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1964年巴西军事政变

2014-6-16 10:07| 发布者: 赤旗| 查看: 1986| 评论: 3|原作者: 潘国臣|来自: 《拉丁美洲研究》

摘要: 1964年的巴西军事政变之所以发生并演变为我们所熟知的这一结果，在主观上是军队的角色转变与政治诉求使然，客观上则是在国内政治、经济与社会限于危机之时，普力夺社会中保守与激进势力、传统精英与下层新兴政治力量之间矛盾总爆发的结果。

另一方面，古拉特根据左派主张推行的激进改革威胁到了现存体制，使得巴西的政治精英群体走向分裂，而且态度也趋向极端化。保守的政治力量对于国内政局未来的走向深感不安，作为回应，他们再次联合起来发动政变，用军人政权取而代之。

　　除此之外，政变前夕的巴西政治参与情况也发生了剧烈变化。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尤其是在古拉特执政以后，各大城市中那些数量庞大的下层平民以极快的速度被自上而下地动员起来。而在制度化程度较低的普力夺社会中，这些新兴群体的政治参与有失控的危险，传统精英势力要想维持自己的地位就必须对城市平民群体的这种政治热情加以“钝化”。因此有观点认为，正是巴西城市政治激活增长的速度，最主要地助长了那些导致政变的防御性政治反应。

　　在普力夺社会中，国内的各派政治力量想要实现自己主张的终极手段就是以合法秩序之外的方式推翻当权者；由于政治制度的软弱无力，这一几乎不受制度约束的过程注定不会是合法的、和平的。无论是哪一个政治派别都对“如何解决现有问题”有自己的一套看法，同时又拒绝认同其他派别的观点。各抒己见导致各行其是，结果是各种势力都选择直截了当的行动，而由军人发动的武装政变无疑是其中最容易成功的方式。不过，军人政变往往被视为是对其他集团行为的反应，尤其是对巴西军队这样一个以“仲裁者与监护者”传统为荣的集团而言。在1964年的政变中，军队之所以发动政变，目的正是为了消除政局中的左翼势力、终止文官政府推行的带有社会主义倾向的改革，从而使国家回归他们理想中的“正轨”。如果将这一行为放到国内政治层面来看，军队代表的是右翼保守势力的利益，实际上是充当了后者的急先锋。

　　四、来自外部的影响：美国因素

　　自从1823年美国发表门罗宣言以来，门罗主义就成为美国外交政策中的重要环节。在这一政策下，美国长期将拉美地区视为本国势力范围，以美洲事务的主导者自居，为了维护本国在拉美地区的利益甚至不惜发动武装干涉。在这种情况下，难以想象美国会对一个拉美大国的政局变化毫不关心。

　　随着冷战形势的紧张，两极相互对立的格局基本确立，美国在于苏联展开激烈竞争的同时，对于世界范围内共产主义革命的扩张极为关注。尤其是在古巴发生革命并逐渐倒向苏联阵营之后，作为美国后院的拉美地区也骤然变成了冷战对抗的前沿，因此美国对于拉美各国的内部事务更是表现地极为警惕。在这一背景下，拉美各国任何带有左派和社会主义色彩的国内政策或是政治势力，都有可能被美国视为苏联或是古巴势力介入美洲地区的迹象而给予大力打压。

　　鉴于古拉特的改革包括了限制外资、实行国有化、与苏联阵营发展外交关系等激进内容，因此他显然不会受到美国的欢迎；而考虑到巴西1964年政变之前有古巴猪湾事件，之后又有智利阿连德政府被美国支持的军人政变所颠覆等等事实，那么美国从本国国家利益出发确实有卷入巴西政变的可能。尽管古拉特一直声称自己并非要让巴西走共产主义道路，但在古巴导弹危机刚刚过去的紧张气氛下，这一说法很难让美国人放心。事实上，美国中央情报局一直在巴西积极活动；而与此同时，美国驻巴西大使在发回国内的电报中也将古拉特的改革视为“与共产党分享权力”和“共产主义革命”，并力促美国政府在支持军方预谋中的政变的同时做好公开干涉的准备。作为回应，美国总统约翰逊秘密下令支持巴西的军事政变，美国军方奉命向巴西的反对派军人提供弹药，而美军舰队也开到巴西海岸待命，准备在政变陷入僵局的时候进行直接干涉。仅仅是由于这场政变未遭到抵抗就在短时间内获得成功，美国的这些后备手段才没有机会派上用场。

　　另一方面，巴西军方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就与美国有着紧密联系。在战争期间，美国利用巴西有利的地理位置来转运军事物资，而巴西军队也派出远征军，在美军指挥下参加了二战后期欧洲意大利战场的战斗。这种独特的战时同盟关系奠定了巴西军队的亲美倾向，也为后来两国军队的联系与合作打下了基础。在战后的巴西军队内部，有相当一批实权人物都是当年的远征军成员，他们在观念上更容易与美国的思维相一致：反对左翼思想、厌恶过分的民族主义、对外资的进入持欢迎态度。在1964年的政变中，军人集团就表现出了明显的亲美色彩。由于军方的主张符合美国的利益，加之两支军队过去的特殊关系，因此巴西军人在筹备政变的过程中自然会很容易地得到美国的支持。

　　不过，尽管美国出于冷战需要而支持了包括1964年巴西军人政变在内的多起拉美政变，但美国内部对待这些在政变后建立起来的政府的态度却是矛盾的。一方面，这些政权在政治上大都是亲美而且反共的，符合美国的战略利益；另一方面，同样是这些政权，其威权色彩浓厚的统治完全违背了美式的民主与人权价值观。在如何对待拉美的“友好的专制暴君”这一问题上，美国的外交官员们产生了分歧：他们出于个人情感并不认同这些威权政府，但出于国家利益又不得不支持它们。究竟是应该坚持民主原则还是奉行实用主义的理念？有学者认为，这实际上是美国对外政策上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争论在新时期的反映。

　　然而就1964年以后的形势发展来看，拉美地区由美国支持发动的政变仍然接连不断的出现，看起来是现实主义观点在美国的拉美政策中占了上风。尽管现实主义的态度与美国赖以立国的政治价值观相冲突，但华盛顿的政客们从本国角度出发，自然会判断美国的国家安全利益显然还是比拉美某个香蕉共和国的内部人权事务要重要得多。

　　直到第三次民主化的浪潮到来，拉美各国的官僚威权政府纷纷被民主政府所取代之后，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的这场争论才逐渐平息。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势力就此退出拉美，从长远来看，拉美地区仍然事关美国的战略利益，因此门罗主义传统看起来仍将继续在美国对拉美政策中得以延续。

　　五、结论

　　1964年的巴西军事政变的特殊意义包括两方面内容：第一，原先满足于“护卫作用”的军队在政变后拒绝返回军营，转而决定自己把持政权，压制政治参与的扩大；第二，在衰败的政治制度难以满足日益扩大的政治参与、社会越来越普力夺化的情况下，这个拉美最大的国家也无可挽回由民主制变成了官僚威权政体。总体来看，巴西在1964年发生的军事政变有着多方面的原因。

　　从历史上看，漫长殖民岁月形成的“伊比利亚遗产”在政治、经济、文化与社会等层面影响了拉美诸国，为这些国家后来的发展道路打下了深深的烙印。两极分化严重的金字塔型经济结构不利于中产阶级的发展，导致民主制缺乏稳固的社会基础；而保守的文化传统则反对激进的改革——尤其是左翼思想主导下的改革；此外，长期动荡的社会环境催生了考迪罗主义，在一定程度上为以后的军人政变与官僚威权主义提供了合法性。

　　“伊比利亚遗产”从宏观的大历史层面上解释了包括巴西在内的拉美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发生军人政变的原因。而具体到1964年的巴西这一案例上，就必须要从当时的巴西国内外局势上入手分析。作为发动政变的主角，军方的突然发难显然是1964年事件的直接原因和主观原因。从表面上看，这是态度较为保守的军队沿袭了过去的国家政权“监护者”角色，在第一时间叫停了政府主导的激进改革；而结合政变之后军队拒绝移交权力、反而自行组织军政府的行为来看，这场政变的背后实际上反映了军人的政治诉求：这些人以自己提出的“安全与发展”为理论依据，厌倦了他们眼中激进、腐败、无能的文官民选政府，决心按照自己的方式来改造国家。因此军队顺理成章地组建了军政府，完成了由超然的“仲裁者”角色向亲自掌控政局的“执政者”的转变。从这一角度看，正是军队越来越浓重的政治化色彩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1964年政变的走向和最终的结局。

　　除了军队自身的主观因素之外，当时巴西的国内政局也在客观上为政变的发生创造了条件。年轻的民主制度无法吸纳由大批城市平民构成的新兴政治力量，而传统精英阶层的政治参与又更倾向于按照瓦加斯时代的方式行事，结果是政治制度不仅难以调和各个社会群体的利益，更不能有效约束他们在政治系统中的行为。制度化程度的低下导致政治无序与社会的普力夺化，而20世纪60年代爆发的巴西经济衰退与社会矛盾更是火上浇油。权力与合法性程度均不高的文官政府无力控制局势，不得不在左派总统的带领下迎合左翼政治势力，准备推行激进的全面改革。此举等于是向包括军队、地主、资产阶级和右翼政客在内的群体、以及这一群体所代表的整个旧制度宣战。在这种情况下，保守政治势力如果不想坐以待毙，就必须发起政变进行反扑。而在制度化低下的普力夺社会中，军人政变无疑是颠覆政权的最有效手段。

　　除此之外，来自国外势力的支持也为政变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美国的拉美政策一向受到门罗主义的影响，而在冷战的大背景下，诸如古巴革命这样的事件更是让美国对拉美国家可能的左倾严防死守。而巴西总统古拉特推行的激进改革很容易被美国视为该国变成第二个古巴的前兆。就当时的国际形势来看，美国必然不会坐视传统的势力范围中再出现一个亲近苏联阵营的异类——尤其是像巴西这样的拉美大国，因此支持军人颠覆巴西现政权是其必然选择。此外，美军与巴西军队之间的密切联系不仅使巴西军队容易获得美国援助，也使得这场政变更能体现美国利益。

　　综上所述，1964年的巴西军事政变之所以发生并演变为我们所熟知的这一结果，在主观上是军队的角色转变与政治诉求使然，客观上则是在国内政治、经济与社会限于危机之时，普力夺社会中保守与激进势力、传统精英与下层新兴政治力量之间矛盾总爆发的结果。最终，被保守势力判断为“过火”的激进改革胎死腹中，而原本被认为是临时性的军事政变却一反常态地演变为近20年的官僚威权统治。除此之外，事件的背后更折射出美国的拉美政策及其在该地区的战略利益。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个案例不仅是我们了解拉美第三世界国家国内政治变迁的一个窗口，也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当时冷战正趋向白热化的国际大背景，这或许正是我们研究它的意义所在。

　　参考资料：

　　[美]塞缪尔.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美]霍华德.威亚尔达：《新兴国家的政治发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阿根廷]吉列尔莫.奥唐奈：《现代化和官僚威权主义》，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美]劳伦斯.迈耶：《比较政治学》，华夏出版社2001年版

　　[美]尼考劳斯.扎哈里亚迪斯主编：《比较政治学：理论、案例与方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