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洋与印度国家安全

　　三、“麦金德悖论”及其对印度国家安全的影响

　　但是，尼赫鲁作出这样的判断迄今已有半个多世纪了，其间，印度既没有成为一个“有声有色的大国”，也没有“销声匿迹”;当然，更没有象潘尼迦估计的为某一大国所控制。这是为什么呢?

　　这是因为英国在被迫退出印度时对印度洋周边国家的均势重新作了完全不同于19世纪的安排。英国人根据自己控制印度洋的成功经验，知道未来的美国，如果不能占领印度，就不能拥有对印度洋的绝对制海权。为此，英国在离开南亚时给印度留下一个庞大版图以此使印度的国力底线足以抵御其他海上强国——比如美国——直接占领，同时又留给印度一个破碎的社会结构以使印度的国力增长极限不足以达到对印度洋的绝对控制。

　　要理解这一点，我们需要了解印度被英国占领前后的历史状况。

　　英国人占领印度之前，南亚次大陆大部分时间里都处于割据战乱状态。公元8世纪，阿拉伯人开始入侵印度，引进了伊斯兰文化。11世纪开始，突厥人开始入侵北印，建立了德里苏丹国，后势力逐渐衰微，印度逐渐又进入了分裂的时代。德里苏丹国瓦解后，同样是来自中亚的突厥人在16世纪初建立了莫卧儿帝国，其统一版图几乎达到整个印度半岛，成为当时世界强国之一。

　　18世纪起莫卧儿帝国开始衰落。从1707年到1757年五十年间，共传十个皇帝，政令所及只有德里、阿格拉、克什米尔、信德、白沙瓦和喀布尔等北方地区。18世纪前半叶，印度又相继遭到来自北方伊朗、阿富汗封建主的入侵，后者于50年代征服旁遮普和克什米尔，并屡次进占德里。1761年印度马拉特军终为阿富汗击败，此后，印度就处于分裂局面。帝国中南部各省如敖德、孟加拉和海德拉巴的总督已成独立君主。位于印度半岛中部地区的马拉特拉人国家依然强大。马拉特封建主逐渐扩张，建立那格浦尔、瓜辽尔、因陀尔和巴罗达等国，以浦那为首结成联盟。

　　英国人来到印度的时候，印度已处分崩离析的前夜。这为英国全面占领印度提供了难得的历史契机。1757年莫卧儿帝国和英国的东印度公司之间爆发了普拉西战役，印度因战败而逐步沦为英国的殖民地。1849年，英国东印度公司成功掌握了印度全境的统治权，只有少数地区由葡萄牙及法国统治。1857年，印度全境爆发了著名的印度民族大起义，反抗英国殖民者，遭英国人的残酷镇压。此后印度统治权由英国东印度公司转为由英国女王直接统治，成立印度政府，并结束了名义上还存在的莫卧儿帝国。1877年，英国的维多利亚女王加冕为印度帝国的皇帝。1911年，印度帝国的首都也由加尔各答迁往德里。英国人完全实现了对印度的占领，并由此掌握了对印度洋长达一个多世纪的绝对制海权。

　　为了巩固其在印度的统治从而达到长期控制印度洋的目的，英国占领印度后在为英国利益保留印度大版图的同时，也尽可能地从地理结构、民族心理结构和社会结构上粉碎印度民族的凝聚力和统一性。

　　自1939年始，英国将其直接统治下的印度(称英属印度)分为13个省，其中包括缅甸。而印度王公统治的土邦却被分为约600多个——这几乎是黎塞留肢解德国以保障法国在欧洲大陆主导地位的手法的再版。据尼赫鲁在《印度的发现》一书中提供的材料介绍，“其中有15个可以认为是主要的土邦。最大的是海得拉巴、克什米尔、迈索尔、特拉凡哥尔、巴罗达、瓜略尔、印多尔、柯钦、斋浦尔、佐德浦尔、比加尼尔、波保尔与巴的亚拉。跟着就是许多中等土邦，最后是几百个很小的地区，有些在地图上并不比针尖大。这些小土邦的大多数是在加提雅瓦尔、西部印度与旁遮普”， [47]这种土邦在英国严密监督下存在着，占整个印度面积的2/5。英王统治下的印度虽然是一个由英国统治的庞大殖民地帝国，可是，印度其实是分为英属印度和土邦印度两部分，造成了奇特的国中之国的现象。

　　印度版图外观完整而内部破碎保证了英国统治地位的稳固。而这种内部破碎又是英国人统治印度的前提，这正如英国人统治印度是控制印度洋的前提一样。尼赫鲁写道：“这些土邦不惟在面积上大小悬殊，大的等于法国，小的几乎等于普通一个农人的所有地，而且在其他各方面上也是不相同的。”[48]

　　这些土邦是怎样产生的呢?有些是很新的，是被英国人制造出来的;另外有些是莫卧儿皇帝的疆臣，得到英国人的准许继续为封建领袖;还有一些，其中特别是马拉塔族的酋长，他们是为英国军队所战败然后被封为藩臣的。差不多所有这些土邦的起源都可以追溯到英国统治的初期;它们没有更古的历史了。[49]

　　这些土邦并不是密集在一块儿的，它们散布于全印度，就像岛屿一样被非土邦的地区包围着。他们中的极大多数甚至于连一种半独立的经济都不能完全维持;就连最大的土邦因为它们的地理位置的影响，若是得不到包围着的地区的充分合作，要想维持半独立的经济也是几乎没有希望的。如果一个土邦与非土邦的印度发生任何经济上的冲突，用关税壁垒和其他经济制裁方法就能够很容易地使前者屈服。很显然地，在政治经济上甚至连其中最大的土邦也不能分开作为独立的实体来看待的。在这种情形下，它们将不能幸存，并且连印度的其余部分也要大蒙其害。它们将成为满布印度全国的敌对着的被包围的地区;如果它们依靠某些外力来保护的话，这外力本身就将成为对于一个自由印度的不断而严重的威胁。的确，要不是整个印度，连土邦也包括在内，在政治和经济上都在一个保护着这些土邦的有统治权的强国控制之下的话，这些土邦是不会苟延到今天的。[50]

　　英国占领印度方式的目的是为了英国实现和加强对印度洋及其北岸地区的直接控制，为此，英国既要统一并扩大印度版图，同时也不能因此强化印度的民族力量。在这个目标下，英国在印度用暴力打击和经济残暴掠夺的方式弱化了地方封建主的势力，并由此将印度半岛那多如牛毛的地方政治统一于英王麾下。为了长期占领印度的战略需要，英国同时又利用克伦威尔占领爱尔兰以及英国对付欧洲大陆国家的双重经验，大量保留印度土邦并在此基础上培养出具有封建买办特征的新的地主阶级。这大大弱化了印度的民族凝聚力。尼赫鲁在其著作中每每及此，其声讨都是滔滔不绝且痛心疾首。关于印度土邦对印度未来的危害，尼赫鲁揭露道：“这样构成的土邦甚至在19世纪也是违反时代的东西。在现代情况之下，人们不能想像印度被割裂成为几十个分别独立的个体。不仅会发生无穷无尽的冲突，而且一切有计划的经济上和文化上的进步都会成为不可能了。我们必须记住，当19世纪初期这些土邦刚刚形成并与东印度公司缔结条约的时候，欧洲正分为无数的小的公国。从那时起，许多次战争和革命改变了欧洲的面貌，而且今天还在改变之中;但是印度的面貌却因强加于它身上的外部压力而被固定下来和硬化了，并且不容许有所改变。”[51]

　　对印度社会更具破坏性的是，在土邦之外，英国还培养了一个效忠于英王的封建买办性质的地主阶级，这更加深了印度人间的隔阂，只有制造和加深印度民族内部的隔阂，才能阻止印度民族民主革命。尼赫鲁写道：“还有一种更直接的打击，那就是地主制度的采用，因而改变了土地所有权的整个概念;这个概念认为土地公社所共有，并不大在乎土地本身的共有，而在乎土地上产品的共有。本身代表着英国地主阶级的英国统治者们可能未曾充分理解这一点，而更可能的是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而有意在印度采用了某些与英国相仿佛的制度。最初他们指派包税的农民在短期内负责将所包收的田赋和税款呈缴政府。后来这些包税的农民就发展成为地主。农村公社对于土地和产品的一切控制权都被剥夺了;过去始终被认为是公社的主要利益和所关怀的东西，现在却变成新造成的地主的私产了。这就导致公社共同生活和集体性质的破灭，劳务上和职业上的合作制度就开始逐步地消灭了。”[52]

　　这一类型的土地所有制之采用不仅仅是重大的经济改变，而且还有更深刻的影响，它打击了整个印度人对于合作性的集体社会组织的概念。一个新的阶级——地主出现了;这阶级乃是英国政府所一手造成的，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它是与英国政府一致的。

　　英国人根据自己的模样制造出大地主来，主要是因为对付少数个人要比对人数庞大的农民更容易得多。目标就在于征收田赋的形式来聚集大量的金钱，愈多愈好，愈快愈好。如果一个地主未能如期缴纳出赋税，他立刻就被赶走，而由另一个人取而代之。他们并且认为制造出一个与英国人利害一致的阶级是必要的。在印度的英国官吏满怀着对于起义的恐怖，在他们的文件中曾屡次提到这一点。总督威廉·本丁克勋爵在1829年说道：“如果对于防止大规模的人民骚动或革命还缺乏保障的话，那末我应该说，那永久佃租制虽然在许多其他方面是失败了，但至少还有一种巨大的好处，因为，它已经制造了一个庞大的富有的地主集团——他们都是深切地关心着英国统治的持续，以便于他们对人民大众的彻底控制。”[53]

　　这些数量庞大且受到英国人保护的土邦和地主阶级，对印度未来造成最致命的后果是拖住印度的工业化后腿。尼赫鲁对此尤为愤怒并以相当的篇幅作了深刻的揭露：东印度公司初期的主要业务——也正是该公司创办的目的——就是将印度的制成品、纺织品等和香料以及类似的货物从东方运到欧洲，那里对这些货品是有广大需要的。随英国工业技术的发展，一种新的工业资产阶级兴起了，要求着改变这政策。英国市场要对印度产品关门，而印度市场却要对英国制造品开放。受这新兴阶级所影响的英国议会开始对印度和东印度公司的工作感到更大的兴趣。首先是用立法程序排斥印度货物，不许输入英国，由于该公司垄断了印度的出口贸易，这种排斥也影响了其他的外国市场。跟着就用各种措施和征收内地税的办法来企图有力地限制和摧毁印度的工业，甚至妨碍了印度货物在国内的流通。然而同时英国货物却可以自由进口。印度的纺织工业崩溃了，影响了大量的织工和手工业者。在孟加拉和比哈尔，这过程是迅速的;在其他地方则随着英国统治和铁路建筑的扩张也逐渐展开起来了。在整个19世纪中这过程继续演进着，也摧毁了其他旧有的工业，如造船业、五金业、玻璃业、造纸业以及多种手工业。

　　当较陈旧的制造工业与新的工业技术相冲突的时候，在某种程度上，这情况是无可避免的。但政治与经济的压力使其加速起来，而且连把新技术应用到印度的尝试也不曾有过。的确，人们用尽各种企图就是要防止把新技术用于印度。这一来，印度的经济发展就受到阻挠，新工业的成长也被制止了。新机器不能够输入到印度来。在印度造成了一种真空现象，只能用英国货物来填充。它造成失业和贫穷的迅速增加。现代殖民经济的标准类型被建立起来了，印度成为工业英国的农业殖民地，输出原料，为英国的工业品提供市场。[54]

　　尼赫鲁认为从农业向工业经济转型是世界经济发展的普遍规律，但印度的这种正常转型道路却为英国人中断了，不仅如此，西方国家在这次转型中的代价却是由东方国家为其买单的。尼赫鲁继续写道：“印度越来越成为一个农业国了。在过去的世纪中，在每一个进步的国家中，都有一种人口从农业转移到工业、从农村转移到城市的现象;由于英国政策的结果，在印度这过程适得其反。数字是具有启发性和深长意义的。在19世纪的中叶据说有55%的人口依农业为生;近年来这比例被估为74%。这是战前的数字。虽然在大战期间，工业上雇用的人比较多，而在1941年的人口调查中，由于人口增加的关系，依农业为生的那些人数实际上又升高了。主要以牺牲小城市为代价而造成的少数大城市的成长很容易将肤浅的观察家引入迷途，而给他一种对于印度情况的错误观念。”[55]

　　这就是印度人民可惊的贫穷的真正而基本的原因，而那是发源于比较近代的事情。造成这现象的其他助因的本身也是这贫穷、长年饥荒和营养不良所产生的后果——例如疾病和文盲。人口过多是不幸的，如有必要必须采取抑制措施;可是与许多工业化国家的人口密度比较起来，印度仍居有利地位。只有在农业占优势的社会里它才算过高;而在适当的经济制度之下，全部居民都能够从事生产，并应当能够增加国家财富的。事实上，人口密度较大的只有在类似孟加拉和恒河流域的特别地区才是如此;而若干广阔的地区却仍然人烟稀少。值得记住的是大不列颠的人口密度比较印度高出两倍以上。

　　工业上的危机很迅速地就蔓延到乡村，变成永久性的农业危机。地权愈分愈小，田地分裂演变到了荒谬的程度。农业负债的重担日增，土地所有权往往转让到放债人手中。无田的贫农人数成百万地增加起来了。印度在工业资产阶级政权控制之下，而它的经济大部分却是资本主义前期的经济，还要减去资本主义前期经济的许多产生财富的因素。它变成了近代工业资本主义的消极代理人了，遭受着它的一切祸害，而几乎没有得到它的任何好处。

　　由一种前工业经济向工业资本主义经济的转变，是与巨大的困难相联系的，并且给人民大众带来了重大的灾难。在早年时节尤其是如此，当时没有为这样的转变或者减少它的有害的后果努力想过办法，而一切事情都留给个人自动处理。在这转变时期中，英国也有这样的困难，不过就整个说来，困难并不大，因为这转变很迅速，并且所造成的失业者不久也就为新兴的工业所吸收了。但这并不意味着人类所受灾难的代价是未偿付的。它的确已经偿付过，而且是全部由别人偿付的，尤其是由印度人用饥饿死亡和大批失业来偿付过的。可以说，西欧转变到工业主义的大部分代价，都是由经济被欧洲列强所统治着的印度、中国和其他殖民地国家所代付了的。[56]

　　尼赫鲁进而得出结论认为，英国人有计划地削弱印度工业化水平是出于一种战略考虑：显然印度一直都拥有着发展工业所需要的丰富资源——管理和技术才能、熟练工人，甚至还有一些资金，尽管这资金继续不断的从印度外流出去。历史家蒙哥麦利·马丁(Montgomery Martin)在1840年向英国议会的一个调查委员会作证时说道：“印度是一个农业国，同样也是个工业国，要想将它降为农业国就是想降低它的文明水平。”那正是在印度的英国人所不断坚持着想要做的事情，他们成功的尺度就是在于他们在这里掌握独裁统治达一世纪半之后的现在印度的情况。自从印度提出发展近代工业要求之后——我想这要求至少有一百年之久——英国人告诉我们说印度是一个特别适宜于农业的国家，谨守农业是对它有利的。工业发展可能会破坏平衡而有害于它的主要业务——农业。英国的工业家和经济学家对于印度农民所表示的关怀确实令人满意。鉴于这种情形以及在印度的英国政府所慷慨给与印度农业的亲切照料，人们只能够得出一种结论，那就是有些万能而恶毒的命运之神、有些超自然的力量阻碍了他们的善意和措施，而使得印度农民成为地球上最贫苦最可怜的人物之一。

　　任何人今天要在印度来反对工业发展是困难的;但是甚至到了今天，当任何广泛的和远大的计划被提出来的时候，我们的英国朋友就不断地提出劝告和警告说，一定不要忽视农业，并且它必须占第一位。好像稍微有一点点知识的印度人都会不顾或忽视农业，或者忘记农民似的!印度的农民比较任何其他的人更代表着印度，而印度的进步改良要依农民的进步改良为转移。但是我们农业上的危机虽然严重，它是与工业上的危机互相联系着，而且是从工业危机引起来的。两者不能够分开来单独处理，主要的是应该改正两者之间的不平衡。[57]

　　英国人对印度的摧毁最终表现在对印度人的自觉精神和自主意识的摧毁。英国人在印度有意扶持甘地告别革命即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意识和文化。英国在印度一批一批地杀人的同时却刻意扶持国大党中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的纲领，不仅如此，英国人还将其塑造为印度精神的“圣雄”。甘地的主张——与中国清末武训的主张一样——对英国用暴力维持的殖民统治，不要进行暴力抵抗。英国人在印度推广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意识，再结合它的传统文化的上述特点，将印度人的革命意识彻底抹杀了，使印度文化成了告别革命的文化。甘地学说使被压迫者失去了对压迫者的反抗意识，对入侵者失去了民族自立的意识，使印度人最终失掉了民族独立的灵魂，而失去了独立的灵魂，印度也就失去了一切。所以马克思说“印度人失掉了他们的旧世界而没有获得一个新世界，这就使他们现在所遭受的灾难具有一种特殊的悲惨色彩”;[58] 马克思还说“英国人在印度进行统治的历史，除破坏以外恐怕就没有别的什么内容了。”[59]尼赫鲁似乎也看出了甘地学说中的问题，他婉转地对其进行了批评，他写道：战争的濒近印度，使得甘地大为不安。他的政策和非暴力的纲领与这个新发展不大容易配合得上。很明显，面临着一支侵略军队或是在双方的敌对军队之间，和平抵抗都是不可能实行的。采取消极的办法或是接受侵略也同样是不可能的。[60]

　　尼赫鲁回忆：“甘地本人的同僚以及国民大会党的一般人士都拒绝把非暴力应用在这样的场合或用来代替对侵略的武装抵抗，最后他(甘地)对于他们有权去那样做的这一点终于同意了。但他仍然感到烦恼，因为就他自己而论，作为是个人，他是不能够参加任何暴力行动的。但他远比一个普通的人重要得多;不管他在民族主义运动中有没有任何正式的职位，他总占有着一种突出而有支配性的地位，他的言论对于大多数人民是有力量的。”[61]正因此，尼赫鲁试图对甘地学说的失误，尤其是甘地的“非暴力”学说以抽象肯定、具体否定的方式予以纠正，他写道：“甘地在各方面的影响深入了印度并且留下了它的痕迹。然而他之成为印度领袖当中的第一流和最突出的人物并非由于他的非暴力和经济的理论。在极大多数的印度人眼中，他是决心要获得印度自由的、战斗性的民族主义的、拒绝屈服于傲慢的强权的和永不赞同牵连到民族耻辱的任何事情的那个象征。虽然在印度的很多人在百般事情上可能和他意见不同，虽然他们可能责难他或者甚至为了某些特殊的争点而与他分离，可是在印度的自由处于存亡关头而需要采取行动和斗争的时候，他们又会成群地向他奔来，并且把他看作是他们的当然领袖。”[62]

　　这就是说，甘地并不是因为“非暴力”的学说，而是因为他的反英姿态而成为人民前进的旗帜。至于甘地这面旗帜对印度进步的作用，尼赫鲁是有保留的，他说：“甘地对印度人思想影响在现今时代已经是意味深远的;它将在时间和形式上持久到如何程度，那只有到将来才能证明。”[63]事实上，尼赫鲁对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的学说是持谨慎批判态度的，按尼赫鲁的话说，“印度以它现在所处的地位，是不能在世界上扮演二等角色的。要么做一个有声有色的大国，要么就销声匿迹。中间地位不能引动我。我也不相信任何中间地位是可能的。”[64]尼赫鲁后半句话似乎是对甘地寻求印英和解的中间道路的否定。

　　甘地的道路似乎就是中国清末出现的“武训”式即乞求压迫者“良心发现”的方式实现救国道路在印度的翻版。中国毛泽东不能容忍《武训传》中宣扬的奴性精神，并对其进行无情批判。尼赫鲁也看出甘地学说中的奴性并对此进行了婉转批评，他号召人民：“我们必须把过去几代人中献媚和屈服于傲慢的外国政权所留下来的耻辱一扫而空。”[65]但面对甘地学说中的奴性精神，尼赫鲁则无能为力。尼赫鲁从英国人手中接受的只是只能以英人的意志行事的“总理”虚位，他就任总理后既无力进行所有制变革，也无力进行文化革命，这是因为尼赫鲁组阁时手中——与毛泽东领导的中国革命不同——没有一支听命于国大党而有的只是听命于英国人的武装力量，面对英国人分裂印度的“建议”，尼赫鲁更是一筹莫展，只能说些无奈的空话，他说：“去接受一种分裂的原则，或者不如说是去接受一种不带强迫统一印度的原则，可能会使人们对于它的后果加以冷静而沉着的考虑，而这一来，就会认识到统一是对各方面都有益的。”[66]“很明显，不管印度的未来可能怎样，纵然正式分裂，印度的各个部分还是不得不在许许多多方面彼此合作。就连那些独立国家也需要彼此合作，印度各省和因分裂而产生出来的那些地区尤其更须如此，因为它们彼此之间有着亲密的联系而必须团结一致，否则就会衰败、崩解和丧失自己。”[67]“统一总比分裂好，但是一种强迫的统一是一椿虚伪而危险的事情，充满了爆发的可能性。统一必须是思想和情感上的统一，有同属于一家，共御外侮的精神。”[68]

　　“统一而又不带强迫”，这是一种理论正确而在实践上极难实现的事。尼赫鲁也不是不明白这样的道理，他这样说只表明他面对国家分裂而又无力回天时的百般无奈。他很清楚：“如果印度被分裂为两个或更多的部分，那时想将那些主要的印度土邦并入印度就更加困难了，因为只有在分裂的情况下那些土邦才可以找出种种更多的理由来置身事外，并坚持它们的独裁政权不放，否则那些理由是找出不来的。”[69]

　　再比较同期的中国。1949年李宗仁要与中共划江而治，如果没有共产党“百万雄师过大江”，其后果，用后来李宗仁回忆录中的话说就是“中国就会陷入象今天的朝鲜、德国、老挝和越南同样悲惨的局面了。”[70]但是中国与同期的印度不同，在中国有一支听命于中国共产党的强大的人民军队，而尼赫鲁国大党上台前还在搞“非暴力不合作”，不要说军队，就是必要的财力也不足。所以毛泽东说的“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实在是经验之谈。毛泽东根据中国革命的经验说：“对于这个问题，切不可只发空论。”[71]“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 尼赫鲁手中既没有这种物质力量，又没有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的时间，他只有眼看着印度和巴基斯坦在1947年分裂为两国，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却在与国际国内试图分裂中国的势力进行着顽强的斗争并于两年后实现中国统一。

　　就这样，英国人实现了在撤离南亚次大陆之前为紧箍印度发展制定了方案，这就是：印度发展的上线是永远不能让印度形成独控印度洋的能力。为此，英国人从根基上摧毁了印度的民族工业及其自主创新的能力;此外，英国还为印度保留了封建主义、殖民主义和资本主义时代的产权所有制，以及已经碎化了的意识形态，这从精神上破坏了印度的民族凝聚力，并使之在今后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如无一场大换血式的革命——则无力恢复这种能力。对此，罗斯福和斯大林都看得明白，1943年在德黑兰会议上罗斯福对斯大林说：“议会制政体对印度是不适合的，最好的解决办法是在印度创立某种类似苏维埃的制度，从下面开始，而不是从上面开始，也许这个就是苏维埃制度。”此话一语双关，一方面罗斯福暗示斯大林，印度是苏联的势力范围;另一方面是说印度要建立自主创新制度没有革命是不行的。斯大林接过罗斯福的话说：“这意味着走革命道路。”[72]德黑兰会议上，在讨论打败希特勒后如何处置德国方案时，罗斯福与斯大林都认为：防止德国东山再起的关键是毁灭德国的重工业生产能力;只要没有重工业生产，德国就永远没有发动战争的力量。罗斯福还说要把德国变成牧羊场。牧羊场国家就是只提供原材料而无工业技术原创力的依附性国家，就是工业国家商品的倾销地。牧羊场的国家是没有竞争能力的。英国在被迫放弃在印度统治，离开南亚次大陆之前，已将印度变为一个“牧羊场”国家。

　　英国从内部摧毁印度的同时，英国人在退出印度洋之前，还要印度有能力考虑阻止其他海上强国在印度洋再次形成当年英国曾拥有过的那样的绝对制海权。为此，英国需要设计出新的印度洋力量均势，并使印度保持相对的制衡力量。英国不希望印度强大，但更不希望印度过于衰弱以致再次出现卧莫儿王朝后期的颓势并使其他海上强国——具体说就是美国——乘虚而入。这就规定了英国弱化印度的下线是不至让印度丧失牵制英国之后的其他海洋强国的能力——而这恰恰是海洋强国在印度洋形成绝对制海权的前提。二战后，英国人给印度留下了大小刚够用于遏制而非驱逐其他海上强国的国家版图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相应武装力量。牵制的对象，南面海上当然是美国，北面陆地当然是苏联和中国。为此，1937年，英国将缅甸从印度划出，1948年在许诺印度独立的同时，也放手斯里兰卡独立并允许巴基斯坦与印度分离。前者中断了印度向印度洋四面扩张的可能，后者即印巴分离既从北方牵制印度南下势头又阻隔印度与俄罗斯联手形成更大的“中枢地区”并由此在印度洋形成绝对制海权。英国人的逻辑很简单：我要拿不到手，谁也甭想拿到手。这个“谁”不仅包括独立后的印度，还包括曾联手苏联扳倒大英帝国的美国。

　　印度就是这样在英国人搭建的新的地缘政治舞台上困难地开启自己的航程的。英国人留给印度的“牧羊场”式的经济结构使印度在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内失去了同期中国那样“有声有色”的前景;同样，英国留给印度的大版图又使印度在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内避免了“销声匿迹”的结局更为重要的，这也是英国新的地缘政治板块设计中的核心目标，即大版图印度存在，也对冲了美国经过劳师征远进驻并控制印度洋的能量。1944年还蹲在英国大牢中写书的尼赫鲁可能并没有意识到躲在幕后的英国人将他推向前台主演的竟是这样一场如此悲喜交织并令他百般无奈的历史大剧。

　　更令尼赫鲁没有意识到的是，英国人如此安排下的印度洋力量格局，使他用来解释印度未来命运的古典地缘政治学的“中枢地区”及“心脏地带”理论在战后陷入令人难堪的悖论状态。1919年，麦金德把他最初提出的“枢纽地区”概念提炼为更富有冲击力的“心脏地带”的概念，并以更简洁的短句作出如下概括：“谁统治东欧，谁就能主宰心脏地带;谁统治心脏地带，谁就能主宰世界岛;

　　谁统治世界岛，谁就能主宰全世界。”[73]

　　麦金德这一经典表述，可以说是对英帝国时代治理世界有效经验的理论总结，可惜的只是，这种总结只是在英帝国快要结束的时候才出现，来的毕竟太晚了。就在麦金德誉满全球的时候，他已看到了帝国的黄昏。好在眼不见为净：1947年3月6日，麦金德去世，同年8月15日，印度和巴基斯坦分治，印度独立。

　　似乎是凯南的理论忽悠美国历史的预演，麦金德的“心脏地带”理论在后发帝国主义国家中得到赞赏。如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希特勒联手苏联击败欧洲，又回头与苏联冲突以争夺东欧和小亚细亚的政策、战后美国实行以“艾森豪威尔主义”命名的与苏联抢占中东的政策、勃列日涅夫在对中枢地区的两翼地带战略布局完成后向阿富汗实行最后一击的政策、以及小布什上台后直击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政策，都有明显的麦氏“心脏地带”的痕迹。

　　资源政治与地缘政治在时间和空间上合二为一并以前者为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是继麦金德古典地缘政治理论之后的现代地缘政治理论的鲜明特色。在这新的视野中，麦金德“心脏心带”理论被注入资源政治的内容，而作为世界现代工业动力基础的矿物资源分布地带与麦金德的“心脏地带”又恰巧重合。这样，印度洋在世界地缘政治体系中的关键意义再次得到大国政治家的高度重视。在这方面理论贡献最大的，是曾在20世纪70年代初任美国总统的理查德·尼克松。将地缘政治利益与资源政治利益紧密地结合并使前者服从于后者，是尼克松考虑全球战略时贯穿始终的思想方法。苏联出兵阿富汗不久，尼克松即出版《真正的战争》一书，其中对阿富汗地缘政治位势的分析可视作美国中东中亚政策最到位的脚注。他写道：“面积和得克萨斯州差不多的阿富汗虽然是贫穷的，土地是不毛的，但它早就是大国施展阴谋诡计的地方，其原因是和它通常被称作“亚洲命运的旋转门”一样的。阿富汗的西面是伊朗，南面是巴基斯坦，东面是中国，在北面与苏联有一千英里长的共同边界，它一向是帝国的大规模推进汇合的地点之一。”

　　阿富汗在其整个历史上，一直是征服者的十字路口;亚历山大大帝、帖木儿，全都在谋求建立帝国时纵骑驰骋于阿富汗的土岗与沙丘之间。在19世纪，英国和俄国在整个中亚细亚交战，以争夺对这个大陆的控制权时，曾在阿富汗进行过基普林所谓的“大比赛”。英国人知道，阿富汗的崎岖的开伯尔山口是进入印度次大陆的大门，他们曾进行了两次残酷的战争，为的是不让俄国人控制它。今天，阿富汗是苏联扩张主义势力中的一个不祥的新阶段中的试验场。[74]

　　波斯湾的战略重要意义今天集中于两个因素：它的位置和它的石油。军事力量和经济力量现在都有赖于石油。这个基本事实在20世纪最后这几十年里使波斯湾成了全球风暴的风眼。如果苏联有力量关掉中东的石油龙头，它就会有力量使工业化西方的大部分国家向它屈膝。为了做到这一点，苏联人没有必要像他们接管阿富汗那么实际接管波斯湾国家。他们通过外部压力或内部动乱，使西方得不到这些国家的资源，也可达到他们的目的。

　　苏联人长期以来就知道这一点。苏联持不同政见的物理学家安德烈∙萨哈罗夫追述了苏联一位高级官员1955年在克里姆林宫发表的一次谈话。这位官员解释说，苏联在中东的政策的长期目标就是“利用阿拉伯民族主义给欧洲国家在获得原油方面制造困难，从而获得对它们的影响。”这番话是1973年石油危机之前18年说的。

　　在21世纪的某个时候，核能、太阳能、地热能和其他能源可能得到充分发展，以满足世界上的大部分能源需要。但现在我们生活在石油时代。在今后几十年里，这一点使波斯湾地区具有特别的战略重要意义。这意味着，世界上最多事、最不稳定和最受危害的地区之一，也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地区之一。[75]

　　尼克松用比麦金德提供的更为鲜活的事实说明“心脏地带”是大国实现世界霸权的必争“命运之门”，他将控制资源作为麦金德单纯的地理控制的前提，认为控制世界资源是控制世界的前提。他写道：“对苏联来说，凡是妨害他们实现其最高统治权——他们的霸权——的人，都是敌人。苏联在第三次世界大战中的最后目标是它的主要对手美国。它的中间目标是西欧和日本。它在当前的目标是非洲、亚洲、中东和拉丁美洲那些脆弱和不稳定的地区，在这些地区里，它以相对小的风险和代价可以得到战略好处，使自己越来越处于一种能够控制世界资源和生命线的地位。”

　　斯大林早在1921年就强调西方的资源很容易被切断。他说：“如果欧洲和美洲可以称作前线，那就应当把拥有原料、燃料、粮食和大量人力的非主权国家和殖民地看作是帝国主义的后方，帝国主义的后备力量。为了赢得一场战争，光在前线取得胜利不行，还必须使敌人的后方，使他的后备力量革命化。”最近，苏联主席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向索马里总统西亚德·巴雷(当时还是苏联的盟友)交心说，“我们的目的是控制西方所依靠的两大宝库──波斯湾的能源宝库以及中部和南部非洲的矿藏宝库。”

　　美国只是部分地依靠进口石油和战略矿物，而欧洲和日本则绝对地依靠海外来源。我们用的石油有一半是进口的，但是欧洲进口百分之八十五，日本进口百分之百。至于矿物，西欧进口百分之八十，日本进口百分之九十五。进口的小规模中断只会给美国造成不便和烦恼，但却可能在我们的工业化盟国中造成恐慌。因此，它们比我们甚至更有理由对于苏联向“西方所依靠的两个大宝库”推进感到关注。

　　苏联领导人把眼睛盯在现代社会的经济支柱上。他们的目的是破坏西方工业机器。西方工业国的重要原料依靠外国来源，这一点是我们的主要脆弱性之一。这一点以及许多生产国固有的不稳定，决定了苏联在像中东、非洲和拉丁美洲这种地区的战略。

　　大多数美国人对于非洲地图像对于南极地图一样是不熟悉的。大多数人分不清马里和马拉维;他们也不知道索马里或者厄立特里亚在什么地方，更不知道为什么在那里发生的事件可能决定世界的未来。他们也说不上像南也门、阿曼、霍尔木兹海峡、巴林或者卡塔尔这些地方在哪里。然而，这些地方以及同它们类似的其他地方，对于美国的利益以及西方的利益却是十分重要的。它们对莫斯科为取得战略统治地位的努力是很重要的，美国对这些地方的无知或不感兴趣，使苏联人得到了他们的最大有利条件之一。[76]

　　如果苏联在向非洲渗透方面继续取得成功，它将在它的更大的战略中取得很大进展，这个战略就是包围世界这个“城市”，使工业化西方得不到它赖以生存的资源。甚至是资源丰富的美国，有几种现代经济必不可少的基本资源，是非常依赖进口的。铬就是说明这种依赖性的潜在危险的一个例子。

　　大多数人在想到铬时，就想起汽车上的高级装饰。但是，对战略计划人员来说，铬意味着滚珠轴承、精密仪器、导弹等东西。一架喷气飞机需要三千六百多磅铬。正像一位专家所说，“如果没有铬，就没有高质量的飞机引擎。”没有铬，就生产不出不锈钢。全国科学委员会最近得出结论说，美国在铬方面的长期脆弱性大于在石油方面的脆弱性。铬已经供应不足，而我们迫切需要它重建我们的武装部队。我们本国的铬矿石数量小，质量差;我们所需的铬有百分之九十二必须进口。最近，我们的两个主要来源是南非(百分之三十三)和苏联(百分之二十五)。而且，在世界上已知的铬矿中，百分之九十六在南非联邦和津巴布韦-罗得西亚。

　　这种重要的依赖性说明苏联为什么特别要把南部非洲——西方许多人对其有强烈感情的那一部分非洲——作为干涉的目标。苏联的行动很少是没有目的的，而他们的目的总是战略性的，从来不是道义性的。因此，必须从世界这一地区的资源以及从这些资源对西方的重要性这种背景，来看待苏联为了在南部非洲这块已经是混水的地方进一步推波助澜而顽固地进行的努力。据一种权威的估计，光是南非共和国就拥有世界石棉的十分之一，世界铬矿的四分之三，世界铂类金属的一半以上，世界的一半黄金，三分之一的锰矿，五分之一的铀矿，三分之一的金刚石：具有几乎是无法估计的战略和经济重要性的一个矿物宝库。

　　扎伊尔的铜和钴，罗得西亚的铬，南非的黄金、金刚石、锰和铂类金属——这些就是苏联在南部非洲所下的一部分经济赌注。他们已经控制了在好望角两边的安哥拉和莫桑比克的优良港口。如果南非处于他们的控制之下，他们将能够控制好望角附近的海路，北约的欧洲国家所需战略原料的百分之七十、所需石油的百分之八十是通过这些海路运输的。[77]

　　1988年，尼克松出版《1999：不战而战》，再次强调美国必须在“心脏地带”遏制俄国人的极端重要性。他说：“我在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后不久出版的《真正的战争》一书中把波斯湾称为西方石油咽喉。”我曾写道，如果有朝一日苏联控制了波斯湾地区的石油资源，克里姆林宫就可以通过威胁扼杀以石油为动力的西方经济，来对西方进行讹诈。今天的情况仍然如此——至少在本世纪剩余的年月里，这种情况仍然将继续下去。”[78]

　　20世纪70年代末，克里姆林宫对海湾形成了钳形包围。一边从西南进行包抄。1978年苏联向埃塞俄比亚空运了2万名古巴士兵，以便一方面支持埃塞俄比亚政府与索马里进行战争，一方面从沙特到红海对岸建立军事设施。那年晚些时候，亲苏集团在南也门夺得了政权，使苏联在阿拉伯半岛上有了一个滩头堡。不久，南也门公开向北也门发动军事进攻。恐怖主义分子以南也门为基地对沙特阿拉伯采取行动。游击队也以南也门为基地袭击阿曼的一个边界省份。钳形包围圈的另一边是从东北方向包抄。1978年在阿富汗一场军事政变使共产党上台。阿富汗共产党政府很快就与莫斯科签署了协议。当人民起义威胁要推翻共产党政权时，苏联侵占了这个国家。有了阿富汗的基地，苏联的战斗机、轰炸机便可以飞到霍尔木兹海峡。克里姆林宫领导人从两个方向同时推进，企图控制这一“石油咽喉”。[79]

　　事实上，尼克松已从世界稀缺资源分布和世界地理通道分布相结合的角度完善了麦金德的“心脏地带”的理论，尼克松呼吁美国政府必须担起与苏联争夺“心脏地区”的重担。他说：“今天，美国是唯一有能力在波斯湾保护西方利益的国家。亲西方的波斯湾国家都不够强大，无法承担这项工作。我们的欧洲盟国也都无力或没有决心来完成这项任务。因此，我们必须站起来解决这一至关重要的问题。”[80]“在外交战线上，我们一定不能够允许莫斯科在谈判桌上赢得在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阿富汗不是一个像文化交流计划那样的小问题，不应该在首脑会晤中为了缓和气氛而把它放弃掉。它是一场重要的冲突，将决定谁在美苏争夺中获胜。”[81]

　　尼克松可能是罗斯福之后美国人中对地缘政治学理解最为深刻的政治家，他认识并创造性地发展了麦金德的“心脏地带”学说，并要求美国政府从国家生死存亡的高度牢牢控制这一地带的主导权。

　　但不能不令人深思的问题是，在印度洋的历史上，只有英国——它独控印度洋的时间长达150多年——成功了;而在此后再没有一个国家——不管它是美国还是苏联——能对印度洋形成18世纪中叶到20世纪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英国那样的绝对控制。不错，美国阻止了苏联对阿富汗的占领，但美国也没有在印度洋制海权方面——除了迪戈加西亚基地外——达到当年英国那样的规模。如果说，勃列日涅夫出兵阿富汗是苏联利用美国颓势实现19世纪英俄冲突中没有实现的向印度洋冲刺的实际步骤，那么，1991年和2001年布什父子也是利用苏联的颓势及其解体后出现的战略机遇，试图在“心脏地带”实现“英国式”(即陆地占领)推进。尽管美国在1998年发动科索沃战争，拿下印度洋西侧——这与当年苏联利用越南拿下印度洋东侧的中南半岛而后进军阿富汗的道理一样——并以此为小布什2001年发动阿富汗战争，实现对中亚的军事占领做了铺垫。老布什通过帮助科威特收复国土实现了军事力量在海湾地区的“英国式”部署。老布什的“成功”激起了小布什的万丈雄心并于任期内大规模挥师向中亚深入，其结果在伊拉克严重受挫，随之而来的便是2008年美国国力由此大幅衰落并陷入严重的经济危机。

　　美国在中亚的失败说明美国地缘政治理论是有缺陷的。

　　自从大英帝国退出历史舞台后，麦金德的古典地缘政治学所勾勒出的“心脏地带”就已成为地平线上那看似近在眼前实则遥不可及的美丽落日。笔者不妨将二战后这种理论和实践之间出现的悖论现象称之为“麦金德悖论”。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是英国人退出麦金德“心脏地带”后留下的——当然也是美国的“民族自决”理论促成的——新的力量均势消耗了美国从太平洋东岸或太平洋西岸劳师征远进入印度洋的能量。这时，在印度洋的中心位置已立起了南亚最大的主权国家印度。更有甚者，在印度的东西两翼即亚洲和非洲已耸立起了中国和埃及这两个独立自主的大国。这更加大了美国独控“心脏地带”的难度。英国独控印度洋时，印度、埃及、中国的国运均处颓势，其国家内部也是动荡不止(比如印度民族大起义、中国的太平洋天国运动等)，外部冲突加剧(比如中国和英国的两次鸦片战争、埃及和奥斯曼帝国的埃土战争等)。这时国力正处上升阶段的英国尚能在远离本土的印度洋和太平洋上同时向东方两个最大的国家印度和中国发动并打赢了两场大规模的战争。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美国罗斯福为了打倒欧洲，释放出民族自决的浪潮。民族解放运动将欧洲殖民势力逐出并建立独立的主权国家后，这些国家又成了美国实现“英国式”世界霸权的阻力。

　　摩擦力度决定前进速度，阻力决定动力。二战后民族国家纷纷独立，这使美国已无力对这些国家发动任何一场像样的陆地战争，而没有陆战的胜利，就不可能在海外有“英国式”的占领;而没有“英国式”的占领，就不可能有19世纪英国那样的对关键海域的绝对制海权及由此建立的海洋霸权;而没有“英国式”的绝对制海权，依靠他国依附而存在的美国经济就不会有稳定的基础。为此，当时还是涉世未深的美国人在20世纪后半叶启动了朝鲜和越南战争，这是美国通过陆战实现对这两个国家“英国式”占领的初试。美国出动了远比19世纪英国更多的兵力，其结果却败得让美国人迄今也不堪回首。一句话，20世纪下半叶，美国从英国手中接收过来的世界已失去了在海洋国家赢得大陆战争的有利条件。而没有陆战的胜利，就不可能有绝对的海上霸权。“从近三百年的历史来看，任何强国，只要掌握住绝对制海权，又有力量打得起陆战，就可以控制印度帝国，独占其贸易，剥削其无穷资源。”[82]潘尼迦的话可谓英国控制印度洋的经验之谈，而这样的经验似乎对后来的美国人成明日黄花。

　　这些道理，美国人也不是不知道，更不是不愿去做，而是做不到。朝战越战爆发后，美国人试图通过结盟的形式替代英国式的直接占领：1950年10月17日，美国同泰国签订《军事援助协定》;1951年8月30日，美国与菲律宾签订《共同防御条约》;9月1日，美国与澳大利亚、新西兰签订《澳新美安全条约》;9月4日至8日，美国与包括日本在内49个国家单方面签署了《对日和约》(即《旧金山和约》)，与此同时，美日也签订了《日美安全条约》;1953年8月8日，美国与韩国签订《美韩共同防御条约》。朝鲜停战协议签订后，美国对中国的封锁链条从单边扩大到广泛的多边集体条约，从中国东部延伸到中国西部。1954年9月8日，美国联合英国、法国、澳大利亚、新西兰、菲律宾、泰国和巴基斯坦签订《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1954年12月2日，美国与台湾当局签订《共同防御条约》，美国1955年2月主导所谓“巴格达条约组织”。但后来的事实证明，面对一个个嗷嗷待哺的盟国，美国用于“维修”这一串串防务链条的代价不比直接占领更少，其效果对美国海外安全更是添乱。为此，尼克松上台后几乎放弃了美国为这些盟国承担的义务并领导美国渡过了战争失败带来的国家危机。

　　苏联的解体和美国在海湾战争中的胜利，再次骄纵了20世纪50、60年代美国政治普遍存在的“凯南式”轻率，21世纪初的美国人再次考虑如何才能扩大由这次胜利带来的红利。这时他们的目光再次转向古典陆权学说。他们认识到，没有对中东的直接军事控制，中东石油利益对美国只能是若即若离并令人不安的雨后彩虹。

　　那么，怎样才能实现对中东石油的绝对控制呢?大概是受到海湾战争胜利的鼓舞，这时美国的军事理论又有回到19世纪克劳塞维茨的古典陆权理论的趋势。在小布什上任前夕，时任美国陆军学院院长的罗伯特·斯格尔思(L.Scales)明白直言，不管美国军事技术如何进步，但它终替代不了陆军占领的军事效果，他认为：“在21世纪，我们国家军事战略的两根支柱将继续是前方存在和力量投送。”[83]而“持续存在”的前提就是前沿的陆军部署即“直接控制陆地”。在总结美国面临的各种挑战后，斯格尔思写道：“虽然上述军事挑战的根源不同，种类不同，对美国利益的威胁程度也不同，但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在每一种挑战中，战略胜利最终将要求直接控制陆地、人民和资源。与发展中国家对抗时，战争目的很可能是领土的控制。在与第三世界的对抗中，则很可能是人口的控制。镇压恐怖分子和其他非政府挑战者将要求剥夺他们的政治、心理和物质支持。”[84]“战争是意志的考验。最有把握使敌人意志崩溃的办法是控制他的领土。如果没有实际占领，战争只能仅仅是远距离的惩罚，是任何一个想要抵抗的国家都能无限期忍受这种东西。”[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