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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关于毛主席的若干回忆

2014-6-12 23:31| 发布者: 龙翔五洲| 查看: 689| 评论: 0|原作者: 袁宝华|来自: 人民网

摘要: 毛主席把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高度概括为“实事求是”。这是毛主席对马克思主义的巨大贡献。

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关于毛主席的若干回忆

作者:袁宝华 发布时间:2014-06-12 来源:人民网 

  袁宝华

  毛主席曾亲笔写了“实事求是”四个字,后来中央党校的同志请人用汉白玉刻好,嵌在延安中央党校大礼堂的山墙上。1947年胡宗南进犯延安时,中央党校被破坏,老乡悄悄地把这四个字的刻石埋藏起来,直到1948年后,这四个字的刻石才重新放回原来的地方。

  毛主席把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高度概括为“实事求是”。这是毛主席对马克思主义的巨大贡献。多年来,在我学习毛泽东思想和与毛主席的接触中,深深地体会到,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

  一、中央机关的任务是了解情况制订政策

  我到延安比较晚。我是在“一二九”北平学生运动中入党的,“七七”事变后回到我的家乡河南去做了三年地下党的工作,1940年,在地方呆不住了,按照组织上的决定撤退去延安。那时,正是国民党掀起反共高潮的时候。去延安的路不好过,在西安呆了大半个月,后来跟着南汉宸同志坐汽车到延安,分配在中央党校学习。学了三个月,调到中央组织部工作,一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离开延安。

  在延安期间,我在中央组织部做干事,住在杨家岭,经常听到传达毛主席的讲话,但和毛主席的接触机会比较少。中央组织部在杨家岭沟口北边山坡上,从中央组织部山坡上平着走,可以到中央办公厅。中央组织部把着沟口,往里面去,是中央宣传部,再进去,是党务研究室,党务研究室再过去,就是毛主席的石头窑洞。毛主席搬到枣园之前,住在杨家岭,经常可以看到他在延河边上或山坡上散步,后来搬到枣园,见的就少了。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国民党断绝了对我们的拨款。解放区一方面开展了大生产运动,另一方面进行了机构精减。这年11月,中央机关召开了经过精减以后的第一次全体干部大会,(我看了看,也就是百把人),请毛主席到会讲话,会议地点在中央办公厅门口的小广场上。会议由中央副秘书长李富春主持。这是我第一次面对面地看到毛主席,亲自听他讲话。突出的印象是觉得他很朴素,很随和。当时生活已经好转,可毛主席还穿一件有补钉的大衣。他和大家见了面,看到门口有几个孩子,便走过去和他们一起玩。那次会议印象最深刻的还是毛主席讲话的内容。他主要是讲实事求是,反对主观主义。他要求,中央机关的干部办事情都要调查研究,从实际出发,避免主观主义。他说,“你们可不要小看主观主义,主观主义也是个主义呢!”他说,过去,我们湖南人看到外国人手里提个文明棍,穿的裤子裤缝都是直的,于是断定外国人的腿不会打弯儿,要不为什么裤缝是直的,走路还要拿棍子呢?毛主席通过深入浅出的解释,深刻地说明了主观主义的危害之大。他指出,中央机关的任务就是要了解真实情况,制定正确政策。主观臆断不能了解真实情况。不能了解真实情况,怎么能制定出正确的政策呢?必须反对主观主义,深入进行调查研究。毛主席讲话,中央机要室的同志一般都要来作速记。这一次讲话,当时没看到有人作记录,后来也没有看到关于这次讲话的公开或内部资料。

  二、坚持实事求是要从调查研究做起

  我在延安期间,听到毛主席反复强调的就是调查研究,实是求是。要做到实事求是,了解实际情况,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中国革命的实际结合起来,就需要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他还说我们不了解外国,又不能到外国去调查研究,可是有外国人在延安,应该向这些人作调查研究。他当时讲,印度援华医疗队的人死的死了,走的走了(柯棣华在前线死了,另外几个人走了),现在还有个巴苏华,就在延安医院里工作,你们要了解印度的情况可以去找他。要了解印度尼西亚的情况,可以找阿里阿罕;了解日本的情况,就要找日本战俘。那里延安办了一个日本工农学校,前方送回来的日本战俘都在这里学习。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张闻天等中央领导同志都亲自带头,真正沉下去,到农村、到工厂进行调查研究。只有王明这样的人小病大养,他是统战部部长,基本上不做工作。那时中央专门作了一个关于知识分子干部的决定,还有一个关于非党干部的决定,都是中央组织部作了一番调查研究,找了很多人谈话之后起草的,陈云同志也亲自找了许多比较有名的从大后方来的非党人士谈话。调查研究,当时形成了风气。总的说,毛主席提倡调查研究,对延安干部的提高有明显效果。

  在后期的整风审干过程中,毛主席真正贯彻实事求是的精神,制定了审干的九条方针。好多老同志尤其是从苏区来的老同志,讲起这件事情来都非常感激。苏区肃反的时候,往往抓住以后就杀掉,肉体消灭;在延安审干中,硬是一个不杀、大部不抓。这是毛主席坚决主张的,要是依康生的意见是不得了的。讲究实事求是,并且及时纠正缺点和错误,对柯庆施就是这样。柯庆施的事,是康生制造的。审干一开始没多久,高潮还没有掀起来,杨家岭就要开会揭发批判柯庆施,说柯庆施是暗藏的特务。根据是什么呢?在杨家岭大礼堂的二门门背后的墙上有人用刀子刻了九个字:“柯部长是国民党特务”。康生就根据这个。大家都讲,这几个字很可能是康生派人刻的。批判揭发柯庆施的大会是在杨家岭中央大礼堂召开的,中央机关全体干部都参加,接着还开小会揭发批判。柯庆施这个人的嘴比较笨些,说也说不清楚。这件事后来让毛主席知道了,马上纠正,说揭发批判柯庆施是个错案。大约一个多星期以后,就传达下来,说毛主席讲话了,对柯庆施不要批啦。这个印象比较深刻。

  三、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一代学风

  毛主席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就是有的放矢的态度。‘的’就是中国革命,‘矢’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所以要找这根‘矢’,就是为了要射中国革命和东方革命这个‘的’的。这种态度,就是实事求是的态度”。他在这篇文章中,将《汉书》里提到的“修学好古,实事求是”作了古为今用的解释,说:“‘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而要这样做,就须不凭主观想象,不凭一时的热情,不凭死的书本,而凭客观存在的事实,详细地占有材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从这些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结论。”这段话讲得很精辟,可以说,中国革命和建设,能够克服重重困难,最后取得胜利,正是“实事求是”的道理为干部和群众所接受,统一了思想,变成巨大物质力量的结果。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是克敌制胜的法宝,是延安精神的重要内容,是从延安时期开创的一代学风,也是我们党一贯坚持的思想路线。

  在延安时期,重视学习,强调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必须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这是最突出的特点之一。那时候,在前方没有学习的条件。毛主席提倡,抓紧在延安这个和平环境中学习,强调高中级干部主要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没有文化的工农干部先学习文化知识,动员一批年青入学习技术,1941年初,中央还专门发过一个加强经济技术工作的决定。

  我在延安中央党校学习的时候,邓发是政治局委员,负责党校和中央职工工作委员会的工作(职工工作委员会也在党校这里)。他是个很活跃的人物。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毛主席有许多重要讲话,毛主席讲了什么,邓发同志马上传达,并组织我们学习。后来我到中央组织部工作,机关也很重视学习。陈云同志是部长,他每个星期要把大家集中起来学习两天,有什么要传达的都是这个时间传达。我们一共16个人,集中在一个窑洞里,围着个长桌子学习和讨论。

  1942年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中组部除王鹤寿、武竞天去参加以外,干事中刘淇生(后做二机部副部长)也去参加了,他回来就给我们讲毛主席讲了什么。毛主席作整顿三风的报告,王鹤寿去听了,他回来后就给我们作了传达。这时候,直接听毛主席讲话有几次,印象最深刻的是,毛主席在会见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大会上的讲话。那是在杨家岭礼堂,中央招待英雄模范人物。毛主席的这次讲话后来收在《毛泽东选集》里,题目叫《组织起来》(后来大家学习这篇讲话时把它叫做第二个组织起来,第一个组织起来是1927年《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里有一节题目也叫“组织起来”,也是指把农民组织起来),主要是号召组织起来开展大生产运动,要求英雄模范人物起模范作用,即带头作用、骨干作用和桥梁作用。在这次会上还讲了农民组织互助合作问题,讲了个体经济基础上的集体经营,后来我们到地方上工作,组织农民互助合作,就是拿这个报告去宣传的。

  我们在延安学习,那是非常认真。从《共产党宣言》学起,硬是一字一句地学。学《共产党宣言》,是译者柯柏年作的辅导,学《反杜林论》中《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是译者吴亮平作的辅导。哲学是在我去延安以前学的,我没有赶上,那是由延安一个青年哲学家和培元作辅导的(我到延安以前他在延河游泳时淹死了)。陈云同志讲,学好哲学一生受用不尽。那时候,他是亲自主持学哲学的。

  从延安撤退以后,毛主席在米脂县杨家沟讲话,题目是《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是1947年底讲的。接着又在晋绥干部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这时我已被派往东北工作,东北局都及时将这些文件发给我们学习讨论。学习紧密联系实际,热发热卖,这边学习,那边就用上了。有些在工作中一直困扰着你的问题,经过学习,豁然开朗,学习效果明显,解决实际问题。一直到毛主席提出“把革命进行到底”,这时我还在齐齐哈尔,后来到了沈阳,都是这样学的。通过学习,确实把一大批人提高了,从思想水平、文化知识到业务能力水平,都提高了。

  另外,那时候的延安生活比较单调。毛主席从实际情况出发,因地制宜,提倡开展一些文化娱乐和体育活动。那时由阿甲,付律衡、陶德康等有名的演员参加,组织了个平剧院。毛主席很关心,不光作了那个著名的批示,还找一些人谈话。每次排出新戏,他总要去看,大家在一起看戏高兴得不得了。有个人叫金紫光,是个作曲家,每到星期六晚上,他就组织几个人敲锣打鼓吹喇叭,号召大家一起去跳舞。虽然战争期间条件比较艰苦,还是尽量组织一些活动,夏天游泳,冬天滑冰,星期六跳舞、看看京戏,过年过节,跳秧歌舞,跑旱船什么的,生活比较活跃。

  四、东北工业区要出产品出经验出人才

  1945年日本投降,这是大家政治生活中的大转折。苏联是8月初宣布出兵,日本8月15日投降。毛主席8月13日在中央党校大礼堂作了一次报告,我们都去听了。毛主席讲的是:《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毛主席平时讲话总是娓娓而谈,这次讲话却是激昂慷慨。他在这个报告里提出了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的方针。他说,敌人磨刀,我们也要磨刀。人民得到的权利,绝不允许轻易丢失,必须用战斗来保卫。我们当时没有想到,毛主席会到重庆去。听到去重庆的消息时,毛主席已经到了飞机场,大家都忧心重重,议论纷纷。毛主席坐的飞机起飞以后,少奇同志、朱老总到中央党校大礼堂作了一次报告。总司令宣布,毛主席为了中华民族的前途,为了争取和平,为了全局,不顾个人安危到重庆去,估计不一定会出什么大的问题,但也要从坏处着想。还宣布了毛主席离开延安以前的决定,他离开期间由少奇同志代理主席。那时候,大家的心情都十分沉重。9月中旬,我离开延安时毛主席还没有回来。一路上,我们一天到晚打听,担心毛主席的安全。

  我参加了一个到东北去的干部队。先到张家口。12月,我到了承德。年底,到了阜新,见到林彪,把介绍信给了他,他指示:“跟着三师行动”。1月1日,进了通辽。那时,国民党收编的土匪叫作“先遣军”,在通辽城里,四周围着个电网,不堪一击。后来又随三师到吉林前郭旗。接着是东北七千人下乡,主要是发动群众剿匪反霸,分日本人搞的开拓地,后来才搞土改,分地主的地。我在那里作了三年县委书记。这时候印象最深刻的是毛主席起草的《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东北局提出,以城市为旅馆,以农村为家,不把农民发动起来,站不往脚跟,就死无葬身之地。那时大家是决心深入群众的,过一段时间回到城里开个会,碰个头,马上分头下去。这几年是紧张的几年。一块工作的几个红军干部、新四军干部在战斗中牺牲了,因为我们是处在前线的县。

  1949年4月份,我到北平参加全国青年工作会议。那时我在黑龙江省委研究室工作,兼青委书记。4月20日,百万大军过江,4月21日毛主席接见。我们坐上大汽车到香山,就在香山大门口外面,毛主席坐着吉普车出来,同大家见面。主持人讲,毛主席一夜没睡了,现在要去休息,只能和大家见见面,不能讲话了,由朱总司令讲话。毛主席同大家招招手就走了。在香山礼堂里,朱总司令讲,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昨天晚上,大军已经胜利过江。这一次见毛主席,连我们都很兴奋,好多第一次见到毛主席的年轻人更是高兴得不得了,不愿意让毛主席走。

  我在东北工业部工作三年。少奇同志1949年下半年和高岗一起到苏联去,会见了斯大林。斯大林选派了一批经济专家支援中国建设,派个轻工业部副部长波格达辽夫,作东北工业部总顾问。他带一批人到东北,各个局和公司里都有苏联顾问。东北工业部各行各业都管,一共有10个局和公司。少奇讲,毛主席说了要认真地虚心地学习苏联经验。我们东北工业部那时很认真,每天晚上都要听汇报,你们这个厂、这个局苏联专家提了什么建议,你们怎么执行的,每天要汇报。1949年底1950年初,毛主席到苏联去访问。东北工业部管煤炭的、管电力的好几个人跟毛主席去。毛主席在苏联签订中苏同盟友好互助条约回来,经过东北,在沈阳给干部作了一次报告。这一次我们都去听了,毛主席着重提出了要建设东北工业基地,东北要出产品、出经验,出人才。当时全国的经济秩序非常混乱,帝国主义封锁,资本家捣乱,上海的物价一天要涨几次。为了使东北的经济不受关内物价不稳的影响,毛主席指示,东北的货币和关内的货币不统一,关内用人民币,东北还是用东北币。这样,东北建设有个稳定的环境,就保证了东北能够出产品,出经验,出人才。东北工业部当时是上下动员,贯彻毛主席的指示。东北工业恢复比较快,1949年7月1日恢复鞍钢的生产,接着恢复本溪钢铁厂的生产。以这个为标志,东北工业很快恢复了,发展了。

  1952年初我到北京来参加编第一个五年计划。那时,我是东北工业部的秘书长兼管生产和计划。编“一五”计划,东北是大头。陈云、富春同志亲自主持(富春从东北调来任中财委副主任,薄一波也是中财委副主任),中央其他领导人都非常关心。朱总司令经常去参加会议,听汇报。到1952年,我国整个国民经济恢复到了解放以前的最高水平。这一段陈云同志真是费了劲了,他硬是用了一年时间把物价稳定下来,主要是上海。

  五、对苏联的援助不要要求太高

  1952年上半年编了“一五”计划。1952年8月,我跟着以总理为首的代表团到苏联去。总理是团长,团员4个人,有陈云、李富春、张闻天、粟裕。王鹤寿、陈郁、刘亚楼、罗舜初、宋劭文等是顾问,我们这些人是随员。这个代表团有百把人,各行各业都有人去,我当时是东北工业部的代表。稍后,东北工业部撤销,王鹤寿任重工业部部长,我又算重工业部代表。我们在苏联呆了整整10个月,直到1953年6月才回来,周总理去了后,依据毛主席的意见,向斯大林讲了我们面临的形势,包括抗美援朝的形势和我们要开始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决定,要求苏联对“一五”计划给予援助。苏联人要研究一下,总理就回国了,把我们这些人留下。接着苏联召开第十九次党代表大会,总理又去,谈了谈,又回来了。苏联十九大后人员变动比较大,估计他们顾不了我们的事,直到1953年3月斯大林逝世以后,才开始分别谈判。苏联计划委员会有14个副主任,我们就分成了十几组,分别对口谈判。我当时负责冶金这个组,他们专门有一个副主任管冶金。与他们谈判时,他们一天到晚追问我们的矿产资源,我们答不上来,因为我们的地质工作太粗糙,条件太简陋,只有国民党给我们留下的十几台钻机,就是东北有一点,底子也很薄。苏联援助的项目基本确定以后,派宋劭文回国汇报,他那时是中财委秘书长兼计划局长。宋助文汇报时,毛主席亲自听了。他回去给我们讲,毛主席很高兴,说,苏联已经花了这么大的力气了,不要要求太高,可以签字了。举个例子说,当时我们没有经验,总想一口吃个大胖子,第一个五年内提出要修一万公里铁路,而那时全国铁路一共也就是三万公里,是从清朝到北洋军阀和国民党时期修了几十年才修起来的,我们五年就要修一万公里,苏联人听了认为做不到。所以谈判时卡冈诺维奇问我们,你说要修一万公里,铁路器材谁给?你们需要多少机车,多少车皮,你这些机车、车皮谁维修?电动机车少,主要是用蒸汽机车,每个车站都要有上水设备,风、水、电气,这一套东西,怎么解决?这些问题我们一时答不上来,最后商量下来,把计划砍掉一半,改为修五千公里,这时苏联才答应,觉得差不多。协定于1953年5月15日签字,当时苏方的谈判主持人是米高扬(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兼外贸部长),卡冈诺维奇(是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兼交通部长)、卡维尔(他是贸易部第一副部长,留美学生,后来曾到中国检查苏联援建项目)参加;我们这边是富春同志主持,宋劭文、钱志道和我参加,我是管重工业方面的,钱是管军工的。签了协定,完成了任务,我们就动身回国。

  六、敢想敢说敢于,一切经过试验

  “一五”时期,从传达中听到的毛主席的讲话,还是实事求是的。

  1958年大跃进,是从南宁会议批判反冒进开始的。成都会议讲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提出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成都会议讨论了计划、财政、金融、物资、商业等的体制改革问题,形成了好几个讲体制改革的文件。1958年8月召开北戴河会议,我作为冶金部的工作人员参加。会议结束以前,毛主席专门找我们谈了一次。当年完成1070万吨钢,冶金部的部长王鹤寿向毛主席拍了胸脯,他是想借毛主席的威望把钢铁搞上去,后来王鹤寿专门检讨了这一条。毛主席又把几个省市的负责人和冶金部负责人找在一起开会,王鹤寿、刘彬和我都参加了。当时刘彬是冶金部副部长,我是办公厅主任主要管建设和计划。毛主席找我们这些人在他的会议室里详细地询问了1070到底可靠不可靠,一个人一个人地问。首先问上海市副市长马天水行不行,马天水说,可以。接着问鞍山市委书记赵敏(已去世)行不行,说可以。又问武汉市委书记,也说行。还问了太原市委书记(他那里有个太钢)。太原市委书记姓麻,问行不行,说可以。毛主席开玩笑说,你姓麻,隋朝大将有个麻叔谋,与你有什么关系?后来又一个一个地问主要钢铁基地包括重庆、北京、天津、唐山、马鞍山,大家都说行。问到刘彬,毛主席说,你这个模样我好像见到过,刘彬说,我是刘英的弟弟(刘英是张闻天的夫人)。毛主席说“怪不得眼熟,你管什么?”刘彬说“我管生产,我是冶金部副部长。”主席说“就看你拿主意啦”。刘彬说“可以,我们都作了计算啦。”我当时心里打鼓,估计会问到自己,得作些准备。后来问到我,说“你做什么呢?”我说我先在东北工业部,后来去苏联谈判,回来在钢铁局。毛主席说:“你是经常接触基层的,你说究竟有没有把握?”我说:“冶金工业的生产,从矿山、冶炼、轧制到机修、运输等等有十个环节,我们树了十面红旗(先进单位),只要十面红旗能站得住,他们的经验能够推广,我看有希望。”别人讲得简单,只是拍拍胸脯,我讲了十面红旗,毛主席很注意听十面红旗是什么。问到王鹤寿,他说:“主席只要下了决心,我们可以动员全国的力量实现这个目标。我们认为,实现这个目标是可以的。”当时是八月,到年底只有五个月时间。最后问到薄一波同志,他是比较实事求是的,他不赞成1070,可是又不好说不赞成。他讲了什么呢?他说:“主席,我建议把1070登报,登报以后,大家都看得到了,义无反顾,就会努力奋斗。”毛主席说,这是个好主意,根据你们刚才讲的不是1070,是1100多万吨,发表1070(上年是535,翻一番是1070),那我们兜里还装有几十万吨。主席的思想是留有余地,这是他一贯的主张。当时他要秘书马上通知胡乔木,明天见报。这一次谈的时间不短,总有两个钟头。毛主席提出这个问题,有些不放心,所以专门开了这个会,结果大家都说行,而且报的数字超过1070,所以毛主席相信了,并在报纸上发表了。他对陈云说,1070看来还是可以的。陈云不放心,专门找王鹤寿和我去谈了一次。“究竟怎么样,你们算个细帐给我,毛主席那里不能算细帐,在我这里你们算个细帐。”我就把当时他要求的数字,现有的基础能生产多少,新建小高炉有多少,能生产多少,生产能力都打了折扣;原来炼钢设备能生产多少,新建小转炉能生产多少,这也是按公称能力打了折扣算的,今后五个月我按四个月算。这样算了细帐,陈云认为,看起来是有希望的。后来毛主席与陈云同志谈话时,陈云说,我与冶金部的同志算了细帐,看起来是有希望的。陈云同志说话向来是很慎重的。

  这一次毛主席的谈话给我的深刻印象是,他对于重大问题抓得很细,一个人一个人地问,在场的一个不拉。实际上汇报假情况的责任在我们,分明不行,却拍着胸脯硬说行,后来总理在批评这几个部长时就讲这一条。

  1070有个背景,就是1957年莫斯科会议后,毛主席窝了些火,要超英赶美。那时说,你苏联比我们强大,你超过美国去,我们选的对象是超过英国。

  大跃进前,毛主席做了一系列解放思想的工作。他提倡敢想敢说敢干,同时又说要一切经过试验。毛主席讲了两条,不是一条。现在大家只说解放思想,敢想敢说敢干,忘了毛主席说的一切经过试验,是只讲一面。

  1958年8月初毛主席去北戴河召开的这次座谈会,我印象非常深刻。后来冶金部的同志坐下来作检讨,我说,大跃讲问题,是我们在那里唬弄毛主席。农村搞“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工业也是这样。鞍钢的党委书记就写了一首诗登在鞍山日报上:“人有多大胆,钢有多大产,坐八百,看一千。”现在鞍钢生产八百万吨不成问题,但三十年前坐八百看一千,确实有些浪漫主义。后来毛主席在党内通讯中提出,他和农村基层干部是同呼吸共命运的,农村基层干部犯了浮夸、共产、平调这些错误,他要负责任,而且写了检讨,要求发到全党。少奇同志把它压下来没有发,我参加了他主持的西楼会议。少奇说,毛主席的威望不是他个人的,而是全党的,毛主席写了检讨,发出去有好的影响,也有副作用,以不发为好,我们在实际工作中纠正。事后来看,不如发了,发了容易统一思想,毛主席都检讨了,大家还不认真地去检查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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