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滕增寿二创国企辉煌——在私营企业汪洋大海中成功打造国企旗舰滕增寿同志在被迫离厂，赋闲在家，耐心等待七年之后，终于盼到了重返国企的这一天。 原来，国营温州市玻璃钢建材厂在他被迫离开以后，便连年亏损，早己资不抵债，濒临倒闭。职工们日夜思念带领他们白手起家，从办家属厂开始，办成一流国企的老书记、老厂长。他们用静坐、请愿等方法，要求市委、市政府让赋闲在家的滕增寿同志回厂。市委、市政府终于满足了职工们的愿望。1984年初，上级根据群众的要求，重新任命滕增寿担任国营温州市玻璃钢建材厂党支部书记、厂长。 1984年4月1日，是国营温州市玻璃钢建材厂职工们的盛大节日。他们敲锣打鼓放鞭炮，兴高采烈地迎回了老厂长滕增寿。离开七年后，国营温州市玻璃钢建材厂已经面目全非，早已资不抵债，濒临倒闭。像这样资不抵债，濒临倒闭的小厂，当时在温州，在全国随处可见，都正在“正常”地走向死亡。他十年前办家属工厂是从零开始，现在则必须从负数开始了。 很多人都以为滕增寿疯了。说他重回建材厂，不仅仅是自讨苦吃，而且是自毁英名，结果必然是身败名裂。他们认为，国企的土崩瓦解是大势所趋，神仙也拦不住，滕增寿更是拦不住。 建材厂职工不这么看。他们相信老领导一定能领着他们度过难关，走出困境。 其实，滕增寿的心思，谁也没有看透。回到这个己经濒临倒闭的老厂，呈现在眼前的虽然是一片破败景象，但他却有虎归山林般的兴奋和激动，大有“待从头，收拾旧山河”的豪迈气概。他是黙背着岳飞的《满江红》回厂的。这是他苦苦等待七年之久才终于得到的岗位!他要通过自己在这个岗位上的实践，突显国企的强大生命力。他要揭穿国有企业搞不好的鬼话，粉碎对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种种污蔑和攻击，改变当时流行的“国企搞垮了是正常的，搞好了才奇怪”错误观点，证明不是国企搞不好，只是国企在某些管理环节上还需要改革，并且亲自“改”出一条搞好国企的路子，树立一个在改革开放中发展壮大国企，巩固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样板，重建人们对国营企业，对公有制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信心。 锣鼓鞭炮声一停，滕增寿对职工们大声说出的第一句话就是： “我就是不相信国营厂搞不好，不相信社会主义搞不过资本主义!” 这句话引起全厂职工的共鸣。破败冷落，毫无生气的厂区，一下沸腾起来。 正是这个共鸣，使全厂上下憋着一股不服输之气，拧成一股攀山登峰之绳。他们都决心跟着老厂长，再创大业，让人们看淸楚：国企一定能搞好!滕增寿因势利导，认真进行爱国主义、社会主义、集体主义教育。带领职工，坚持国企依靠广大职工的民主管理体制，大胆改革不合理和不能适应市场环境的分配制度，极大地激发、调动了全体职工社会主义的自觉性和搞好生产的积极性，不仅当年扭亏为盈，而且连续三年当年利润超过上年产值。第三年就实现了原计划三到五年实现的“三个一流”，把这个濒临倒闭的小厂再次办成了全市一流企业;重新搞出全国一流产品;职工生活达到全市国营企业一流水平。第5年评为国家二级企业，成立了温州市第一个企业集团，并命名“东方”。1997被国务院审核批准，列入全国512家重点国有企业，成为名符其实的国企旗舰。到我们开会的1999年初，东方集团已经拥有16家子公司，其中包括一家首开温州上市先河的上市公司。 东方集团的高速崛起。对于很多人来说, 都是一个难解的谜。曾经有人问滕增寿:“在温州模式的腹地,在私营企业的汪洋大海中,你是怎样为东方集团杀出一条血路来的?” 滕增寿笑了:“损人利己，挖别人的肉往自己身上贴。那不是我滕增寿和国营厂办的事。东方集团的发展，不是靠坑国害民，挖别人墙脚来的。我们也从不与他人争食，更没有你们说的那种你死我活的‘竞争’。恰恰相反，全民所有的国营东方集团，除了坚持社会主义改革的方向，结合温州实际以外，硬要说有什么诀窍的话，就是八个字：关心大局，为国分忧!” 滕增寿说的这些话，绝不是什么大话、套话、空话，都是切实贯彻在东方集团实践中的实话。那么，我们看看，滕增寿和他的东方集团，是怎样坚持社会主义改革的方向，结合温州实际，围绕“关心大局，为国分忧”八个字，在私营企业的汪洋大海中成功打造国企旗舰的呢? 第一，坚持全民所有制国营企业依靠广大职工的民主管理体制，认真学习邓小平理论，用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干部职工;大胆改革在现阶段不合理和不能适应市场环境的分配制度，极大地激发、调动了全体干部职工的社会主义自觉性和搞好生产的积极性。 滕增寿之所以在大家都说“国企搞垮了是正常现象”、大批国企纷纷垮掉的时候，“就是不相信国营厂搞不好”，是因为他真正了解国企。不仅了解国企对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的意义，而且了解国企的强大生命力，对搞好国企有丰富的经验、充分的信心和把握! 滕增寿十几岁进入国企。他十八岁当省劳模。二十岁宣誓入党，在国营厂摸爬滚打几十年，深深体会到，全民所有制的国营企业，是全国人民的命根子，受到广大人民真心诚意的爱护和无条件的支持。是最能凝聚力量，真正为社会服务的企业。它的管理运营也已经积累了以“鞍钢宪法”为代表的丰富而成熟的经验。这是任何私人独资或股份企业学不到和无法相比的。国营企业根本不是那些所谓“经济学家”、“改革家”说的那样，一无是处，浑身弊端。 就是人人喊打、彻底砸烂的所谓“大锅饭”，也是需要作具体分析的。 所谓“大锅饭”，即差别不大、基本拉平的分配制度，本来是体现公平、凝聚人心的社会主义优越性。只是这种优越性，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成熟阶段、高级阶段和共产主义阶段，所能体现的程度是不同的。我们过去的确存在某些用社会主义成熟阶段、高级阶段和共产主义阶段的分配理论，指导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分配实践的“乱时指导”问题，使体现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大锅饭”产生了某些平均主义的弊端。 但是，即使是“大锅饭”的某些平均主义的弊端，在正常情况下，后果也没有那么严重。像滕增寿这一代开国创业者，有谁会把自己的劳动、奉献与工资挂钩?有谁在接受任务的时候问过“给多少钱?”或者“涨多少工资?”这就是新中国的主人翁——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在百年战乱的废墟上、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的责任感、使命感和高度的自觉性。也是新中国主人翁的人生哲学即主人翁哲学。这个主人翁哲学的核心，就是为了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不计报酬，无私奉献。“大锅饭”的某些平均主义的弊端，与主人翁哲学之间不构成矛盾，并没有影响人们的劳动积极性。所谓“大锅饭”影响劳动积极性，真正影响劳动积极性的，并不是“大锅饭”，也不全是某些平均主义的弊端。主要是与主人翁哲学格格不入的个人主义。是以个人主义为核心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突破了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防线以后，个人主义与平均主义的弊端相遇，矛盾才突显起来的。新中国国企发展的历史生动地记载着这一切。所以，只要在坚持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的同时，大胆改革由“乱时指导”造成的，超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不合理和不适应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市场环境的分配中的平均主义弊端，就能激发调动职工的社会主义自觉性和搞好生产的积极性，把国企搞活搞好。 有些人把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当作“极左”进行批判;滕增寿根据自己在国营厂摸爬滚打几十年的体会，认为离开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单纯搞分配制度改革，靠物质刺激，不可能有长效。他在干部职工中反复动员：“人总得有一种精神。只搞物质刺激，必会导致私心膨胀，金钱挂帅，灵魂破坏，什么事也干不好。” 他提出“一大三好”的口号，即“大干社会主义，吃好、穿好、住好。”在当今条件下， 成功地把政治思想教育与关心职工物质利益结合起来，把大干社会主义与改善职工生活结合起来，很有号召力，深得职工的理解和支持。滕增寿在新形势下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教育，特别强调以身作则，身教重于言教。他总结国企思想政治教育经验：“喊破嗓子，不如做出样子。”摒弃了空洞说教。他提出：“治厂先治人，治人先治己，治己先治心。”他一回厂就把自己的心交给职工，首先宣布了自己言行准则、自律“三不”、任职保证，让职工鉴督。他的言行准则是：“干有劲，言有理，利要让，难要抢，带头干”，“金钱面前不变心，美色面前不动情。”;他的自律“三不”是：一不领奖金，二不参加分房，三不陪客吃喝、愉乐;他的任职保证是：“我把自己的生命交给你们，交给国营厂，一不为做官，二不为出名，三不为私利，四不怕死，为的就是要和大家一起把国营厂办好。”“保证用三到五年时间，把厂子办成全市一流企业，搞出全国一流产品，职工生活达到全市国企一流水平。”“如果不能做到，我自己买把快刀，切腹谢罪!”他的这些承诺，在职工看来，就是一颗赤诚的跳动着的心。加上他不折不扣地履诺，产生的教育、激励效果，是任何高水平的政治思想报告都无法比拟的。东方宾馆一位服务员，在我所住的房间里搞卫生时同我谈滕增寿，说到“他工资比我还少二百多元” 时，居然哽咽着说不下去，哭了起来。一个职工对领导如此真情流露，在我几十年的记者生涯中，还是不多见的。在这样有效的政治思想教育的基础上，大刀阔斧地改革分配制度，消除“大锅饭”的平均主义弊端，(不是笼统地砸烂“大锅饭”。当年一些人，在“大锅饭”问题上大造舆论，大做文章，大动干戈，后果早已经证明了他们的目的。)就抓住了国企改革的根本，掌握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的社会主义改革方向，必能充分持久地调动职工积极性。 他们将原先每月人均43元的等级工资，改成以质量为核心的结构计件工资制，上不封顶，下不保底。执行第一个月，一线普工最多的拿到200元的工资，工效一下子提高了6倍，产品质量也直线上升，国营温州市玻璃钢建材厂的国企活力，立即被激发出来。 但是，当时一个18级的县级干部，每月工资才80多块钱，一个13级的高级干部，每月工资也不过130多元。玻璃钢建材厂的这项改革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的争议。有些人甚至怀疑滕增寿这样做是为了浑水摸鱼，自己多捞。有关部门为此还专门发了通报,组织了对玻璃钢建材厂的财务审计。审计结论是：账目一清二楚;滕增寿个人只领国家规定的等级工资，他超时超强的劳动，工资一分不涨，奖金分文不取。人们心服口服，对滕增寿由怀疑转为敬佩。 原来，滕增寿在回厂后的第一次全厂职工大会上宣布的言行准则、自律“三不”和任职保证，不仅起到了鞭策自己，激励员工的巨大凝聚作用，形成了一个以崇高的理想、坚定的信念、高尚的品德为基础的团结奋斗的坚强集体，而且起到了在政治上御风挡雨的作用。 这也在滕增寿的预料之中。 逆私有化潮流，搞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的国企改革，左右两边都会有阻力，随时都有可能从什么方向来一阵风，下一阵雨。所以，滕增寿还在等待重返国企的赋闲时期，就做好了重返国企后当被告的准备。为了不让别人抓辫子，能甩开膀子领着大家干，他决定把个人利益让光，先给自己剃个光头，一根头发也不留，谁也别想抓他的辫子。他在第一次职工大会上宣布、承诺的一切，都是在赋闲等待时就考虑成熟了的。 滕增寿同志认为，在改革中，国企的当家人把自己个人的利益让得越彻底，就越能内聚人心，外防风雨。在职工中就越有号召力，越能带领职工冲破阻力，去克服困难，坚持改革，把国企搞好。这次分配制度改革引起的风波和上级审计的结果，使他更有了信心。 滕增寿之所以能够得到本厂干部职工发自内心的真诚拥戴，之所以能够在私有化的大潮中逆流而上，之所以能够在私营企业的汪洋大海中，从负数开始，成功打造出一艘位列全国512家重点国有企业的国企旗舰，除了他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共产主义理想和实事求是，结合温州实际的科学方法外，就是因为他把个人的利益让光，并且说到做到，一言九鼎。凡是他说过的话，就不允许有例外的时候和例外的情况。如果没有这后一条，再好的信仰也难坚守始终，再伟大的理想也是想想而已。 他说不领奖金，企业按规定发的月奖、季奖、年终奖、效益奖他不拿;先进奖、劳模奖他不拿。以上各项没有统计。仅是在他个人应得的奖金中占比例很小的一部分，即因超额完成各项经济指标，市政府每年下红头文件发给他个人的奖金，到1998年也超过了300万。所有属于他个人的奖金，他始终是分文不取，全部用于增加职工福利。就连开会发给他个人的奖品、纪念品，他都如数交公。在一个普通清洁工都有一千几或几千元月工资的时候，他作为全国512家重点国有企业的创建人、老总、上市公司懂事长，每月只领几百元国家规定的基本工资，是全集团收入最低的一个人，生活十分清苦。如果要评收入最低的国家重点国企老总和上市公司懂事长，无论在全中国，在全世界，第一名都非滕增寿莫属。 他说不参加分房，就怎么也不参加。根据他提出的“一大三好”，职工大干社会主义，集团公司高速崛起，实现了“一大”。为了兑现“三好”，集团公司历年来建了很多房子，职工按贡献大小排队，分批入住。按规定条件，滕增寿每次都排第一名，但是他“说不参加就不参加” ，每次都不要。职工、班子里的同事，怎么说也不行。市委书记、省委书记都曾来动员他住一套公房，他都谢绝了，而且在两级书记面前表示：“我有我的人生观，我是修行修到底了。” 不仅他自己不参加，女儿也不参加。他女儿是首批参加创业的七个青年之一，现在是公司公认的“元老”。无论工会、职代会为他女儿分房一事提出多少理由，做出多少决定，都被他否决了。 滕增寿在职时以厂为家，住在办公室里，退休时他父亲留下的老房子正逢拆迁。一个全国512家重点国企的老总和上市公司懂事长，退休后居然没有安身之处!他拒绝集团公司为他建房，拒绝集团公司为他提供的任何帮助。还是孩子们凑钱在老家乡下建了房子给他养老。 顺便说一句，滕增寿的家教家风，同样十分难能可贵。他的夫人和子女，在个人利益问题上都随他，从不计较。有一次，我问他的儿子滕月苏：“你恨你爸爸吗?你们本来是可以成为富二代，坐拥亿万资产的呀!” 他说：“父亲对我们一向要求很严格。我们从小受他的影响，理想就是学好本领，报效祖国。从来没想过发家致富，更没想过当富二代。我们真的认为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对的。怎么会恨他呢?” 我们多少“大领导”，看看滕增寿，看看滕增寿的家，不知还有地自容否? 他说不陪客人吃喝和愉乐，就连江泽民总书记专程到公司听了他两个小时的工作汇报，他也不搞例外，没有陪总书记吃饭。经别人解释，总书记不但对他表示理解，并且加以赞赏。 他说把自己的生命交给职工，交给国营厂，从1984年回厂起，他每天早晨5点半上班，干到晚上九、十点钟下班，天天如此，年年如此。对他来说，一年365天，天天都是工作日。 1995年以后，他干脆住到了厂里，睡在办公室，很少回家，把全部精力、心血都用到了振兴国企的事业上。由于他自己以身作则，一言九鼎，全无私利私欲，他提出的每一项改革措施和每一个经营计划，都能很快地得到领导班子和广大职工的理解和全力支持。 滕增寿同志把个人利益让光，说到做到，内聚人心，外御风雨，对于强化公司内部因素，改善公司外部环境，保证快速崛起，起到很重要的作用。 第二，抢救国企，把已经被搞垮的国企救活，使之再现国企活力，再作国企贡献。 政治思想教育与分配制度改革的成功，使濒临倒闭的国营温州市玻璃钢建材厂立现生机。国营温州市玻璃钢建材厂再执温州国企牛耳之后，滕增寿对于在私有化潮流中搞好国企，有了初步经验，更有把握了。他不以救活一厂为满足，急切希望能抢救更多的国企。 当时，温州的国企，基本都与1984年前的国营温州玻璃钢建材厂差不多。按某些人的说法，都成了“烂苹果”。正在以惊人的速度被“正常”地烂掉。 温州市最大最烂的一个“烂苹果”，就是国营温州造船厂。全厂近2000人，欠债3000万元，六年时间换了四任班子，搞了四次承包。结果是包一次瘦一圈，越搞越糟，把全市最大的国企搞成了全市最大的包袱。退休工人因多年领不到退休金，成群结队到市政府门口静坐、请愿，“要饭吃”。滕增寿同志看了深感痛心，在与班子成员商量后，主动去找市领导：“这个厂还有没有人要?”市领导摇头说：“真没有人要了。”滕增寿说：“没人要我们要!” 他带人到造船厂开了30多次座谈会，向职工征求治厂对策。职工反映了一大堆问题，其中第一个拦路虎是厂里有个厂霸。这个厂霸会武术，在社会上有一帮恶势力，还有关系网和保护伞。他把厂里的汽车放在露天任雨淋日晒、锈掉烂掉，自己在厂内办了个私人车队，用厂里的水、电、设备、材料维修自己的六辆私车，给自己赚钱。全厂职工敢怒不敢言，历任厂长都不敢惹他。滕增寿决定，治理造船厂就从这个厂霸开始。好心的人们为滕增寿捏了一把汗。有人劝他：“温州市已经有两位国营厂长因从严治厂被人杀害，你犯不着冒这个险。”滕增寿说：“我早就把自己交给了国营厂，叫那小子打听一下，温州市还有没有比我滕增寿更不怕死的人?”他派人送去最后通牒，限他六天内迁走。厂霸先想硬顶，滕增寿不吃他那一套;厂霸请出机关干部出面讲情，滕增寿也顶了回去;厂霸又耍赖，扬言我就不迁，看你怎么办?滕增寿告诉他：“我的办法很简单，到第六天早晨六点钟，如果你的车还未开走，我就把它统统砸碎。你敢纠集恶势力来厂闹事打人，我们知道正当防卫，不会留情!”厂霸胆怯了，第六天清晨四点钟，就把六辆车全部开走了。职工们奔走相告，拍手称快。滕增寿因势利导，提出“用主体厂优势去克服造船厂的劣势;启动造船厂的优势，冲消主体厂的劣势，形成新的优势”的兼并思路，当年救活造船厂。第二年技改大投入。当年技改，当年接业务，当年投产见效，造出了浙江省最大吨位的船舶。后来还为德国造了多艘5400吨多功能集装箱货轮，创造了浙江省造船行业九个第一。温州造船厂从此走上快速发展大道，由全省行业倒数第一的排位，一跃成为全省造船业的“大哥大”，而且年年上新台阶。 滕增寿领导的温州市玻璃钢建材厂兼并濒危国企，与有些人要求削去苹果“烂掉”的部分，提出债务、富余职工、离退休人员“三剥离”的要求相反，把整个“烂苹果”都包下，做到“三个绝不”。绝不把债务推给银行，让国家蒙受损失;绝不把职工推向社会，增加社会不安定因素;绝不把离退休人员当包袱甩掉，保证这些往日的功臣安度晚年。他们相继兼并救活了温州市8家亏损、濒危国企，都是当年兼并，当年扭亏，年年兴旺发展。集团公司为这些企业还清了4500多万元旧债，安排了3000多人就业。原来因多年领不到退休、离休金，成群结队到市政府门口静坐、请愿，“要饭吃”的2000名退离休人员，现在足额、按时领取退休、离休金，安度晚年。滕增寿和东方集团为市政府分忧解难，为温州市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做出的贡献，得到市委市政府的高度评价、衷心感谢和年年表彰。 第三，关心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大势，从主动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中把握商机，快速发展事业，保证职工充分就业，决不搞什么“减员增效”。 持自由化、西方化即资本主义化改革开放观，搞自由化、西方化即资本主义化改革开放的人，口口声声讲“以人为本”，却要牺牲数千万职工，让他们“下岗”！这是为什么?原来，在他们的思想和理论中，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不是“人”，而是“劳动力”，是与牛、羊、棃、耙等一样的“商品”。他们“以人为本”的“人”，只是极少数手握生产资料的剥削者、为剥削阶级服务的治人者等不需要出卖劳动，因而不会成为“劳动力”，不会成为“商品”旳人，压根就与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无关。因为他们只是“劳动力”、“商品”。所以，他们看来，在“以人为本”的改革中，让数千万“劳动力”“下岗”，是 “理所当然”、毫无疑义的。就像西方资本主义在经济危机时，将牛奶倒进大海，服装付之一炬一样正常。把为企业发展艰苦奋斗，无私奉献几十年，从来不为自己争工资，争待遇的工人、国家和企业的主人，说成是“企业的包袱”、多余的“劳动力”，让他们“下岗”。没有高度的资本主义化改革的自觉性和坚定性，没有对劳动力商品理论的高度自信，是绝对办不成的。所谓“减员增效”，就是赶走和尚拆庙。这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他们让几千万职工“下岗”，一石二鸟：一是打击了工人阶级，拆散了工人队伍，使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阶级，变成资本主义化社会中的弱势群体。这个弱势群体不得不在资本主义化社会的底层，为生存而挣扎。纵然有再多的“民主权利”，也无条件享用。工人阶级、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自然变为资产阶级精英政治。二是搞垮了全民所有制国营企业，消灭公有制，建立私有制，瓦解了社会主义制度的经济基础，建立了资本主义制度的经济基础，有了直接向社会主义上层建筑发起攻击的资本。公开亮出宪政旗帜，风雨兼程深化政体改革，就是在基本改变了经济基础的背景下发起的。 持社会主义改革开放观，搞社会主义自我完善的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就完全相反。在东方集团旗下，没有“下岗”一说。他们认为，对于一个社会主义国营企业来讲，以人为本，就是以全体员工为本。员工是企业的主人，是改革发展的主力军，理所当然，也应当是改革发展的直接、首先受益者。东方集团在改革发展中，决不把职工当包袱，更不会把“包袱”摔给国家，推向社会。他们领导职工谋发展，通过发展为职工谋幸福。对滕增寿同志领导的东方集团来说，人始终是最宝贵的。有了人，正好开拓市场，发展事业。滕增寿同志要求企业领导干部关心社会经济发展大局，从为社会经济发展大局服务的目的出发寻找商机，发展事业，扩大就业。他把为社会经济发展大局服务、企业发展和职工幸福凝为一体，比别人飞得更高，视野更广阔，看得更准确。他们看准了，就像雄鹰那样猛扑过去，一抓一个准。所以，他们屡屡在别人没有看到也没有想到的地方，出奇招，制大胜。决策一个项目成功一个项目。既实现了企业的快速扩张，保证了职工的充分就业，又主动为大局服务，满足了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或者可以说，因为他们首先想到的是满足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所以就能实现企业的快速扩张和持续发展，保证职工的充分就业和“三好”。 1996年，他们向别人还没想到、看到的地方“猛扑过去”，投资1亿多元引进国外先进设备，生产大口径离心浇铸玻璃钢管道;1997年，他们又向别人还没想到、看到的地方“猛扑过去”，投资4000多万元建成环保型高科技电镀公司。开始，还有人说风凉话：“现在人家财大气粗了，想怎么折腾就可以怎么折腾!”后来，国家下文治理低水平、污染环境的小电镀行业;着手解决引水工程中的水质二次污染问题。当人们恍然大悟，想上项目的时候，他们的定单早已到手，货款正不断进账。 第四，发挥国企的主导作用，利用自身的人力、财力，扶助民企，把经不起风浪的片叶小舟结合成联合舰队，团结奋力，搏击商海，稳操胜券。 温州个体私营经济发达，当时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中比重只占4.5%。在这个特定的地域经济环境中，国有企业的生存无疑是困难的。但是，滕增寿和东方集团仍然没有忘记国企的责任，从未动过与民争食的念头。他们的原则是不与民企抢饭吃，让出大道登险峰，险难之处求发展。不仅把便于发展的项目让给民企，自己到险难之处求发展，而且还尽可能地扶持民企，为民企服务，在扶持与服务中与私营企业共同发展。 温州灯具业十分繁荣，也非常混乱。市区个体私营的灯具作坊门店大约有上千家，而且大都集中在“东方”所在地一带，乱糟糟，闹哄哄，十分烦人。有人按照“竞争”法则，建议东方集团凭借自己强大的实力和现成的条件，办一个特大型、一条龙服务的灯具企业，一举扫除这些乱糟糟的小作坊、破门店，既改善“东方”所在地一带的市容环境，又拓展了“东方”的事业。东方集团也完全有能力做到这一点。但是，滕增寿同志认为，灯具生产，技术、设备要求不高，是大多数个体经营者都能搞的产品。“东方”不但不能同他们“竞争”，断他们的财路，还要利用自身优势，设法帮助、扶持他们，为他们服务，与他们共同发展。他决定腾出市区的厂房，新建了独具中国古典建筑特色的东方灯具大市场，请个体作坊、门店入住。给他们“东方灯具大市场”的冠名权，并为他们提供质检、销售、通讯、运输、仓储、结算、保安、生活等一条龙的全方位服务。让他们从小舢板登上了大军舰，把散兵游勇组织成了大兵团。全市80%的个体私营灯具厂、店都进了东方灯具大市场。这个大市场1993年开业。当年销售额就达3亿元，到1998年达到30亿元，五年增长十倍，成为全国灯具第一大市场。进场的老板都发了财， “东方”则每年从服务中增加了3000万元利税。 走出我们会议下榻的东方宾馆，就是东方灯具大市场。我在开会期间，常在饭后逛街，同一些灯具店老板交谈。他们谈起自己当初带着几把锤子、钳子进场，如今有了货车、轿车，都十分感谢东方集团为他们办了好事。他们说在这里做生意，百事不用自己操心，打“东方”牌子，“东方”什么都给我们想到了，办好了。自己用不着去和方方面面打交道，特别省心，特别有安全感。自己就一心一意搞生产，搞销售。他们还说，“东方”这个品牌，在全国灯具行业很有影响，很有威信，到外面谈生意特别顺利。有的人还到外省市开分号，发展得都很好。提起滕总，都竖起大拇指，敬佩他有海纳百川的胸怀，说他“是一个真正办大事业的好人”。 把个人利益让光的滕增寿，关心大局，为国分忧，发展国企的脚步永不停息。就在人们震撼于东方集团发展的神奇速度，交口称赞东方集团辉煌业绩的时候，滕增寿又把解决老伯姓吃药贵、看病难的问题与东方集团的发展联系起来，思考如何办药厂、开医院，既让老伯姓买药不贵，看得起病，又为东方集团再创新业的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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