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有化阻滞中国高科技发展

第六、1%和99%势不两立。美国学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在所著《美国的1%与99%》（2011-10-12 ）中这样写道：现在，身居美国财富金字塔顶端的1%人口每年收入占全国总收入将近四分之一。若以所拥有的财富而论，这1%人口所控制比例达40%。而在25年前，这两个数字分别为12%和33%。有人为此辩护，称其是独创性和干劲给这些人带来的财富，并说二十多年来所有人的生活都已水涨船高。斯蒂格利茨说，这是误导。因为过去10年来，上层1%人群的收入激增18%，中产阶层的收入却在下降。而对于只有高中文化程度的人来说，收入的下降尤其明显——光是在过去25年里，就下降了12%。最近几十年来所有的经济增长，都流向了金字塔顶端的人群。在收入平等方面，俄罗斯、伊朗、拉丁美洲许多过去以收入不平等著称的国家——如巴西——最近几年都急速发展，缩小了收入差距，而美国却让不平等状况加剧。 
很久以前，经济学家界的“边际生产力理论”者，力图证明巨大的收入不平等是正当的。他们的理论是，高收入者是与更高的生产力、对社会有更大贡献联系在一起的。因此，深受富人称道。 
斯蒂格利茨写道：与这些把全球经济拖到毁灭边缘的人相比，那些给社会真正做出贡献的人——包括遗传研究先锋和信息时代领航者——所获取的报酬简直是微不足道。 
两极分化的结果，扭曲着社会。斯蒂格利茨写道：大量事实证明，不少普通大众效仿塔尖1%人群的生活方式，消费超出自身承受能力。先富带动后富的“滴入式经济”也许只是一种妄想，但塔尖人群的行为方式倒是真的成功渗透到了下面。收入不平等极大地扭曲了我们的外交政策。塔尖1%人群很少去服兵役——志愿兵那点收入根本不能吸引有钱人的儿女，他们的爱国主义仅止于此。国家参战时，他们亦不会受到高税额的“勒索”：因为国家全用借来的钱支付这些费用。外交政策的定义本是平衡国家利益和国家资源。但掌权的1%人群因为从不付出任何代价，所谓平衡和限制的概念有时和实际差得很远。于是美国经常冒不必要的风险，企业和合同商则跟着逐利。同样，经济全球化规则也是为富人而设计的：它们鼓励国家之间的商业竞争，这会导致对企业降税，减少健康和环保方面的投入，破坏过去被视为核心价值的劳工权利。 
或者，更准确地说，他们以为自己不需要关心这些。塔尖1%人群给社会带来诸多负面影响，最大后果就是侵蚀了人们对美国公民身份感的认同，让普通人不再相信公平竞争、机会平等和社区意识。美国向来以社会高度公平为傲，宣扬人人都有机会，但统计学数据却证明了另外一个事实：美国穷人，甚至是中产阶级，挤进上流社会的机会远比许多欧洲国家要小。现实的牌局对他们不利。最近中东动荡，正是因为人们不满于体制不公，认为没有出头的希望，食品价格上涨和年轻人失业率高企只是导火线。眼下美国年轻人失业率达到将近20%(在一些地方和族群中甚至达到40%)，六分之一的美国人想得到一份全职工作而不能，七分之一的美国人要靠食品券生活，大量证据表明，好处全部留在上层，并未“滴流”到下面，惠及其他人群。这不可避免地导致疏离感——上次大选中，二十多岁人群的参选率约在21%，与失业率相当。 
看着别国街头的乱象，我们该扪心自问：什么时候会轮到美国？在很多重要的方面，美国正变得跟这些遥远的、动荡的国家一样。斯蒂格利茨言对了，2011年10月5日（当时，他的文章尚未发表），就在美国华盛顿发生了旷日持久的震动世界99%的人对1%的人说‘不’”——“占领华尔街”运动，蔓延到美国150座城市，直到欧洲的许多国家。

第七、高科技争霸走向军备竞赛、人类在战争恐怖中提心吊胆地生活。帝国主义就是战争。因为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国家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及广大人民之间的矛盾、帝国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帝国主义国家与原来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之间的矛盾，都是不可调和的对抗性矛盾，所以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在当前，美国一手扶植的日本军国主义正加速复活。新的世界性战争策源地正在形成。新一轮军备竞赛如火如荼。人们看到，与军事高科技的主要领域表现在三个层面：一是武装军事领域各项基础技术，包括信息技术、微电子技术、光电子技术、电子计算机技术、新材料技术、新能源技术、动力技术、生化技术、先进制造技术和仿真技术、卫星技术等；二是应用于武器装备、军队编组、作战指挥、战略战术部署、作战行动等应用性高科技，包括侦察监视技术、电子战技术、精确制导技术、航天技术、航海技术、伪装与隐身技术、指挥自动化技术、核技术、生化武器技术、气象技术、新概念武器技术等；三是单向军事技术体系走向平战结合、军地两宜的战略战术技术体系。长备不懈，必须建立全民国防体系，包括预警、防空、救护、医疗技术、难民集聚、疏散技术、物资食品餐饮备用，建立科学的各相关产业力争平战配套、军地互转和及时更新，这样一整套军地两用技术、两用物资、两用空间转换等。

备战和战争，是军事高新技术发展的主要推动力。 进入70年代之后，由于电子信息技术加速度发展，高新技术装备研制成功并迅速派上了战场，同时，许多传统的常规武器也因采用高新技术而使战术技术性发展到极致；加上80年代爆发的几场局部战争，军事高新技术的重要作用，更引起了世界各国的广泛关注和高度重视。世界进入了高新技术装备的局部战争新的世界性战争的历史阶段。武器装备向着奇、巧、极大、极小、极快、集合、立体、可变、可导、可随的方向发展，战争向着先发致胜、毁灭性、速战速决的战略战术方向发展，这是因为：

其一、高新技术引起战场、空间与作战行动的变革。恩格斯曾指出：“一旦技术上的进步可以用于军事目的并且已经用于军事目的，它们便立刻几乎强制地，而且往往是违反指挥官的意志而引起作战方式上的改变甚至变革”。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迅速崛起的高技术猛烈冲击下，一战以来形成的传统作战理论，遇到了严重挑战。作战理论的变革势在必行。信息技术、声光电磁装备、航天航空航海技术、新材料技术、生物技术，甚至气象技术等，已广泛地渗透到战略部署、战役安排及战场作战的各个领域，并创造了软、硬杀伤相结合的电子战、粒子战手段，直至激光战，假象、假作为、假信息技术等，难以预想和尽述。

其二、高新技术使作战指挥体系走向“扁平网络化”。传统的自上而下的高度集中的“树状”指挥体系已由扁平型“网状”指挥体系取而代之。

其三、战争的不可避免性，偶然性和突发性。准备小打，更要准备大打。注意以假乱真，谨防受骗上当。力求立体准备、立体应对、人际人机天人结合。

二、科技进步、复合经济结构的历史特点及其对策昭示

综合科技革命正反两个方面对人类经济发展的作用，可以再清楚不过地向人们展示，科技进步形成的复合经济结构，既具有其鲜明的时代特点，又具有不可阻挡的历史走势，昭示着人类的未来。

(一)高科技条件下形成复合经济实体推动经济发展的几个历史特征

一是知识、技术创新成为经济发展的巨大动力。科学技术的动力作用，表现为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个方面：作为生产知识、技术、技能、技巧、方法的这些新的科学技术，必然促进新材料、新技术、新工艺、新产品的形成，促进生产力的提升和发展，提升生产力；生产力的提升又反过来要求生产关系与之适应。就是说，通过生产发展，发现和认识新材料、新技术、新工艺、新产品，必然发现新规律，形成关于自然的新的科技知识；因为新材料、新技术、新工艺、新产品，要求合理组织生产和管理生产、改善管理、调整关系，形成新的人文管理知识。这些改造自然的新的认识、管理生产的新的人文认识，便成为新的科学技术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建设的基因，形成新的生产力；新的生产力，使产品生产的数量与质量、性能和美的表现得以提高，使生产进一步分化和重组，必然改善人们的伦理、道德观念，协调人们的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关系。

但是，在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垄断是资本主义本质发展的必然产物。因为自由竞争是资本主义的铁的规律，它要求打破一切阻碍资本主义发展的各种障碍，反对束缚自由、开放的一切桎梏。但是竞争的不可避免的结果，就是走向生产、经营集中，而生产、经营集中必然引起垄断。垄断，无非采取两种形式：一是单个经济实体的独占式；二是强强联合的组合式。马克思指出的“每一种生产方式，都产生出它特有的法权关系”（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恩选集第二卷》，1972，第91页），目前在世界上炒的沸沸扬扬的所谓知识产权，其实就是资本主义条件下，打着法律旗号实施的一种科技垄断保护制度。

二是生产、分配、交换、消费互为动力

马克思说得好：“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因此形成一个正规的三段论法”“生产是一般，分配、交换是特殊，消费是个别”（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恩选集第二卷》，1972，第92页）。从循环的链条运动看，中间环节，也完全可以使运动正常运行，又可以成为制肘，甚至可以使运动断裂、倒退。消费也不是消极被动的，它也可以促进运动正常，并为下一次运动准备新的条件，但是也完全可以阻滞生产、中间环节的运行。

事实明摆着：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人们看到高科技，引起社会经济在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的各个环节发生严重的社会溃疡，如前所述：劳动经济向知识滥用溃变，交换经济向信用泡沫溃变，实体经济向虚拟经济溃变，文明经济向罪恶经济溃变，自然生态向生态、环境恶化溃变，1%和99%的人尖锐对立，高新军事技术争霸，使世界经济倾向军事优先，加大加紧军备竞赛，人们在战争恐怖之中，提心吊胆地生活。也就是说，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完全依靠经济危机调节，因而处于严重的恶性循环的运动之中。

三是国际市场与国内市场紧密结合

在高科技条件下，时间变少了，空间变近了，地球变小了。民族的、地域的经济，必然走向世界。每一个国家、民族、地区，都面临两个市场，一个是国内、区域内市场，一个是外部、国际市场。越是掌握高科技的国家、民族、地区，越是发展高科技产品的高端，走在经济发展的前面。但是，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由于发达国家具有高科技优势，他们利用其在军事技术、经济经营发展的高科技优势，占据市场的上位，使后发达、欠发达国家，特别是刚刚独立的民族和国家，因为文化科技落后，处于越来越不利的地位，致使地区差别越来越大。民族的、地区经济如果不寻求独立自主的经济发展战略，极可能使一些落后的民族或地区，变成原材料、劳动力和商品推销市场，甚至变成外国人吃喝嫖赌的游乐场所，本国的、民族的、地区的经济永无出头之日。

四是以人为本，进到以自然为本

在近代资本主义出现以前，人们以“神”为本。人本思想最早由古罗马思想家M·T西塞罗提出。新兴资产阶级为了反对封建教会专制，要求发展人的个性，而文艺复兴，更是在“人的解放”的旗帜下，把人性、人权推到了极致。20世纪60年代，现代人本主义在哲学界再次突起，存在主义、新托马斯主义、人格主义、法兰克福学派等广为流行，这些学说的基本特点，应该把人作为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研究中心，突出人的主导作用，宣扬人的价值、捍卫人的尊严、关注人的利益，以提高人的地位为使命。这种思潮带动了人本经济学的发展。这种基于以人为中心的人本经济学，关注的是人的发展和需要，虽然不是对金钱和财富的关注，它以马斯洛的“需要层次序列论”为人性假设，认为人的精神需求本质上是社会需要，不能单纯地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的方式。但是强调的是人还是人的满足。这种人本主义思想的直接后果，就是颠倒了的人与自然的辩证关系。随着高科技带来的经济发展，结果是可利用的自然资源枯竭、工业污染、生态、环境破坏。于是，痛定思痛，人们意识到还是古代中国人提出的“天人合一”思想值得重视。回归自然，建立可持续发展理念，便成为人们新的经济发展追求。

五是只有理性制导，才能持续发展

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的经济发展，只顾私人资本的盲目扩张，不顾社会的整体后果，阶级分化，1%和99%的对立；高科技争霸，引起军备竞赛，人们处在战争恐怖之中，民族的、国家的对立；造成人与自然的畸形关系：生态、环境破坏，整个地球生存受到威胁。人类经济发展呼唤理性制导，才可能持续有序地发展。

显然，这种理性制导，不能从人们的头脑中去寻求，也不是在以往的历史经验中寻找，而只能从现实的经济关系的矛盾运动中去分析、去解剖，以引出科学的认识。为此，必须解放思想，重新思考社会问题。恩格斯说得好：“必须重新研究全部历史，必须详细研究各种社会形态存在的条件，然后设法从这些条件中找出相应的政治、私法、美学、哲学、宗教等等的观点。”（《恩格斯致康·施密特》，《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7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二）高科技条件下，经济发展的理性对策

在高科技条件下，并非复合经济实体的出现而使资本主义改变厄运。相反，目前世界经济发展中存在的诸种问题，都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固有的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并且因为高科技发展、复合经济实体的形成，进一步暴露了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也就是说，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有制与社会化大生产这个基本矛盾，是不可克服的。它的两大表现形式，即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的矛盾，个别企业的高度计划性与整个社会的无政府状态的矛盾，在高科技条件下愈演愈烈。通过上述矛盾的分析，在高科技条件下，随着复合经济实体的形成，考察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理性对策，必须确立一下四大认识：

其一、在高科技条件下，经济复合结构的形成，要求人类经济开发与建设，必须建立高度理性智慧，遵循自然规律、经济规律和美的发展规律。

其二、在高科技条件下，经济复合结构的形成，要求建立生产资料的公共所有制，在此基础上实现劳动者和管理者的平等。

其三、在高科技条件下，经济复合结构的形成，要求人的解放，社会公平，形成新的社会生产联合体。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把阶级社会推向最后阶段，在这里，劳动人民所创造的物质财富竟变成统治劳动人民的异己力量。

要实现人人同志式的平等的互助合作，就必须让劳动者做社会生产资料的主人。为此，就必须进行社会革命，变资本主义私有制为社会主义公有制，才能创设这种条件。马克思进一步指出：只有到了共产主义社会，这样一种“以每个人的全面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条件下，人们都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人，谁也休想以生产资料的占有而占有别人的劳动，大家以高度的科学技术武装自己的头脑，真正平等地、自觉的参与科学管理和适合自己的劳动，因而，劳动效率大大提高，劳动时间大大缩短，从而有充分的时间来提高和发展每个人的智力、体魄、品德和个性所需要的各种能力。 
也就是说，只有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工人阶级、农民和其他劳动人民上升为统治阶级，运用国家政权的力量，建立公有制经济，以形成各种形式的社会生产联合体。这些社会生产联合体，是新型的经济复合组织实体。只有在这样的条件下，作为人的我们，才真正具有这样四个特征：回归人的本质； 劳动者是生产资料的主人；社会关系是由真正的独立、平等、自由的社会主人建立起来的同志式的互助合作关系，人类人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

其四、在高科技条件下，经济复合结构的形成，要求公共意志和公共权力实现人民民主。

所谓公共意志，就是一个复杂、多向、多维的组织，如何形成共识，但是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由于人们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关系以及由此决定的在组织中的地位和作用不同，追求的利益取向不一致，也就不能达成真正的利益一致的共识。现有企业的所谓共识，其实只是投资方（所谓控股者，下同）的意志。

所谓公共权力，就是一个复杂、多向、多维的组织，如何根据公共意志，形成公共权力，以保证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但是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由于投资方与员工的利益追求，因为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不同而具有原则性差别，所以，公共权力的行使，必然主张不一。现有所谓公共权力形式，其实只是投资方的权力机构。

所谓民主，只有阶级民主，而不可能是抽象的非阶级的民主。如前所述，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由于投资方与员工的利益追求，因为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以及由此形成的不同地位和作用，而具有原则性差别，所以，不存在按照员工的意见来处理组织的问题。现有的所谓民主管理，其实只是握有生产资料所有权人或他们的代表，如何谋取利润最大化的一种炒作方式，是虚伪的、形式上的。

由此可知，高科技条件下，经济复合结构的形成，要求公共意志和公共权力实现人民民主，只有变更生产资料私有制，为社会主义公共所有制，才能形成这三者的相互统一的制度。

三、中国的私有化改革，严重阻滞了中国高科技发展

中国的私有化改革究竟推动了中国高科技，还是阻滞了高科技的发展？因为篇幅，这里仅举四件事便足以认识其真谛。

先看农业。众所周知，七大高科技，特别是生物技术、绿色环保技术、电子技术、新材料技术，为农业发展提供了极好的机遇。但是，我国农业近30余年来，在我们的“精英”和大大们的指导下，解散农村人民公社，“分田到户搞承包，一夜回到解放前”，成为基本上还是未经分化、改组、重组的弱质低效农业。一是小生产、小经营。劳动生产率低、产出低、商品率低、产品质量低、农民收入低、购买力低；二是地区农业缺乏科学分工和布局，产品结构单一、层次低，各个地区优势资源、稀缺资源、珍奇资源得不到挖掘、开发和发挥；三是教育科技落后、劳动素质低；四是产前、产后落后，面对大批剩余劳动力，难以形成产前、产后对劳动力的吸附、转移能力，而跑到城里成为候鸟式“农民工”，遇到节假日形成运输重负；五是基础设施落后，相当数量的地区交通闭塞或落后，不少地方至今仍处于与现代社会隔离、半隔离甚至自我封闭状态。这样的农业情况，难以吸附科技、知识，推动技术进步。既没有推动农业科技发展的动力，也没有农业科技发展的有效需求。也就是说，由于50年不动的“联产承包制”，使我国丧失了农业利用、吸附高科技的极好机遇、能力和条件。从而造成了影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五大后果：二元经济难以打破、城乡差别拉大的趋势、科技在农村无用武之地、农村两极分化、全国近2忆农民工涌入城市。农民工的这种“繁荣”，正是农业衰败、中国经济在根上出了问题的“生动反映”。要不是一些省市自治区的农业工作者和广大基层干部突破承包制、致力于产业化的努力，中国农村的问题更加严重（见拙著《农业产业化道路》，哈尔滨工程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拙文《思考我国农业的现状和出路应该正视的几个基本问题——答读者读拙作〈南街村系列报告〉的来访》，2007-10-12）。

其次看企业社会化大生产的分裂。众所周知，中国的企业需要进行技术改造。坚持这一条，中国的高科技就可以大有用武之地。然而，人们看到，中国城市的许多大型国有企业和大农场，在改革中，层层承包后，大化小，小化到个人，于是原来社会化的大生产，变成了一个个孤立的小工厂、小村镇和个体农民，养肥了总承包人，而瓦解了公有制企业，瓦解了社会化大生产。于是形成了国有企业难以为继，加上拨改贷、逼还贷的断奶措施，国有企业便成为“国营不如集体、集体不如个人”的“改革对象”。使一大批本来有机会通过技术改造，重建国企雄风，却在“伟大的”改革中宣布破产，转手到我们的厂长（场长）企业家手里，因而丧失技术改造的良机。人们永远也不会忘记，我们的许许多多老职工，噙着眼泪看着自力更生、勒紧裤带建设起来大的企业、大农场，就是这样在“发展是硬道理”的大叫大喊中，将所有权“明晰”，替代了期望的技术改造和技术革命，抛弃广大职工而把国有企业搞垮的。有良知的人们懂得，那些在夹缝中新发展起来的大量的私营中小企业，由于势单力薄，也难以吸附科技、知识，推动技术进步。既没有推动科技发展的动力，也没有科技发展的有效需求。致使有毒有害添加剂、加工工艺泛滥，中国人饭桌上几乎没有可以信赖的餐饮食品。中国科技发展落在了大量吸收外资的“三资”企业上，因而出现了畸形的所谓“中国制造”，而中国原有大企业的有声誉的大名牌，很多也因此被摧垮了。

再看是人才外流和科教文卫的市场化和人们的理念金钱化。搞高科技发展，主要靠知识分子和广大劳动人民的首创精神，依赖于人们的爱国、爱人民、爱社会主义、爱科学的觉悟，由于30余年以来推行金钱挂帅，大搞市场化改革，很多大有发展前途的国有中小企业、大型国宝企业，留不住人才，致使国家、企业事业和一些科研机构，大批人才外流。同时，新毕业的大学生以及研究生，纷纷弃国外奔。同时，我们的教育，严重脱离无产阶级政治、严重脱离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追求精英教育、智育第一、分数挂帅。填鸭式的教育，数不尽的考试，补不完的课外教育，做不完的作业，严重摧残青少年的身心健康。大中小学教育，许多教师不是放在自身的提高，而是努力抓钱。我们的高等教育培养出来的许多学生，不懂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不懂唯物辩证法，不懂历史唯物主义，不会科学分析和综合，更不知道什么是资本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并且把个人发财致富当作自己的最高追求。仅此一端，就可以看出私有化的改开，对中国科技事业的阻滞是多么严重。

还有，在“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的奴才哲学指导下，同时害怕毛泽东远程设计的影响力，中国在1980年代，D大师挥起大斧，砍掉了一批已经上马或即将上马的高科技、重要工程和高科技国防项目。在今日中国，再也看不到人民群众那种欢欣鼓舞搞创造发明和技术革新、技术革命的爆发力了。

由此可知，取向私有化的改革，不仅背离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共产党的纲领，背离人类发展的历史规律，背离中国人民的心愿，同时也背离科学技术发展的历史规律，因而严重阻滞了中国高科技发展。

事物的内在本质，需要科学论证和社会实践检验。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有比较，有鉴别，还需要动脑筋。是有良知的共产党人和中国人醒悟的时候了！