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基于对人民群众的深厚感情，发出“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号召。于是，几千年来困扰中国人民的医疗卫生问题得以奇迹般解决。这是一个创造世界历史的时代。

　　早在1928年，毛泽东同志在《中国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一文中，就把“建设较好的红军医院”与“修筑完备的工事，储备充足的粮食”列为巩固根据地的必要条件之一;1933年，毛泽东同志在《长冈乡调查》一文中指出：“疾病是苏区中的一大仇敌，因为它减弱我们的力量。”毛泽东同志“关心群众生活”、“发动广大群众的卫生运动”思想，在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的各抗日根据地、解放区，得到了进一步发展。1945年，毛泽东同志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指示：“应当积极地预防和医治人民的疾病，推广人民的医药卫生事业”;“所谓国民卫生，离开了三亿六千万农民，岂非大半成了空话?”并主张实行社会保险，保护青年、妇女、儿童的利益等，成为新中国卫生保健工作的重要指导思想。1950年8月，卫生部在北京召开了全国卫生会议，在交流和总结经验的基础上，经毛主席同意，确定了“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以及后来增加的“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等四大方针，它是我们党在卫生工作方面开创的红色管理的指导方针。四大方针的第一条“面向工农兵”，明确规定了卫生工作要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在旧中国，长期以来最容易受到疾病侵害的是广大的普通劳动群众，特别是广大农民群众和广大农村，缺医少药的情况又最为严重。许多流行病、地方病在农村肆虐，危害农民的健康和生命。对此，毛主席给予特别的关注。这在五六十年代他对血吸虫病等流行病和地方病的防治工作的多次指导中体现出来，人民领袖还特地为江西余江县消灭血吸虫病的报道，写了《送瘟神》著名诗篇。发展医疗卫生事业的目标就是使农村“有医有药”。伴随着农村合作化运动的高潮，以农村集体经济为依托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开始兴起。为了推广山西省稷山县“大家集资，治病免费”的合作医疗制度经验，1960年3月16日，毛泽东亲自代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卫生工作的指示》，要求各级党委高度重视农村合作医疗问题，“立即将中央二月二日批示的文件发下去，直到人民公社”[1]。

　　由于城乡医疗资源严重不均，1965年1月三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期间，毛泽东对卫生部提出批评：“卫生部想不想面向工农兵?”这年6月26日，毛主席接到卫生部关于农村医疗现状的报告：“中国现有140多万名卫生技术人员，70%在大城市，20%在县城，只有10%在农村，医疗经费的使用农村只占25%，城市则占了75%。”毛泽东看后不禁雷霆大发，再次严厉批评卫生部的工作，发表了著名的“六·二六”指示：“卫生部的工作只给全国人口的15%工作，而这15%中主要还是老爷。广大农民得不到医疗。一无医生，二无药。卫生部不是人民的卫生部，改成城市卫生部或城市老爷卫生部好了。”时隔不久，毛主席召见卫生部长钱信忠等人，认真讨论在农村培训不脱产的卫生员事宜。毛主席之所以对当时的医疗制度不满意，其实就是对医疗资源分配的不满，国家医疗资源严重倾斜在城市中，又倾斜向高收入人群;也是对西医排斥中医的不满。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卫生部党组于1965年9月3日向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上报了《关于把卫生工作的重点转向农村的报告》，提出：“今后要做到经常保持三分之一的城市医疗卫生技术人员和行政人员在农村，大力加强农村卫生工作。办法是：医疗、防疫、教育、科研等机构，均应分出成套的人力、设备，由城市伸延到农村，每个单位包一个至几个县或区，搞好一片，巩固一片;抽调城市卫生人员，作为‘种子’，长期留在农村工作;继续组织巡回医疗队或其他形式的临时医疗组织，到农村工作，特别是到山区和偏僻的地方去。”　9月21日　，中共中央批转了这个报告。这个报告贯彻的结果是：“合作医疗遍地开花……大批城市医务人员奔赴农村、边疆，走与工农结合的道路。卫生工作人员中人力、物力、财力的重点逐步放到农村。”到20世纪60年代末期，县、公社、生产大队三级医疗卫生机构在我国绝大多数农村建立起来，基本上形成了农村医疗卫生网[2]。从而基本上解决了农民的医疗问题。根据毛主席“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指示，不脱产的卫生员制度正式迅速进入中央政府的议事日程。不脱产、以学中医为主、中西医结合卫生员也就是后来的赤脚医生从此就诞生了。

　　龚云教授通过大量的实证研究得出结论，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国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获得真正普及和超常规发展。1968年12月5日，经毛泽东亲自批示(一二·五批示)，《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表了《深受贫下中农欢迎的合作医疗制度》的调查报告，介绍了湖北省长阳县乐园公社实行的合作医疗制度“解决了贫下中农看不起病、吃不起药的困难”的做法和经验。在文革期间，《人民日报》开辟专栏，从1968年12月8日到1976年8月31日，连续组织了107期“关于农村医疗卫生制度的讨论”，主题是宣传合作医疗的优越性、交流农村合作医疗的经验，这场历时8年的大讨论，推动了合作医疗的发展[3]。

　　1968年9月10日，经毛泽东批示,《红旗》杂志第3期发表了题为《从“赤脚医生”的成长看医学教育革命的方向》的调查报告，第一次把农村半医半农的卫生员正式称作“赤脚医生”。9月14日，《人民日报》全文转载了这个报告，推动了“赤脚医生”在全国的发展。赤脚医生，是指有一定文化基础的公社社员经过一定时间的培训，具有一定的医疗卫生知识和技能，他们一面参加集体劳动，一面为社员治病。他们是中国农村中不脱产的基层卫生人员。伴随这个时期农村合作医疗发展的，是数以百万计的“赤脚医生”的成长壮大，几乎全国每个村庄，都有两、三名边治病、边参加农业劳动的赤脚医生，他们成为这个共和国公共卫生体系伸展到每个村子的神经末梢。到1977年底，全国“赤脚医生”的数量达到150多万名，生产队的卫生员、接生员达到390多万人。“赤脚医生”(人员)与合作医疗(制度)、农村“保健站”(机构)一起，成为解决我国农村缺医少药的“三件法宝”。很多种田的人稍微经过培训就当起了医生，这些被称为“赤脚医生”的人虽然医术不高，但对农村的医疗保障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在中国约2500人中就有一名医生(合格的西医)，其他低收入国家的比数是9900：1，中等收入国家的比数大约为4300：1。几乎全国每个村庄都有赤脚医生，从而基本上解决了农民的医疗问题。此外，还组织城市各大中型医院医生下乡巡回医疗为农民送医送药。毛泽东时代，我国广大农村有以赤脚医生为主体、覆盖面广的初级医疗保障体系，还有中西医并重的县级医院，再是省市级医院。这三级医疗卫生体系，以较低的费用，使广大人民得到了最基本的医保。这样的成就在所有发展中国家都独一无二。1950-1980年，中国人的预期寿命增加了28岁，远远超过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数，接近发达国家水平。婴儿成活率从20%上升到70%。这些成就直接得益于在赤脚医生、农村合作医疗、社会保障等许多方面做出的开创性贡献。联合国妇女儿童基金会在1980—1981年年报中高度评价了中国的“赤脚医生”制度，认为它为中国落后的农村地区提供了初级护理，为不发达国家提高医疗卫生水平提供了样板。

　　“赤脚医生啊向阳花，贫下中农人人夸。一根银针治百病，一颗红心暖亿家。出诊愿踏千层岭，采药愿找万丈崖，迎着斗争风和雨，革命路上铺彩霞。赤脚医生向阳花，广阔天地把根扎。千朵万朵红似火，贫下中农人人夸”。每当听到这朴实无华、热情奔放、感人肺腑的旋律，就仿佛又回到那青春焕发、热血沸腾、无私奉献的火红年代。《赤脚医生向阳花》是流行于20世纪70年代全国人民几乎人人会颂唱的一首脍炙人口的歌曲。作为故事片《春苗》的插曲，传唱了一个震撼人心、让人永远难以忘怀的人民领袖解决全国5亿农民看病难——毛主席与赤脚医生、合作医疗的故事。他们分布在中华大地的各个农村，遍及于平原、山区，覆盖了各个角落，真正成为农民的“神医”。赤脚医生大多数是本地的农民，他们就居住在乡村里，还要参加农业集体劳动，不脱产挣工分，这大大加强了农民对他们的认同;另一方面，将价格低廉的的中医纳入治疗，降低了医疗成本，有利于在经济条件还比较差的广大农村全面铺开。医生是立足乡村、土生土长、不拿工资的“赤脚医生”;医药是漫山遍野的只需要付出劳动和汗水就可以就地取材的中草药;检查设备就是中医的最大特点——随身携带的望、问、闻、切;医疗器械就是长短不齐的根根银针、大小不等的个个火罐和手脚并用的推、拿、按、摩及气功等。这在当时中国经济尚不富裕的情况下，解决5亿农民缺医少药的问题，不能不说是一个英明创举。心中时刻装着人民，念念不忘农民的平民领袖毛主席，并没有满足现状，又在此基础上发展起了“农村合作医疗”。在广大的农村，每一家庭根据人口的多少，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只需交纳很少的钱，就保证了全家人都能看得起病，住得起医院。从此，农民小病不出村，中病不出社，大病不出县，彻底解决了农村缺医、少药，看病难、看病贵，看不起病、住不起院的大问题。“赤脚医生向阳花，贫下中农人人夸……”，唱出了广大农民对毛主席、共产党的赤脚医生与合作医疗制度的衷心爱戴和拥护，唱出了人民领袖爱人民，人民领袖人民爱的真实的无产阶级感情。40多年过去了，《赤脚医生向阳花》的旋律一直在广大农民的耳际回响，在广大农民的心中传唱。尤其是在全国人民看病难、看病贵，看病已经成为一座大山，阻挡在人们生存道路上的时候，人们再唱响这首家喻户晓的歌曲，是对甜蜜往事的回忆，还是对现实医疗制度的鞭打;是今昔对比的无奈，还是对未来期望的呼唤，真有一种说不出的酸甜苦辣味道。

　　可以看出，新中国选择了异于西方国家的医疗模式，发展了具有重大革命性的公共卫生体系：主要依靠经过很短时间就可培训出来的较低技能医护工作者，发展了劳力密集而不是资本密集的医疗技术;强调预防和初级保健，集中精力实施公共卫生计划，而不是单纯关注个体健康。在人民为本的管理思想指导下，很快确定了接下来30年时间内我国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框架：在城市建立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干部、在乡伤残军人和部分在岗城市居民享受公费医疗的医疗保障制度;在农村，亿万农民则普遍加入农村合作医疗，人民公社所属乡村集体经济和农民个人共同分担资金，各地的合作医疗采取农民之间合医合药、合住院合门诊、合预防合保健等多种形式，初步建立了全国性、广覆盖、低水平、综合性和全民性医疗保障制度，极大地改善了国民身心健康状况[4]。1969年底统计，95%的农民都参加了合作医疗。毛泽东重视人民的疾苦，明确指示医院：“不能为金钱服务、不能为特权服务。必须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整个中华大地乾坤朗朗，洁净透明。所以，老百姓说：毛泽东是真正的华佗在世。

　　在毛泽东的高度重视下，20世纪70年代，是我国农村合作医疗的广泛普及和鼎盛时期。1976年，全国实行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生产大队的比重从1968年的20%上升到90%，由合作医疗保障的医疗保健服务覆盖了全国85%的农村人口。合作医疗保健被写进了1978年3月5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国家根本大法的形式确立了其重要地位。

　　毛泽东时代，在整个经济发展水平比较低的情况下，通过有效的制度安排，我国用占GDP3%左右的卫生投入，大体上满足了几乎所有社会成员的基本医疗卫生服务需求，国民健康水平迅速提高，不少国民综合健康指标达到了中等收入国家的水平。

　　合作医疗是由我国农民自己创造的互助共济的医疗保障制度，在保障农民获得基本卫生服务、缓解农民因病致贫和因病返贫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它为世界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所普遍存在的问题提供了一个范本，不仅在国内受到农民群众的欢迎，而且在国际上得到好评。在1974年5月的第27届世界卫生大会上，第三世界国家普遍表示热情关注和极大兴趣。联合国妇女儿童基金会在1980—1981年年报中指出，中国的“赤脚医生”制度在落后的农村地区提供了初级护理，为不发达国家提高医疗卫生水平提供了样本。我国农村的赤脚医生和合作医疗制度曾是在缺医少药的第三世界国家中发展公共卫生事业的最为成功的经验，世界卫生组织还把这一经验作为典范在第三世界国家中大力推广。1991年，卫生部长陈敏章接受世界卫生组织颁发的“人人享有卫生保健”金质奖章，成为世界上获得这一殊荣的第一位卫生部长。可以说，正是由于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和赤脚医生的存在，我国的农民才第一次享受到了医疗保健这个在今天看来都仍然是奢侈品的待遇。美国学者莫里斯·梅斯纳在研究了1949—1978年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之后，也得出了大致相同的结论。他指出，毛泽东领导时期中国在教育、医疗保健以及老人与贫困者的福利措施等方面都取得了伟大的进步，在许多关键性的社会和人口统计指标上，中国不仅比印度、巴基斯坦等其他低收入国家强，而且比人均国民生产总值5倍于中国的“中等收入”国家也要强。世界银行和世界卫生组织把我国的农村合作医疗称为“发展中国家解决卫生经费的唯一典范”，给予了极高的评价。直到今天，联合国官员仍在表达对这一制度消亡的深深惋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