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郭松民同志在《谈谈乌有之乡》一文中，倡议左派需要完成两个理论方面的任务，一个是左派的《文革史》，一个是“构建新社会主义理论”，从而引起了左派内部的争论。 郭松民同志说目前只有右派写的《文革史》，而没有左派写的《文革史》。
这一点不够准确，左派写的《文革史》种类很多，有网上的有网下的，有全国总括的，有地方和局部的的，更有许多个人的文革回忆录，近来更有增多和深入的趋势，造成益加深远的影响，其中的代表作有水陆洲同志的《水陆洲文革简史》、梅俏的《毛泽东的珠峰》等。
至于“构建新社会主义理论”这一点，我们认为，在郭松民同志对“构建新社会主义理论”的认识中，有些认识是正确的。比如：对文革前的17年的否定（对文革前的17年也不能全盘否定——笔者）和对文革10年的肯定；重建的社会主义要充分实施人民群众管理国家等。郭松民同志的这些看法不但不能说不对，而且是值得肯定的。但在这些正确的看法里却得出了不正确的结论：认为社会主义有新旧之分。没有弄清出现斯大林的社会主义和新中国的前17年的不足和问题的原因，是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而不得不保留的资产阶级法权；“国家机器”是不得不继承下来的一个祸害；巴黎公社三原则不是一步到位而是逐步实施的过程；社会主义实践中所出现的问题是异常强大的几千年来传统的和现实的私有制、私有观念腐蚀和破坏所致，而不是社会主义理论本身的问题。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个独立的社会形态，而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脱胎的、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一个历史时期，是共产主义社会的低级阶段。斯大林时期的苏联和毛泽东时代的新中国，这种建设中的社会主义社会虽然是幼稚的，是一个“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但是，走向彻底消灭阶级的社会却必须从这里出发。这个看似微不足道的一小步，却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的一大步。是一个脱胎于母腹的婴儿，是一个人的幼年。因此，不能说一个人的幼年是旧人，一个人的成年是新人。幼儿的成长不可能不犯错误，不能因为应该和必然会出现的犯错误，而把这个幼儿根本上否定，寄望于再另外生一个不犯错的孩子。所以，“新社会主义”和“构建新社会主义理论”的提法是不妥当的。
另外，在社会主义时期中的无产阶级专政、民主与集中的问题上，郭松民同志有一些片面性，这个片面性就是脱离民主的阶级性去强调绝对化的民主。比如，提倡建立“公民社会”，而忽视了无产阶级专政和集中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无产阶级民主与无产阶级专政是一个统一体，是一体两面。其实，无产阶级专政（“独裁”）就是无产阶级最大的民主。也可以说，无产阶级领袖人物的正确路线的“独裁”就是无产阶级最大的民主。我们可以试想一下，如果斯大林、毛主席领导的苏联和中国共产党不实行或削弱无产阶级专政和其正确的集中，还会有无产阶级的天下和社会主义吗？民主只是一种手段，而不是目的。民主与集中是对立的统一。民主是对集中而言，民主如果离开了集中，就不成其为民主了。一定的制度是必要的，但制度不是万能的。公有制是形式，人的思想（公有思想）才是内容。公有制必须要有公有思想做保证，如果没有这个保证，公有制只是一个美丽的外壳。如果没有人的思想觉悟的提高，再好的社会制度和民主制度都将是无效的。这就是说，制度不是万能的。现在不少的左派同志将资本主义复辟的原因最终归结于斯大林、毛主席的社会主义的民主制度的不完善。如果是这样的话，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斯大林、毛主席何尝不知道巴黎公社三原则是一个好东西而不愿意去实施？这岂不是说发生资本主义复辟的根本原因是民主制度不完善所致？资本主义复辟的根本原因是制度问题，还是社会存在方面或历史条件的限制？这岂不是说只要建立起来民主管理的制度就能够防止资本主义的复辟了吗？这样的认识显然是不正确的。这就是出现“社会主义也要搞资产阶级的宪政”、“三权分立”和“公民社会”思想的由来。我们可以再试想一下，如果取消无产阶级先锋队的集中，而要赋予人民代表大会的绝对权力的话，主导人民代表大会的人的思想、路线就不会发生偏差和错误吗？如果发生了偏差和错误怎么办？人民代表大会又由谁来监督？
民主土壤、观念、习惯的形成，也是一个客观的过程，是在对旧的封建的、迷信的、宗族的、资产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不断破除中，逐步发展和完善的。这个过程，不可能在无产阶级专政建立后立即完成，也不可能在社会主义的公有制的经济基础建立之后立即完善，它是无法越过的，因此它必然是从很不完善、很不习惯、很有些独裁和专制，逐步地走向我们理想中的民主的。
还有的左派同志认为，一人一票就是最大的民主。一个局部和一个单位这样实施起来并不困难，但要在全国范围内怎么实施？最终还是要选出代表（代议制）。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中的重大政治、经济、文化决策仅仅是一人一票的民主就能够解决问题吗？最终还是要靠正确的集中来完成。比如：国民经济计划、战争与和平的决定、国家重点经济项目的决定等，这些是通过一人一票的民主所能解决的吗？这里举一个例子，新中国初期，在确定以什么地方的话为普通话的投票中，成都话仅差1票就成了普通话。这个例子可以看出一人一票的不可靠性。其实，战争和实际斗争是最好的选举，不能陷入到“制度万能”、“选举万能”的误区。这样说并不是否定制度的重要性，而是说一定的制度是必要的，但制度不是万能的，决定的因素不是制度。民主与专政、民主与集中不能分割、不能偏废。不能由此而否定斯大林、毛主席的社会主义和得出其是“官僚阶级专政”的“旧社会主义”，而要创立什么“新社会主义理论”的结论来。
郭松民同志尽管过去和目前还有一些不那么正确的看法，但是，我们认为，郭松民同志现在是一个已经转向主张重建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他的《就“新社会主义论”的讨论致巩献田老师的一封信》得到证实——“左翼队伍中出现了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左翼的主流被国家主义、民族主义的口号所绑架，忘记了社会主义的大目标，事实上成了国家主义左翼”；“经历了近四十年的改革开放之后，中国无论是经济基础还是上层建筑都发生了山河巨变，无产阶级专政也不复存在，中国面临的问题不再是‘坚持社会主义’，而是‘重建社会主义’”。他的这两段话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郭松民同志对特色和特色左派的批判，看到其鲜明地重建无产阶级专政的无产阶级立场。
郭松民同志与秋石客之间的区别是显然的，是阶级立场上的区别，是不同阵线的两个人。
这样，我们在当前的关于“新社会主义理论”的争论中，不能不注意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不能混淆革命阵线与反革命阵线，不能将一个革命阵线的同志视为敌对势力进行鞑伐。不要不许革命。革命不分先后，不要算旧账。不许革命、算旧账等情况，现在并不是一个孤立和个别的情况，过去和现在就曾经多次发生过类似的情况，也导致了很不好的影响，这不能不引起左派的注意和重视。
为什么会出现这些不好的倾向？其原因就是不能真正地认清求大同存小异的意义。我们认为，大同就是：凡是主张无产阶级革命的，都是同志和战友，至于其他问题，与这个大同相比较，再大的问题和错误都是第二位的。要分清是延安还是西安，要分清是立场问题，还是认识问题。要分清是敌人，还是同志和战友。如果是主张无产阶级革命、重建无产阶级专政的，其立场就是无产阶级的立场，就是同志。对同志的错误就不能持敌对批判的态度，而是持“团结—批评—团结”的态度，不能将同志、战友、盟友当做对立面的敌人来打。
谁都不是百分百的布尔什维克，哪个人能没有一点不正确的认识？如果不看本质和主流，只看支流，恐怕就找不到一个合格的革命同志了。我们还是应该坚持“团结—批评—团结”的原则，求大同存小异。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主张无产阶级革命，这就是我们统一和团结的大同和基础。不认同这个大同，就不是我们的同志和朋友，就得通过各种方式来斗争。如果大同已经存在，但是一定要纠缠于小异，就容易“唯我独左”、“唯我独革”而为渊驱鱼、为丛驱雀，就容易孤家寡人而不能五湖四海。这样，革命队伍就永远也形不成。
列宁说过，革命的胜利往往取决于中间派的态度。当今社会的两极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在这个两极之间存在着大量的中间派，发展的趋势将会是中间派逐渐向这个社会的两极分化。随着社会阶级矛盾的激化，社会的中间势力中的绝大部分将会向无产阶级的一极靠拢。这种情况不正是无产阶级希望看到的吗？所以，我们一定要分清革命阵线与反革命阵线，要有海纳百川的广阔胸怀，要善于团结已经改变和正在改变过去错误立场或认识的同志和朋友一道前进。
2014年6月2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