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张木生“新民主主义”的历史落差 前文说到，张木生主张回归“新民主主义”，目的是既反对“左”（刘源称为“土家”）提出的回归毛泽东的社会主义，也反对“右”（刘源称为“客家”）主张的“惊险一跃全面实现西方的普世价值”。这到底有怎样的政治含义？ 通过上面一节把握到的他对毛泽东《新民主主义》所作的截取和抛弃，我们业已看到，他很清楚“特色社会主义”这面破旗，无法再欺骗人民大众了，他就抱佛脚，抱到了《新民主主义论》，这样做，一来拥有“党道统”和“国道统”的正统性，二来按现实需要，取舍内容，对现实作出自圆其说的解释，三来，这是最关键的，是借此“党道统”和“国道统”来反右，实际就是讨好左，又借“党道统”和“国道统”来欺骗左，实际就是讨好右，以便左右尽入其自我标榜的“中”瓮，为其所用，他则是为他的哥们们不久集体登上第五代宝座，准备大礼包，所谓“学成文武艺，贷与帝王家”是也。 当年董仲舒借儒家思想，协助汉武帝搞歪门邪道，最终还是把个刘家王朝给搞垮了，后来的康有为，把一千数百年里各个帝王家干的一切坏事儿，恨不能都推到这个董仲舒身上，说是他篡改了孔老夫子的“真经”，才坏了朝纲，于是，就搞《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托古改制，最后也没有把个大清落败的原因“考”出个一二三来，还把个光绪皇帝和谭嗣同等人的命都“考”丢了，“改”没了。这历史的教训那么明明白白，张木生却以为举国都是不学无术之徒，可任他揉捏，任他欺骗。 殊不知，他在大寨待了不过三个月左右时间，回去就写出《中国农民问题学习——关于社会主义体制的研究》，大谈马恩列斯的这不是那不是，大寨全错了，只有“包产到户才能增产”，人家陈永贵和他的乡亲们搞了一辈子，好不容易搞出来个名堂，张木生走马观花，就说人家全错了，全国也错了，毛泽东也错了，谁都错了，就他看了三个月大寨的张木生正确。他就此刮起“张木生旋风”而“成名”，后来投入胡耀邦怀里（详见下一节），和杜润生们一起主刀，砍杀社会主义。这整个就是一个当年的董仲舒，搞歪门邪道，现在就是这个董仲舒人物张木生，又要学康有为再搞一个歪门邪道。这是先做董仲舒，后做康有为。 张木生“新民主主义”的第一个历史落差，就体现在张木生这个作者身上，是其历史人格分裂的历史落差，这落差也实在在太大太玄了吧！整个过山车哟。他骂当今社会问题严重，和当年的“狮子吼们”一样，义愤填膺，正义凛然得又像个康有为，可是他张木生本身就是这一切现实问题主要的制造者之一，康有为们骂的东西至少不是康有为自己参与制造的，而张木生骂的却是自己参与制造的。贼喊捉贼。董仲舒喊捉董仲舒。现实里一切恶，有你张木生很大的一份，你振振有辞做好人，还想借“新民主主义”溜之大吉，没那么容易。这一点张木生必须清楚。也许正因为他已经清楚，他就必须拼死维护他的阶级利益，他的党派利益，把这个“定时炸弹”“击鼓传花”传给2049年的领袖们，爱炸谁炸谁。他的这点小聪明，读者们要清清楚楚才好。 他神秘兮兮说“共产党领导搞新民主主义”是新解密的毛泽东原版《新民主主义论》的思想，这一点还可以从其他几个原版文件里得到佐证。不幸得很，我借着星火网友提供的链接，看到了张木生《我的中西历史观和新民主主义历史观》一文，从他透出的“秘籍”内容看，“秘籍”和我从刘少奇自己参加定版的毛泽东雄文四卷（《毛泽东选集》1-4卷）收录的《新民主主义论》里看到的东西，没有什么本质不同，后者更优美，更耐读，最大的不同，无非是关于“国体”，毛泽东后来加了“无产阶级领导的”这么个限定词，其他不同无关宏旨，不过鸡毛蒜皮。 纵观中国1840年到1919年的旧民主主义和1919到1949年的新民主主义的民主革命两个大阶段的革命过程，再看看共产党建党的纲领，再看看具体历史实际上是不是无产阶级领导了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国才最后完成了反帝反封建这两大人物，获得了民族的真正独立。既然从理论上和实践中（共产党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都确认是“无产阶级领导的”这么个实际的历史事实，毛泽东后来加上“无产阶级领导的”这么几个字，无非是再在字面上明确一下而已，如果毛泽东的同事们一个个都是君子，这个确认是也显得多余，可是，实际发生的是什么？他加上了、让许多的宵小们（包括刘少奇）签字画押了，他却依然未曾料到，这些宵小一个个真也还是不认账，还是要坐了江山之后，就忘了是无产阶级送他们进的中南海，不惜阳奉阴违，使出种种伎俩搞资产阶级专政，以至于他们的这个徒子徒孙张木生也跟着不认账，跟着要搞资产阶级专政。把一段冲向高端的清晰的历史事实不要，非要在黑暗的角落去找一个秘籍，借着秘籍把历史说得糊里糊涂。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牺牲了几百万共产党人，他们一个个是那么的道德情操高尚，时到今日，在他们打下的江山里，进入现代社会的共和国里，居然还有张木生这样的历史道德低贱的人，对毛泽东确认他们自己曾经有过的领导地位，和确保他们的接班人的工农阶级的领导地位的几个字，还要耿耿于怀。这是多么大的一个历史道德落差。这个落差，也是体现在了“新民主主义”的作者张木生上身。呜呼哀哉。 一个学者，如果学问做到只能靠别人看不到，只有自己和少数人看到的“秘籍”，来做理论支撑，而且不敢正视实际发生的历史的滚滚潮流，强词夺理，塞进自己的恶臭的私货，那么，这个学者，也就只是个标准的拉大旗作虎皮的阴谋家，或者阴谋家的门客，他什么都可能是，唯独不可能是一个真的学者。 我从张木生的多种文字里，都看出，他总是不断地强调这个权威这么说，那个权威那么讲，于是他跟着说，跟着讲，就理所当然的也该有权威性，这是学者该有的学术取向吗？不是。抛开这弱智的自我壮胆不说，张木生神秘兮兮的“共产党领导搞资本主义”的基本思想，其实已经清楚的包含在我前文已经总结出的这段话里： 『国体：（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几个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政体：民主集中制。所谓新经济，就是，“节制资本”，“平均地权”，具体是没收大银行、大工业、大商业，为人民国家所有，允许不能操纵国计民生的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没收地主的土地，分配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实行“耕者有其田”』。 红字内容就按其说是后加的，即使有这几个字，难道实际上就不包含着张木生神秘兮兮的“秘籍本”透露的“共产党领导搞资本主义”的内容？当然不是。它是包含着的。包含着的，毛泽东怎么又不搞资本主义呢？这样，我们就进到了张木生“新民主主义”本身的历史落差了。这些个落差张木生是视而不见的。当然他也可能确实没有见到，或者见到了也理解不了（他好政治权威怎么说，不好实际怎样发生，这样看来，他很可能真的见到了也不理解）。 “节制资本”，“平均地权”这些东西，在1927-1937年的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共产党就搞起来了，毛泽东1940年写出《新民主主义论》，就算它有个“秘籍版”，随着五年后抗日民族革命的胜利，这个“秘籍”就需要根据新形势，补充新的内容，所以才有张木生也提到“秘籍本”的证据支持之一、“秘籍本”的《论联合政府》的诞生；毛泽东写了《论联合政府》，是不知道历史会是后来那样的发展的。蒋介石1945年重庆假谈真打，毛泽东陪着蒋介石打，也不知道打不打得赢，结果，打了三年，蒋介石王朝不经打，就在中国大陆覆灭了，《论联合政府》成了废纸，历史文物，不能适应1949年出现的新的历史阶段，这分明是蒋介石把“宪政的”联合政府的历史机遇打掉了，骂毛泽东独裁的张木生们，不去骂蒋介石混蛋，遗臭万年，却来责难毛泽东，还要到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里，去要资产阶级主导政权的联合政府，真是让正常的人强烈的历史倒错的感觉。蒋介石滚到了弹丸之地台湾，大陆于是就需要一个张木生提到说也有“秘籍本”的《共同纲领》，来团结各个参加过抗日的革命阶级（包括从国民党分离出来投靠了共产党的人士和组织），来建设这个新生的国家。 历史车轮，滚滚向前，到了1955年，形势又发生了变化，合作化发展那么快，随之而来的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三大改造”，居然顺利的超出共产党人和其他党派的想象，这才有共和国《1955年宪法》代替1949年的《共同纲领》，最终确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符合共产党革命初衷的最高纲领的国体和政体。 经过这样一系列顺应历史潮流的历史拉升，中华人民共和国就进入了初步的工业化国家，《新民主主义论》最终要实现的新政治、新经济和新文化的任务，都顺利完成了，并随后开始了对它们的实质性的超越，就是建立社会主义的新政治、新经济、新文化，到1976年代毛泽东去世，中国社会在无产阶级的眼里的确就是蒸蒸日上，这是历史的真实面貌，只是在那些立志于搞资产阶级专政，实际搞过资产阶级专政的人如刘少奇等人极其衣钵继承人眼里，才是真正黑暗，才是“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 于是，毛泽东去世后，这些资产阶级或者他们的代理人就开始反攻倒算，在张木生本人参与制定的种种歪理邪说指导下，改革开放，节制资本成了节制国家资本，壮大资产阶级资本，培养大资本家，大官僚买办，平均地权成了把原来从地主那里平均来先归了农民后归了集体和国家的土地，在平均回小农经济的耕作状态，这样，才终于有了这个我前文表述的“壕沟两面”的“生态环境”！ 社会倒退到这个地步已经令人发指了，急需要再把历史拉高回到1976年原有的历史高度，而张木生却要把他更低的摁到1940年《新民主主义》时期那个历史的深渊：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全面入侵，中国处于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下。 这个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历史落差，有多大，决不是“1976-1940=36年”那么大，也决不是“2012-1940=72年”那么大，而是人的想象力有多大，它就有多大。 一个人总不能把自己少年时期的练习本上的练字，拿来说那是自己一生最好的书法吧？也不能说自己青年时期的思想当做最成熟思想，完全无视后来的人生阅历和相应的思想提升吧？可是张木生就敢这样说这样做，还理直气壮这样说这样做。于是，就要中国社会退到1940年，去适应他的“新民主主义” 。 要知道，毛泽东写《新民主主义论》的时候，蒋介石还是“限共”（限制共产党），“溶共”（溶化瓦解共产党）的，共产党人凭几万人开始抗战，当然没有很大力量，和人家掰什么手腕，整个的还在为自己的前途伤透脑筋，所以，毛泽东才坚决要求国民党必须实行“三大政策的革命的新三民主义”，才“愿为其彻底实现而奋斗”，以此击退了国民党内的顽固派，把国民党那边的高度防范和限制，尽可能的降到最低。同时，又提出共产党独立自主领导八路军，新四军两只自己的力量，以及东北抗日联军抗日，绝不能交出军权，搞什么“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以此消灭党内的右倾投降主义和左倾冒进思想，使共产党游刃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内，在抗日战争中，在有效消灭日军的有生力量，并先后打退国民党的三次武装反共高潮的同时，发展壮大自己，到1945年8月，共产党独立掌握的正规部队达到110万之众，能征善战的地方部队和民兵更不计其数。 可以说，正是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的高瞻远瞩，提出“两步走”，才有共产党的1945年参加抗日庆功宴，1949年凯旋入北京，1956年结束新民主主义阶段，开始社会主义革命。所有这些时段里取得的成就，都主要地归功于毛泽东，刘少奇算老几，问问延安时候的朱德、周恩来、彭德怀就知道，问问1956年的荣毅仁也可以。什么“毛泽东主要提出，刘少奇主要实践的新民主主义”，贪天之功，也太没有遮掩了吧！至少右而左还活着，还可以证明不是这么回事。 1957年之后，毛泽东觉得都安排好了，自己该可退休了，可去当吟游诗人或者哲学家了，就退居二线，把个好好的国家，交给刘少奇邓小平们来管着，结果他们实践“新民主主义”，把个好好的国家搞的乌烟瘴气，毛泽东只好为这个不争气的接班人当救火队长，以至于冤枉不少好人，为接班人背黑锅，至于“四清”中的恶行，文革中干扰文革，制造种种恶行，使之成为“浩劫”，哪一桩，哪一件不和刘少奇及其帮派（明着的和暗着的，台上的和台下的）有着密切的关系。这“新民主主义”实践出来的到底是什么货色，只要我右而左还活着，也是要不断的证明的。 这个进步与落后、革命与反动的历史落差又有多大？“法西斯资本主义”（张木生说毛泽东言论），不适合毛泽东，恰好适合做成桂冠戴在刘少奇头及其衣钵继承人头上。从毛泽东社会主义到了刘少奇法西斯资本主义，再到其衣钵继承人屠杀手无寸铁的民众和学生的法西斯封建主义。这2000年的落差该有了吧？ 蒋介石当年，逆历史潮流而动，搞“攘外必先安内”，没有成功，他不懂得毛泽东懂得的人民的力量到底是什么，他不知道人民是顶多只可愚弄一会，决不能愚弄第二回的。我猜测，蒋也一定在台湾反思过，早知道中国人民有那样不可战胜的力量，我何必怕日本人，何必投靠美国人，差点当了汪精卫那样的货真价实的汉奸，在张学良毛泽东等逼迫下，才捡了一顶“民族英雄”的大帽子，戴在头上，实在是祖上鸿福。 历史在重复，只是演员变了面孔，道具也还是那个道具：三民主义。蒋介石没有成功过的，张木生及其主子也成功不了，要安内还是要共产主义！ 共产主义变成了三民主义，这是不是一个更大的落差：理想主义的落差，无以年计，是无穷远的未来天堂和无穷以前的荒蛮之间的落差。 古有“掩耳盗铃”之贼，今有自欺欺人之张木生——一条为所在的阶级看门的狗，一个为失去人民性的党派服务的戴着伪造的学者头衔的政客。 七，张木生在政治光谱上的位置 从张木生（和刘源一起）批判左右的言论看，在政治光谱图上，他是把自己定位在“中”的位置上的。这一定位是否准确其实不重要，主要的是看张木生的具体作为。先看其以下政治简历。 张木生1965年同陈伯达儿子陈晓农到内蒙临河插队，1967年冬到大寨参观学习，1968年春回到内蒙里临河，写出长文《中国农民问题学习——关于社会主义体制的研究》。该文主要摘录托洛茨基和斯大林、布哈林和斯大林关于社会主义的论争，并引述了列宁和毛泽东在不同时期对相关问题的论述，得出“包产到户确实可以增产”的总结论，反对中国当时的“农业学大寨”和农村人民公社，提倡“三自一包”。 《中国农民问题学习》在当时受到胡耀邦特别赏识，张木生因此得到胡耀邦特别召见。并且，因为此文奠定的思想基础和与胡耀邦结下的政治缘分，在文革之后胡耀邦掌握国家权力之际，张木生成为“改革开放”的年轻“先锋智囊”之一，在1980年-1984年期间，出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农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1980年夏天，张木生参加了由时任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杜润生召集的、有各省主管农村工作的领导参加的、在北京万寿宾馆召开的“农村干部问题座谈会”。这是张木生第一次接触到有“中国农村改革之父”之称的杜润生。1982年，由杜润生执笔起草的“中央一号文件”正式确立“包产到户”的合法性，随后杜润生亲自操刀，以铁腕手段，在约两年时间至1984年前后，在全国范围基本消灭了中国农村人民公社（除了少数极力抗争而保存下来的之外）。 关于张木生此一阶段的政治生涯，刘源在前文提到的《读张木生》一文里，有如下的简单总结： “从内蒙基层回来，参与组建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发动滁县包产到户大调查，参加前几个中共中央农村工作‘一号文件’的起草讨论，以‘马列枪法纯熟’著称圈内”。 因为和杜润生一道参与中国农村改革劳苦功高，张木生于1984年被杜润生调入中央书记处农业政策研究室，据张木生本人言论，同期被调入该研究室的有80年代“改革四君子”之一、现在任国务院副总理的王岐山，现在的主流派经济学者、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北大教授为周其仁，现任中央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副组长的陈锡文，另一位80年代“改革四君子”之一翁文曦，以及80年代改革“先锋智囊”、张木生的好友王小强等。 大家知道，1989年春夏之交，北京出现严重的“政治风波”，胡耀邦已故，赵大爷权力被削除，张木生随之于1990年被调出中央书记处农业政策研究室，出任中国百业信息报（后为中国税务报）社长兼总编，至1993年。1993年，正是邓小平1992年“南巡讲话”掀起的更大胆的改革全面进入实施阶段，张木生枯木逢春，要出任西藏那曲地委书记，尚未到职，又被改任西藏林芝地区专员。当时，刘源从河南调入武警水电部队，杜润生电令刘源，护送自己的高徒张木生入藏。“两年后，因为种种复杂曲折，张木生挂冠而去，回京接手中国税务杂志社”（刘源：《读张木生》）。张木生在《中国税务》杂志社任社长至今，享受国务院“专家级官员特殊津贴”。 翻动过张木生这非同寻常的政治简历之后，不难得知，1980年代初中期，张木生以早年的《中国农民问题学习》一文，跻身胡耀邦谱系，执行的是邓小平路线，具体跟随杜润生，操刀农村政治经济体制改革，当时算得上是青年才俊，改革急先锋人物；也不难猜测，他1990年离开所在位置，与其明显也染上了落败而被削权的赵大爷谱系色彩有关。 大家知道，1976年毛泽东器重的几个人物（其中有信仰最坚定的毛泽东路线执行者），被强制终止政治权力，身陷囹圄。自此，中国的政治光谱图，开始遭遇识别信号困境，1980年代初，随着华国锋、汪东兴、纪登奎、吴德这些“幼稚左派”被最终清除出权力中心，中国政治谱系图里，只剩下一个派别：就是苏拉密一再指出的D左。所谓D左，在WG时期都是被确立为右的。 D左，用张木生自己的话说，就是“毛泽东左边的人完了，右边的人经过文革成为改革开放的领导人”。在张木生如日中天的时候，D左是涵盖胡耀邦谱系和赵大爷谱系的，后来才分化出D谱系、胡耀邦谱系和赵紫阳谱系三个子谱。直到今天，把持中国朝政的，依然是这三个政治子谱人物，他们互相斗争，又互相联合，需要一致应对民众的反抗时，他们互相联合，民众反抗的压力消除之后，他们互相斗争，民间八卦的团派，太子党，都可归在这三个谱系里。 赵紫阳被削权却还活着的时候，沽名钓誉自我加封“普世派”，由于其政治地位不存在了，这个谱系在党内就失去了合法性，很长时间没有人敢往这个谱系上贴，直到最近几年某公坐稳了权力，喊出“普世至死方休”为止，但此谱系在党内的合法性至今还是没有的，自贴这一谱系招牌依然要承担极大的政治风险（张木生显然不会干这个高风险的买卖）。 胡耀邦谱系则不同，在赵大爷沽名钓誉自我加封的谱系合法性丧失的时候，胡耀邦已作古，他无法给自己的谱系自我加封一个名号，但官方加封了他一堆最伟大的最光辉的声名帽子，其谱系因此具有了坚实的合法性，因此，这个谱系大概既可以堂而皇之却理由不充分列入D谱系，也可偷偷摸摸却理由充分列入赵大爷谱系。 刚才说了，现在的台面上的政治人物，都从D左而出，事到如今到底谁是谁的谱系，就很难说清，全看情势的需要和合法性的压力是不是那么大。不过，胡耀邦的儿子胡德平是胡耀邦谱系是毫无疑问的，普世派就是赵大爷谱系也是确凿无疑的，普世派要推销自己的货物，多数时候还要借助胡耀邦谱系的合法性，由此可以说，胡耀邦谱系和赵紫阳谱系狼狈为奸。 如此一来，张木生躲在几个谱系背后，到底是那个谱系，以我做的这个谱系梳理，对照上面他的政治简历，他的红二代出身，他再结合下一节我将要谈到的一些内容，就不难确定了。可以说，他是正宗的D谱系，浓重的胡耀邦谱系，染色了赵紫阳谱系。所有这三个谱系，从根本上讲，无一不是反毛派。因此，可以简而言之说，张木生不论其自己怎样定位自己“中间派”，不论其在《改造我们的文化历史观》里怎样不痛不痒说了几句毛泽东的好话，还抬出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为自己的政治主张镀金，确立“党道统”和“国道统”依据，都准确无误是反毛派。这个“反”是汇集以上三个子谱的祖宗和子孙各派如刘少奇派，D派，胡耀邦派，赵紫阳派，现在的刘源派和炎黄普世派等一切人物对毛的“反”。这就是说，他是一个反毛的集大成者。这可从他以下言论得到进一步证实： “他（毛泽东）最大的错误就是发展社会主义以阶级斗争为动力。要消灭资本主义，但他永远找不着消灭资本主义的尺度和手段。消灭的结果是法西斯式的文革黑暗。那算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算什么，法西斯主义，是最野蛮的资本主义”（香港传真：张木生《我的中西历史观和新民主主义历史观》） 一个打着毛泽东旗号的人，一个共产党改革开放的智囊学者，一个直接参与制造了中国改革大潮的风云人物，一个有可能即将成为共产党第五代领导人核心智囊的“社会主义”中国大陆的共产党人，把共产党和人民共和国的关键缔造人毛泽东，视为“法西斯主义，最野蛮的资本主义”。据我所知，即使是资本主义国家的稍有常识的政治领袖和严肃学者，也极少有这样公开撰文进行比拟的，这样比拟的只会是最无良的政客和最无良的所谓学者。 八，张木生用“新民主主义”融合“左右”的可能性评估 考察了张木生在政治光谱图上的位置，再来看以其“新民主主义”政治主张，融合体制内外左右的可能性，就容易多了。 先看体制内，已经说过，现在的“左中右”，都是当年 “毛泽东右边的人”，也就是D左的嫡传后裔。张木生为融合他们做了一系列的“自我推介”，不断接受中外媒体采访，光是“两端之中间者座谈会”就“不下数十场”（张木生自白），以下大概是最有“市场轰动效应”的三场： 2011年5月，中国所谓自由派媒体，非常隆重搞了一个专门座谈会，庆祝张木生的著作《改造我们的文化历史观》在大陆由军事科学院出版发行（该座谈会纪要，曾在网上流传很广，内容极为敏感），张木生是主角，参会人物：刘源，总后勤部长，上将；吴思，《炎黄春秋》主编；丁力，《经济观察报》高级编辑；乔良，现代军事理论家；翁永曦，改革初期“京城四君子”之一；罗援，刘伟伟，朱成虎，胡光正，这四位都是在职将军；周志兴，右派另一园地《共识网》的主编，《领导者》杂志主编；李伟东，税务杂志社研究员，原《中国改革》杂志社社长；叶子，中道网执行主编；赵玉书，武警三师政委；卢跃刚，中国青年报记者、研究员；梅学平，国际广播电视台的负责人；杨帆，中国政法大学教授；于铁军，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解如光，白南风。参会媒体：中国青年报-冰点，新京报，北京晚报，北京日报，中国图书商报，中华读书报，京华时报，南方都市报，中国经济报，上海第一财政日报，经济观察报，广州日报，《看历史》杂志，中国周刊，北京青年周刊，三联生活周刊，腾讯网，网易，新浪网等等。 2011年8月27日，胡耀邦之子胡德平召开右派精英座谈会，纪念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发表30周年，胡德平做了主旨发言，主要意思是批评党的这个决议，对毛泽东否定得还不够。参会这次座谈的，有《炎黄春秋》副社长，大名鼎鼎的杨继绳，老牌民运分子，香港大学教授丁学良。张木生说，他事先不知道胡德平们要说些什么，他按照自己的原计划发言，似乎与会场气氛有些不相吻合。 2011年10月10-12号，杨帆、李伟东在四川建安博物馆召开了近代史讨论会。参会的李伟东、杨帆、秦晖、张木生、曹锦清、萧功秦、徐友渔、祝东力、黄纪苏、刘仰、吴伟等做了发言。这个名单以右派学者为主，含号称“新左派”的人物和“中间派”的人物（不过，无论左中右，这些人都是否定毛泽东，否定文革的）。张木生做了发言。 在左中右中，将改革开放以来所实际执行的政治路线，类比新民主主义的，远不是张木生一人。《炎黄春秋》(注意：刘源是该杂志的创始人之一)主编吴思说，有中国“农村改革之父”美称的杜润生，就曾在《炎黄春秋》上撰文说，中国现在实际上是新民主主义社会，它就是这样的一个结构：共产党领导搞资本主义。持同样观点的还有该杂志社的杜导正，他也认为现在应该走新民主主义的路，举新民主主义的旗，而且有一次杜导正还说，一次和赵紫阳讨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问题，赵说，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际上就是新民主主义，但是我们不好这么讲，搞了几十年的社会主义，又回头搞新民主主义，就换了一个名字，就叫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吴思的以上说法，得到了赵紫阳的《改革历程》的证实，赵在书里指出，邓小平的改革，归根结底，就是共产党领导搞资本主义。张木生本人也对吴思的说法给予了确认，他说：“他们骨子里，其实包括陈云邓小平许多人，他们信仰的都是新民主主义。很多人都问过鲍彤，问过紫阳，问过耀邦，说改革开放究竟是什么，就是经济上恢复新民主主义。他们都作过证，就是经济上回复新民主主义。万里也这样说过”。“刘少奇建国初提出‘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陈伯达，纪登奎他们说‘要是一直坚持刘少奇的新民主主义论就好了’。 这就是说，张木生所继承的不是别人的衣钵，正是刘和邓的衣钵，不说从《新民主主义论》哪里搞来的“党道统”，“国道统”，光靠这个“改开道统”，恐怕就出不多融合一切现在的“中间派”和右偏中的知识分子和政客，何况还有刘源的枪顶着。 毛泽东是共产党的政治缔造者之一，是共和国的真正的最终的缔造者。张木生把自己的“新民主主义”的源头，藏在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里，获得鲜红的颜色，有似乎可以获得“党道统”与“国道统”的双重合法性。这足以震慑乌有之乡那些毛派旗手（同时迷惑那里绝大多数只要谁打出毛派旗号，就跟着摇旗呐喊，趋之不疑的乌有左派网友）。 张木生说：“与乌有之乡座谈会，他们讲，木生对毛泽东理论的论述，比我们深得多。分歧只是对毛晚年无产阶级继续革命理论的问题上”。 张木生评价重庆模式说：“它是初步的政治改革，是改革开放的内陆高低。重庆经验告诉我们，中国很有希望” 张木生还说：“现在中国最大的危险是对美国各种意识形态/港台意识形态，听之任之，好之乐之。不重归新民主主义社会，打不下这股邪气，中国一定找不到北。新民主主义超越左右是我们社会最大的公约数”，“西方给我的定位是：共产党好战左派，而且还捎带着刘源”（《我的中西历史观和新民主主义历史观》） 这些话，是不是都说到乌有旗手（和乌有左派网友）的心坎上去了？所以，张木生收编左派是没有任何难度的。 张木生惟一的难点还在于胡耀邦谱系（传人胡德平）和赵紫阳谱系（传人大领导）——该二系大概相当于现在的普世派。他谈起赵紫阳都是“紫阳”，胡耀邦都是“耀邦”，不带叫人家姓的，这恐怕说明他以前多少染了一点普世派色彩，89风波后，他于1990年被赶出了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说不定与这点色彩有关。 他说，出席胡德平的座谈会，不知道他们事先要谈的内容，他只顾“推介自己”，就与会场气氛有点不融洽。我想，要是他事先知道座谈内容呢？还会不融洽吗？恐怕不见得，无非是先就着他们谈话内容讲，以后再来一次“自我推介”呗，多跑一次腿儿而已（当然，猜测而已）。不管怎么说，全面收编胡耀邦普世系，难度应该还是有一点的，但不是很大。 至于大领导普世系，难度稍大一些。张木生指着“新民主主义”对着左派说，那是毛泽东的理论，也是邓小平的“特色社会主义”，左派一听“社会主义”，一听毛泽东，一听左派祖师爷邓小平大名，什么不想，就信张木生的；张木生指着“新民主主义”对普世派说，那就是资本主义，效果就不同了，人家普世派一听，什么资本主义，那是“一党制的官僚资本主义”，就是你张木生说的“法西斯资本主义”！另据张木生自己透露，人家胡绩伟就不买他的账，胡对他说，新民主主义如果是资本主义，就不能一个党派老在台上，就得多党制，张木生拿人家胡绩伟一点办法没有，只好絮絮叨叨，自言自语，批评大领导“明明管着经济，偏偏说普世”。在这样情形下，想要去收编大领导普世谱系，恐怕的确有点难。人家理解的普世是：“自由民主博爱人权”，不是“一党制的官僚资本主义”。 不过，张木生几十场座谈会下来，已经是胸有成竹了，他说： “两端之中间者座谈会不下几十场，都对最大公约数，最小公倍数点头，更不用说对封建民主自由词汇概念，大家基本有了共同的定义？算不算超越左右，弥合左右？” 算，当然要算！人家不算，我右而左给你算！ 再看体制外。人群交叉重叠很大，我无法严格区分不同人群，只能随便说说，点到为止。 张宏良是体制内的，也是体制外的。为了连接他到乌有为代表的草根左派，我把他放在体制外来讲，这不是我遭践他，实在是我无法把乌有网友拉到体制内去，只好下放张宏良到体制外来，陪他的粉丝。 前两天，有位网友给我发来张宏良在乌有之乡的文章《王立军事件——中国政治形势逆转的标志性事件》，张文里有这样的癫狂般的“激情”： “特别是当今中国红色大潮的风起云涌，红二代接班的民心所向和众望所归（此处我特地反过来加黑，什么意思？），更加决定了卖国集团必然会采取采取包括宫廷政变在内的种种非常规手段，镇压红色大潮和破坏红二代接班”，“特别是按照目前既定的十八大逻辑走下去，今后习近平掌握军队，薄熙来掌握政法，99%的人民大众聚集在毛泽东的旗帜下，这三种力量合在一起，社会主义的复兴和中华民族的崛起”。 张宏良是乌有之乡花了大力气打造出来的天师，我说过，孔庆东价值200万武警，用武警数量来度量，张天师起码也值100万，不说其他人如韩德强，张勤德等等，光是这两位，要是向张木生“点过头”，谁还敢不点？乌有的网友们，当然也就都会跟着他们的棋手们，乖乖的给红色二代当冲锋队了。张木生可是根正苗红的红二代，其融合左右，干的正是为红二代登基第五代共产党领导人宝座，整合朝廷上中下朝野内外人力资源的红色事业，也是为红二代登基后大展宏图，做物质的人力和精神的治国理论轨道铺设。这样一来，他还能不整合乌有为代表的体制内外的左派？谁要是以为张宏良和孔庆东现在都只是一介书生，而不是政客，谁大慨就离脑残不远了。天师大侠转国师爷的梦，说不定借助张木生三寸不烂之舌，不久就梦幻成真了。 无产阶级（此处可以特指城市工人阶级，不少该是乌有派草根左派），一来，他们的灵魂已经被苏拉密的笔穿透了，幻想着搂着美女，美酒加咖啡，小资生活为最大追求，张木生用“新民主主义”拿下他们基本没有问题，二来，这是根本的，这个群体没有发言权，就算拒绝，拒绝得了吗？ 农民阶级，则是“随你呗，你说啥就啥呗”。除此而外，他们还能说个别的啥？何况，他们还更是没有自己的发言人了！ 商界（不包括大资产阶级，大资产阶级都是体制内的或者有体制内代理人的），我知道，商界遭受共产党官员欺压，十分惨重，他们公开的都是赞成共产党，私下则没有不骂共产党，没有不早日希望共产党滚蛋的。但是，张木生已经审时度势，把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两个小星星升格为领导阶级了，让他们随心所欲去击落另外两个小星星无产阶级和农民阶级，商界还能不与张木生合作？要不合作，他们就枉作商界人了。 总之，张宏良等的笔杆子、刘源等的枪杆子，还有吴思等操控的话筒子等多重支持下，虽然还不能所向披靡，无往不胜，但总体来说，融合和收编左右（他叫做“超越，弥合”）成功可能较大。民间的力量，只有一个是不确定的，就是苏拉密的“无产阶级”，他们现在还不知道该干啥，当他们知道该干啥的时候，谁也不知道他们会干啥。我不确定他们会不会被张木生收编，但他们具有革命性是毫无疑问的。体制内的不确定力量，是大领导普世谱系，张木生还要费些思量。 我个人认为，张木生的“新民主主义”不是中国的需要，万一他借枪杆子笔杆子话筒子，融合左右成功，则中国社会也就最终走向了灭顶之灾，周期律也就开始发挥其无以遏制的作用了。 九，张木生：天使还是魔鬼？ 张木生的政治谱系一清二楚：如前文，可以简而言之说，张木生不论其自己怎样定位自己“中间派”，不论其在《改造我们的文化历史观》里怎样不痛不痒说了几句毛泽东的好话，还抬出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为自己的政治主张镀金，确立“党道统”和“国道统”依据，都准确无误是反毛派。这个“反”是汇集以上三个子谱的祖宗和子孙各派如刘少奇派，D派，胡耀邦派，赵紫阳派，现在的刘源派和炎黄普世派等一切人物对毛的“反”。 前文又说了：古有“掩耳盗铃”之贼，今有自欺欺人之张木生——一条为所在的阶级看门的狗，一个为失去人民性的党派服务的戴着伪造的学者头衔的政客。 再看看我这篇文字整个的对他的剖析，在把他“董仲舒也当，康有为也当，董仲舒喊捉董仲舒也搞”联想到本文第一节里的“壕沟里面的”的“生态环境”，你说， 他是个天使吗？ 特别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张木生在《改造我们的文化历史观》这本书的封面上，特别地突出书内的几行字：“我写这本书，逢左必右，逢右必左，想超越左右就不怕左右都不讨好”。为了掌握其真实的思想，不搞“莫须有”的批判，我耐着性子，耐着智慧被羞辱的尴尬，把他这本500多页的书读了两遍，部分章节还反复摘读，如此认真之后，关于他这几句自我赞美的话，我的真切感觉是：“我写这本书，逢左说左的话，逢右说右的话，想替王爷融合左右，找到公约数和公倍数，就不怕昧着良心两边讨好”。 魔鬼，决不是天使，这就是我给张木生下的结论！ 他是在为自己的阶级利益，为自己所在的党派利益，而不是在为人民的利益，提出回归其“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主张。 十，结语 改革开放以来，众多“理论家”都善于自中外古今各种貌似合理完备的所谓学说中，寻章摘句，用片面真理，去攻击他们认为“不科学的”、“过时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严密体系里的普遍真理，张木生走的是同样的路子，其《改造我们的文化历史观》，借读北大教授李零的若干著作为名，四处摘录，东拼西凑中外学者的各种经不起严格推敲的学问，展示自己的所谓思想，其中一个方面，就是对马列主义“五行态说”，提出大肆的批判，进而如上面第二节指出的，将马恩列斯毛的社会主义，从不同的角度一并砍倒，扶起他自己说我是决不承认的“中国共产党人毛泽东提出，刘少奇实践的新民主主义”大旗。 中国30多年的改革，改到今天矛盾重重，就理论而言，主要的原因就是这些半吊子的理论家的半吊子的理论指导的结果。 张木生这个为“今天”开方子的人，比以往任何人都更加变本加厉，站在了反人民的阶级立场，站在了失去人民性的党派立场，为既得利益代言，为他们构建政治顶层，他们自己或可以逃过直接的历史惩罚，但是，他们的子孙后代，绝不可能逃过八旗子弟的命运，谁能告诉我八旗子弟今安在！ 见鬼去吧，张木生，鬼才是你的同类，人间不需要你这样的魑魅魍魉。 右而左 2012-2-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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