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阶级斗争（第七章）

第七章 市场，计划，和社会主义革命

       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可行吗？这对于马克思主义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我们知道，对马克思来说，一个社会主义社会必须建立在计划经济以及为使用价值而生产而不是为交换价值而生产的基础上。这是因为，在现代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只有通过计划经济，人才能够自觉地控制生产力，控制社会关系，因而自觉地控制自己的生活，才能从一切形式的压迫、剥削和异化中解放出来。

       这个问题表面上是一个技术问题。也就是说，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取决于我们是否能够设计出一种技术模型，来说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具有解决现代经济问题的能力，并且还有一定的经济效率。事实上，无论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还是市场社会主义者，甚至还有不少马克思主义者，正是认为这个问题无非是一个技术问题。

       另一方面，如果我们接受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市场社会主义者的观点，即市场经济是现代社会条件下唯一可行的经济制度，那么，我们就不得不同意，某种形式的压迫和剥削也是人类文明所不可避免的，不仅仅是在一定的历史阶段，而是在人类文明存在的整个时期。而由于市场，按照其自身的逻辑，必然要发展为资本主义，这就无异于说，现行的资本主义制度，尽管有着种种的不合理和不公正，仍然是一切可能的制度中最好的制度。

       但是，既然是这样，既然“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可行吗”这个问题包含着如此重大的社会和政治含义，它也就不仅仅是一个技术问题。就它的本质来说，与其说这是一个技术问题，不如说这是一个社会－历史问题。所以，要真正地回答这个问题，也就不能仅仅从技术上来回答，而必须首先从社会上、从历史上来回答。

       与这个问题相联系的一个问题，是社会主义革命为什么在前苏联、中国和东欧遭到了失败。据说，20世纪的这些社会主义革命失败了，是因为它们的经济失败了，而这一失败说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不可行。的确，这些前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制度没有能够保存下来；的确，这些国家的经济制度或多或少带有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特点。但是，这一事实本身并没有告诉我们这些国家的革命为什么失败、这些国家的经济制度为什么没有能够保存下来。我们更不能由此就得出结论，说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不可行。事实上，说前社会主义国家在经济上完全是一个失败，根本就不符合历史事实。根据麦迪逊对国际收入和财富比较所做的最新研究（这项研究只会低估前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成就），1950－1980年，东欧（包括前苏联）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138％。在同一时期，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也以同样的幅度增加。按照这个速度，前社会主义国家的人均收入每隔四分之一个世纪就翻一番。这当然不是一个奇迹般的速度，但这也决不是什么经济失败。相比之下，在同一时期，世界上所有其它国家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108％。其中，与东欧在1950年时发展水平相当的南欧和拉丁美洲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135％，而与中国在1950年时发展水平相当的亚洲、非洲和大洋洲的发展中国家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112％。（见表7.1）所以，前社会主义国家在经济发展方面至少不比资本主义国家差。那么，我们怎么能够一边说资本主义制度是世界上最合理、最有效率的经济制度，一边又说前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制度不可行呢？

表7.1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指数,1950-1989

                1950  1960  1970  1980  1989  年平均增长率(%)

                                              1950-80 1950-89

1950=100:

东欧             100   141   198   238   256    2.93    2.44

中国             100   143   178   238    /     2.93      /

世界上其它国家   100   128   174   208   227    2.47    2.13

南欧和拉丁美洲   100   128   178   235   233    2.88    2.19

亚洲.非洲和

大洋洲*          100   125   166   212   248    2.53    2.35

南欧和拉丁美洲=100:

东欧             112   123   124   114   123

亚洲.非洲和大洋洲=100:

中国              80    91    85    90    /

*不包括中国.日本.澳大利亚和新西兰.

资料来源:Maddison,1995,表A-3(a),A-3(e),B-10(a),B-10(e),F-5,F-6,F-7.

       如果说前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制度确实是可行的，并且其经济成就不亚于资本主义制度，那么，“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是否可行”这一问题立刻就有了不同的性质。看来，问题并不是真的在于我们缺少一套在现实世界中可行的技术模型。历史已经提供了一个，就是前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模型，虽然这决不是一个完美无缺的模型。另一方面，整个的经院经济学界，按照其目前的思维方式，看来根本就不能够理解和解释前社会主义经济在早期的相对成功，因而也就不能够真正理解它们后来的失败。如果我们用一点马克思主义的直觉，就不难看出，这个问题同样不能单纯从技术上和经济上来解决。只有对前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关系的演变做一番历史的分析，我们才能够真正认识这个问题。

（一）对市场社会主义的批判

       在马克思看来，市场本身并不等于就是资本主义，但是，只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市场关系才成为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关系。马克思认为，在最纯粹的市场经济－简单商品生产中，就已经包含着资本主义异化的一切要素的萌芽。在市场经济中，社会的生产力在人们看来“不是他们自身的联合力量，而是某种异己的、在他们之外的权力。关于这种权力的起源和发展趋向，他们一点也不了解；因而他们就不再能驾驭这种力量，相反地，这种力量现在却经历着一系列独特的、不仅不以人们的意志和行为为转移，反而支配着人们的意志和行为的发展阶段。”(Marx,1978a,161)这一事实本身，就已经包含着从“劳动的分工”演变为“劳动和资本的分工”，即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相分离的可能性。所以，怎样才能够一方面消除或至少是有效地遏制市场经济内在的向资本主义发展的倾向，另一方面又不严重破坏那些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生产力赖以发展的经济机制，是市场社会主义所面临的一个关键的矛盾。要防止市场社会主义蜕变为资本主义，主要有三种办法：（1）禁止买卖资本和劳动；（2）对收入和财富征收累进税以限制社会不平等的发展；（3）全部或大部分生产资料归国家所有。

（1）禁止买卖资本和劳动

     任何现代经济制度要正常运转，都必须根据供求变化经常地调节社会劳动（活劳动和物化劳动，或者用资本主义的术语说，劳动和资本）在各生产部门之间的分配。但是在市场经济中，除非生产资料归国家所有，要将社会劳动从一个生产部门转移到另一个生产部门，唯一的办法就是通过买卖资本和劳动。既然这样，如果禁止买卖资本和劳动，市场经济还怎么运转呢？

（2）对收入和财富征收累进税以限制社会不平等的发展

       在这种情况下，资本和劳动倒是可以自由买卖了。但是，在市场经济中，人们投资是为了谋取利润，而人们能够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是因为这些劳动力能为他人带来利润。所以，在市场经济中，买卖资本和劳动的机制要发挥作用，其条件与资本主义经济中没什么两样。也就是，必须保证一定的利润率，以鼓励人们投资；同时，社会福利制度也不能给予失业人口过多的保障，要不然就没有人愿意按照允许投资者获取相当利润的工资水平来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了。在这种情况下，看不出在市场社会主义条件下累进税所能够起的作用与资本主义条件下有什么不同。如果没有什么不同，累进税又怎么能够有效地防止市场社会主义蜕变为资本主义呢？

（3）全部或大部分生产资料归国家所有

       如果全部或大部分生产资料归国家所有，在各生产部门中分配社会劳动的任务就可以通过国家投资来完成，这就避免了买卖资本和劳动的问题。在国家所有制下，企业可以由国家任命的经理来经营，也可以由工人集体来经营。无论是采用哪种方式，正如布鲁斯和拉斯基所指出的，都面临着委托－代理问题：国家把企业委托给国家任命的经理或工人集体来经营，但是如果企业经营不善，谁来承担国家财产的损失呢？有一个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如果说，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社会的利益不再与劳动人民的共同利益相背离，那么为什么劳动者不以负责的态度使用国家财产呢？这样做不是能够增进他们自己的共同利益吗？关于这一点，下面还要详细讨论。这里，我们只是指出，要让人们以负责的态度对待社会财产，前提是为了社会而生产。怎么能够设想，在人们为了私人占有而生产，在生产以私人生产者之间的相互竞争为基础的情况下，人们能够以负责的态度对待社会所有的生产资料呢？

       约翰·E·罗梅尔也提出了解决市场社会主义矛盾的办法。他的办法就是使市场社会主义更象资本主义。在他的“股票社会主义”中，每一个公民都可以得到一定数量的股票。股票价值的总和等于全社会生产资料价值的总和。人们可以用他们的股票来购买企业股份，但股票不得买卖。股票持有者死后，股票由社会收回，然后在全体公民中平均分配。“股票社会主义”的企业据说是与资本主义企业同样有效率，因为它们与资本主义企业在经营上没什么两样，也是以雇佣劳动为基础，以利润最大化为目的。(Roemer,1994)“股票社会主义”企图通过禁止股票买卖来防止社会两极分化。但是，在竞争中，总有一些企业要破产的。如果有些企业破产了，那么那些用他们的股票购买了这些企业股份的人们就会失去他们的股票。这些破产企业会被另外一些企业兼并，而那些购买了后一类企业的股份的人们就会有更多的股票。所以，光凭禁止买卖股票本身，即使真能禁止得了，也是防止不了两极分化的。让我们看看“股票社会主义”的另一个防止两极分化的办法－股票不得继承，在股票持有者死后必须归还社会，并由社会在全体公民中平均分配。首先，资本主义的经济效率是靠将资本主义纪律强加在工人头上来维持的。资本主义企业能够强迫工人接受这套纪律，是因为工人没有任何生产资料，不得不出卖劳动力为生。一方面，“股票社会主义”在经营上与资本主义别无二致。另一方面，在“股票社会主义”中，工人有可能拥有一些生产资料。比如，失业工人可以用他们所有的股票购买一家企业来雇佣他们自己。既然是这样，“股票社会主义”怎能迫使工人接受资本主义纪律呢？如果不能的话，它在经济上又如何运转？其次，如果唯一能够防止“股票社会主义”蜕变为资本主义的不过是禁止继承股票的一条法律，那么那些拥有大多数股票的少数富有者为什么不能够利用他们所拥有的经济力量来影响立法机关，把这条法律废除掉呢？而且，如果股票不能继承的话，股票持有者到了晚年又何必在用股票投资时认真负责呢？如何防止他们将股票用于不合理的、风险过高的投资呢？“股票社会主义”同样没有逃脱市场社会主义的困境，尽管它已经和资本主义没有什么差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