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鲁晓夫说谎：从解密档案所见的苏联历史

　　G.结语

　　在这次讲演中我只涉及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苏联历史上的一些重大事件。这一周接下来的几天里，我还会在北京大学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进行几次讲演并将讨论其他的部分。

　　在结语里，我想谈谈客观性以及我为了探求真知而进行的尝试。

　　现而今，几乎所有已经出版的关于斯大林统治时期的苏联历史的书籍和文章都被某种我称之为“反斯大林的范式”所扭曲，进而被控制。在西方的学术讨论中，研究者被强制性地——必须——得出结论，带着反共产主义的色彩，将斯大林描绘为一个邪恶的刽子手和独裁者，而苏联则是一个屠杀之地和残暴之所。如果你不愿将你的研究置于这个被偏见左右的框架中，你的学术生涯便毫无出路。

　　两位优秀的苏联史研究者——他们不是左派，但力求保持客观——曾经告诉我说，那些对斯大林没有仇视的书籍根本不会被任何学术出版机构出版。在西方确实如此，而且我相信在俄罗斯也是这样。

　　换一种方式说，如果你的研究领域是苏联史——如果你想在西方的任何大学里的历史系教授苏联史——我想在中国情况可能有所不同——你根本无法做我正在做的研究。如果你像我这样在做苏联史研究，你的成果也无法在正规期刊上发表，或者被主流学术机构出版，很快你就无法继续苏联史的研究了，因为你连工作也不会有了!

　　这就是我的位置特殊之所在。我在英文系教书。我的学术生计丝毫不依赖于我在苏联历史相关领域进行的研究。

　　这就是我不得不做的。世界上很多人认为这很重要。不只是左派。反共产主义者也觉得这项研究很重要。即便他们不喜欢。

　　很多右派并不希望斯大林统治时期的苏联共产主义运动史的真相被公诸于众。他们想要继续妖魔化它，继续将其与希特勒和法西斯相类比，继续撒谎。这就是他们的行径——不仅“被动地”，借由他们的“观点”，或者说偏见，而且主动地，有意地对相关证据，资料和历史进行篡改。

　　马克思和恩格斯写道，“无产阶级除了锁链便再也没有什么可失去了。”我认为他们这么说的意思是我们无产阶级没有奶牛作为神圣的牺牲和献祭(没有什么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也没有理由拒绝服从于批判性的审思。我们想要抛却所有的幻象和谬误。只有“真相能让我们得到自由”，既然“我们”都反对人对人的一切剥削，既然“我们”是国际工人阶级。

　　马克思最喜欢的一句话是“怀疑一切”(De omnibus dubitandum)，并怀疑你对其他事物的先入之见以及偏狭。如果你想要探知真相，这便是你必须要做的。

　　另外，这也是每个侦探小说里每一个资产阶级侦探所熟知的。正如夏洛特·福尔摩斯过去曾说的：不要仓促就定下结论。在提出假设之前要先找事实依据。随时准备好舍弃那些与事实依据相悖的假设。

　　如果你不这样做——如果你不去追本溯源探求真相——那么你就没有可能偶然回首，得见灯火阑珊。你所找到的也不会是真相。

　　这就是我一直在努力做的。那些对斯大林和苏联进行妖魔化的共产主义运动史“专家们”带着反共产主义的偏见，他们之中没有人试图保持客观。他们不去探求真相，因为他们不想这样做。他们只是想要写出“带着脚注的宣传品”。这就是他们研究工作的实质。

　　我在美国做讲演时，曾提到了一名喜欢讽刺挖苦的流行歌手，叫做“怪咖扬科维奇” (Weird Al Yankovich)。他有一首歌题目叫做“你所知道的一切都是谬误”。而这就是苏联史研究的现状。关于斯大林时代的苏联史，我们所耳濡目染的一切，至少从赫鲁晓夫时期开始——就是错的，这种谬误建立在反共产主义的谎言之上(同样，在中国情况可能不太一样。)

　　而现在我们有了充分的证据，主要来自前苏联档案以及哈佛大学托洛茨基档案馆，这些证据表明，我们不可避免地——在每一种情况下都总是这样——发现这些反共产主义者，从列夫·托洛茨基到赫鲁晓夫，再到戈尔巴乔夫，以及如今所有的反共产主义“学者们”——都是错的，大多数情况下他们都在有意撒谎。

　　我这里想要举个例子，关于我最近一本书的主题：

　　提摩西·斯奈德(Timothy Snyder)：《血地：希特勒与斯大林夹持下的欧洲》(Bloodlands. Europe Between Hitler and Stalin. N.Y: Basic Books, 2010)

　　斯奈德，耶鲁大学东欧历史领域的全职教授，撰写了数十篇文章发表在主要的学术期刊上，如纽约书评。2010年，他出版了《血地》。这本书是迄今为止最成功的企图把斯大林与希特勒，苏联与纳粹德国等同起来的努力。它获得了不计其数的报纸和期刊上的如潮好评;获得史学方面的奖项;并被翻译成超过20种语言。

　　斯奈德对纳粹评论的很少，它主要的靶心是斯大林和苏联政策，总的来说是共产主义。他的更广泛的说法是，苏联杀死了六到九百万无辜平民，而纳粹杀害了约一千四百万。斯奈德认为苏联和纳粹罪行之间到处都有相似点。

　　我花了整整一年时间有条不紊地检查每一个注脚、每一条参考，去审视那些被视作由斯大林、苏联，或亲苏联共产党人犯下的罪行。斯奈德的资料主要源于波兰和乌克兰，源于一些很难找到的书籍和文章。

　　我发现，斯奈德所称的每一个“罪行”都是假的，捏造的。斯奈德经常故意曲解他的参考文献。更多的时候，他引用了反共的波兰和乌克兰的二手资料来替他说谎。同样，没有一条控诉成立。

　　这一大规模的胡编乱造意义显著。其一，斯奈德的书现在是被广泛引述的权威。斯奈德曾在《血地》中“说”了什么，人们就认为事实就是什么。

　　不过更广泛的意义还在于此：斯奈德背后有一整队非常反共的波兰、乌克兰的民族主义研究者群在帮着他。而他，大体上正是把该团队的研究成果“零售”给英文世界的读者。斯奈德自己倒也花了多年时间研究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东欧历史。

　　然而斯奈德找不到一条由苏联、斯大林，甚至亲共产主义团体犯下的真正“罪行”!理所当然的是，这个专心致志的反共团队，在他们的后苏联国家的扶持下查阅档案、从所有的东欧语言里吸取养料，本是没有道理发现不了斯大林或苏联“真正”的罪行的——只要它们存在过。这就是“罪行”子虚乌有的最好证明。

　　我这本关于斯奈德的《血地》(Bloodlands)的书，姑且叫做《血色谎言》(Blood Lies)，会在这个月出版。

　　我的下一本书，计划于明年，也就是2015年出版，是关于列夫·托洛茨基在20世纪30年代，特别是从1934年12月至他1940年去世期间的著作。与前苏联档案的证据放在一起，而今托洛茨基自己的档案更让我们看到，在此期间，托洛茨基如何有意涂改了苏联和斯大林，基洛夫谋杀和莫斯科审判。他这样做是为了保全自己的阴谋。做一个阴谋家自然而然就要说谎。但一开始是他自己的追随者相信了托洛茨基的谎言，接着，赫鲁晓夫的秘密讲话之后，许许多多的人也相信了。所以，我认为这项研究至关紧要。

　　一个人问的问题不可避免地反映和暴露出他的政治意图，我也不例外。我相信在斯大林时代的布尔什维克党的历史能给后人很多教益，虽然这段历史被反共人士扭曲、模糊，有待重写。那些想从过去寻求指引的政治活动家，那些坚信能通过吸取从前的斗争经验来为创造更好的世界做出巨大贡献的、有政治觉悟的学者们，势必能从苏联留下的遗产中学到很多东西。

　　就像迷失于更多凭想象绘制的地图的中世纪水手，我们被主流的、主要是虚假的苏联历史给误导了。探索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实验的历史真相的进程还几乎尚未开始。我相信这对我们的未来意义深远。我希望你们能在这个问题上同意我的看法。

　　感谢大家的倾听。下面我会尽我所能地答问，并虚心听取你们的批评。

　　(清华大学学生求是学会等集体翻译)

　　格雷弗·弗教授简介

　　格雷弗·弗(Grover Furr)，国际知名俄苏问题专家、历史学家。1979年普林斯顿大学比较文学博士，现任美国新泽西蒙特克莱尔州立大学(Montclair State University)英语系教授。主要研究领域包括中世纪文学、苏联史、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等。格雷弗·弗教授曾与俄罗斯学者合著《被诽谤的斯大林》(Yuri Mukhin, Grover Furr & Aleksei Golenkov. Slandered Stalin. Moscow: Algorithm / Penguin Books. 2010)、《1937年，斯大林依法审判，无可上诉!》(Grover Furr & Vladimir L. Bobrov. 1937. Justice Stalin. Not Appealable! . Moscow: Penguin Books. 2010)等书。2007年出版《反斯大林的卑劣行径》(Grover Furr. Anti-Stalinist Meanness. Moscow: Algorithm. 2007，2010年重版)，成为俄罗斯畅销书，短期内销售了近两万册。《反斯大林的卑劣行径》彻底颠覆了西方某些历史学家和报刊对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高度评价，不仅推翻了他们关于“秘密报告”是“二十世纪最有影响的演讲”之类的溢美之词，还得出了完全相反的结论：赫鲁晓夫整个“秘密报告”“全部由谎言拼凑而成”，而赫鲁晓夫用于直接“揭露”斯大林或贝利亚的论据，没有一件与事实相符。2012年格雷弗·弗出版《斯大林与民主，托洛茨基与纳粹》(Grover Furr. Stalin and Democracy - Trotsky and the Nazis. Istanbul: Software Update, 2012.)，2013年出版《谋杀基洛夫：历史、学术与反斯大林的范式》(Grover Furr. The Murder of Sergei Kirov: History, Scholarship and the Anti-Stalin Paradigm. Kettering, OH: Erythros Press & Media. 2013)，2014年出版《血腥的谎言》，主要揭露耶鲁大学教授Timothy Snyder的Bloodlands. Europe Between Hitler and Stalin (N.Y: Basic Books, 2010)一书的 欺骗性，Snyder书的主要目的，是要证明斯大林等于希特勒。2015年格雷弗·弗教授将出版一本专论，揭露1930年代托洛茨基言 论中的谎言。由于格雷弗·弗多年来致力于回击国际资产阶级对斯大林和苏联革命的抹黑和诽谤，美国右翼保守主义名人、作家David Horowitz将其列为“美国101个最危险的学者之一”(David Horowitz. The Professors: The 101 Most Dangerous Academics in America)。格雷弗·弗教授的《反斯大林的卑劣行径》一书不日将刊行中文版。格雷弗·弗的网页是http://msuweb.montclair.edu/~furrg/。

　　[1] 罗伊·A·麦德维杰夫(Roy A. Medvedev，1925—)：1925年生于格鲁吉亚加盟共和国首府第比利斯。属于苏联少数民族。他曾在列宁格勒大学学习哲学和教育学，并在该大学获得职业教育方面科学学位候选人提名。他对苏联历史和政治哲学的兴趣显然是被赫鲁晓夫1956年在苏共第20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所揭露出来的所谓“内幕”激发起来的。麦德维杰夫1959年完成其博士学位论文，不久就出版了两部教育学方面的论著。1962年他开始写作《让历史来审判》。本书对所谓“斯大林主义”进行了严厉抨击，认为它是历史上的一种变态。麦德维杰夫在1969年被开除出共产党。两年以后，就在出版《让历史来审判》以及《关于疯狂的问题》〔和他的同胞兄弟——现住伦敦的生物学家曹瑞斯(Zhores)合著〕前夕，他辞去了在教育科学研究院职业教育研究所的工作。从那以后，集中精力从事持不同政见者的活动。他的著作和文章经常在西方发表。在《让历史来审判》 于1973年出版。他的第二部主要著作《论社会主义民主》1975年出版。1979年之后，麦德维杰夫的作品被大量翻译成中文出版。

　　[2] 亚历山大•米哈伊洛维奇•奥尔洛夫(Александр Михайлович Орлов;1895年-1973年)，原名列夫•费尔德宾(Лев Фельдбин)，是一位苏联秘密警察，军衔为少将。曾获得列宁勋章，大清洗时流亡美国，后成为反共产主义作家。奥尔洛夫出生在白俄罗斯博布鲁伊斯克的一个东正教犹太人家庭，曾在莫斯科大学学习，后来加入沙俄军队。俄国内战爆发之后奥尔洛夫加入苏联红军，成为总参谋部情报局(GRU)的军官，活跃于乌克兰的基辅。后来前往阿尔汉格尔斯克，进入内务人民委员部附属国家政治局中工作。1924年5月，成为秘密警察中的一员。作为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间谍，他曾先后前往巴黎、柏林、美国、奥地利、英国等地活动。后来西班牙内战爆发，内务人民委员部派遣奥尔洛夫前去协助西班牙第二共和国，并在内战中扮演重要角色。20世纪三十年代，奥尔洛夫的上司阿布拉姆•斯卢茨基声称得到消息，说德军计划刺杀奥尔洛夫，准备为奥尔洛夫装备一个卫队;但奥尔洛夫认为其目的是为了监视自己，因此婉拒了这个建议。1938年，叶若夫向奥尔洛夫发出电报，要求他前往比利时安特卫普的一艘船上与苏联特工接头。奥尔洛夫认为自己将会被逮捕回国，而回国后可能遭到逮捕处决，因此拒绝回国并且携妻女流亡美国。在美国，他过起了隐居生活，用俄语写下《斯大林肃反秘史》(The Secret History of Stalin's Crimes)一书。此后又将其翻译成英语，于1953年在美国出版。该书的出版轰动了整个西方世界，他本人则成为美国中情局的被保护人。1963年，赫鲁晓夫政权不再将奥尔洛夫列为叛国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