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团结精神”与人民式的“全球化”

　　自然的全球化和病态的全球化

　　我们生活在同一个地球上，相互交流和认可本是一件如吃饭睡觉一样自然和必然的行为。使这个进程发生异化的，是从病态夸张的个人主义价值观中诞生的资本主义生产模式和消费主义生活方式。这个扭曲进程的高级阶段现今被称之为“全球化”，在这一进程中，出现了诸如“大发现”、“印第安人”、“中东”、“远东”等西方中心论式的扭曲概念。

　　在资本主义潘多拉魔盒被打开之前，存在着原始的掠夺战争，它们遵循着某种远非今日之精密、虚伪国际法的古老的仪式和规矩;同时自古代起，人们出于对远方和新颖的天然好奇心和生活之需，也早早开启了民间的良性交流和缓慢的世界化进程。近期已有越来越多的研究成果表明，在哥伦布西航之前，美洲与非洲、美洲与大洋洲、美洲与亚洲很可能已经存在着联系。

　　一个涉及亚洲的例子也许使我们对早期的世界联系有更亲切的感受：

　　十四世纪上半叶的阿拉伯旅行家伊本・白图泰最初怀着赴麦加朝觐的向往，受到穆圣“学问虽远在中国，亦当前往求之”训导的感召，来到了宋元之间世界最大港口之一的中国泉州，并在自己的著述中将这座没有一棵橄榄树的城市奇怪地称之为“榟橔城”(即橄榄城，阿拉伯语发音为madinatal-zaytun)。那是因为，当时泉州周围栽种刺桐树，因而被称作了“刺桐城”，而“刺桐城”又因为闽南话发音接近阿拉伯语中“榟橔”的发音之故，被来泉州做生意的阿拉伯、波斯商人叫成了“榟橔城”。这仅仅是一个世界性民间交往的生动例子。陆路海路的“丝绸之路”、黄道婆、从阿拉伯世界的矿物颜料钴蓝到中国的青花瓷，远近的例子不胜枚举。

　　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现以及金融资本主义的成熟，全球化的规模和速度空前发展，这一进程发生了质的变异。交流再也不是哪怕以原始掠夺为形式的生活需求，而成为一种以利润为目的的人类生活的全面异化，直到发展为我们在新的世纪里亲眼目睹的新一轮疯狂的资源争夺、金融战争。竞争已经成为统治人类集团交往的思维方式。

　　在整个这一变态进程中，1492年是一个重要的象征性起点，因此，拉丁美洲研究具有战略性的重要意义，而对非洲和亚洲的如何融入这一进程的研究还远未揭开大幕。

　　全球化中的辩证法

　　殖民主义伊始就包含着非殖民化的因素。殖民者的语言如何转变为被殖民者团结的手段只是一个例子。我们还可以再举几个例子。

　　其一，在古巴首都哈瓦那，有一尊献给该国独立战争中中国战士的纪念碑，上有铭文：“在古巴，没有一个中国人是叛徒;在古巴，没有一个中国人是逃兵。”只有细致了解了古巴的奴隶制历史，才能体会其中饱含的深沉意味。

　　十九世纪上半叶，机器工业发展迅速。英国根据自己的利益――并不是出于仁慈和良心发现――提出废奴。由于黑奴的减少，也由于1791年的海地革命在古巴岛引起的巨大恐慌，西班牙殖民当局决定引进替代性劳力(甘蔗园、榨糖厂离了大量的劳力无法运转)。引进欧洲穷白人和墨西哥印第安人劳力的举措相继失败。这时，从东方传来了消息。

　　在遥远的中国，1840年把中国带入半殖民地历史的鸦片战争刚刚结束。在鸦片战争中得手并熟悉了中国的英国资本家首先开始运送大量华工到英属加勒比群岛的牙买加、巴巴多斯和特立尼达做苦力，并启发了古巴奴隶主，后者上报王室请求引进“来自用棍棒管理之国的子孙”。

　　古巴的西班牙殖民当局委托两家公司招募华工，其中之一便是“英国伦敦公司”。1846年，英国人已在厦门修建了大量板房作准备。雇佣苦力的办事处设在葡属澳门和英属香港。1847年，第一批华工抵达古巴，最早的两艘运送苦力船之一是英国船。

　　苦力是签约的奴隶，从一开始就参与了本地奴隶的逃亡。在古巴的独立战争中，早就出现了华工组成的团、营，个个骁勇出众，坚贞不屈，其中不乏前太平军的战士。他们的事迹被古巴人记录成书，荣誉被刻录在上述碑文中。这样的特殊地位是华人战士用鲜血和生命换得的，这样的付出生命是由惨无人道的资本压迫造成的。古巴与中国这两个相距遥远的国度，由被压迫者的国际主义缔造了最初的友谊。如今，华人已经成了古巴人口的三大来源之一。

　　其二，大帆船贸易。

　　1521年，为西班牙王室服务的葡萄牙探险家麦哲伦，穿过后来的“麦哲伦海峡”，“发现”了今之菲律宾群岛，从此，远近七千个岛屿上的土著陷入与美洲印第安人同等的地位，被称作“中国印第安人”。

　　持续了250年的西班牙―墨西哥―吕宋―中国的“太平洋航线”出现了，来往于洋面上的西班牙贸易船只被称作“马尼拉大帆船”或“中国船”。“大帆船贸易”是资本主义全球发展链条上重要的一环，造成了亚洲与美洲在近代的联系：在墨西哥出现了“普埃布拉的中国姑娘”传说，其原型是印度莫卧尔帝国公主的女奴;历史上第一本西班牙语―汉语词典因缘名为《吕宋华文合璧字典》。

　　1898年，美国在美西战争中从西班牙手中抢夺了菲律宾，迅速普及的英语替代了西班牙语。被菲律宾人视为国父的独立运动领袖里萨尔用西班牙文写作的爱国檄文已无法为后来的国人读懂，但它们被收入了拉丁美洲人编辑的大型文库《阿亚库乔文集》。介绍里萨尔的墨西哥已故哲学家莱奥波多·塞亚写道：

　　“里萨尔在我们的美洲和亚洲、非洲人民之间架起了一道桥梁;尽管我们的语种不同，但我们都能懂得人类历史上层出不尽的解放者的语言。”

　　其三，互联网的出现和广泛应用。这是一个作为当代人的我们最熟悉的例子。科技进步所发明的这一现代工具像一柄双刃剑，它既帮助金融资本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横扫其欲摧毁的任何一个角落，也使世界任何一个角落的底层卑微者得以互通情报，加快联合的脚步。

　　人民式的全球化及其障碍

　　今天，已经到了规划一种新的人民式全球化蓝图的时刻，它将是以人民的团结为基础的战略构想，这是能够抵抗企图统治世界的帝国强权联盟的唯一战略选择。

　　拉丁美洲人民已经在行动。他们长期酝酿的一体化主张，美洲玻利瓦尔替代计划(ALBA)，在巴西阿莱格雷港开始的世界社会论坛、南方银行、南方电视、无地农民运动、印第安人民代表大会，基于“幸福生活”观的厄瓜多尔政府“人民团结经济规划”，玻利维亚政府提出并实践的“共同体社会主义”，委内瑞拉政府的“鲁滨孙(扫盲)使团”，体现了混血人与印第安民众紧密团结的墨西哥萨帕塔社会运动，是拉丁美洲人民坚定的步履。

　　人民式的全球化抵御另一种虚伪的、压迫人民的全球化。世界政治经济强权的真正目的绝不是人民的全球化，它们希望看到的是人民阵营的分裂。

　　我们可以从一个五百年前的史例分析起。以“印第安人保护者”青史留名的十五世纪西班牙修道士巴托洛梅·德·拉斯卡萨斯在其巨著《西印度史》中写到了西班牙殖民主义者对古代墨西哥的进犯。在该部史书第三卷第122章中，拉斯卡萨斯先引述了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在其《论政治》中的一段话：

　　“凡意欲实施暴政之暴君均缺少理智、权利与公正，如发现其欲奴役之对象间确有这般不和，便窃窃自喜，若并无隙可乘，他们将不惜挑唆，因唯其欲统治之对象处于分裂不和之状态时，暴君才能制服一方，及另一方。”

　　拉斯卡萨斯讲述大殖民主义者埃尔南·科尔特斯面对强大的阿兹特克帝国采取了分裂的谋术。当他得知当地头人相互结仇，便“为之高兴”，“只要有隙可循，能获帮手，并得口实，已达其标的，科尔特斯向来鲜有顾忌”。

　　中世纪西班牙萨拉曼卡学派的维托里亚为襁褓之中的国际法提出的可以进行殖民战争的理由之一，即与对方一部之“结盟权”。在拉斯卡萨斯的笔下，科尔特斯之所为正是对这种“结盟权”本质的最好注脚：

　　“以便找到借口欺骗世人，说自己支援一方，反对其对头。就好似他是称职的法官，来听取双方之陈述，并在难经推敲的审判中，决定何方占理。他在不知晓某一方确实有理之情形下，随意选一方支持，然并不感到正在道德之域犯罪。”

　　拉斯卡萨斯判其“犯罪”的根本原因就在于：

　　“无论对此方彼方，或弱或强，有理无理，均为其掠夺之对象。”

　　拉斯卡萨斯在殖民主义式“国际法”的第一次历史实践中便一语道破天机：以支持受迫害一方为名，行占领统治全境之实。

　　在拉丁美洲近代史上，太平洋战争、大厦谷战争等诸多事件的幕后原因和令人嗔目的后果是中国谚语“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的脚注。在其他大陆上，种种类似的史例，如二十世纪初阿拉伯土地上的“阿拉伯的劳伦斯”、二十世纪中叶南亚次大陆的“印巴分治”，作为二十世纪九十年代非洲大陆上卢旺达大屠杀深刻背景的被德国和比利时殖民主义者刻意夸大并散播的“含米特假说”，今天值得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重新温习，记取其血腥的历史教训。

　　面对帝国主义“分而治之”的战略，引述公元二世纪中国诗人曹植的七步诗并不算过时：

　　“煮豆燃豆萁，

　　豆在釜中泣，

　　本是同根生，

　　相煎何太急”

　　分而治之的帝国主义战略是人民式全球化道路上的一大障碍，另一大障碍来自人民阵营内部。长期的殖民主义统治，以及漫长的“后殖民”影响造成了一种畸形局面：“南方”对“北方”的纵向仰视，相对于“南方”人民内部之间横向的缺乏了解。

　　我记得一件轶事。某次我访问一个墨西哥高等文化研究机构，拜会一位拉丁美洲散文研究专家。交流伊始，该墨西哥专家的第一个问题即：“中国有散文吗?”其无知程度的背后有巨大的历史成因。

　　在某些拉丁美洲研究机构中，多数研究人员竟不掌握该地区人民的主要语言。这不仅是一个研究工作中的致命缺陷，是对研究对象的缺乏尊重，同时也是“后殖民”文化现象的重要体现。语言是最主要的民族特征之一，是人类文化遗产，是抵达研究对象心灵的途径。更须提醒的是，现在已远远不是一个满足于掌握西班牙语的时代，该是培养克丘亚语、艾马拉语、纳华语、索希尔语、塞扎尔语等主要印第安语言人才的时候了。

　　形势正在向着健康的方向发展。“南方”人民正日益觉悟。

　　几年前，智利学者爱德华多·德韦斯与墨西哥学者里卡多·梅尔加·鲍撰写的论文以《试析亚洲思想在拉丁美洲的影响》为题，开篇如下：

　　“过去，人们以东—西方阵营、东—西方世界的比喻象征世界的两极，今天人们又换以南—北这种重要比喻;然而，这些区划都低估或遗忘了在弱极内部的知识界和政治领域里的思想流动及人员联系。换言之，就是忽视了南—南间的思想联系与政治联系，特别是亚洲与拉丁美洲在二十世纪的联系。”

　　今天已是二十一世纪的开端，但是，墨西哥思想家何塞·巴斯孔塞洛斯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写下的一句话如闪电般反复在脑海出现：“在当代，人们甚至没有察觉到让一

　　时得势的帝国主义处理涉及人类命运的问题包含着多少讽刺意味。”

　　向这个病态世界开刀的时候到了，让我们构建一个排除利益争夺、基于团结精神的人民式的全球化;反对帝国主义战争，保卫人民的和平!

　　索飒，学者，现居北京。主要著作有《丰饶的苦难：拉丁美洲笔记》、《思想的旅游：西班牙散记》。文章原载《天涯》2014年第3期

（责任编辑：新愚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