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鲁晓夫撒谎了，但真相又是什么呢？（二）

赫鲁晓夫撒谎了，但真相又是什么呢？（二）

——回应格雷佛•弗教授与被美化的斯大林时代

罗杰•克朗（Roger Keeran）

弗是蒙特克莱尔州立大学的教授，而且能熟练使用俄语，他试图在该书的前九章中推翻赫鲁晓夫在他的秘密报告中列出的61个揭秘。在其后的一个章节中，弗对赫鲁晓夫的谎言进行了分类，随后用一章对秘密报告的所谓“虚假平反”进行了描述，并在最后的一章中讨论了秘密报告的理由、影响和其后续影响。而书中近一半的篇幅是附录，在附录中弗选取大量用来支持他观点的各种一手和二手资料。

在谈及弗的书中的一系列问题与不足，我想先称道一些他作出的贡献。首先，弗强调了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重要性，它是“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演讲”，对此后人们形成对斯大林和苏联的认识方面具有无比的重要性。在这一点上，弗进一步支持了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多梅尼科•罗瑟多（Domenico Losurdo)的观点，“毫无疑问当代对斯大林的观感的形成有两个转折点，一是1947年冷战的爆发，二是苏共二十大会议”。[14]

由于秘密报告具有的影响，所以弗将赫鲁晓夫讲话中根本性的谎言暴露与光天化日之下也是具有重大意义的贡献。弗在这点上是正确的，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中相当部分内容是不真实的，甚至是明知而恶意造假的。而这种不真诚也体现在秘密报告的文字版中，编辑在文章中加入诸如“会场上出现骚动”、“与会者充满愤慨”和”掌声不断”等参会者的反应，但与会者回忆现场时却是“大厅里总是充满寂静”。

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中的各种指控或多或少都是与斯大林企图建立“个人崇拜”以加强他的独裁权力联系在一起的。弗说明了这种指控是如何充满误导的。首先，个人崇拜的存在并不是什么秘密，因为党的领导人们已经就此问题讨论了好几年。其次，斯大林不仅没有实际促进个人崇拜，甚至表示对其厌恶，或者至少对其中的一些过激行为表示厌恶。第三，所有的党的领导人都负有对斯大林过分颂扬的责任。事实上，谈到谄媚斯大林，没有人能超越赫鲁晓夫。

党务干部德米特里•谢皮洛夫(Dmitri Shepilov)在他的回忆录中记录了1939年党的十八大上，赫鲁晓夫曾经26次称赞斯大林为“我们的天才领导者”、“我们伟大的斯大林”、“我们敬爱的领袖”等等。[16]

弗也列举了斯大林抵制过激个人崇拜的行为，例如他阻止用自己的名字重新命名莫斯科。 （弗尔最有趣的关于斯大林对个人崇拜的态度的故事是，一次他严厉斥责他儿子的自大嚣张。据报道斯大林当时怒斥道，“你以为你是斯大林吗？你以为我是斯大林吗？他，那个，才是斯大林！”他指着他自己一幅华而不实的肖像。）

但是，弗试图证明斯大林完全“免疫”于围绕他周围的个人崇拜，反而使该书的可信性受到了伤害。斯大林可能反对用自己的名字重命名莫斯科，但他显然并不反对用自己的名字命名其他城市、乡镇、街道、广场、公园和工厂等各种地方，而且他的画像和雕像变得无处不在。[17]这与（古巴领导人）菲德尔•卡斯特罗不同，斯大林并没有竭力去阻止对他的个人崇拜的发展。

弗揭示的赫鲁晓夫的另一个所谓谎言是“列宁遗嘱”。列宁在他生命的最后阶段写了一封信，其中提到斯大林拥有“无限权力”，而列宁“不能确定他[斯大林]是否总是能足够的谨慎够利用这一权力。”列宁也说斯大林“太粗暴了。”

弗认为，列宁从来没有将任何他写的书信看作或标为“遗嘱”，而赫鲁晓夫最有可能是从托洛茨基那里借用了这个标签。此外，弗指出列宁从来没有用过“滥用权力”这个词。更重要的是，弗反驳赫鲁晓夫暗示列宁和斯大林之间存在严重不和。因为在写这封信的时候，不仅斯大林负责照护列宁的健康，而且列宁还将自己的生命交托给斯大林。当时由斯大林保存着一枚氰化物胶囊，当列宁觉得因疾病带来的痛苦变得无法忍受时会服用这枚胶囊。而且弗也指出，在列宁批评斯大林的同时，他对托洛茨基和其他高层领导人也有更严厉的批评。[18]

弗令人信服地驳斥许多其他赫鲁晓夫的发言。其中有些谎言是微不足道的，而许多绝非是毫无影响的谎言。在广泛流传的几个关于斯大林的传言中，有一个是说他在纳粹德国入侵之初曾经一度意志消沉和无所作为，因为他是一个不称职的指挥官。但弗指出，这种观点与那些曾和斯大林密切合作的人的观点是完全相左的，其中也包括朱可夫（译注：二战时期著名的苏联元帅），即使在斯大林贬斥了朱可夫以后，他仍然称赞斯大林的战时领导艺术。[19]

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和弗的书最主要涉及的部分是莫斯科大审判和1936-1938年相关的大规模镇压。在此弗作出了他最重要的贡献，不过这一贡献同时也存在着严重的问题。

纵观整个秘密报告，赫鲁晓夫试图把镇压完全归咎于斯大林和贝利亚两人。例如，赫鲁晓夫认为斯大林要求“绝对服从”，而那些反对他的人注定要被赶出领导班子，并在“道德和肉体上遭到消灭”。1936年9月25日斯大林和安德烈·日丹诺夫（译注：Andrei Zhdanov，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斯大林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重要助手）给政治局发了份电报。而这份电报被认为是导致任命尼古拉•叶若夫（译注 ：Nikolai Ezhov,苏联秘密警察内务部首脑，1930年代大清洗的主要执行人之一，后被斯大林以德国间谍、托匪集团成员和企图谋杀斯大林的罪名处决）成为内务人民委员部（NKVD)的负责人，并由其推动内务人民委员部走上“大规模逮捕和处决的道路”的主要原因。

斯大林曾为其执行“大规模恐怖政策”进行辩护，“我们正在向社会主义进军，所以阶级斗争一定会变得尖锐”。而当时镇压行动包含已经事先编制好的383人的名单，针对数千人的判决也已提前准备好，并且都报告给了斯大林，以便得到他本人的批准。”[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