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1964年巴西军事政变

2014-6-16 10:07| 发布者: 赤旗| 查看: 1969| 评论: 3|原作者: 潘国臣|来自: 《拉丁美洲研究》

摘要: 1964年的巴西军事政变之所以发生并演变为我们所熟知的这一结果，在主观上是军队的角色转变与政治诉求使然，客观上则是在国内政治、经济与社会限于危机之时，普力夺社会中保守与激进势力、传统精英与下层新兴政治力量之间矛盾总爆发的结果。

1964年3月，南美大国巴西发生军事政变，合法总统古拉特被推翻并流亡国外，政变军人们则建立了长达21年的威权主义统治。值得注意的是，1964年的政变的意义非同寻常：这不仅是巴西军人首次在政变后拒绝还政、反而自行掌控政权，也是巴西自从1945年推翻瓦加斯政权后再次进入威权统治时期，更是此后拉美诸国一系列军事政变的先声，象征着拉美世界“第二波”民主浪潮的退却。因此，这场政变的原因无疑值得我们进行研究。

　　一、历史根源：伊比利亚遗产

　　如果不考虑中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的少数前英、法、荷殖民地的话，通常意义上的“拉丁美洲”主要是指那些由18个前西班牙殖民地和一个前葡萄牙殖民地构成的一系列国家。这些国家尽管在一些方面各有特色，但均有一个统一原则，即它们所共享的 “伊比利亚遗产”。

　　所谓“伊比利亚遗产”，指的是这些前殖民地在长期由伊比利亚半岛上的两个国家——西班牙和葡萄牙所统治后，在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等领域形成的一系列共有特征。在近300年的殖民岁月中，这两个前宗主国在方方面面影响了整个拉美大陆。作为南美洲最主要的国家之一，巴西也同样继承了这一沉重的历史遗产。

　　伊比利亚遗产的体现是多方面的。在经济上，各个殖民地的经济结构总体上是以大庄园为核心的大地产体系，少数来自欧洲的殖民者统治着在人口上占多数的原住民、混血人和黑奴，这就为后世拉美各国的两极分化埋下了祸根。此外，殖民政府的统治也主要以掠夺贵金属和经济作物为目的，而非鼓励当地工商业的发展，这一因素与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金字塔型结构的共同作用，抑制了当地中产阶级阶层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拉美各国的现代化进程。

　　在政治上，西、葡两国在拉美所推行的殖民主义本身就带有浓厚的保守与权威色彩。相比起同时期在北美进行殖民活动的英国，伊比利亚半岛上的两个绝对主义国家当时不仅在社会经济结构上未能摆脱封建特征，在政治上也更为专制一些，因此它们的殖民统治也相对继承了宗主国的这些特色。各个殖民政府对原住民的大规模屠杀、对黑人的奴役、对土生白人和混血人的歧视都表明，纯粹以掠夺和压榨为主要目的的殖民统治往往更为直接、权威与残暴。此外，殖民当局也没有在当地建立一套地方上的自治制度，一旦来自万里之外的马德里或是里斯本的殖民统治垮台，殖民地的整个制度都将极为脆弱，权力上也将趋于空洞化。

　　在社会结构上，僵化的两极社会因为各殖民地的大庄园经济结构而普遍存在，而其中所包涵的种族歧视使得这种结构更加不平等。由于上层完全被少数白人精英所把持，加之下层的各个群体又因为饱受不公正的待遇而无法得到更好的发展，因此和平状态下的社会流动基本上不存在。在这样的社会中，没有强力支持的稳定注定是短暂的，而动荡则成为了一大特色。

　　在文化上，拉美各国民众普遍信仰宗主国带来的天主教。然而这一宗教本身不仅延续了半岛国家在光复运动时期的保守特征，而且在拉美的传播过程中也表现出了极大的权威色彩。为殖民统治而服务的教会支持现存的社会等级秩序和自上而下的政府权威，而当殖民政府被赶走以后，教会就转而支持那些由土生白人所组成的国内精英，其保守的本质则丝毫不变。

　　19世纪前期拉美各殖民地独立运动的成功并没有消除这些遗产的影响，反而又产生了新的遗产。这些新兴独立国家的经济社会结构使得国内精英组成的文官政府没有多少合法性可言，而军队凭借在独立运动中的出色表现却能够在国内政治中发挥不成比例的影响。政府的软弱导致社会环境的动荡，而底层民众对秩序的渴望则呼唤一个能带来稳定的铁腕人物，由此产生了拉美各国的独特政治文化——考迪罗主义。以地方私人武装为后盾的考迪罗不仅意味着权威、秩序与武力解决问题，同时还以民粹主义和个人魅力为特征。尽管后者随着后世武装力量的职业化与现代化而逐渐消退，但前者却被继承下来了。

　　巴西特殊的独立过程使得它与拉美其他国家相比有所不同。由葡萄牙王室成员自上而下推行的独立是以相对和平的方式进行的，而随后形成的君主体制也比其他拉美国家要稳定一些。但尽管存在这些差异，巴西的帝制仍然在19世纪经历了两次军人干政并最终被推翻，而新确立的共和制不仅未能消除这一普力夺传统，反而在20世纪将其发扬光大，甚至在1964年迎来了长达20年的军政府统治时期。究其原因，除了“伊比利亚遗产”这一拉美国家共性的作用以外，或许还需要从该国的军人集团与国内政治的特征，乃至外国干预的因素上来加以分析。

　　二、巴西军队的内部特征与1964年的军人恋栈政变

　　如前所述，巴西军人与拉美其他国家的军队一样素来有干政传统。按照通常的定义来看，军队的现代化与职业化应该有助于减少军队干政现象的发生。然而事实是，始于19世纪末期的巴西军队现代化进程却伴随着越来越频繁的参政倾向。对于这一事实的解释是军队角色的转变。军事学说的变化、专业化程度的提高以及国内的经济危机与社会矛盾，促使军人对自己的角色进行重新定位。如果说军队过去的任务是应对战争，那么现在则转而以国内安全为目标。军队的这一转变，意味着他们更关注维持国内秩序、反对各种形式的国内革命。

　　作为普力夺国家的武装力量，巴西的军人们相信，他们不仅担负着要在对外战争中保卫国家利益的职责，同时还扮演着对国内政治的“仲裁者”与 “监护者”角色——这种角色不仅不是对政权的篡夺，反而被军人们视为报效祖国的光荣使命。军队的这后一项“使命”在1946年的宪法中被进一步明确为“保障宪法权力、法律和秩序”。尽管如此，监护者仍然不等于是独裁者，而巴西军人虽然多次干预政治，但在完成所谓的“护卫作用”后就不再谋求建立军人政权，而是选择还政（但仍然限制政治参与），即“阿兰布鲁选择”。军人们将自己定义为国内政治的仲裁者而非参与者，他们在“恢复局势“后就急流勇退，暂时退出政坛；同时继续在一旁监视着政局的发展，潜伏在权力的左右，随时准备发动下一次干预。

　　然而1964年的情况与之前的历次政变都有所不同，夺取了政权的军队不再还政于文官政府，而是直接建立了军人政权，即所谓的“布朗库选择”。在这一颠覆性的转折背后，是20世纪以来、尤其是战后以来巴西军队内部的变化。

　　20世纪60年代巴西经济的衰退导致国内政治的动荡与社会矛盾的尖锐，在全国各地发生了一系列对现状不满的群众运动，而此前的古巴革命也为这些活动染上了共产主义的色彩。而时任巴西总统的古拉特不仅有工党背景，而且出于争取政治支持的动机正在不断趋向激进左派，提出要在企业国有化、土地改革、宪法等重大领域进行广泛变革，这是一向反共、且以维护现有“宪法和秩序”为己任的军队所难以接受的。对军人来说更糟糕的是，古拉特在1964年初甚至公然鼓励海军下层官兵的激进集会活动，总统的这一手直接干预了军队本身事务，威胁到了军界内部的秩序等级，令中上层军官大为不安，最终促使各派军人下决心联合发动政变。不过这一因素虽然有助于我们理解军人发动政变的原因，却不能解释为何军人在政变之后恋栈。

　　战后巴西军界内部盛行的“安全与发展”理论解释了军人恋栈的成因。与其他普力夺国家军人集团的最大不同是，巴西军队竟然能够为发动军事政变提出一套系统的理论依据，并以此作为今后长期执政的指导思想。由巴西高等军事学院提出的这一理论认为：军队与国家经济发展不可分割，因此应鼓励军队插手国民生活，军校不仅应该培养军事人员，还应该训练“所有试图影响政府的人”；要想实现发展，就必须采取威权体制下的强政府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经济，消除国内共产主义对国家的“威胁”。这套思想起初只局限于一些军队知识分子之间，但在60年代巴西经济、政治、社会爆发综合性危机、文官政府应对乏术的背景下，整个巴西军界都接受了“安全与发展”理论，并准备以此为蓝图对国家进行全方位的改造，而此前军校培养、储备的一大批精英则足以推行这一改造过程。可以说，此时的军方既有恋栈的理论依据，又有掌控政权的能力，为何还要把权力还给那些“威胁国家安全”的左派力量呢？

　　就巴西军队本身来说，向新职业化的转变使他们由对外战争转向国内政局，由国家的暴力机器变成政权的监护者；而“安全与发展”理论的提出则促使他们放弃了原先临时性的“护卫作用”，转而直接执掌整个国家政权，不再对文官政府抱有希望，而是准备按照自己的理论来亲自执政。到了这个阶段，军队已经无法继续充当监护者。事实上，正是因为军队赋予自身越来越多的政治意义，从而由局外监护人变成了局内的玩家，其卷入的程度如此之深，以至于再也无法从你死我活的政治漩涡中全身而退。此时选择还政意味着放弃自己的政治目标，将权力还给死对头，这对于已经政治化了的军队而言等于是主动认输。

　　三、巴西国内政治格局对1964年政变的解释

　　君主制的经历使得巴西的政治制度不像邻国那样脆弱不堪，但其制度化程度仍然处于低级水平。巴西原本就是一个由不同族群构成的多元国家，而近代以来的经济发展又促成了不同社会阶级的形成。然而，战后巴西的国内政治却并不能完全满足现实的需求。由一小批精英自上而下建立的政治制度并没有形成一个成熟的公民社会，各个社会群体以统合主义的方式组成集团并从属于政权。整个国家才刚刚结束持续多年的瓦加斯威权统治，面对骤然剧增的大众动员，新确立的民主制不足以吸纳这些新兴的政治力量，以至于人们更倾向于采用非民主的形式来进行政治参与，这一现象导致了整个政治制度的内聚力受损。

　　另一方面，巴西的政党体系也无力支撑现有的政治制度，更不能起到联系政府与基层民众、整合社会各阶层利益的作用。尽管各个党派看起来都有自己的意识形态主张，但实际上都是为支撑一个潜在领导人的政治野心而建立起来的。这些政党不仅拿不出一套自己的政治纲领，也缺乏成体系的组织结构，以至于有学者将其讽刺为“纸政党”。难以想象这些制度化程度较低的政党会按部就班地在制度框架内进行活动。按照亨廷顿的观点，在现代化进程中，军事政变最容易发生在无党制或者多党制的国家，而巴西这种拉美国家特有的政党制度似乎同时兼具了无党制与多党制的弱点。

　　总体看来，巴西同当时的很多第三世界国家一样，在制度上建设很薄弱，缺乏组织良好的多元利益集团、能发挥作用的政党与有效的政府机构。由于缺乏行之有效的政治制度来规范、调和社会各阶层的利益，传统的上层精英与新兴的下层力量都在事实上拒绝按照民主制度的游戏规则行事，导致各种政治力量都倾向于直接干预国家政治事务。如此情况验证了亨廷顿提出的“普力夺社会”定义。在政治内聚力弱小、制度化水平低下的情况下，掌控国家政权的政府不仅缺乏合法性，而且也无能力来行使自己的职权；观点、利益难以调和的各派政治力量之间斗争愈发激烈，而作为国家中唯一武装力量、内聚力也最高的军队则能够凭借自身优势从中胜出。

　　具体到1964年政变之前的巴西国内政局来看，可以说国内政治的长时间动荡与混乱直接引发了后来的军人干政。尽管1946年巴西就建立了民主制，但原先以威权长期统治巴西的瓦加斯利用民众的民粹主义情绪，反而在1950年重新当选总统。瓦加斯的腐败与无能引起反对党派的不满，他们联合军队的力量，于1954年再次发动政变，迫使瓦加斯自杀。但是在此之后执政的库比契克的能力却同样令人失望，他为了加速现代化而努力建设各式各样的“现代化象征物”——从普通的基础设施直到一个新首都巴西利亚，代价却是债台高筑与通货膨胀，最终在1960年选举中被夸得罗斯所取代。然而此人却在短短一年之后就宣布辞职，随后由态度左倾的副总统古拉特接任。古拉特由于出身工党的背景受到右翼反对党派的强烈反对，其总统权力受到阻碍，不得不转而寻求左派的支持。左右两派的公开对立逐渐升级为街头政治，而政府却无力恢复政治秩序，其脆弱与无能暴露无遗，合法性大为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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