暴徒在一份反对孟加拉文小说家塔斯丽玛·纳斯琳〔Taslima Nasrin〕的宗教裁决后，将她逐出加尔各答，巴塔恰吉进一步疏离了知识分子。在这些暴徒中，还包括为楠迪格拉姆事件中受害穆斯林申诉的抗议者。

[24] 孟加拉语中的“丛林”指森林或者灌木丛，含有“未开化”的意思。

[25] 维·喀·沙什库马尔：“楠迪格拉姆行动内幕”，《印度防务评论》第23卷第1期（2008年）〔V. K. Shashikumar, “Operation Nandigram: The Inside Story”, in Indian Defence Review〕。

[26] 巴鲁恩·高什：“1000人被印共（马）开除党籍”，《加尔各答电讯报》，2011年1月16日〔Barun Ghosh, “1000 Face cpm Axe”, in Calcutta Telegraph〕。

[27] 在莫卧儿帝国时期，该地是孟加拉地区纳瓦布的府邸所在地，即该地区行政中心。（纳瓦布，Nawab-وّاب‎，乌尔都语音译，莫卧儿帝国各邦/省区总督的称号，后演变为尊称。——译者注）

[28] 斯米塔·古普塔：“巴尔达曼：被包围的左翼”〔Smita Gupta, “Bardhaman: Left under siege”〕，《印度教徒报》，2011年4月12日。

[29] 曾有计划在哈里普尔〔Haripur〕建设一座核电站。哈里普尔的海岸线是全球气旋最高发的海岸线。这一计划由于当地渔民的抗议而被搁置。

[30] 见印共（马）西孟加拉邦邦委官网：www.cpimwb.org.in。

[31] “全印农民联盟领导人承认印共（马）基础动摇，”，《政治家报》〔“CPM Losing Base, Admits Kisan Sabha Leadership”, in The Statesman〕，2010年12月30日。相关文章还有：玻利瓦尔·埃切维里亚的《“波将金”共和国》〔Bolívar Echeverría, Potemkin Republics〕和亚齐·瓦纳伊克的《次大陆的策略》〔Achin Vanaik, Subcontinental Strategi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