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0世纪30年代的托洛茨基
远在赫鲁晓夫之前，托洛茨基就把斯大林描画成了搞大屠杀的嗜血屠夫，把1930年代的莫斯科审判描画成捏造构陷。20世纪50年代以前少有人相信他。然后两件事发生了。一是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二是伊萨克·多伊彻(Isaac Deutscher)的三卷本传记，尤其是最后一卷，《流亡的先知》。
1980年1月2日，哈佛托洛茨基档案公诸众人。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美国史学家盖提和世界首屈一指的托派研究者勃鲁埃，发现了托洛茨基故意掩盖其与苏联反对派联络的谎言。但是勃鲁埃没有探究其发现的深意。
我却一直在研究这些。如果了解到不是斯大林，而是托洛茨基在他1934年之后的著述中肆意歪曲几乎任何关乎苏联和斯大林的事，那么这会震惊，甚至搅扰许多人。是托洛茨基在30年代发明了关于莫斯科审判的虚假故事。
托洛茨基的所有传记作者，无论是同情的还是敌对的，都轻易忽视了这一点。作为一种症候，这昭示了当代左翼置身的死胡同：托派无视大白于众人20年以上的真相：托洛茨基在30年代对斯大林和苏联的书写充斥着故意的谎言。
我正在写作一本关于30年代的托洛茨基的书。这本书将会在2015年出版。
E.莫斯科审判
新近的证据确证了下述结论：
*1936年8月、1937年1月和1938年3月莫斯科审判中的被告是有罪的，至少犯有他们供认的那些罪行。“右派和托派分子集团”确实存在。该集团策划发动政变——即他们所谓的“宫廷政变”(dvortsovyi perevorot)——暗杀斯大林、卡冈诺维奇(Kaganovich)、莫洛托夫(Molotov)等人，即他们所谓的“宫廷政变”。该集团的确刺杀了基洛夫。
*右派分子和托派分子均与德国和日本密谋策划，还有军队同谋者参与。如果“宫廷政变”失败，他们希望通过在入侵事件中向德国或日本效忠来执政。
*托洛茨基本人以及他的一些支持者直接与德国和日本合谋。
*尼古拉·叶若夫(Nikolai Ezhov)，作为1936年到1938年底内务人民委员部(NKVD)的头号人物，同样参与了同德国人的密谋。
所有反共学者皆认为三场莫斯科审判中的证词是内务人民委员部以某种方式捏造的。但他们没有提供任何证据给予证明，也没有做任何论证来替这些非常可观的疏漏辩护。实际上马修·E·利昂(Matthew E. Lenoe)之类的反共学者只是选择忽视这一点及大量其他证据。
现实中，从来没有人成功证明莫斯科审判中的任何一点是伪造的。然而，在高度政治化和一边倒的苏联历史领域，莫斯科审判变成了无中生有，所有被告都是被“陷害”的。这样的立场不仅居于“主流”位置，而且是唯一得到容许的观点。无论谁说莫斯科审判可能不是胡乱构陷的都将面临嘲笑甚至更糟的事情。因此，有很大的职业压力让人们把审判视为罗织罪名，却没有动力叫人对此做任何认真的研究。
任何客观的调查都必须正视必需的核实。因此，本节我们将讨论两个问题。一，基洛夫在第一场莫斯科审判中的证词是什么?二，我们能在多大程度上证实或证伪这次审判的证词?
1936年8月19日至24日第一场公开的莫斯科审判是有大量的调查做铺垫的。这些调查生成的档案，如口供、陈述记录以及一些实体证物，仅有一小部分被公开，绝大部分到现在仍然是绝密。没有研究者能够接触到档案的全部内容，我们当然也不能。
像任何其他研究者或调查员一样，我们面临着以客观的标准来评估所有证据的任务。反共的研究者仅仅假设审判对被告者的指控乏善可陈，斯大林是要借此摧毁“前”反对派。事实上，没有证据表明斯大林以摧毁前反对派为目标：从来没有过这样的证据。相反的是，有充分的证据表明基洛夫谋杀案之前斯大林试图安抚前反对派，或者说那些他认为是前反对派的人。斯大林相信，他们的反对立场已经是往事了，因为他们就是这样保证的。
1）方法论问题
如何评定材料的真实性?我们实际上能合理地期待从这些材料中认识到什么?这个问题也是反共学者所面临的，虽然他们不直接这么说。他们有审讯稿、审判笔录和调查材料。他们选择性地向我们披露其中的一部分，此外，我们还拥有他们无论出于何种原因而遗漏了的证据。
对莫斯科审判做全面的审查超出了本文的范围。但我想强调一点：没有证据表明在这些审判中的任何一名被告是被诬陷、被误判或是无辜的。没有一丝一毫证据表明被告没有犯下他们被指控的罪行，而他们也认罪了。也没有人拿出证据证明被告是被迫以某种方式按照检方或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口授作证的。赫鲁晓夫时代，尤其是戈尔巴乔夫时代被解禁的档案和报告中，并未包含可以认定被告无罪的证据。所有解禁报告的所有结论都只是(确证被告有罪的)断言。
充分的证据表明，部分被告至少没有把真相全盘托出，雅戈达(Iagoda)和其他被告，包括叶若夫，在审判中歪曲和隐瞒了一些事情。但这种欺骗并不能开脱任何被告的罪状，这只会在我们既已掌握的他们罪行与阴谋的画卷上又添一重。据我们所知，被告的证词反映了他们想说的话。
评价莫斯科审判证词的关键问题，在于通过不可能被检方安排、植入或以其他方式制造的证据来考察审判中各陈述的独立确证性。当然，仅仅是缺乏独立性并不意味着证词或口供是检方伪造的。巧妙的阴谋设计中可能根本没有独立的证据。这只不过意味着我们无法将证词和独立的证据进行比较。不过即使我们不能证实证词间的独立性，我们还是可以评估不同被告、不同时间所做的各个陈述间内在的一致性。
幸运的是，莫斯科审判之外甚至是苏联之外的一些证据确实存在，所有这些外部证据均倾向于证实被告的供述。
2）审讯的证词是伪造的吗？
所有反共学者都“回避这个问题”。他们先入为主地认为，审判证词是以他们并未确指的某种方式伪造的。做此预设无异于效尤受缚于意识形态的反共研究者。在研究苏联历史的史学家中，很容易就能找到作出这种预设的人，却找不到谁证明了这一预设，或拿得出任何相关证据。从未有过任何证据证明莫斯科审判中的证词是伪造的，或被告被迫说出由他人编派或口授的供词。
不过，虽然没有证据表明这次审判的证词是伪造的，却有很多相反的证据：证词是真实的。下面是1937年1月的证词和其他公认的事实之间相互佐证的几个例子：
*拉狄克等人作证说他们反对对个人的暗杀(1937 Trial 71;101-2)。这与雅戈达独立做的证词一致，这一点我有专章讲述。
*拉狄克声称，他在1932年春收到了来自托洛茨基的信，这可由盖提在哈佛托洛茨基档案中找到的挂号信收据证实。(92)
*拉狄克作证说，布哈林曾告诉他，他(布哈林)已经“走上了恐怖主义的道路”。(99)从1971年儒勒·恩贝尔-德厚(Jules Humbert-Droz)在瑞士出版的回忆录我们可以知道，在此之前很久布哈林就已经决定暗杀斯大林。
*索科利尼科夫作证说，“早在1932年秋”，季诺维也夫分子和托洛茨基分子的“联合总部”就已决定策划对斯大林和基洛夫的恐怖主义行动。(147)这与瓦连京·阿斯特洛夫(Valentin Astrov)的供词一致，他是布哈林的追随者之一，其供词一种已公开发表。阿斯特洛夫本来有机会在苏联垮台后矢口否认这一说法，但他明确拒绝这样做。阿斯特洛夫还坚持认为，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调查人员对他很尊重，并没有对他做出逼迫行为。
*穆拉洛夫(Muralov)说，伊万·斯米尔诺夫曾告诉过他自己出国会见谢多夫的事。(217)在他的《关于莫斯科审判的红皮书》(Livre rouge)中，谢多夫承认自己曾与斯米尔诺夫会面，虽然他声称这次会面是完全清白的。
*穆拉洛夫表示，舍斯托夫(Shestov)在1932年给他带来了谢多夫的一封信，内容是用隐形墨水写的秘密消息。(218)我们知道谢多夫会使用安替比林写秘密信息，因为至少一封这样的信保存在了哈佛托洛茨基档案里。他在信中建议他的父亲托洛茨基也用隐形墨水回信。
*拉狄克说，正是他自己向托洛茨基建议，让忠于托洛茨基的军事指挥官维托夫特·普特纳(Vitovt Putna)代表托洛茨基与德国和日本进行谈判。与此对应的是布琼尼元帅(Marshal Budienniy)所记录的普特纳后来的供述。
此类的大部分证据可能会被解释为伪造的——假如有任何证据证明口供以及所谓的阴谋，已由内务人民委员部写好脚本的话。但没有证据显示在审判中造假的任何有关阴谋，而我们也有证据表明，审判并非提前设计的。
这些事实不允许任何称职且客观的研究者未经思考就简单地摒弃审判记录中非常重要的证据。
F.“叶若夫时期”，或称“大恐怖”
2004至2005年间我分两部分写了名为《斯大林与民主改革的抗争》的文章。自那时以来，大量新的证据被公布出来，涉及反对派，1936年、1937年和1938年的莫斯科审判，军队肃反(或“图哈切夫斯基事件”)，以及随后的“叶若夫时期”，罗伯特·康奎斯特1968年首次出版了一本极不诚实的书后，人们通常以这本书的书名称“叶若夫时期”为“大恐怖”。
新近的证据证实了下述结论：
*1936年8月、1937年1月和1938年3月莫斯科审判中的被告是有罪的，至少犯有他们供认的那些罪行。“右派和托派分子集团”确实存在。该集团策划发动政变——即他们所谓的“宫廷政变”——暗杀斯大林、卡冈诺维奇(Kaganovich)、莫洛托夫(Molotov)等人，即他们所谓的“宫廷政变”。该集团的确刺杀了基洛夫。
*右派分子和托派分子均与德国和日本密谋策划，还有军队同谋者参与。如果“宫廷政变”失败，他们希望通过在入侵事件中向德国或日本效忠来执政。
*托洛茨基本人以及他的一些支持者直接与德国和日本合谋。
*尼古拉·叶若夫，作为1936年到1938年底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头号人物，同样参与了同德国人的密谋。
1）叶若夫
与2005年相比，现在我们关于尼古拉·叶若夫的角色的相关资料丰富了很多。叶若夫作为内务人民委员部领导人，有个人的阴谋反对苏维埃政府和政党。同时，他也曾受雇于德国的情报机构。
与右派和托派一样，叶若夫和他的内务人民委员部心腹寄希望于德国、日本，或者是其他的资本主义国家发起入侵。他们使无数无辜的人屈打成招，最后承认自己有死罪，以致最后被迫害致死。甚至更多的人被他们错误地，或是根本没有任何原因地处决。
叶若夫希望通过对无辜者的大规模屠杀促使苏联的多数人反对当局，从而为德国或日本入侵发起内部叛乱奠定基础。
关于这些事情，叶若夫欺骗了斯大林、党[联共(布)]和政府(苏联人民委员会)。1937至1938年间那场非常恐怖的涉及约六十八万两千人的大规模处决，很大程度上是叶若夫及其心腹对无辜者无端发动的，以唤起苏联人民对当局的不满。
虽然叶若夫处决了大量无辜的人，但从现在的证据可以看出，被处决的人中确有与阴谋相关。俄罗斯政府继续保存着相关调查的大量绝密文件，而缺少这些证据，我们还无法得知阴谋的确切量级。因此，我们不知道这682,000人有多少是真的有罪，多少是无辜的受害者。
正如我在2005年写道，斯大林和党的领导层早在1937年10月就开始怀疑一些处决事件的合法性。从在1938年初开始，随着帕维尔·波斯蒂舍夫(Pavel Postyshev)受到严厉批判，被开除出中央委员会，继而被开除出党，最终以不正当的大规模镇压为名被审判和处决，对叶若夫的怀疑逐渐增长。
当拉夫连季·贝利亚(Lavrentii Beria)被任命为叶若夫的副手时，叶若夫和他的部下明白，斯大林和苏共领导已经不再信任他们。他们孤注一掷密谋在1938年11月7日，也就是十月革命21周年庆典之日刺杀斯大林，但事先败露，叶若夫的手下被捕。
叶若夫从而被迫辞职。随即展开了紧密的调查，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大量权力滥用事件得以浮现。很多叶若夫时期的判决被重审，超过十万人被从监狱和集中营种释放。委员部的许多成员被捕，承认了他们曾经折磨、审判和处决无辜的人的事实。很多成员被免职或者被判刑。
与叶若夫的1937-1938年相比，贝利亚上台后的1930-1940年间，案件数量骤降至不足前者的1%，并且其中许多是处理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遗留问题，包括叶若夫本人，被认定犯有大规模非法镇压以及残害无辜者之罪。
2005年公开以来，最具冲击力的证据之一是叶若夫和他的副手米哈伊尔·弗里诺夫斯基(Mikhail Frinovsky)的供词。我已经把其中的一部分内容的俄语原文和英译放在了网络上。我们还有其他许多叶若夫的供述和审讯，绝大多数材料不完整，在其中他承认了更多的事实。这些材料由阿列克谢·帕夫柳科夫(Aleksei Pavliukov)在2007年通过半官方的途径公开。
2）反共学者隐藏了真相
所有的“主流”——也就是反共产主义的——和托洛茨基主义的研究者错误地声称，受到处决的人中没有阴谋。按照他们的说法，所有莫斯科审判的被告、所有军人被告、以及所有那些因间谍活动、阴谋、破坏和其他罪行而受审并判决的人，都是无辜的受害者。有人声称，斯大林曾计划杀死所有的这些人，因为一旦苏联遭到袭击，他们可能构成一个“第五纵队”(Fifth Column)。其他反共者偏向于相信斯大林只是想恐吓人民使其顺服的这一解释。
这只是一种意识形态性的反共立场，却被伪装成了一个历史定论。它并非基于历史证据，并且与证据相左。反共史学家忽略了可用的一手证据来源，甚至无视在他们自己的作品中引过的档案集的证据。
为什么无论俄罗斯还是西方的反共“学者”都忽略所有这些证据?为什么他们继续推行这种错误的观念，否认阴谋存在，认为是斯大林，而不是叶若夫，下令处决了数以万计的无辜的人?唯一可能的解释是他们是出于意识形态的考虑。通过研究一手资料得出的本真面目，对大多数来说，意味着把斯大林和布尔什维克“变成好人”。
3）布哈林，而非斯大林，当因大规模镇压受到谴责
有意思的一件事是，右派代表和领导人布哈林，听闻当时正在进行的“大清洗”运动后，在监狱中给斯大林写信对其赞扬有加。
这还没完。布哈林肯定心知叶若夫跟他自己一样是右派阴谋的一员。正因如此，他才欢迎叶若夫的当选内务人民委员一职——他的这一态度被记录在了他的遗孀的回忆录里。
在他的第一次供词中，在今天著名的那封他在1937年12月10日写给斯大林的信里，在1938年3月对他的审判上，布哈林都声称自己已经彻底“缴械”，并且已经交代了自己知道的一切。但是现在我们可以证明这是一个谎言。其实布哈林知道叶若夫是右派阴谋的领导成员——但他当时并没有供出来。据叶若夫的左膀右臂米哈伊尔·弗里诺夫斯基的供词，叶若夫很可能答应过布哈林，如果布哈林不提及叶若夫本人的参与，就可以免于处决。(参见1939年4月11日的弗里诺夫斯基的供词)。
如果布哈林当时说了实话——如果他这么做了，也就是供出了叶若夫的话——叶若夫的大屠杀完全可能被当即叫停 ，那么成千上万无辜者的生命就能被挽救。
但布哈林对他的同伙保持了忠诚。他没有透露叶若夫的参与阴谋，依然受到了处决——一种他誓言比他应得的“轻了十倍以上”的处决。
这一点怎么被强调都不为过：布哈林的手上，同样沾有叶若夫和他的党羽在1937至1938年间屠杀的无数无辜者的血。
4)客观性与证据
我同意历史学家杰弗里·罗伯茨(Geoffrey Roberts)的一个说法：
在过去的15年左右里大量关于斯大林……的新史料从开放的俄罗斯档案中涌现出来。我得明确说，作为一个历史学家，我有强烈的还原过去之真相的倾向，不论那种结论可能多么地不中听……我不认为这有什么两难的：你就说出你说看到的真实罢了。
("Stalin's Wars" 斯大林的战争, Frontpagemag.com February 12, 2007. At http://hnn.us/roundup/entries/35305.html)
我所得到的有关“大清洗”的结论，对那些从意识形态出发的人定会是不可接受的。我并非出于为斯大林政策和苏联政府“辩护”的欲望才做出这些结论。我相信这些是根据可用的证据所能得到的唯一可能的客观结论。
我可不是说苏联的领导层不犯错误。斯大林对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愿景明显有很多毛病，因为斯大林所设想的愿景并未实现。斯大林统治时期，和列宁占据领导位置的短暂时期一样，苏联犯下了许多错误。犯错，当然，在整个人类活动中都不可避免。我们要理解布尔什维克党人作为首次夺取并执掌政权的共产主义者，完全是在未知的水域探索。因此，错误对他们来说是不可豁免的——他们也着实犯了。
然而，基于证据和历史记录的客观研究将会指出，苏联走向强制集体化和工业化是别无选择的——要不然就等着被资本主义的联合势力吞没。同样，右派、托派和军方阴谋确实存在并被苏联领导层——他们也设法用计挫败了叶若夫的阴谋——扼杀的事实再一次证明了是苏联，或“斯大林”，把欧洲从纳粹主义中拯救出来，也把所有的同盟国从轴心国制造的难以计数的突变和灾难中解救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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