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决战痛错过，老来追忆已枉然
——一个1970年代智利革命者回忆的摘抄和读感
秋火
乍看书名《囚牢浴室里的歌声》并不出奇，作者“古斯塔夫·马林”也名不经传；看到文人陈嘉映给他作序，称之为“皮诺切克军事政变期间……民主斗士”，更不以为然。深入其中看才知：这本书的作者是个受到1968左翼风潮影响的大学生，1970-74年投身智利的相当勇猛的农民土地革命运动（直接夺取殖民者的庄园），更是“左派革命运动”的地区领导人！看过李星《智利革命的前因后果》http://t.cn/Rv91cZJ便知，该组织是智利革命中最勇猛却又政治混乱的一股左翼力量。我很好奇，第一次看到该组织的积极骨干所写的回忆。
决战早已错过追忆还有何用？
在古斯塔夫·马林的零散的回忆中，我特别注意到这些记述：
“1973年6月，在军事政变发生之前的三个月，出现了一个小小的序曲，那就是所谓的‘坦克政变’。我是在圣地亚哥经历这场事件的，当时军队起了反叛，坦克一直开到总统府孟涅达宫的前面，我们却不能采取任何及时的行动，和其他革命者一样，我对这一点感到非常不安。
“我记得米盖尔·恩里克兹当时非常生气，因为虽然左派革命组织的主要力量都经过了紧张的培训和准备，但却并没有采取任何直接的行动。我们应该立即缴获那些坦克。但我们却没有采取行动。
“一周之后，我回到了特木科，我见到了地方委员会的成员，我问每个人在坦克政变期间都干了什么，口气中甚至有点极权主义者的色彩。”（P39）
当作者1976年底流亡法国时，进一步回顾道（P92—P94）：
“我流亡到国外之后，了解到左派革命组织仍旧在努力重新组织起来，于是我就和住在巴黎的几个革命者取得了联系，其中包括费坎多，后来我也和古提亚雷兹、加图、佩拉多和佩恩取得了联系。
“1977年到1978年间，我和这些人保持着联系，并思考如何对1973年军事政变前后的经历进行评价和反思，这样我们就能发现我们所犯的错误，开拓眼界，重新建立一个和1973年之前的组织不同的新组织。这在1973年之后更加迫切，因为事实多次证明，这个政党惟一能做的就是带领我们大家撞南墙。
“我认为左派革命组织作为一个革命政党掀起了一场浩大的革命运动，改变了智利社会，但在1974年米盖尔·恩里克兹死后，这个政党受到了重大的挫折，已经完全无法重新站立起来了。军事独裁政府打垮了我们，但这并不是件坏事。
“我记得1973年政变之前不久，在‘坦克政变’事件之后，大约是那年的6月或7月，我们几个地区的书记一起计划组织一次起义，要赶在军事政变之前，因为我们已经知道他们正在准备军事政变，而且我们预见到军事独裁政府将给智利带来巨大的灾难。
“在南方，我们有能力组织一次起义，我们可以得到农民、工人、青年、贫困地区的人们、学生、甚至包括部分军队的支持，我们已经和他们建立了联系。我想，如果我们和其他地区的人民联合起来，就有可能造成一定的影响，预防或阻止军事政变的发生。
“但是我们没有对这次起义进行周密的计划。我记得我们从来没有在左派革命组织的会议中认认真真地讨论过这件事。我个人认为那应该是一次‘先发制人的起义’，不能和军队产生正面冲突。此外，我们已经取得了一些基层官兵甚至是中高层军官的同情，我认为当时我们仍旧能获得广泛的社会支持，这可能对那些军事政变的组织者造成突然袭击，使他们在全体智利人民面前暴露出他们的本来面目。然后我们计划组织一个由广泛的政党联盟支持的公民投票，迫使那些推举这些政变领导人的人放弃他们的计划。
“现在所有的这一切都过去了，有人可能会认为这种先发制人的起义是空想或是危险的事情。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它的确可能会防止那次军事政变的发生，使几千名智利人免于丧命，使更多的人免于流亡。不管怎么说，那是我们之中有些人考虑过的一种假设。但我们无法改变历史。
“未能举行起义的原因之一是因为圣地亚哥地区的工人大部分都受共产党控制，他们不会参加起义，这样，我们的运动在权力最集中的首都影响反而会最薄弱。
“就在这种犹犹豫豫中，军事政变发生了，摧毁了一切。我们在政变发生之后和1974年试图重新把组织建立起来，但都无济于事。”
这个作者虽然还不至于像乔治·奥威尔那样懵懂无知地亲历了1937年5月西班牙革命的关键战斗，但对待紧要关头的迷茫、无力感却是相似的。其实，1973年6月智利革命中的右翼政变，一看就让人想起1917俄国革命中的科尔尼洛夫叛变或者1926年中国大革命中的中山舰事变，在那些时刻，无产阶级最需要坚决有力的回击，但不急于夺权。且莫说夺权了，连坚决回击都做不到，势必助长反革命的嚣张气焰。
此后，革命者已陷于更大的被动，可起码还能组织一场起义时，却没有迈出这一步，以致敌人抢占先机、摧毁了革命主力，让成千上万群众牺牲。这就是明明白白地错过了决战时机，失败后再来追忆，还有什么用？
当然，你可以说有历史记念作用。失败的革命的确也有历史价值。但是连斗争都没有到底，死的时候手上还一堆好牌，相当于饿死的时候才发现柜子里还有几十斤面包，渴死的时候行囊中还有几十斤水，被打死时才发现几万吨炸弹枪炮没用上，这时候死都死绝了，还有个屁用？
从1970年代智利革命，再反思先锋党作用
根据李星介绍，“左翼革命运动”（MIP）是1970年代智利革命中仅次于共产党和社会党的第三大左翼力量，它成立于1965年，是一个包括原智共和社会党党员、也有托派和毛派的激进左翼松散联盟，“但到最后也没能成为汹涌的群众运动司令部，而是跟在浪头后面乱跑”，据李星说，“MIP是三支左派力量中最真诚的：90%的MIP成员政变后或死或囚，这是抵抗右派军人最彻底的一批人。……MIP到处冲杀在直接行动的第一线，忘记了革命最深厚之力量不在哪个党的手里，而在人民手中。党的作用是制订正确路线，协调革命进程发展；当然有时也要赤膊上阵，但这是阶级斗争发展到街头的必然现象，仅此而已。”
其实李星的说法有点拐弯抹角，——左革运如此醉心直接行动，当然明白“革命最深厚之力量在人民手中”，关键是：在革命运动中，先锋党要发挥的作用不仅仅只是直接行动、赤膊上阵，最重要的作用应该是为行动制定路线和策略、协调革命进程。更明白地说：先锋党应该成为真正的司令部，而不仅仅是冲锋陷阵的士兵。
当然，有时候将军也走上前线亲自开枪参战，这样很有助于鼓舞士气，但如果一支军队的司令官们全都只是像普通士兵一样直接拿枪打仗，我还要你司令部干个鸟用？
当一个人炫耀年轻时的革命资历时，
他就早已不再是个严肃的革命战士了
最后说一点，虽然作者在1980年代之后就完全淡出革命运动圈子了，但我还是表示不喜欢作者回顾当年时处处流露类似“老子当年干过革命”的豪迈炫耀心情。在我看来，这种飘然的自豪感虽然多少有点合乎人的感情，但是过多倚老卖老的炫耀心理，总让我觉得有些轻佻、轻浮，令我不自在。
而且，作者似乎仅仅是凭着一种正义感或者道德满足感从事进步运动，——这个当年激进左翼的革命战士，晚年却是在改良派的NGO“人类进步基金会”工作，时而参加一下“马丁·路德·金国际中心”组织的国际和平会议。
对于他个人来说，这样的晚年也许还算幸福，起码有饭吃还有事做、有朋友来往、还可以世界各地到处旅行；但是这些给资本主义改良事业添砖加瓦的工作，已经与无产阶级革命解放事业没什么正面联系了。我不希望像他那样，年轻时代为革命事业努力，年老时再来轻轻松松地追忆过往，还沦落到给资产阶级改良事业做文章。
读了这样一个并不值得学习的老人的回忆，我想让自己牢记：只要社会上还有无产者深受压迫和痛苦，至少在公共的空间里，追求革命的人就无权为个人的得失荣辱而喜忧。
我们更要牢牢把握现时代，不要等到老时再做一番毫无益处的追悔。
写于2014年6月15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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