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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尼赫鲁：印度“要么做一个有声有色的大国，要么就销声匿迹”

　　二、尼赫鲁对印度前途“两极”判断的地缘政治视角

　　三、“麦金德悖论”及其对印度国家安全的影响

　　【内容摘要】印度洋是世界级海上交通要塞相对密集的海区，是国际大宗能源、矿产资源及粮食运输必经要道。也就是说控制了印度洋，也就控制了世界的主要资源;控制了世界主要资源，也就控制了世界政治。地缘和资源的双重诱惑招致近代以来几乎所有的强国都将目光锁定在印度洋，并为控制印度洋进行决战。资源政治与地缘政治在时间和空间上合二为一并以前者为矛盾的主要方面，是继麦金德古典地缘政治理论之后现代地缘政治理论的鲜明特色。在这新的视野中，麦金德“心脏心带”理论被注入资源政治的内容，而作为世界现代工业动力基础的矿物资源分布地带与麦金德的“心脏地带”又恰巧重合。这样，印度洋在世界地缘政治体系中的关键意义再次得到大国政治家的高度重视。

　　【关键词】印度洋 印度国家安全 资源政治 地缘政治.

　　说明:全文4万余字,刊发于《印度洋经济体研究》2014年第2期

　　一、尼赫鲁：印度“要么做一个有声有色的大国，要么就销声匿迹”

　　尽管尼赫鲁在政治上是一个蹩脚的实践者，但绝对是一个优秀的思想家，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一个优秀的预言家。就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即将结束的1944年，身陷英国大牢中的尼赫鲁已预见到欧洲的霸权将不可避免地衰落，世界文明的中心将从西方向东方回归。他说：“当欧洲还在落后而常陷于黑暗时代的时候，亚洲代表着人类的进步精神已经有了一千年以上了。一个时代接着一个时代的辉煌文化在那里繁盛起来，文明和权势的伟大中心也成长了。约在五百年前，欧洲才得复兴，于是缓慢地向东西两方发展，一直经过了几个世纪才在权势上、财富上和文化上成为世界握有霸权的大陆。是不是这种演变有一种循环周律，而现在正是在逆转的过程中呢?”[①]

　　尼赫鲁接着认为，取代欧洲的将是新的大国群落即美国、苏联、中国主导世界政治的格局，他说：“现在世界上各民族之中，我觉得拥有这种活泼的潜在力的民族主要是三个——美国人、俄国人及中国人，这三个民族相提并论是古怪的!美国人虽然根本是旧大陆人，但已成为一个新的民族，无拘无束，没有古老的种族的负担和复杂性，因此不难了解它们丰富的生活力。如加拿大人、澳大利亚人、新西兰人也是如此，它们都是毅然决然离开旧世界而到新环境中去求新生活的。”

　　俄国人也不是新的民族，但它们对旧时代完全中断，像死了一样，它们史无前例地复活起来了。它们变为年轻而有惊人的强毅力及生命力。它们也在重新搜寻它们的老根，但是实际上它们是新民族、新种族和新文化。俄国人的榜样启示我们一个民族如何能够返老还童，只要它肯付出相当的代价去在民众里开发被压抑的泉源。这一次的世界大战，虽然使人遭受恐怖和灾难，可是也许能使战后余生的其他民族也获得复兴。

　　中国和它们情形不同，中国人不是一个新种族，也没有经过像俄国那样从上至下惊天动地的转变。然而七年的残酷战争[②]无疑地也把它们改变了，这是势所必至的。中国所受战争的或其他更深的影响究竟至何程度，我不知道，或者二者兼而有之，但中国人的生活力使我感到惊奇。我不能想像这样一个赋有基本力量的民族还会没落下去的。[③]

　　值得说明的是，尼赫鲁关于文明向东方回归的判断与他前后的许多思想家的看法暗合。1913年列宁曾提出“落后的欧洲和先进的亚洲”[④]的命题;1993年美国学者塞缪尔•亨廷顿发表文章还对这种文明回归路径都说得很具体，他说：“几个世纪来全球权力先是从东向西，然后又反过来从西向东转移”。[⑤]在这种文明回归的进程中，有些人更是看好中国，比如尼克松就说：“中国现在正在觉醒中，它可能不久就要感动世界。”

　　富有异国情调，神秘莫测，令人神往——中国从远古时代起就一直使西方人浮想联翩。但是，连150年前预言过美国和俄国将成为世界上互相竞争的两大强国的先知托克维尔，都不可能预见到，在20世纪的最后几十年能够决定世界力量对比，在21世纪可能成为世界上最强大国家的那个国家，将是中国。[⑥]

　　尼克松的看法与黑格尔的神似，黑格尔曾说过：“假如我们从四大文明古国的国运来比较它们，那末，只有黄河、长江流过的那个中华帝国是世界上惟一持久的国家。”[⑦]

　　至于印度在战后的前景，尼赫鲁不仅持有谨慎——当时印度正酝酿着印巴分裂——乐观的态度，同时更有着巨大的担忧。他从乐观的角度提出自己对印度未来的构想：“在一个较长远的前景中，这些问题[⑧]就可能没有多大的重要性，在一些皮毛事件下面，更多而重要的力量可能在活动着。让我们暂时把当前的问题忘掉，并且向前瞻望一下吧，印度成为一个强有力而统一的国家，成为一个和它的邻邦密切联系着并在世界事务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的由许多自由单位组成的联邦而涌现在我们面前。它是那些拥有能够自立的丰富资源和能力的极少数国家之一。今天类似这样的国家大概只有美利坚合众国和苏联。大英帝国也可算在其中之一，如果把它帝国的资源与它本身的资源加在一起的话;但纵然这样，一个散布太广而内部感到不满的帝国终归是软弱的根源。中国和印度在潜在能力上可以作为那个集团的一员，这两个国家中每一个都是坚实而纯一的国家，都充满着天然财富、人力、技术和能力;的确，印度的潜在工业资源或许比中国所有的还要多而且广，它用来交换它所需要的进口货的那些可以出口的商品也是如此。除了这四大国之外，其他国家，就个别来讲，没有一个具有这样实际或富有潜在力的地位。当然，大的联邦或国家集团也可能出现于欧洲或其他地方，并且形成若干庞大的多民族国家。”

　　在将来，太平洋将要代替大西洋而成为全世界的神经中枢。印度虽然并非一个直接的太平洋国家，却不可避免地将要在那里发挥重要的影响。在印度洋地区，在东南亚一直到中亚细亚，印度也将要发展成为经济和政治活动的中心。在那个正将要迅速发展起来的世界一部分，它的地位在经济上和战略上是有重要性的。如果那些靠着印度洋而在印度两边的那些国家，例如伊朗、伊拉克、阿富汗、印度、锡兰、马来亚、暹罗、爪哇等，有一个区域性的集团组织的话，那么，现今的少数民族问题就将消失，或者无论如何，都将在一个完全不同的观点上来加以考虑了。[⑨]

　　尼赫鲁的这一番远景是放在“让我们暂时把当前的问题忘掉”即挥之不去且即将发生的印巴分离的噩梦背景下提出的。因此，尼赫鲁心里明白，他这一番描述与其说它是一个“远景”，不如说——如果处理不好眼下的“一些皮毛事件”——是一帘春梦。尼赫鲁想用苏联模式将这些印度洋北岸国家结成一个大联邦，但他却没有列宁、斯大林手中的力量——武力力量和工农支持——以实现他的远景目标，因而只能是自说自话。但同时尼赫鲁又欲罢不能，他明白印度“它的地位在经济上和战略上是有重要性的”，而这又无可避免地将印度推入哈姆莱特“生存，还是毁灭”[⑩]的悖论之中。从现实主义的角度看，他对印度的现实及其前景是十分忧虑的。他说：“印度以它现在所处的地位，是不能在世界上扮演二等角色的。要么做一个有声有色的大国，要么就销声匿迹。中间地位不能引动我。我也不相信任何中间地位是可能的。”[11]

　　读到这段文字使人对尼赫鲁有了一种“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12]的感动。尽管尼赫鲁有诗人的情怀，但他毕竟不是诗人，他必须面对现实问题并对其作出理论解释。

　　二、尼赫鲁对印度前途“两极”判断的地缘政治视角

　　尼赫鲁为印度作出的“要么做一个有声有色的大国，要么就销声匿迹”前途判断，在当时是说给要与印度分离的巴基斯坦人听的。他看到了印度可能拥有的“有声有色”的前景，但他更担忧的是印度可能出现的“销声匿迹”的危险。这是因为他明白，与苏联、美国、中国相比，他接手的国家历史包袱最重，不像美国人那样“无拘无束，没有古老的种族的负担和复杂性”，也不像俄国人和中国人那样经历了战争的洗礼而“变为年轻而有惊人的强毅力及生命力”;而他的国大党——由于是从英国人手中和平接管国家——用于解决这些历史问题的手段至少没有像苏联共产党、中国共产党那样有效，这是因为苏共、中共都有一支听命于党的武装力量。党没有军队，正如医生没有手术刀，其结果就是只能思考而不能行动。英国人给尼赫鲁留下的政权交接条件使他不可能作出苏联和同期中国式的政治选择，而只能选择“阶级合作”的道路。这样，在建国之初，这种低成本的革命自然要在未来的发展中付出高成本即“谁也动不了”的代价。面对国家即将分裂的可能，只有思想而无手段(武装力量)的尼赫鲁，恰如一个看到危险而又无力阻止、看到机遇又无力抓住的智者，其思其想不能不带有悲剧的色彩：面对国家分裂，手无寸铁的尼赫鲁不能不对印度“销声匿迹”的可能充满担忧和无奈。

　　从国际环境看，更使尼赫鲁担忧的还是印度的地缘政治环境。中世纪印度亡国的种因来自北方山地，而自从工业革命欧洲人征服大海后，印度的亡国种因就来自南方的印度洋——这与中国近代亡国的外部环境相似。尼赫鲁明白，近代印度北方问题只涉及领土远近，而南方海洋安全却关乎印度的生死存亡。印度前外交部长贾斯万特·辛格(Jaswant Singh)在《印度的防务》一书说得明白：“印度历史的转折点并不是最终发生在陆地上的冲突”，“我们只需思考一下17和18世纪的一个重要失误，就可正确地评价印度洋和通向印度的海路的重要性。这个失误导致外国势力到达印度洋沿岸，最初是为了贸易，发展到后来就是为了征服”。“在这里，陆地上的胜利是紧随着海上的征服而来的”，“因此有必要承认，出现一个意义重大的战略转移，即陆路被海路所取代”。[13]但让尼赫鲁最担心的还是印度在世界地缘政治中“峣峣者易缺”[14]的敏感地位。曾留学于英国并对印度历史及英国人治理世界的技巧了然于胸的尼赫鲁明白，印度洋是世界地缘政治的海区中心。印度洋是世界级的海上交通要塞相对密集的海区，它西连曼德海峡东口，北衔霍尔木兹海峡，东接马六甲海峡西北出口，南面有莫桑比克海峡、南非好望角，都是国际大宗能源、矿产资源及粮食运输必经要道。因此，印度洋天然地成为世界海权和制海权的中心。而位于印度洋北岸并被称为“亚洲命运的旋转门”的阿富汗一向是海陆大国争夺世界霸权“大规模汇合的地点之一”。[15]

　　但是，没有利益，仅凭地理位置并不足以说明印度洋在世界制海权中的“中枢”地位。地缘政治即资源政治。只要我们看一眼世界地图就对此不难理解。地图中的国际边界曲折程度与所处地区的资源丰富程度成正比，而与资源的稀缺程度成反比。最直的国际边界都集中在沙漠地区。与其他大洋相比，印度洋周边国家还蕴藏着最丰富的资源利益。世界已知铬矿的96%在南非、津巴布韦。南非占世界石棉的1/10，黄金1/2，锰矿1/3，铀矿1/5，金刚石1/3。交通运输方面，欧洲国家所需的战略原料的70%，石油的80%都是通过印度洋的海路运往欧洲的。

　　不仅如此，印度洋西北岸的波斯湾为世界最大石油产地和供应地，素有“石油宝库”之称。这里已探明石油储量占全世界总储量的一半以上，年产量占全世界总产量的1/3。所产石油，从霍尔木兹海峡经印度洋运往世界各地。中东是最大的石油输出地区，所产石油75%用于出口;世界石油进口地主要是美国、西欧和日本。2000年它们进口石油占世界各国进口总量的62.1%，其中，美国是世界第一大石油进口国。2001年，中国从海湾地区进口的原油份额高于世界其他地区，占原油进口总量的56.2%。中东是世界石油出口量最大的地区，约占世界总出口量的45%。[16]尼克松在《真正的战争》一书中将印度洋北岸的地缘政治地位提到“心脏”和“咽喉”的高度，他说“欧洲把基本能源从它自己的煤改为进口的石油，这一点大大改变了世界的地理政治结构。中东长期以来是亚洲、非洲和欧洲交界的十字路口。现在中东石油成了现代工业生命所必需的血液。波斯湾地区就是把这种血液输送出来的心脏。波斯湾附近的海路是输送维持生命的血液所要通过的咽喉”。鉴于此，尼克松得出结论认为，“谁在波斯湾和中东控制着什么的问题，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是谁在世界上控制着什么这一问题的关键”。[17]

　　“地缘政治与资源政治的统一，是现代地缘政治学说的本质特征。”[18]而资源政治则是地缘政治的核心。极而言之，没有资源就没有地缘政治。如果说在中世纪农业时代，印度洋只不过是联系世界诸大洋中的一个地理环节，但到近代工业革命之后，波斯湾和非洲的丰富的战略资源使印度洋在诸大洋中的地位上升为世界资源政治的中心，这一特殊的因素又使拥有丰富的海陆要道的印度洋随之升级为大国必须控制的世界海权的中心。也就是说控制了印度洋，也就控制了世界的主要资源，控制了世界主要资源，也就控制了世界政治。但是，控制印度洋也就意味着要控制印度。司马迁说：“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19]地缘和资源这双重诱惑招致近代以来几乎所有的强国都将目光锁定在印度洋，并为控制印度洋进行决战。俄国彼得大帝就是从资源的角度看待印度洋的战略意义的，1725年彼得一世临终前在遗嘱中告诫后人：“尽可能迫近君士坦丁和印度，谁统治那里，谁就将是世界真正的主宰。因此，不仅在土耳其，而且在波斯都要挑起连续的战争。在黑海边上建立船坞，在黑海边和波罗的海沿岸攫取小块土地，这对实现我们的计划是加倍必要的。在波斯衰败之际，突进到波斯湾，如有可能应重振古代与黎凡特(今中东和巴尔干南部)的贸易，推进到印度，它是世界的仓库。达到这一点，我们就不再需要英格兰的黄金了。”[20]

　　1498年5月，葡萄牙航海家瓦斯科·达·伽马率船队绕过好望角到达印度西海岸。此后葡萄牙、荷兰、法国商人接踵而至，并在印度沿岸建立据点。公元1600年，英国东印度公司成立并在英女王的支持下参与大国在印度洋的角逐。葡萄牙人于17世纪初叶，荷兰人于18世纪后半叶，相继放弃印度大陆。英国人便与欧洲大陆的最强对手法国在印度洋展开决战。英国人于1746-1761年间向法国在印基地开战，进行了三次战争，法国战败。拿破仑为了挽回法国在印度洋的利益，向英国宣战。1798年拿破仑在打败第一次反法联盟后，他向督政府建议在准备渡海对英作战的同时，出兵埃及，进而占领印度，掐断英国所依赖的从地中海到印度洋的贸易线，截断其来自印度的财源。他认为“牢固地占领(埃及)这个国家是远征印度整个计划的基础”。[21]他说：“要在(印度)这样遥远的战场打胜仗，就必须有一个中途阵地作为进攻基地。埃及离土伦六百法里，离马拉巴尔(位于今印度果阿以南至科摩林角的海岸)一千五百法里，它正是这样一个进攻基地。法国如果能够在(埃及)这个国家里牢固站稳脚跟，那么它迟早会成为印度的主人。广大的东方贸易也会回到红海和地中海这条古道上来。这样，一方面，埃及会代替圣多明各和安的列斯群岛的地位;另一方面，它必然会成为征服印度的道路上的一个兵站。”[22]

　　拿破仑从欧洲的视角提出他的以印度洋为中心的关于世界地缘政治战略。他说：“埃及是非洲的一部分。它位于古代世界的中心，在地中海与印度洋之间，是与印度通商的天然的货物集散地”。[23]“如果亚历山大的防御工事已经完成，那这个城市就会成为欧洲最强固的要塞之一。”据此就可以“把印度和欧洲置于自己控制之下，作为自己左右两臂的依靠了。如果只靠当地的条件就能决定城市的繁荣和大小，那么，亚历山大较之罗马、君士坦丁、巴黎、伦敦和阿姆斯特丹等城市，在很大程度上更应该成为世界首都了”。“从开罗到印度和从巴荣讷(法国北部港口城市)到莫斯科是一样远的。六万大军乘五万头骆驼和一万匹马，带着五十天的干粮和六天的饮水，用四十天时间可以走到幼发拉底河，再用四个月可以走到印度海岸，出现在渴望摆脱压迫的塞克教徒、马拉提人和印度斯坦半岛各民族中间。”“在占领埃及五十年以后，文明可能通过森纳尔、埃塞俄比亚、达福尔和费赞等地传播到非洲腹地去。”[24]

　　拿破仑为打开通往印度的道路，1807年与伊朗国王签订同盟条约：伊朗同意废除英伊同盟，对英宣战，派兵进攻印度并迫使阿富汗一同进攻印度;同意法国假道伊朗进攻印度、为法国供应粮食并为法军开放波斯湾一切港口。但法国在欧洲战场的失败，导致其征服印度的计划破产。

　　“英国的海上霸业是在拿破仑战争时期全部完成的。”[25]英国利用拿破仑在欧洲大陆的征战，攻占了锡兰，接收了荷兰人在好望角的据点，从法国人手中夺回毛里求斯，并从荷兰那里获得马六甲。1824年，英国人占领新加坡，这“可说是替英国在印度洋上的霸业安下了一块基石。”[26]印度驻新中国首任大使潘尼迦评价说：“英国，维也纳条约以来印度洋上唯一强国，现在牢牢掌握了印度洋各处的战略要冲;得此海上凭借，它在印度的江山是坐稳了。从此英国就这样统治了整个印度洋。”[27]此后的印度洋，潘尼迦认为 “这就比别处更像是英国的一个内湖了。偌大的印度洋面，其他欧洲国家一点好处也沾不上手，就是在海洋附近的地方，亦复如此。”[28]

　　拿破仑在圣赫勒拿岛流放期间，看到英国利用欧洲战争在印度洋的收获，对当年放弃征服埃及追悔莫及。他认为他应该留在东方，征服阿拉伯、印度，成为东方皇帝而不是西方的皇帝。他说：“如果我占领了阿克尔，我就可以进攻印度。谁统治埃及，谁就能够统治印度。”关于英国人在印度的统治，他说，如果他带着一小队人到印度去，就能把英国人赶跑。[29]

　　但是，根据葡萄牙人和荷兰人退出印度洋的经验，英国人明白，如果没有对印度次大陆的全面占领，英国已拥有的对印度洋的制海权是得不到持久巩固的。拿破仑战争后，英国清除所有印度洋上的对手之后，便将目光瞄向整个印度次大陆。1757年，英国人发动普拉西战役，印度战败，英国占领孟加拉。1857年英国镇压了印度民族大起义并由此形成对印度的绝对统治。1858年英国取消东印度公司，改由英女王直接掌控对印度的统治。

　　潘尼迦认为：“自从1805年法国舰队在特腊法耳加被歼之后，在整个19世纪，英国是世界上唯一拥有制海权的国家，这是英国当之无愧称得起威镇四海的世纪。”[30]如果不算1757年普拉西战役后英国在印度洋上形成相对优势的时间，我们仅从拿破仑失败后的1815年的维也纳会议算起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1945年英国开始退出世界霸坛，英国对印度洋的绝对制海权的时间大约有一个半世纪之久，此间英国对印度洋的绝对制海权成了英国世界海权从而世界霸权的关键支柱，它是如此坚固不可撼动以至英国在这一百多年间能够相继挫败俄国人、德国人，乃至日本人向印度洋发起的全面进攻。而这样的“战绩”，即使美国人至今也是难以企及。

　　英国是先在德意法西斯合击，后又在美苏合谋下才被逐出印度洋的。1956年苏伊士运河危机，是英国最终告别印度洋的回光返照。[31]

　　英帝国的衰落与其失去在印度洋的制海权是同步发生的。近代史表明，只有一流国家才能获得对印度洋的制海权，而只有最终占领印度的国家才能获得对印度洋的绝对制海权。比较此前葡萄牙、西班牙、法国等及后来的美国等霸权国家而言，可以说英国是控制印度洋时间最长的帝国，有百年之久，其巅峰时期，印度洋俨然成为“英国的内湖”。尼克松看得明白，他说：“谁在波斯湾和中东控制着什么的问题，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是谁在世界上控制着什么这一问题的关键。”

　　英国早就看到这一情况到来了。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他们试图使美国相信，波斯湾问题“不仅具有经济意义，而且还具有高度的战略和政治意义。”英国人比美国人更易遭受攻击，因此，他们需要更清楚地认识这些问题，但他们也更有经验，在波斯湾尤其是如此，因此，他们能更加清楚地认识这些问题。

　　虽然世界上大部分地区一直到1973年发生阿拉伯石油禁运之后才知道波斯湾有一些小小的酋长国，但是英国的统治者们150年来一直在注意它们的事务的最微小的细节。英国最初在19世纪初进入了海湾，以阻止海盗破坏他们的贸易。从那时起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初期，英国军事力量维持了秩序，提供了保护，并解决了分布在海湾沿岸各个酋长国里的争端。

　　在整个海湾和阿拉伯半岛周围，英国一直居于至高无上的地位。在亚丁、阿曼、卡塔尔、巴林、科威特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这些通常叫做“海盗海岸”的酋长国里，英国是酋长们和世界其余地区之间的纽带。他们用机智、彻底和强硬手腕来执行他们的任务。1934年，在一场保卫他们的亚丁港的运动中，英国人利用奉承、贿赂和周密策划的显示武力的作法，同现在叫作南也门的内陆的各位统治者缔结了不下1400项“和平条约”。正是在英国的保护伞下，巨大的跨国公司在它们寻找石油的努力中开始在这个地区进行勘探。

　　英国不仅控制了海湾，而且还控制了从印度洋各个地区来到海湾的通道。印度洋各个地区包括新加坡、马来亚、缅甸、印度、锡兰、亚丁、苏伊士、肯尼亚、南非、澳大利亚、迪戈加西亚和印度洋的其他岛屿，这些地方在以前某个时候全是英国属地。波斯湾和波斯湾外面的印度洋都是“英国的内湖”。

　　英国把它在波斯湾的势力一直保持到1971年。但是，英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分阶段地摆脱了它在“苏伊士以东”所负的责任，从而造成了一系列力量真空，这些真空由苏联人煽动的反英民族主义者填补了。[32]

　　之所以英国能做到这一点，是因为英国对印度的百年占领;换言之，正是英国对印度的百年占领，才得以拥有其在印度洋上建立绝对制海权所需要的巨量物质资源;同理，不能，尤其是不能在印度洋内就地获得这巨量的物质资源支持，也是今天美国这样的海洋强国不能形成对印度洋“英国式”即绝对控制的原因。

　　大英帝国的衰落使印度失去了大国的庇护，而国家独立又迫使印度必须独立地承担起印度国防的重担。尼赫鲁在接任之前曾冷静地思考着印度的命运，他从冷酷的历史经验中告诫他的人民：“印度以它现在所处的地位，是不能在世界上扮演二等角色的。要么做一个有声有色的大国，要么就销声匿迹。”

　　尼赫鲁将印度的未来命运与印度洋的战略地位联系在一起思考，有其特殊的理论视角和理论依据。

　　尼赫鲁在英国读书时受到当时流行于英国的经典地缘政治学说的熏陶。尼赫鲁出生于1889年，1905-1912年在英国留学。其间，哈·麦金德的地缘政治政治学说在英国流行。1887年麦金德在英国皇家地理学会上宣读《地理学的范围和方法》，1904年再宣读《历史的地理枢纽》，这两篇论文被认为是“英国地理学的一篇经典文献”。 [33]英国牛津大学还为麦金德专设为期五年、薪水300英镑的讲师席位并于1899年设立地理系，聘麦金德担任系主任。可见麦金德提出的地缘政治学说的影响之大。尼赫鲁到英国读中学的时间是麦金德发表《历史地理的枢纽》论文的第二年，这篇论文发表后爆发了日俄战争，这更加强了麦金德地缘政治学说对英国，乃至对世界的冲击力。麦金德学说与以往地理学的最大区别在于他从世界政治和世界体系的视角观察地理现象，从联系为一体的世界地理视角解释世界政治现象，并由此将地理学发展为融于世界体系中的地缘政治学。尼赫鲁对麦金德的“枢纽地区”学说及其“枢纽国家”的概念想必不会陌生。麦金德在《历史的地理枢纽》这样总结他的理论：“当我们考虑对这个广阔的历史潮流所作的迅速回顾时，不是觉得明显地存在着某种地理关系的持续性吗?欧亚大陆上那一片广大的、船舶不能到达、但在古代却任凭骑马牧民纵横驰骋，而今天又即将布满铁路的地区，不是世界政治的一个枢纽区域吗?那里从古到今，一直拥有适合一种具有深远影响而又局限性质的军事和经济力量的机动性的各种条件。现在俄国取代了蒙古帝国。它对芬兰、斯堪的纳维亚、波兰、土耳其、波斯、印度和中国的压力取代了草原人的向外出击。在全世界，它占领了原由德国掌握的在欧洲的中心战略地位。除掉北方以外，它能向各方面出击，也能受到来自各方的攻击。它的现代铁路机动性的充分发展，只是一个时间问题而已。”

　　枢纽以外地区，在一个巨大的内新月形地区中，有德国、奥地利、土耳其、印度和中国;在外新月形地区中，有英国、南非、澳大利亚、美国、加拿大和日本。在当前的力量对比的状况下，枢纽国家俄国与周围的国家不对等，有一个让法国来充当平衡物的位置。

　　枢纽国家向欧亚大陆边缘地区的扩张，使力量对比转过来对它有利，这将使它能够利用巨大的大陆资源来建立舰队，那时这个世界帝国也就在望了。如果德国与俄国结盟，这种情况就可能发生。因此，这样一种事态的威胁，必将推动法国与海上强国联盟，于是法国、意大利、埃及、印度和朝鲜就会成为这么多桥头堡，外部的海军可以从这些桥头堡支持陆上部队来迫使枢纽联盟也部署陆上部队，从而阻止他们集中全力去建立舰队。同这一情况相比，以前威灵顿在伊比利亚半岛战争中，利用托雷维德拉斯的海军基地所取得的成就，就是小规模的了。难道这不能够最终证明印度在大英帝国体系中的战略作用吗?[34]

　　与意大利、埃及、朝鲜，甚至中国等国比较，印度(当时印度和巴基斯坦尚未分裂)及南亚次大陆是海洋国家抵抗枢纽国家向海洋扩张的最近和最大的“桥头堡”，因而不仅是大陆“枢纽国家”而且也是海洋强国必须争夺的地区。对此，与麦金德同时代的海权理论创始人艾尔弗雷德•塞耶•马汉也从海权的角度得出与麦金德同样的结论，但比麦金德分析的更为细致。他在1900年写的《亚洲的问题》一文中说：朝地图瞥一眼，我们马上就会注意到这么一个再显眼不过的事实：庞大的、浑然一体的俄罗斯帝国的领土从小亚细亚的顶部毫不间断地向东延伸并横亘日本的上端。在这样大的，没有任何政治障碍能阻止俄国集中它可调用的力量。在俄国境内，只有距离本身以及自然环境带来的阻碍可以限制力量运动的自由与充分程度。因此俄国拥有处于中心位置这个权力因素，另外俄国领土还象楔子一样伸进了中亚，而且在一翼受到了高加索山脉及俄国控制下的内陆里海的保护，另一翼则因从阿富汗向东北延伸至中国西部的山峦而得以加强，至今俄国还没有碰到什么来自中亚东翼的可怕危险。

　　俄国至今的领土推进是在一代人的时间内完成的。它在中亚的楔入点是在波斯与阿富汗之间，对此应想到，通过波斯更远地挺进至波斯湾对俄国来说具有诱人的便利条件。同样的活动也可在大陆的另一端进行，俄国在跨过满洲直抵旅顺港方面已取得较大进展。于是，在东西两端，俄国都表现出了无怨无悔热情，它的表现不是时有时无，而是轻松自如的。出于自然法则与种族本能，俄国正努力在地理上倚托东西两翼向南推进，而前进的中心地带就是阿富汗山地及多沙漠的东突厥斯坦与蒙古地区，即使有心，也不可能对上述地区之内的俄国行为及其在不同地段间的相互呼应进行干涉。就自然与政治境况而言，上述地带的漫长并非俄国的弱点，因为它的扩张中心并不能被击碎。如果确实要施加限制，也只能针对上述地带的侧翼或由此向内进行。[35]印度由于距离和地形最适合于被用来对中亚发挥影响或对俄国扩张线的前沿采取行动。印度的陆上边境受阿富汗的山脉及喜马拉雅山的保护，其后翼也是无懈可击的，只要英国海军依然优势在握。这样印度实际上是一个前进基地，它可成为开往埃及或中国的远征军的初始或最终的出发地;作为开往其他任何方向上的更近地点更是不在话下。本质上，印度对英国并不仅仅是一个基地的价值，它相对于中国与埃及的中心位置也适用于澳大利亚和好望角，这样，对于其他殖民地对英帝国联邦的支持，印度起着协助集中的作用。就印度与其他亚洲问题的相关性而言，它也不是毫无保障。获得缅甸使印度得以将边界向东推延，从而避开喜马拉雅山脉，打开了向长江上游地区及中国西部省份施以政治和商业影响的通道。在海上，这边的海峡殖民地和香港以及那边的亚丁和埃及象陆上据点一样发挥着巨大作用，有力支持了英国在东西两个方向上的海上经营。在广泛的意义上，这种经营是针对于亚洲分割地带，或者说是南北力量的争锋地带的侧翼。[36]

　　马汉从海权的角度认为，印度是俄国必然觊觎的战略目标。他说：若俄国的地缘状况和要实现的目标的确如前所说，它的利益所在用一句话表达，就是寻求尽可能宽阔、开放的通向海洋的出口：东部的目标就是中国海岸;在西部则有两个方向，一是经波斯抵及波斯湾，另一是经黑海或小亚细亚涉足地中海。从来自俄国政府的信息：最近的历史以及俄国推进地带的天然状况——没有什么自然的障碍或民众的反抗能阻遏俄国——来看，上述计划是顺理成章的。而且，除了这些计划，不少人猜测俄国对印度有野心。如果这是真的，那它就是从中间地带而不是两翼发起推进了。研究一下地图就可知道俄国在波斯湾的进展不仅会使它靠近海湾，也可能使它跨越阿富汗的山脉，如果暂不考虑阿富汗的艰辛环境和居民强悍性格所造成的困难。这样，俄国就能在阿富汗及其与北部地区的交通方面获取良好的区位，而从便于进行针对印度的行动。[37]

　　马汉认为印度实际上是英国遏制俄国南下印度洋的“一个前进基地”，这话反过来说印度也是俄国南下印度洋必须控制的最关键的基地。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苏联崛起，美国N.J.斯派克曼教授推进了马汉的学说，提出陆缘地带(亦称“边缘地带”)理论。1944年出版的《和平地理学》。斯皮克曼认为麦金德过分夸大了欧亚大陆心脏地带的作用，实际上包围着心脏地带的外缘大陆地带如中国、印度、巴尔干、法国等拥有大量的人口、丰富的矿产资源和农业资源，而欧亚大陆的心脏地带(苏联)自然环境比较严酷，人口稀少，所以他认为主宰世界的关键地区不在心脏地带。他称这个内新月形地带为陆缘地带，认为陆权国家无法垄断欧亚大陆腹地，而陆缘地带国家如果联合起来,则可通过天然通道进入心脏地带。斯皮克曼将麦金德提出那句战略名言改为：谁支配着边缘地带，谁就能统治欧亚大陆;谁统治欧亚大陆，谁就能控制世界。[38]

　　斯派克曼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德国和日本的军事推进是想统一陆缘地带的尝试。斯派克曼的陆缘理论反映了德国失败和苏联强大的事实，并为了适应美国凯南提出的“遏制”理论及战后美国夺取世界霸权政策提供的理论铺垫。斯派克曼的理论比马汉的理论进一步提高了印度在世界地缘政治中的战略作用，这引起尼赫鲁的高度关注。

　　尼赫鲁就任总理后随即任命潘尼迦为印度第一任驻华大使的举动表明尼赫鲁欣赏潘尼迦对世界政治的洞察力及其对战后印度洋安全形势的判断。潘尼迦认为：“正是由于英国在印度大陆上的地位，才使英国得以享有印度洋的绝对制海权，才使它得以把势力伸张到太平洋上去的。”[39]认真研究一下印度历史上的各种力量，就可以毫不怀疑地认识到：谁控制印度洋，谁就掌握了印度。[40]

　　从近三百年的历史来看，任何强国，只要掌握住绝对制海权，又有力量打得起陆战，就可以控制印度帝国，独占其贸易，剥削其无穷资源。[41]

　　潘尼迦注意到印度独立后，印度洋并不会因英国退出后而太平，他告诫尼赫鲁：“今后，如果印度再搞纯粹大陆观点的国防政策，那是瞎了眼。以往倒也确是并不需要什么别的政策，因为当时印度洋可算是一个禁区，或者不如说是一个英国的内湖。只要有大英舰队在，印度的安全就有了保障。而今天的情形可不一样了。印度已经自由了，如果印度在印度洋上的权利不能由印度自己来维护，这个自由可说一文不值。”[42]

　　研究历史的人都很清楚，印度的安危系于印度洋。印度如果自己没有一个深谋远虑、行之有效的海洋政策，它在世界上的地位总不免是寄人篱下而软弱无力;谁控制了印度洋，印度的自由就只能听命于谁。因此，印度的前途如何，是同它会逐渐发展成为强大到何等程度的海权国，有密切联系的。[43]

　　潘尼迦在《印度与印度洋》这本著名的小册子中多次引用马汉的思想，因而他不能不对马汉的观点予以注意。马汉提醒美国政府说：“美国人仍需要接受并熟悉这样的事实，即美国已经不可改变地介入世界事务，它发表了门罗主义，接下来占领了一些岛屿——主要是菲律宾，在中国又具备了关键利益，因而美国人绝不能摆脱如利凡特或波斯湾入口的力量平衡这样的问题对于他们自身关联性。这些地区密切关系到美国的利益，至少现在是如此，因为美国要控制从大西洋海岸通往美国新获得的地区的最短路线——它经过红海，何况这条路线对英国和德国更具意义，而这两国对中国的政策相同从而有助于美国。”[44]

　　印度建国后，潘尼迦也及时提醒尼赫鲁在英国退出印度洋之后，注意美国对印度洋的图谋。二次大战结束后，美国成了至高无上的海军国。不错，它还没有能建成世界海权国必备的一系列基地、油站、船坞等，但是从它在对日战争中所表现的海军联合作战规模之大，以及从它在海军建设中强调航空母舰的重要，都说明了美国海军可以远离基地作战，实际上是爱在哪里动手，就可以在哪里动手。它在太平洋上有珍珠港和马尼拉，又占领了从前日本手里的雅浦岛和关岛，真是不可一世。而对印度洋，美国战后确也搞了不少名堂。美国在阿拉伯、中东、巴林群岛的油权，表明了它同印度洋区域的联系正在大大增长。就是对伊朗的统一，阿富汗的建设，美国也是兴趣很浓。实际上，由于美国奉行到处“遏制”共产主义的政策，所以各国沿海，凡是共产主义可能插足的地方，此刻都成了对美国安全有关的地区。战后的世界形势给印度洋带来的对立局面如此，它很可能又一次把印度变成一个主要的战略性战场。”[45]

　　尼赫鲁与潘尼迦是成长于麦金德陆权和马汉海权理论风靡及西方殖民扩张达到高峰时代的思想者，他们所受到的良好的西方教育使他们对麦金德、马汉、斯派克曼的理论，尤其是他们理论中关于印度次大陆的地缘政治意义的分析更是了然于胸，因而不可能不加重他们对印度独立后的国家安全的深深的忧虑，并作出“印度以它现在所处的地位，是不能在世界上扮演二等角色的。要么做一个有声有色的大国，要么就销声匿迹”的两难判断。实际上，在这两难判断中，尼赫鲁最担忧的是后者。鉴于古典地缘政治理论都将印度列入枢纽国家和海上强国为控制印度洋必须占据的“基地”国家，又鉴于英国一百多年中对印度洋形成的绝对制海权的实践前提就是对印度的占领历史经验，尼赫鲁深知：印度如果不能将印度洋控制在自己手里，那么印度“销声匿迹”的未来恐怕就不是不可思议的。尼赫鲁说得非常肯定，他说：“中间地位不能引动我。我也不相信任何中间地位是可能的。”为此，软弱的尼赫鲁还是走了“中间路线”，他用麦金德的理论说明英美海洋国家与印度“结成联盟”的必要性。他说：“抱着征服世界迷梦的德国为恐惧被包围而感到困恼。苏联怕它的敌人的联合。英国的国策久已是以欧洲的均势为根据的，并且反对欧洲有任何具支配力量的强国。对于他人的恐惧总是有的，也就是那种恐惧才导致侵略和勾心斗角的阴谋。在这次大战后将要出现一个全新的局势，有两个支配世界的国家——美国和苏联——其余的都要远远地落后于他们，除非这些国家组成某种集团。而斯派克曼教授在他的遗言中告诉美国说就连他们都有受包围的危险。因此应该与处于大陆“边缘地”的国家结成联盟，无论如何他们不应阻止这“核心地”的国家(现在指的就是苏联)和边地国家联合在一起。”[46]

　　显然，印度就是这个“边缘地”中的重要国家。尼赫鲁，这位后来不结盟运动的发起人，在其著作中暗示英美，要想遏制苏联，就不要忘记联盟印度。请求西方“联盟”而又拒绝西方涉足南亚内部事务，这种“两难”政策是软弱的尼赫鲁的必然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