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阶级斗争（第七章）

（三）革命中国的经验

       人们愿意为社会利益而劳动吗？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可行吗？在这一节中，我们将集中讨论革命中国的经验，看一看中国的革命社会主义者和中国劳动人民是怎样为了建设社会主义社会关系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而斗争的。他们在斗争中取得了哪些成就？他们的斗争为什么最后失败了？我们从他们的失败中可以汲取哪些教训？

（1）官僚主义，革命政权，和经济计划

       当中国共产党在1949年夺取政权的时候，他们从国民党政权那里继承下来的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几乎没有现代工业的极端落后的经济。新生的革命政权因而立刻就面临着恢复和发展生产力的任务。问题是以什么样的方式来发展生产力呢？由于废除了资本主义生产资料所有制，由于大多数现代的生产资料都集中在了国家手中，革命政权就有可能通过统一的经济计划在全社会范围内合理配置生产资源。

       社会主义经济计划，按照马克思的意见，必须是建立在“生产者自治”的基础上。这就要求劳动人民能够广泛地参与各级经济管理，而这又以消灭了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工为前提。但是当时的中国还不具备这方面的条件。据估计，在当时中国最发达的工业城市－上海，1949年时，有46％的职工是文盲，而在蓝领工人中文盲率高达80％。(Andors,1977,48)这就带来了一系列严重的后果。首先，在没有“生产者自治”的情况下，为了适应计划经济发展的需要，就建立起了庞大、复杂的官僚机构，党和国家的机关因而迅速地官僚化了。其次，为了管理这些官僚机构，大批来自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家庭的人被吸收入党，因为他们拥有必要的经济管理知识和专业技能。其中很多人加入共产党不是出于革命理想，而是把党看做是获取权力的阶梯。第三，官僚主义计划依靠物质刺激来调动干部和工人的积极性。在1956年工资改革以后，在革命战争年代实行的平等主义的供给制被取消了，代之以等级制的工资和奖金制度。所以，到五十年代末，一个拥有一定物质特权的官僚主义者阶级已经初步形成了。(Meisner,1986,125-130)

     另一方面，如果认为中国这一时期的经济计划就是官僚主义计划，那也是非常错误的。一方面，官僚主义者阶级正在形成，另一方面，仍然有数以百万计的革命干部在党和国家机关中工作。〔3〕只要很大一部分政权还掌握在这些革命干部手中，这个政权在很大程度上就仍然是革命社会主义政权。这对于中国的经济计划搞得怎么样，不能不是一个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从1953－1957年，也就是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中国的国民收入年平均增长8.9％，工业年平均增长18％，农业年平均增长4.5％。如果按照西方的估计，柏格森估计中国这一时期的国内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率是8.3％(Riskin,1987,58)，赵康（音）估计中国这一时期的工业年平均增长率是14.4％。(Chao,1960)即使按照赵康的估计，中国也是这一时期世界上工业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

       政权是不是革命的性质为什么会影响经济计划的好坏呢？我们知道，计划经济要合理运行，就必须要解决信息问题和激励问题。如果劳动者自觉地为社会利益而劳动，这两个问题就都可以得到解决。如果政治权力在很大程度上掌握在革命社会主义者手中，社会的利益也就在很大程度上与劳动人民的利益相一致，这就为劳动者为社会利益而劳动提供了客观基础。另一方面，如果有数以百万计的革命干部和工人能够“忠实地执行党的政策，同时还善于独立思考和富于首创精神(Meisner,1986,129)”，很多需要发挥基层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的问题就可以及时得到解决。这些革命干部和工人，同时又是有力的榜样，鼓舞着许多其他人为社会利益而劳动。所有这些条件，只有在很大一部分政治权力仍然掌握在革命社会主义者手中的情况下，才能够存在。而革命政权能不能制止住官僚化的趋势，保持其革命的性质，则是要在实际的斗争中来决定的。

（2）毛泽东主义政治经济学和大跃进

       从五十年代后期开始，毛泽东逐渐注意到了官僚主义计划的矛盾。在批评斯大林主义政治经济学时，毛泽东指出：

书中说对劳动的物质刺激“促使生产增加”，“是促使生产发展的决定因素之一”。但是物质刺激不一定每年都变化。人不一定天天、月月、年年都需要物质刺激。在困难的时候，减少一些物质刺激，人们也要干，而且干得很好。教科书把物质刺激片面化，绝对化，不把提高觉悟放在重要地位，他们不能解释同级工资中为什么人们的劳动有几种不同的情况。比如说，都是五级工，可是有一部分人干得很好，有一部分人干得很不好，还有一部分人干得大体上还好。物质刺激都是一样，为什么有这样不同呢？照他们的道理是解释不通的。即使承认物质刺激是一个重要的原则，但总不是唯一的原则，总还要有另一个原则，在政治思想方面的精神鼓励的原则。同时，物质刺激不能单讲个人利益，还应该讲集体利益，应该讲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暂时利益服从长远利益，局部利益服从全局利益。(Mao,1977b,83)

       在毛泽东看来，官僚主义计划片面地依赖物质刺激调动人的积极性－这行不通。只有靠提高人们的觉悟，从而使人们愿意自觉地为社会利益而不是狭隘的个人利益而劳动，才能够充分发挥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生产潜力。毛泽东在这一点上是非常正确的。但是，官僚主义计划为什么不能够提高人们的觉悟呢？毛泽东说：

我们的经验－如果干部不放下架子，不同工人打成一片，工人就往往不把工厂看成是自己的，而看成是干部的。干部的老爷态度使工人不愿意自觉地遵守劳动纪律......既然体力劳动者和企业领导人员是统一的生产集体的成员，“为什么社会主义企业必须实行一长制而不能实行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制”......？政治弱，就只好讲物质刺激了......(Mao,1977b,86)

       毛泽东说：“政治弱，就只好讲物质刺激了......”这是很对的。但是，“政治”的毛病在哪里呢？毛泽东认识到，要劳动者为社会利益而劳动，就必须有平等的社会关系，工人还必须参加社会、经济管理。另一方面，毛泽东仍然认为，只要在党内提倡发扬革命精神，以及依靠党委来监督技术官僚就可以解决问题了（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共产党，在他看来，仍然是一个革命政党。

       毛泽东的政治经济学思想在大跃进中被付诸实践。为了解决官僚化的问题，对计划制度进行了改造，很多权力下放到了地方和企业；在一些工厂进行了工人参加管理的试验；物质刺激受到批判，很多工厂废除了计件工资和奖金。(Andors,1977,68-96)

       行政分权本身无助于解决官僚化问题。在没有建立起新的社会关系和相应的激励机制的情况下，过多的权力下放只会破坏官僚主义制度原有的协调和监督机制，从而导致经济混乱。至于工人参加管理，在大跃进中还只是限于班组一级，不触及整个的社会经济关系。

       大跃进的尝试中是有一些合理成份的。比如，在官僚主义计划中，据说靠物质刺激就可以鼓励人们为社会利益劳动。实际上，根本没有什么“完美的”或“科学的”刺激机制。于是，单纯的物质刺激不但不能激励人们为社会利益而劳动，还往往鼓励人们做违背社会利益的事。比如说，如果计划是根据实物产量制定的，这就鼓励人们用牺牲质量的办法来增加产量。显然，这个问题只有靠人们自觉地追求社会利益才能够解决。比如，即使没有计件工资，劳动者也可以努力增加产量，同时自觉地维持一定的质量标准。但是，这只有在社会的利益与劳动人民利益相一致的情况下才是可能的。所以，物质刺激不是问题的原因，而是一定社会条件的产物。这个社会条件就是，有相当一部分社会权力已经不是在革命者手中，而是在新生的官僚主义者阶级手中了。大跃进并没有触及问题的根本－官僚主义者阶级的社会权力，而是想靠人为地消除问题所起的一些后果来解决问题本身，这当然行不通。

（3）文化大革命及其教训

       在大跃进失败以后，毛泽东开始认识到问题是不能够在现存权力结构范围内得到解决的。到1965年，毛泽东认为，在革命后的中国已经出现了一个官僚主义者阶级：“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这些人是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他们怎么会  认识  足呢？这些人是斗争对象、革命对象。”后来，毛泽东从这里后退了一步，将革命对象定义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但是很清楚，对于毛泽东来说，问题已经是只有靠向现存权力挑战才可能得到解决了。1966年，毛泽东亲手发动了文化大革命。

       按照毛泽东和他的同志们的意见，文化大革命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打倒“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也就是说，很大一部分社会权力已经不在革命者手中，而是在“走资派”手中。革命力量因此必须与“走资派”做斗争，把权力夺回来。毛泽东和他的同志们还正确地指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只能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不能采用任何包办代替的办法。”(CPC,1968,398)所以，文化大革命不仅是要推翻旧的官僚主义权力，而且要代之以新式的人民政权：

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和文化革命代表大会......是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权力机构。......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的成员和文化革命代表大会的代表的产生，要象巴黎公社那样，必须实行全面的选举制。候选名单，要由革命群众充分酝酿提出来，再经过群众反复讨论后，进行选举。当选的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的成员和文化革命代表大会的代表，可以由群众随时提出批评，如果不称职，经过群众讨论，可以改选、撤换。(CPC,1968,401)

       另一方面，文化大革命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存在着严重的缺点。理论上，毛泽东和他的同志们没有能够对革命后的中国社会做出一个科学的分析。首先，按照毛泽东和他的同志们的意见，文化大革命的打击对象不是官僚主义者阶级本身，而只是一小撮“走资派”，而“百分之九十五的干部”仍然被认为是“好的和比较好的”。其次，在毛泽东和他的同志们看来，文化大革命之所以必要，是因为：

资产阶级虽然已经被推翻，但是，他们企图用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来腐蚀群众，征服人心，力求达到他们复辟的目的。无产阶级恰恰相反，必须迎头痛击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一切挑战，用无产阶级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来改变整个社会的精神面貌。(CPC,1968,395)

       毛泽东和他的同志们把党内出现“走资派”简单地归结为是由于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这就完全没有能够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来科学地解释官僚主义者阶级产生的原因，因而也就不能够找到正确的解决问题的办法。

       另一方面，尽管革命的正确方法“只能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正如列宁所指出的，劳动人民由于处于被压迫、被剥削的状况，被剥夺了从事科学探索的权利，完全凭他们自己是不能够达到对社会的科学认识的。即使在革命后的社会中，只要还存在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工，这种情况仍然是不能避免的。所以，如果没有一个由革命知识分子组成的、能够科学地认识社会发展进程的革命政党做领导，劳动人民，仅凭他们自己，是不能够成功地进行反对官僚主义者阶级的革命的。在旧的共产党已经蜕变为一架官僚主义机器的情况下，要成功地进行文化大革命，就必须有一个新的革命政党。没有这样一个党，文化大革命就不能带来任何建设性的成果，而只有毁于一片混乱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